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服装业城中村的变局

康乐村的路像一棵枝桠横斜的树，这个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城中村，与它北面清朗开阔的中山大学校园面貌完全不同。唯一一条宽敞大路从村口牌坊进入，是树的主干，大型货车在这里装卸货物。主干生长出几条枝干，通向河流、布匹市场和招工大街，总是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型载货车。枝干中又分出许多看不见尽头的丫杈，狭窄弯曲，只有电瓶车能在其中穿行。

枝桠空隙处，密密麻麻地排布着平均五层高的水泥房，被用作住宅、作坊和制衣厂，数量像树叶一样难以算清。大概知道的是，在康乐村和相邻的鹭江村共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生活着10万人，运转着5200多家小型制衣厂。

康鹭片区的秩序曾在2022年10月被新冠疫情打破，作为广州疫情最严重的区域，日增感染者几千例，封控时间长达39天。疫情过后，气象还未恢复，一场新的风波又悄然涌动，制衣厂老板们互相询问，“听说中大（布匹市场）要搬迁？”

中大布匹市场因靠近中山大学而得名，是康鹭片区制衣厂的生存根基，近三个月来，产业转移的消息不断被抛出。2022年12月底，广州举办中大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清远的招商推介会。2023年2月，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村口设立了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拆除城中村违法建设的行动也于3月1日起实施，康鹭片区将拆除违建2.4万平方米。

这不是豹老板第一次听到城中村改造的传言。2015年他刚刚盘下第一个制衣厂，赶上广州提出要将中大布匹市场改造成对标美国硅谷的国际创新谷，他着急地四处打听，可是并没有什么后续。

2019年，房地产商合生创展与康鹭正式签订旧村改造合作意向协议，这是康鹭离拆迁最近的节点，那年端午节，合生创展特意进村举办了一次龙舟赛，然而之后也没有动静了。

豹老板据此得出结论：康鹭拆不了的。本地村民、开发商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让康鹭得以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一次，他压根不关心清远的话题，也从没想过把厂房迁往郊区或家乡。

“在康鹭都赚不到钱，别的地方更不行。”豹老板笃定地说，“康鹭房租贵，为什么我们还能生存？我们只能在这里生存。”

从招工大街后面的分岔路拐进去，爬上一栋灰扑扑的住宅楼，四层就是豹老板的制衣厂。他的上上下下、四面八方都是制衣厂，到了晚上，四周的白炽灯一同亮起来，像是进入了下一个白昼，每一扇光亮的窗户后面，都是一排排忙着车线的制衣工人。

豹老板姓朱，网名狂豹，湖北荆州人。上世纪80年代，以荆沙棉纺织厂为代表的国营纺织厂将纺织这门手艺传遍荆州大地，豹老板和村里其他的年轻人，十三四岁就开始做学徒。早些年豹老板在东莞虎门的制衣厂打工，来康乐村后，他觉得可以自立门户了。

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超乎寻常的成熟，制衣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被分化成一项专门的行当。如果你想在这儿开制衣厂，不需要有太多准备，只要一间厂房、几台缝纫机，其余的一切——布料、辅料、制版师、工人、客户，楼下几步远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如果衣服的工艺超出缝纫机的功能，楼下还有烫压店、印花店、珠绣店，能在几个小时内把衣服加工完成再送上楼。

豹老板没有犹豫，租了一间300平方米的厂房，五年后又接手了对面一间400平方米的厂房，两间厂房转手费加起来上百万元，设备另外购买，房租每月大约3万元。豹老板的同村老乡中，在康鹭办厂的有一二十人，他的规模算是中上。据他观察，“只要厂子开起来，就不会亏钱。”

豹老板的工厂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刻。上午9点，操作缝纫机的车位工人开始上班，继续缝制前一天没做完的订单。从上午开始，陆续有新订单产生，来自服装批发档口。布匹市场会送来档口老板挑好的布，裁床工人按照衣服模板裁剪出成型的布料，交给车位工人缝制，这套流程持续至午夜12点。这时，负责剪线头、熨烫和打包的尾部工人还在工作，他们傍晚6点上班，次日早晨七八点下班。

一天当中，无论哪一道工序缺人手，豹老板都能在楼下随时招到人。缺车位工了，他举着一件衣服下去，再拿一块写着“招车位”的白色纸壳板，不一会儿就会围上来几个人，他们对着衣服翻来覆去地讨论，商量做工和价格，合适就一起上楼，不合适就换下一位。

