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群演，野蛮生长

在重庆龙套圈，夏致强很容易被外界注意。微信群一有通告发出来，“我来！”他总是很快跳出来回复。对媒体约访，也会毫不犹豫答应下来，“有什么不好？”他还有一个自己准备的服装包，解放鞋、几套衣服全塞在里面，拎起来很重——因为瘦弱，片场的衣服多数不合身；另一方面，他希望用这种与众不同增加存在感。这个包偶然被一个北京的制片人看到，赞扬了他的态度，还合作拍了广告。自此，他更是试镜的时候都背着。

和王俊凯一起拍过戏，这是夏致强在讲述龙套经历时不会被落下的一个细节，尽管只是因为配戏演员需要开车而他不会，夏致强就演了替身，和王俊凯并排坐在车里。他回想，镜头应该没有拍到自己，即使有，“也只是一个人影。”

“我还跟王俊凯说话了，我让他系好安全带”，他继续说，“我还演过贾樟柯的《一个桶》。”在圈里，跟名导演合作过是演技最好的证明。即便他在那个6分钟的短片里只出现了2秒，坐在主角旁边睡觉。

抢戏的热情在片场更甚。夏致强非常乐于介绍在现场“找饭吃”的经验：站位很讲究，拍特写的时候没法抢镜；跑到主演前面属于错误抢镜，肯定挨骂；最佳时机是镜头拍到主演时，判断好背景里能装进几个人，想办法填进空隙。

之前在拍年代戏的剧组，他原本演一个只有零星镜头的地下党，是个存在感很弱的跟组演员。在现场，他抓住一切机会推荐自己。只要导演问，哪个群演能“做反应”？他就冲上前，“我！”还好多次蹭到主角中间，凭借这些，又多演了一些镜头。“全重庆抢戏第一。”人们这样叫他。

身高一米六八，体型消瘦，一副饱经困苦的长相，怎么看都不是演艺圈里会受欢迎的类型。但在重庆，很多人觉得夏致强长得像“棒棒”，专门请他去演山城运输工。这里遍布石阶，很多剧组在“朝天门”取景。有一次，他抬着冰箱上来下去，十多回，机器在脸上扫来扫去，没拍好，要返回石阶下，重新爬，拍到后来，腿都软了。

忍耐是要在片场最先学会的。除了扮演民工，还要演一些挨打的戏。他的第一场打戏没有武术指导，两个人戴上拳击手套直接开打，不得要领，脸上双双流了血。

稀里糊涂地，夏致强在今年春天，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角色。跑了六年龙套，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四月的一天，他收到一个剧本，他习惯到打印店印出来。结账的时候，老板说出一个昂贵的数字。二十一、三十四……仔细翻过标着数字的剧本，夏致强才注意到，这似乎是电视剧集数，自己竟然要参演一部电视剧。

在此之前，他是个通常只有一两句台词的“背景板”，一个中特演员，36岁。如果说也当过一些主角的话，那一定是在高校学生的作品里。

“戏份这么多，我能不能拿得下？”拿到戏他心里没底，拨通了经纪人的电话。夏致强来自偏远农村，当群演之前几乎只说方言，分不清平翘舌。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进了汽修厂，背台词很慢，别人背五分钟就过的词，他要反复背好多遍。他从没接过这么重的戏，三十多页剧本。对方回答，没关系，用方言演。

过往经验告诉夏致强，这是难得的机会。“一定要演好！”不过三十页戏份，台词只有两页。在往后的几天里，他对着那两页台词，开车的时候背，夜里背，背到过了零点。

在这个剧组，夏致强一度觉得要转运了。后来灯光组找到他，说半小时的戏，他十分钟就过了。导演也对他说，演得可以，下部戏还合作，“虽然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再找我，但起码听了踏实。”他还遇到了大特杜国盛，对方演过的戏多，片酬高，两人原本不是一个圈子。夏致强很自然地把自己归为“土”、“底层”的那一类，但这次，杜国盛请他吃了半个西瓜。

戏很快拍完了，夏致强又回到兼职打零工、等戏的生活里。受天气和疫情影响，这个六月的片场更加冷清。他只演了几天戏，每天收入几百块。没戏的时候，他以卖机油为生，日常工作是谈客户、送货、给老板开车，算下来，月收入勉强有几千块。

