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说丨家庭和事业,何去何从？中国城市全职妈妈的变化趋势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然而，自1980年左右开始的经济改革以来，由于政策支持的减少、强化养育方式的增加以及工作和家庭冲突的加剧，一直有母亲在退出劳动力市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穆峥老师和复旦大学的田丰老师在今年发表的研究中，细致探析了1982至2015年，中国城市全职妈妈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社会因素的影响可能反映在不同的家庭收入、母亲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和孩子不同的年龄上。

一方面，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妇女如果变成全职妈妈，她们可能会在职业发展和社会网络维护方面面临更大的机会成本。

此外，随着“强化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的加强，家庭收入和女性成为全职妈妈的可能性之间的联系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

不同教育背景的女性在就业动机、对强化育儿的重视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强调通过强化养育去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此外，由于年幼的儿童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照顾，而年幼儿童机构支持的缺乏以及家庭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关注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年幼儿童母亲的育儿负担。

为了回答这些研究问题，穆峥老师和田丰老师分析了中国人口普查(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2005年小型人口普查)和2006-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

Figure 1 展示了1982年至2015年间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国城市母亲的比例，同时也加入了父亲的相应数据做对比。在所涵盖的32年中，母亲的非就业率(包括被迫离职)有所上升。具体来说，在1982年，9.5%的母亲没有工作；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31.7%。它在2000年代后期略有下降，但在2015年再次上升，达到32.2%。

尽管父亲不参与工作的趋势与母亲相似，但父亲不参与工作的程度远低于母亲。例如，2015年，父亲的未就业率仅为母亲的四分之一。

基于研究结果，家庭收入越高，母亲们做全职妈妈的可能性就越小。在相同的家庭净收入水平下，2011-2015年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母亲比2006-2010年期间更少。

然而，家庭收入与时期变量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具体来说，在2006-2010年，随着家庭净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母亲不就业的几率降低了26%，而在2011-2015年，这一几率只降低了13%。这样的结果说明，尽管家庭收入与女性成为全职妈妈的可能性呈负相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越来越弱。这样的变化背后可能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强调对于孩子的密集照料，特别是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中。

此外，研究结果表明母亲受的教育越多，她们做全职妈妈的可能性就越小。另外，1990年至2005年，全职妈妈之间的教育差距在缩小，但2005-2010年和2011-2015年之间没有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未工作的概率几乎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的19倍(3.7%比0.2%)，而在2011-2015年，这一比例仅为3倍左右(25%比8%)。这表明，尽管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成为全职妈妈的绝对预测概率仍然低于其他两个教育群体，但其增长率随时间持续增长。具体来说，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成为全职妈妈的绝对预测概率从1990年的0.2%上升到2000年的2.8%，2005年的5.4%，2006-2010年的8.2%，2011-2015年的8.4%。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做全职妈妈已经在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中成为一种趋势，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

与学龄儿童的母亲相比，6岁以下幼儿的母亲更可能是全职妈妈。此外，在2006-2015年期间，年幼子女的母亲和学龄儿童的母亲之间未就业率的差距显著扩大。这反映出对幼儿母亲制度支持的匮乏。这主要是因为孩子幼儿时期的发展比学龄时期的发展更为灵活松散，也更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因此，与学龄儿童的母亲相比，幼儿的母亲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她们可能觉得自己更需要投资于孩子的个人发展和素质培养，为孩子日后将面临的激烈竞争做好准备。

这些研究发现揭示了当代中国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的曲折进程。中国的母亲，尤其是有年幼孩子的母亲，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肩负着沉重的责任。很多母亲不得不牺牲她们在公共领域新获得的角色，放弃工作，转而专注于密集的育儿工作。与此同时，尽管这种模式在高教育女性中仍不普遍，但也在逐渐增长。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密集母职的兴盛和传统性别分工的复兴，在这种模式的家庭中，父亲更加努力地成为给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人，而母亲（主动或是无奈地）将监督和引导孩子的教育和成长作为自己全力以赴的事业。

女性就业率下降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首先，由于在公共领域获得成功的途径受阻，女性可能对追求更高和更好的教育感到气馁，从而构成人力资本的浪费，增加未来生产性劳动力供给的不稳定性。此外，在这样的家庭期待面前，女性日益增长的经济独立性和自我实现的多样化选择意味着更多女性可能会选择不结婚，不要孩子。同时，女性的经济赋权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在婚姻框架内创造平等的性别关系，又会决定家庭和社会的健康运行。因此，中国母亲就业率的下降揭示了女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狭窄而有限的选择自主权。

Mu, Z., & Tian, F. F. (2022). The Changing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Stay-at-Home Motherhood in Urban China, 1982 to 201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53(1), 4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