客户也在楼下招，豹老板最大的客户赵琳是在2019年招到的。那时站在街边举着衣服的是赵琳，她问豹老板能不能做，又看了一圈他的厂房，拍板了第一单。赵琳性格急躁，豹老板随和温吞，合作几年后，赵琳会在提完要求后问一声，“你认为呢？”豹老板则保证赵琳每次来都能找到他。

每天下午三四点以后，赵琳拿着不同的衣服走进豹老板的厂房，大多是吊带裙、阔腿裤、不规则套裙，样式偏宽大，以至于厂里的制衣女工猜测这些衣服可能卖往东北。豹老板不关心衣服卖给谁，他接过来仔细翻看，记好赵琳说的要点，哪里要收腰，哪里要褶皱，交给工人试制。

第二天，赵琳来检查试制的衣服，她把豹老板的办公室当临时试衣间，亲自试穿。顺利的话，这款衣服将在当晚批量生产，第三天凌晨打包完毕，送往位于沙河服装批发市场的档口。再过几个小时，这件衣服会平整地挂在亮闪闪的衣架上，和赵琳一起等待第一批顾客。

康鹭的“快”在其他地方难以实现，这里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步行10分钟，距离沙河服装批发市场车程半小时。即使在相隔不远的白云区和番禺区，运送布料和服装的时间至少多出半天。对于低端女装批发市场，“快”几乎等同于赚钱。

赵琳的档口在沙河南城商场，大约4平方米的空间满满当当都是衣服。旧款挂在左右两侧的长衣架上，新款穿在衣架上方的塑料模特身上，一早到的最新款穿在妆容靓丽的档口小妹身上。店里的衣服五件起批，来挑选的顾客都是二道批发商。他们扫一眼衣架，上手摸一摸布料，看中了就让小妹试穿，然后举着手机，一边拍视频一边指挥，“转一圈，好，定住，再拍张照片。”

一单买卖通常十几分钟内就能敲定，彼此熟门熟路，少了许多客套和忸怩。相对应的，一笔订单的数量也不多，在大肆追求个性的女装领域，服装版型日新月异，没有谁有自信掌握爆款的秘诀。批发商们会采取多款式、少批量的稳妥做法，减小衣服积压概率，等款式卖“爆”了再加量批发。

赵琳的做法是一样的，她每天都在以原创设计为主的十三行服装批发街和沙河万佳商场寻找符合她审美的潜在爆款，她喜欢黑、白、灰、粉的颜色，风格在性感和甜美之间。选定款式后，赵琳便拿着原版衣服去中大布匹市场找同款面料，再交给豹老板少量制作，卖得好才会继续返单。最多的时候，赵琳一天能在豹老板工厂里定制20款衣服，最少也有10个款式，首次制作的款式大多数量只有几十件。

在康鹭，没有人对拿着原版找布料或找加工厂的行为感到奇怪，女装设计素有“大牌抄小众，小众抄大牌”的默认做法，而低端女装会更直接——用差一些的布料，粗糙一点的做工，制作款式一样的廉价仿版。像赵琳一样的仿版批发商在沙河有几千人，谁能更快找准爆款，更快地制作出来，谁就能赚更多的钱。

赵琳最近发掘的爆款是一件格纹抹胸连衣裙，在南城商场另一家档口告诉顾客这件衣服是最新款时，同样的款式已在赵琳档口的模特身上穿两天了。人家卖69元，赵琳敢卖79元。除了在做工上更为用心——让豹老板在抹胸处添加防滑带，赵琳的优势还是速度，她可以自信地告诉所有二批：“我有现货。”

哪怕实际上没有，她也能通知布匹店和辅料店立即送原料给豹老板，豹老板不管多晚都能招到一班工人加急赶制，在第二天太阳升起前打包发出。

现货对二批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外地实体店的买手着急交货，运营网店的老板有48小时发货时间限制。在快速更新换代的低端女装市场，所有人被迫卷入对速度的追逐。

豹老板的制衣厂因此在康鹭搏出生存的空间，“像我们这样的小型个体户，回乡或者去外地还有什么优势？拿什么跟别人竞争？”