喝喜酒的人当中，突然有人认出了他。对方问他，没演戏了吗？他回答说出来做点兼职。夏致强并不觉得尴尬，他为此开心，在这种场合竟有人能认出自己，“不可思议。”

一场拳击赛从白天开始，熬过了通宵，已经打了将近二十个小时。被打的拳手“血浆”（道具）喷出来，喷到围观的一个“女观众”脸上和身上。没人在意她，摄像机可能都拍不到她，导演喊开拍的时候，她就站起来，不拍的时候就到一旁，随便干什么，人在就行。这是一个44岁女群演拍的第一场戏，没有一句台词。

女演员叫胡芳，40岁那年才开始跑龙套。在一个学生电影里，夏致强演男租客，她来搭戏。“我们是一挂的，都土。”胡芳说。拳击那场戏拍完，胡芳觉得自己心力交瘁，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接戏，“太辛苦了。”过去她卖服装，也自己开过店，但跟当群演比，“那些简直称不上辛苦。”

她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水柱从消防车水管里喷射而出，不带丝毫犹豫地冲向自己，很快连内衣都湿透了。浑身湿哒哒站在场地上三四个小时，即便已经是初夏的五月，她还是忘不了那天的冷。

那是刚入行不久，听说现场可以打伞，她什么都没准备，穿了一双有点贵的皮鞋，就去拍了。但那场戏之后，工作人员夸她，“没要求加钱，能吃苦”。那场戏她拿到一百多块钱。在当时，群演一天可以拿到50块钱，如果演够十小时，超出来的时间算加时费。

通常，剧组给一个群演200，经过副导演、群头、领队，发到群演手里，就是50块。晋升通道也相对清晰：没词的一天70；群特可能有词，底价一天100；然后是小特、中特、大特……直到有了相对固定的圈子和戏路，一天能有几百，多的时候过千元。

在片场，基本不需要和别人搭话，就可以辨认出谁是群演，谁是特约。等戏的时候，有人在田坎上等，有人在休息室，前者往往是群演，后者则是演员和一些特约，会被叫作“老师”。特约几乎只跟特约待在一起。

像胡芳这个年纪的女群演不多，多数人要照顾家庭。她单身，有一段不愿提及的感情过往，没有家事缠绕，就一天一天在片场上扎了下来，时常在下午两点到场，近凌晨两点收工。演戏以前，胡芳被夸奖的次数很少，她有一个控制感很强的父亲，性格内向怯懦。但在片场能听到“可以、可以”的声音，反馈她演得不错，她太需要那种声音了。

为了上戏，演员们请群头吃饭也是常事。“串串儿”，他们私下里这样叫群头。有一次要拍几百个人端着水缸一饮而尽，夏致强竭尽所能往前站，结果被群头拎出来，“导演！有个群演抢戏！”为了缓和关系，他后来花了600块报了这个群头办的演技培训班。

夏致强早就明白了一点：在重庆跑龙套，没谁不可替代，演不好，立刻被换掉。第一次拍戏那天，群头是个爽快的东北人，夏致强殷勤地冲过去握手，感谢他给自己机会。可是当导演要的“反应”他没做出来，他立刻被换下来，没有任何容错机会。

圈里人说，在横店独立于群演的“武行”（专演打戏的配角），在重庆是没有这个类别的，戏份也是由群演和特约们来承担，“没什么门槛，能摔就行。”

夏致强演过一个挨打的人——在过去，瘦弱的形象令他总接到这样的角色——奔跑时摔倒，在地上蹭两米，爬起来继续，来来回回近十次。地面把他的裤子擦破了，腿上生疼，“我真的想发火，我也是个人。”但最终他没有走，怕坏了名声，只在心里骂。还有一回，铁链勒得手腕乌青，他蹭到导演旁边说受伤了，他记得导演说“演得不错”，然后笑笑。

最险的是一次拍宣传片，屋里起了火，夏致强扮演的角色要逃生。防护措施是一个简易钢丝，通常，工作人员会慢慢地放钢丝。但真演起戏，为了演出紧急的感觉，他从屋里冲出来，没有犹豫，从八米高的窗户往下跳。绑在身上的钢丝断了两三根，最后他落在垫子上弹起来。制片人吓坏了，冲过来问他，人有没有事。“幸好我没事，如果有事的话，就要赔钱了。”夏致强语气轻松，在他看来这样的事情已经习惯了。

