只有劳工受伤的就业市场：康乐村与后疫情“复工难”

又到一年复工复产季，主流媒体的叙事中最近有工人欢喜有工人忧，有“招工难”也有“找工难”。一边是康鹭片区的制衣厂老板开出“万元月薪”迎接求职者，另一边多地工厂停招，无数来务工人员在电子厂的大门前碰壁。

这些现象背后有劳动力市场中跨行业的供需失衡，和产业转型的阵痛。但对于基层劳动者来说，生活的主题仍是为了基本生计在就业市场中奔波寻觅，日新月异的经济业态和劳动体制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工作状况，或带来新出路。当封锁解除，行情回暖之后，打工人迎来的仅有被迫转型的选择和承受剥削的自由。疫情的“例外状态”已经不再，但制度性压迫的“常态”更令人担忧。

正月十五前后，各地招工复工的浪潮中，广州市海珠区的著名“制衣村”康鹭片区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两个邻近的城中村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康鹭，是5000多家小型制衣厂的集中地，以“短工计件”的模式，成为了广州市——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聚集地——大纺织商圈的命脉。

在去年年底经历了大规模新冠感染、被迫转运隔离后，制衣厂老板与长年进城务工的工人们一度大批返乡。到了今年年后复工季，众多制衣厂老板又像以往一样走上了两村之间的康隆大街，拿出了样衣和招聘信息。不少老板们和工人们都表示，最近接了不少新订单，今年要好好干一场，“把疫情中失去的时间赚回来！”。但万事俱备，雇主却难觅足够的制衣工人手，有的岗位号称月薪过万、包吃包住，却发现前来应聘的工人少之又少。

每年节后康鹭片区的制衣厂老板排着长队招工抢人的情景，一改公众印象中“老板挑工人”的招聘模式，让工人扬眉吐气挑老板。这似乎是一种颠覆人们对传统劳资权力关系认知的“奇观”，同时也传递出就业市场景气的积极信号，充满“正能量”。因此，康乐村春节后的“招工荒”每年都登上新闻，被许多国内主流媒体报道，标题中常用到“月薪过万却招不到人”、“年轻人越来越娇气”这样充满噱头的解读。但”月薪过万”的背后，康鹭制衣短工每日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没有合同，缺乏社会保障的不稳定劳动状况却罕有被提及。

康鹭的制衣工人，不管长工散工，都没有劳动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劳动保障完全缺失。在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的当下，找一个当天能够赚到最多收入的工作，成了制衣工们最迫切的选择。订单旺季时工人虽可以通过日夜“赶单”获得较优渥的日结工资，但谁都清楚这种高压之下的”短工-计件“模式绝非理想工作。多数工人都心系农村老家，只求辛苦一时赚快钱，不会认为这里的生计是长久之策。知道内情的打工人，都不会为康鹭制衣厂招聘时打出的高薪心动。“招工荒”所折射出的，反而首先是上百万农民工们愈加困难的就业现状，以及长期未得到落实的外来务工就业政策保障。

然而，对今年行情感到乐观，扬言要赚回前些年损失的康鹭制衣厂老板，仅仅是中国疫情后节后复工复产大潮中的冰山一角，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其他行业和庞大的底层劳务市场全貌时，个别“招工难”的新闻实在难以掩盖更多打工人“找工难”的黯淡前景。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康鹭片区制衣厂的“招工难”、“月薪过万招不到人”现象之下，直接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季节性的用工缺口。年后复工复产季本身是纺织业的用工高峰期，订单需求旺盛，加上工人尚未全部返穗，工价处于一年中的高点，但这种所谓“日薪数百，月薪过万”的高收入不会是行业的常态。从康鹭片区的情况本身，我们难以以小见大，得出疫情后及节后国内制造业的整体回暖或者宏观经济的“开门红”的结论。不过，部分市场观察人士肯定了放开疫情管控后部分产业的复苏，如餐饮业也传出招不到人手的”缺工荒”局面。

对比招工需求凸显的纺织业，其他更多制造行业的工人刚复工就被拦在工厂大门外。近年来受世界新冠大疫情影响，中国外贸本就“形势严峻复杂”，东部沿海工业带企业裁员、搬迁、倒闭不断。而全球市场目前仍受疫情带来的长期冲击，高通胀和能源危机持续，消费内需和外需萎靡不振，这给国内经济复苏蒙上重重阴影。上海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环比持续下跌显示出外贸订单转冷，中国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仍未走出漫长寒冬，用工需求严重萎缩。

抖音上最近爆出长三角珠三角多地工厂停招，电子厂门口应聘人群集结的场面。多地招工岗位稀缺，工价持续下降。在法定最低时薪18.1元的东莞，疫情前工厂临时工工价还可常见到每小时20元甚至更多，而现在17-18元已算高薪，甚至13-15元也有很多人排队等录用。即便被雇佣，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工价也难以满足蓝领工人生活的基本开销，求职中的失业群体的生活则更难以为继。