来康鹭开制衣厂之前，豹老板开过一间便利店，但便利店的盈利方式让他烦不胜烦，“我卖一个打火机挣两毛钱，卖一瓶水挣三毛钱，一天下来我的利润可能有几百块，但每天我就在几毛几毛地算钱，感觉心都变小了。我在路上看到一个矿泉水瓶都要捡回来，一个空瓶可以卖两毛钱，我一瓶水也才挣三毛。”

制衣厂的订单按月结算，货款几千到上万元，豹老板觉得心胸开阔了很多，尽管他每天还是得几毛几块地计算成本。

康鹭的工价有一套固定的计算方式，车位工按制作衣服的件数计价，不同难度的衣服单价不一样，制作一件夏季T恤4元，而一件泡泡袖大开口上衣值8元，日平均收入有三四百元。

裁床工和尾部人员按小时算，裁床需要会看衣服模板，会操作机器，每小时30-40元，尾部人员的工作没技术含量，每小时20-25元。其他工序则按难易程度计件。

3月1日凌晨，豹老板的尾部主管下楼招钉扣工，有一款中式上衣需要缝3颗珠扣，共150件，开价一件五毛钱。三个中年女人围上来，听说价格后有些犹豫。一边摸着衣服，一边咕囔“价钱低了”。其中一个女人开口问，“能按一个扣子两毛钱算吗？”主管告诉她，这是老板定的价格，他不能做主。女人不死心，又问：“你问问老板呢？”主管给订货客户打电话，对方同意了。

当天下午工厂里聊起这件事，豹老板用不赞同的语气说：“其实五毛钱完全可以招到人，之前就是这个价。”低端女装利润薄，身处产业中的人习惯于在一分一厘上“斤斤计较”，他们的劳动价值就是按元和角来计算的。身为老板，豹老板的利润也只有衣服加工费的20%。而一旦厂房发生变动，老板们的损失要以几十万来计算。

就在这一天，海珠区整治城中村违法建设的行动正式开始，政府公布的旧改计划书写道：“自2023年3月1日起，康鹭片区集体物业所有顶楼非混凝土结构的临建不再出租并立即拆除。”顶楼违建是康鹭的厂房和人口过于稠密的例证。

30年前，康鹭片区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农林用地，1993年，第一个市场开发商签下五凤村一块集体土地的十年租期，这是中大布匹市场形成的肇始。在商业利益的催化下，康鹭片区的纺织产业急速膨胀，吞没了周边水域和农田。2000年，农林用地只剩下不到二分之一，到了2010年，康鹭片区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成为建设用地，大多数楼栋彼此间隔只有一两米。楼层数量也从最初的两三层，普遍加盖到五六层。用地需求很旺盛，本地村民当然也想多收租，于是他们在楼顶搭建铁皮棚，开辟新的出租空间。

2022年11月，康鹭疫情最严重时，违建一度成为拿捏本地村民的筹码。当时管辖康鹭片区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通知，如果不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将“报告上级部门对其房屋违建进行拆除”。现在，所有人的违建都要拆除了，但损失最大的却是铁皮棚里的制衣厂。

豹老板也听说拆除违建的事了，他不愿深究其中的无奈，状似洒脱地说，“做生意本来就是赌博，有输有赢。”

沈秦伟是“赌”输了的人，他的厂房属于最先一批拆除的违建。2021年，他觉得原本厂房的面积太小，以60万元转让费租下一间五百多平方米的铁皮棚厂房，另外花了20万元添置设备。

因为城中村拆迁的传言，沈秦伟在厂房成交前特意去凤和经济联合社打听，“这里还能做多久？”负责人告诉他，“三五年没问题。”他没料到拆除来得这么快，而他能得到的补偿是每平方米500元，合计25万。

沈秦伟自认占过康鹭纺织产业的一段红利期。2008年，年仅24岁的他在家里人的支持下来康鹭开了第一间厂房。他抵押了老家荆州的房子，向亲戚借了钱，听取了几代人的制衣经验。那一年刚好是康鹭制衣厂大换血的时候，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让一批制衣厂倒闭，沈秦伟和很多其他湖北人取代了原来的广州老板。

在经济实力上，后来者并不如前者，但他们胜在能吃苦。沈秦伟说：“最贵的成本是人力，我们很多事能做就自己做了。”那时候订单很多，除了内销单，还有外贸单，一年到头没有淡季。