做过副导演的杜国盛跟过一个国外的剧组，每天只工作八小时。他总结，高效的拍摄得益于一个完备的工会，在片场说话算数的不是导演也不是制片，而是工会。它监督让演员按时吃饭、休息，演员权益在片场能够得到保障。

扎在片场里的龙套们大多面目模糊，没人关注你的过往。你可以是大学老师，是囚犯，或者是机油销售员。对49岁的张宏河来说，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平等。在这个随时可以被替换掉的形象里，他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在夏致强三年前拍过的一场戏里，有个演员一下子吃了四碗白水煮面，就是张宏河。“有戏请说，台词功底贼好，秒入戏，留有大胡子。”张宏河这样介绍自己。

他曾穿着消防服在太阳下站了几个小时，中间想休息，导演说，“叫你站着，你他妈就站着。”张宏河骂了回去，“你他妈叫我站着我就站着？我要休息！”已经演戏六年，回忆这段经历时，张宏河依然气愤，“一点都不尊重人。”

张宏河曾混在街头，坐过十几年牢。出狱后又在外漂泊，回到重庆时，已经快四十岁，一直没有成家。他当过老板、进过工厂、当过保安，但都干不长。“觉得累，身体受不了。”哥哥是个包工头儿，带他去学木匠，结果学了半个月，他连钉子都钉不稳。后来家里人索性不管了，只要不惹事就行。

偶然的一次，他被拉进了一个群演群。他不喜欢做力气活，却可以在五分钟内背好340个字的台词。第一次接戏的时候，张宏河以为是一个很正规的场合，要政审，结果压根不需要。片场留下了他，一演就演了六年。他“追杀”过冯绍峰，在张子枫的戏里演过神经病，“只不过我们片酬不同。”

重庆是一座有电影气质的城市。错落的地形上，灰色调的方形楼房挨挨挤挤，很多影视剧在这里借景拍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院线电影上映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洪崖洞，这里成为一座网红城市。

张宏河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是在很小的时候，走好几公里路，到其他村的空地上，跟很多人围坐在一起看“坝坝电影”（露天电影）。“演员赚钱多嘛”、“能出名”，带着这样的想象，他觉得这比出苦力有意思。在角色中第一次被叫“大爷（二声）”的时候，张宏河心想，“装了半辈子孙子，终于做大爷了！”

跑群跑群演的人中，不少人来自底层，有真的“棒棒”，有生存于街头的销售员，还有像张宏河这样，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挤进了片场。剧组拍完戏走了，留下他们继续蛰伏在山城的缝隙中。也有例外，夏致强遇到过一个大学老师，她坦白，来到片场纯属兴趣。

在重庆武隆区黄莺村，没人相信夏致强能当上演员，尽管他最初的演员梦也是来自于村里的“坝坝电影”。家里在村子是排得上的穷，他少年时期就意识到，因为穷，同龄人看自己的眼神都不太一样。强烈的想法在脑子里冒出来：走出农村，赚更多的钱。

据夏致强说，就因为同学在走廊里吹牛说了句，“刘德华以前是修车的，还不是当了明星”，他真的让母亲到处托关系，到县城边缘的汽修厂当小工，后来又到重庆市区打工。

但他的生活半径还是在工地、工厂、送货之间。工地上的钢管又粗又重，自己动作慢，一起干活儿的父亲在后面催，让他快一点，话也难听。在父亲面前，他不敢提当演员的想法，之前提过一次。“做什么白日梦，发疯。”他记得父亲说。

机会在29岁那年出现。夏致强想娶老婆，闯进了一个护士群，有人发了个通告，他立刻给经纪人拨过去——在此之前，为了找到这么一个机会，他做过很多努力——报名参加《生活麻辣烫》，参加电视相亲节目；在路上捡到车牌，联系报社采访自己；为了认识更多人，他从修车工转行做了销售，卖机油，直到等到了那个通告。

演戏的报酬一天只有几十块，他不在乎。为了能在片场留下来，他住在350块一个月、几平米的老房子里，用公用厕所，吃几块钱的盖饭。拍完戏就坐轻轨或者公交，几乎不打出租，重庆最晚的公交在凌晨两点。但为了提高演技他愿意花钱，花1800块学普通话。

学生剧组经费紧张，不太挑演员，一天给个几百块。夏致强演的大多是“农村家暴男”、进城打工者一类的角色，他不在乎，“能演就行。”