类似的种种迹象表示，2023年开年国内制造业整体不景气，用工需求低迷。建筑业、电子业等行业蓝领打工人的就业和薪资前景不容乐观。

一边是康鹭片区的制衣厂老板难觅合意的工人，另一边无数打工人、外来务工人员在就业市场碰壁，挤破头争当电子厂普工。两相对比，无疑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中跨行业的供需失衡，以及产业转型中的某种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举成为“世界工厂”，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众多的就业人口，但时过境迁，徘徊于人力市场却一无所获的“螺丝工”如今已是中国制造业的“新常态”。随着大量企业为削减人力成本，引入机器和自动化系统取代工人，《2022年一线蓝领用工及薪酬管理调研》显示，制造业对于普工的需求普遍降低，而对于技工的需求不降反升，给年轻打工人的进厂工作机会早已不再像当初那样唾手可得。由于中国产业转型中劳动力供给方的复杂变化，国内企业高技术工人也一向存在短缺现象。因此，入职门槛低的电子厂普工职位通常不乏应聘者，而更青睐熟练工人的康鹭片区制衣小厂自然易遇“招工荒”。

随着广州市纺织服装产业逐步向清远转移，原本广州城中村中有技术有经验的制衣熟手，许多也表示更愿意进清远新建的大制衣厂，因为那里“可以保证订单和收入稳定”，园区有配套的工人宿舍，可以提供更安稳更好的生活。相比康鹭片区制衣业不定期赶工的“短工计件”模式，对于许多一线蓝领工人来说，工作规律、收入稳定的传统进厂打工之路自然更具吸引力。这也是电子制造业等行业大厂的招聘会始终“人气火爆”的原因之一。

但另一方面，多年来缩减的招工需求，流水线上普工严格恶劣的工作条件、微薄的薪水都已经驱使大量年轻人“逃离制造业”，成为服务业中工作模式更为自由的“新业态从业人员”。他们进入国内新兴的容纳超过两亿从业者的“零工经济”，从事送外卖、快递、开网约车等工作。这种决定更多是迫于生计的无奈之举，而非《光明日报》认为的那样，是这一代年轻人对“单位”、“组织”不抱执念，自主开辟更“开放多元”的就业新选择。在用工需求低迷、产业转型的“就业难”大背景下，缺少用人企业要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年轻打工人似乎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近几年来，新冠大疫情中制造业的萎缩，工厂严苛混乱的闭环管理和清零政策，无疑也加速了这一趋势。2022年11月，由于不堪持续封控，郑州富士康的大批员工自发逃出工厂，展现了一幕震撼人心的”逃离制造业”场景。在中国，富士康是长期以来因剥削员工，侵犯劳工权益而最臭名昭著的企业之一。这场工人们“逃离富士康”的集体行动，可谓“用脚投票”，是在维权的法律武器和组织力量缺席的情况下，国内一线蓝领劳工普遍诉求最直观的表达和爆发。

2023年开年，无论是康鹭片区制衣厂的“招工难”还是各地电子大厂的“找工难”，实质都是“工人难”，实实在在反映了底层劳动者恶化的就业环境。

在各行各业中，一份安稳踏实的工作都愈发难寻。就算逃离了一座座“富士康”高墙内的宿舍管制和强迫劳动 ，也只能以牺牲为数不多的劳动保障为代价，成为“被困在算法里”的与时间赛跑的外卖骑手，或是康鹭制衣厂中将自我从体制保障中完全流放的“赤裸”工人。想要挤破头进厂，面临的也常常是成为劳务派遣工，或者其他“非标准劳动关系”的选项，用工单位得以规避劳动合同义务。而打工人总是发现自己身处新形式的剥削中。

节后的复工复产之路任重而道远，但无论全球经济的形势和展望如何，疫情的“寒冬”是否已经回暖，那也首先是资方的好消息。在媒体冠冕堂皇地称赞“用工灵活化”的长久之计，拥抱互联网平台“就业新形态”时，我们不得不警惕，那些“行业新规”和“全新业态”究竟有给工人的普遍生活境况带来何种改观？究竟有多少是披着“自由选择”、“开放多元”外衣的，资方对于劳工权益的系统性侵蚀？

对于基层劳动者来说，在不久远的未来，谁都不会看好中国用工体制的“新常态”和“新模式”。我们难以忽视，在高通胀下多省市迟迟不调高最低工资，大多数基层劳动者仍然缺乏实质的劳动法保障——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保覆盖率、缺乏加班保障等——的现状。这些切实关乎劳动者权益和福祉的制度性障碍，才是打工人需要看清的，康鹭片区和许多其他劳务市场“供需失衡”现象背后的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