2012年以后，外贸单逐年减少，沈秦伟心目中的红利期结束了，他开始为找客户而烦恼。2020年以后，康鹭满大街都是拿着小黑板招客户的制衣厂老板。

3月3日，施工队着手拆除沈秦伟原来的厂房，那时他正蹲在隔壁街边招客户。他怀念以前体面的日子，“早几年没有人这样招客户，都是贴广告、发名片。”他从等着客户主动联系，变成等在路边供人挑选，“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站街男。”

铁皮棚厂房清理前，沈秦伟在距离康鹭大约10公里的土华村租下了一间小厂，他不敢再租康鹭的厂房了。“没被人打过不知道痛，我被打过一次，我怕了。康鹭政策不稳定，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我先在外面观望一阵。”

在海珠区，制衣产业沿着中大纺织商圈向外扩散，康鹭距离最近，但近几年来，距离稍远的大塘、燕岗、沥滘、土华也逐渐发展成制衣村。沈秦伟在土华村重新招了一班工人，但客户还是得来康鹭招。

沈秦伟不是没想过把厂迁往白云区或番禺区，但两地的模式跟康鹭不一样，“他们接的是公司单，订单量大，注重品质，不要求赶时间。”沈秦伟既没有客户资源，又没有相应的人手，“我们的工人习惯了康鹭的节奏，做工快，但是毛糙，如果转型，要和工人一起慢慢摸索。”

豹老板曾有过转型的机会，一家国外网络购物平台的代理商提出与他长期合作，他犹豫了一阵后拒绝了。除了工人要重新培养、做工标准要逐渐适应，他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外贸订单周期长，结款慢，他需要更多的现金流周转。

他们都没想过搬到清远，沈秦伟认为这项政策没有考虑到小型制衣厂的生存状况，“清远没有市场，没有客户，没有完整的供应链，怎么生产？搬迁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郭修是广东省湖北商会秘书长，谈及产业转移的话题时，他先说起一桩有意思的小插曲。清远市计划承接中大纺织商圈的产业园起初叫“广清中大时尚科技城”，经过几次调研会后，它被改名为“广州北·中大时尚科技城”，强调邻近广州的地理位置。

调研会上，郭修听很多康鹭的服装企业业主说，“转移还是有困难。”“买布匹、辅料不便利，销售也不便利。而且康鹭的服装企业都是中小规模，甚至是家庭作坊，进到现代化的工厂里，会很不适应。”郭修认为，如果产业要转移，政府必须给企业解决大量实际问题，给予长时间的前期补贴，“没有十年二十年的经营，很难在清远再造一个中大。”

目前，关于产业转移的政策是鼓励性的。清远市出台了一系列企业搬迁、免租的补贴，海珠区暂时没有相关举措，一名政策宣讲人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有需要的企业可以自行对接。”他补充说，“转移的意思不是强制搬迁，也不是整体搬迁，而是要转型升级。”

海珠区将中大纺织商圈61家专业批发市场和全区7480家制衣厂分成A、B、C三类，A类有5家市场、28家制衣企业，属于重点扶持对象；B类有21家市场、102家企业，它们将被“保留提升，推动转型”；剩下的25家市场和7350家制衣厂，是“逐步关停、有序疏解”的对象。

“康鹭的制衣小作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消防的、治安的、交通的，还有环保的，不符合中心城区的定位。”这名宣讲人员解释。

制衣厂老板们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位老板说，“我交不了多少税，对国家没贡献，还生产了很多工业垃圾。”他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但好歹养活了二三十人。”

豹老板厂里的工人平均年龄四十多岁，最年轻的也在35岁以上，很多人没有读完初中。几名车位女工在十几岁的年纪就去制衣厂做学徒，来康鹭已有二十多年。经常来钉扣的一名女工以前在东莞电子厂打工，35岁以后被辞退，来康鹭跟着老乡学简单的缝纫技术，因为制衣厂没有年龄限制。尾部处理的女工年纪更大，一般在50岁以上，她们有的人因为眼睛不行，从车位退下来，有的在疫情时期失业才来康鹭，只能做简单的打包工作。

被问及康鹭是否会旧改时，很多制衣厂工人和老板回答说“拆不了”，“这里这么多人，拆了去哪里讨生活？”但他们知道，康鹭早晚会拆。城市化像一列轰鸣着永不停息的列车，挤不上车的人，便只能滞留在历史的站台上，看着列车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