因为嘴甜，夏致强获得过不少“照顾”。通告要求男演员一米七以上，但他只有一米六八，因为和群头相熟，他拿到了角色——在一排黑衣打手里，他看上去最瘦最矮，靠在墙边，冲镜头笑。在那个拿到两页台词的片场，混迹圈子二十多年的杜国盛除了请他吃西瓜，还聊了不少生存心得。“他很执著。”杜国盛说。

二十多年前，杜国盛28岁入行，和夏致强相似的年纪，也曾想出名、演主角。但今年54岁的杜国盛早就接受了自己，“演不出来了。”据他的经验，很多剧组建在北京，主要角色在北京就已选完，留在重庆选的，多数都是被剩下小角色，戏份有二十场都算多。

“我们挑不了角色，是角色挑我们。”杜国盛说。他也当过几年副导演，在北京的酒店住了半个月，见到的演员不仅高的高、帅的帅，还来自知名电影学院。“平台要好”，他总结，没有好的平台，压根接触不到好的资源。“你想想，在北京有多少好的影视公司？能留给重庆的资源又有多少？”

在他与夏致强合作的剧里，杜国盛的角色也是临时顶上的——原定演员因为疫情，来不了了。眼看第二天就要开机，他被临时通知，赶快做核酸，“要不然的话，连这个角色都没有。”

夏致强还在想着，或许这部戏之后，自己可能获得来自北京的机会。在过去，他一直在找一个舞台。2018年，他独自去了横店，接拍了一个学生作品，一天片酬两百块，路费、车费都是自掏腰包，“就是想去看看。”但没待几天他走了，回到重庆。“横店的舞台很大，但都是泡沫。”夏致强说。

两年后，在重庆北碚的一个废弃工厂，他第一次被看见了。一个剧组在当地找了好几天电焊工，要么不会电焊，要么演技不行，因为汽修时会电焊，夏致强通过了筛选。作为五个配角之一，与主角马丽一起，被聚拢在场地中间。那天结束，现场还有一个女群演主动跟他打招呼。

片场之外，真实的生活让他心焦——演戏带来的快感、声名与生存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相悖的力。36岁，没结婚，没房子。今年初，他跟母亲频繁吵架。出门的时候母亲会说，“你又要去演那个戏吗？”家里人希望，他能找个有养老金的工作，哪怕是进工厂。听到这些，他有时烦躁得想跳楼。

在现实中他目前最想要完成的目标是买房、娶媳妇、有戏演，但每一样看起来都不那么容易。儿时的梦想似乎实现了——走出农村来到重庆主城区，但似乎又没有完全实现，他和母亲租住在这里，房租要靠母亲每个月到火锅店打工来支付。

耗时长，苦，给钱少，好多人演着演着就消失了。夏致强留了下来，片场似乎成为了他的某种逃离，“演戏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

能留下来的龙套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想走，或者走不了的理由。张宏河出狱后这些年，在重庆市区没有家，只能暂住在一间倒闭的传媒公司办公室里，睡在沙发上。不久前，他在这里还拥有了一张床，结果回老家待了一个月，床被别人占了，他的住处变成了一张沙发。

到了49岁的年纪，他可能连挨打的机会都没有了。演戏六年，他只当过一次“武行”——在行里，年纪大的男演员很难被选上，机会仅此一次，往后再没了。即便不演武戏，去年在片场，他从滑轨上摔下来，右肩立刻肿起来。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他想试水直播，结果直播间人数连十位都突破不了，多数时候是“零光蛋”。

张宏河盘算，熬到六十岁就是五保户了，每月能拿到几百块钱补贴，但那还有11年。他没有别的打算，就继续留在片场，倒是保持了某种乐观，“至少来说，我胡子比绝大多数人要长，这就是长处。”

除了糊口，演戏还有什么意义？在夏致强看来，“还是希望人家认同我一下。”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戏给家人看，但会发到别的群里，有一次被妹妹看到了，来私信他：“你神戳戳地老炫耀什么，你看人家鸟你吗？”夏致强不管，还是发。

几年前他花一万块，给自己做了一个“棒棒”形象的雕塑，雕塑高一米七五，符合圈里对男演员身高的基本要求，比自己高了七公分。原本，他打算把雕塑放回到老家，“我出来了，总该思念家乡。”

但最终他改变主意，放在了重庆的一个影视基地。他希望被更多导演看到。后来，那尊雕像被挪到了别的地方，社区给他的理由是，“吓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