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计公报看2022年中国劳资运动新动态——中国经济评述系列之一

经济问题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关心经济是为了攫取剩余价值，小资产阶级关心经济是为了参与经济和政治投机，而觉悟的无产阶级关心经济则是为了找到人类解放事业的出路。既然后者的目标最为宏伟，那么研究经济的任务也就最为艰巨。

然而，工人运动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问题的认识还不能说很好地匹配了任务的需要，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哪怕在一些激进的左翼宣传材料中，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也不自觉地充斥着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研究的方法如果不对，得出来的结论也失去科学性，不能让我们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因此，克服研究能力和工作任务的上述不匹配现象，就成为左翼理论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所幸的是，我们有牢固的基础，即以《资本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前人的刀来解剖今天的牛，剥下资本主义的牛皮。

笔者准备的系列文章，是为此目的服务的努力。这些文章将主要以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对象，力求如实地描述它如何困于种种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由于对象的复杂和能力的局限，笔者的研究只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统计局一向是为资本涂脂抹粉的主要部门，但是它的官样文章也有好处，好就好在铁证如山。今天我们就以刚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主要材料来分析，为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们提供参考。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10207亿元，比上年增长3.0%……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5698元，比上年增长3.0%。国民总收入1197215亿元，比上年增长2.8%。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52977元/人，比上年提高4.2%。”这样的指标，虽然和年初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的5.5%目标相比近乎腰斩，但在世界相近体量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也是较高的，相比当年二季度0.4%的同比增速则显著回升，似乎随着疫情全面放开，资本的增殖又迎来了春天。(例如2023年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即PMI，为50.1%，2月PMI为52.6%，均高于50%的荣枯临界点，显示制造业回暖态势。)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经济复苏并没有克服固有的矛盾，而是把这些矛盾向危机推动了。

首先，我们发现：“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1277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1225亿美元”，同时“货物进出口顺差58630亿元，比上年增加15330亿元……服务进出口逆差2757亿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2327亿元，增长6.3%，折1891亿美元……全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7859亿元，比上年增长7.2%，折1169亿美元”——也就是说，经常账户中货物、服务合计顺差55873亿元，直接投资账户顺差4468亿元，总计60341亿元（按全年平均汇率1美元兑6.7261元人民币折算约8971亿美元）的货币资本流入了中国，但外汇储备为何会反而减少了1225亿美元呢？总计约万亿美元规模的差额去哪儿了呢？

为此，我们查询国家外汇总局的数据（截止本文只公布2022年前三季度及之前的数据），发现在初次分配中有1668亿美元的净流出（流入1186亿、流出2855亿），这远超往年同期，显示出投资中国的产业资本加快分红离场的趋势。此外，证券投资净流出高达2606亿美元（债券流出2416亿、股权流出190亿），说明金融资本加速从中国流出。值得注意的是，“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在前三季度合计约405亿美元，这个项目的内容没有官方说明，民间认为这表现了资金的非常规流动，例如非法外逃。上述三项合计4679亿美元，但和前述超万亿规模的货币流出相比仍不足一半，由于四季度的国际收支平衡数据尚未公布，我们只能推测资本外流的速度比前三季度更快。

那么外汇流失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呢？这是由于中国资本支付国际差额只能通过外汇储备，如果外汇不足，那么就很容易在国际支付危机中遭遇破产，如同98年金融危机中韩国的境遇一样。如此我们就可以通过另一个角度理解，为何年底疫情放开如此匆忙，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何对经济路线作急转弯。说到底，这就是迫于形势向国内外资本投降，以求减少资本外流、降低国际支付风险。

可见这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工人生产出了1.6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并吸引了超过3500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入，累计2万亿美元左右的货币流入，就又通过种种孔隙流失，实际上减少865亿（2020年1月外汇储备31155亿，2022年9月外汇储备30290亿）美元。显然，中国工人在疫情期间同样成为全球资本瓜分剩余价值的乐园，但资本却同样义无反顾地润走。这里面包含一个矛盾：既然中国工人这么能干，那么资本为什么要离开，而不继续在中国扩大投资呢？

有观点认为，中国当局的错误防疫政策导致了资本外逃，有的则认为是贸易战等因素造成产业资本外流，还有的观点认为是美联储加息造成的。这些观点都有道理，如图2

所示，初次收入账户在2019年Q1开始逆差，金融账户在2020年Q1开始逆差，分别体现了贸易战和疫情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而二者的逆差都在2022年开始迅速扩大，则体现了美联储激进加息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局在2022年底对疫情政策、外交政策迅速调整，是为了适应资本的要求。

但是，中国货币当局为什么不采取激进的紧缩政策来对冲美联储的加息呢？这是因为，中国资本的资本已经进入了严重的危机，无法承担更高的利息率。这构成了上述矛盾中的内因，下文将简述这一点。

资本主义的危机，固然表现为生产过剩，但其根源却不在于流通和分配，不是由于工人工资过低及其造成的消费力不足，因此也不能由改善工人分配来化解。资本危机的根源之一是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的利润率下降，因此克服危机也必须借助消灭现存资本来解决。资本的增殖一方面是资本运动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又构成资本运动的根本威胁。多年来流行于资产阶级的对所谓“四万亿”投资的批评，原因就在这里。通过所谓供给侧改革等等行政手段来消灭现成资本固然可以在一些方面缓解资本增殖的速度，另一方面却又人为地破坏资本增殖所必须的比例关系，使得危机以更加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要促进资本增殖，一方面又受困于资本过多，而为了限制资本过剩，又处处造成资本的比例失调……这是制约全球一切资本主义当局之所以左支右绌的深刻矛盾，是帝国主义从和平走向战争的重要动力。中国当局也不例外地陷入这种泥潭当中。

让我们回到统计公报吧。一方面，公报夸耀地宣传“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个百分点……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79556亿元，比上年增长4.9%……第二产业投资184004亿元，增长10.3%”——这是让资本流通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公报遗憾地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84039亿元，比上年下降4.0%”，迅速增长的工业资本不得不去瓜分甚至减少了的工业利润，这当然不是愉快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呢？从工业内部看，“采矿业利润15574亿元，比上年增长48.6%；制造业64150亿元，下降13.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4315亿元，增长41.8%”，看来工业资本的利润在内部分配是严重失衡的，暴涨的工业原材料利润剥夺了制造业的一部分利润。从工业外部看，“金融业增加值96811亿元，增长5.6%”，金融业增加的5605亿收入扣除工业减少的3053亿利润还剩下2552亿元，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瓜分剩余价值上的矛盾显然加剧了。

不过，详尽地分析中国资本利润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矛盾等课题不在本文的任务之内，我们在这里只是为理解中国资本在2022年急剧加强的内斗，提供一个基本的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资本的积累也是严重失衡的。公报继续夸耀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较快成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6%，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1.8%。全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4.8%。全年高技术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18.9%。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700.3万辆，比上年增长90.5%；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产量3.4亿千瓦，增长46.8%。全年电子商务交易额438299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3.5%。”这样耀眼的成绩单当然可以显示出当局在引导“产业升级”的赫赫功勋，证明当局不愧是帝国主义争霸的潜力冠军。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有一个不起眼的因素——竞争——在资本运动中激烈地发挥着作用。

每一个所谓“高端产业”的发展，都是以其对抗的低端产业的没落为代价的，举一个例子，公报显示新能源汽车在2022年的产量同比激增90.5%到700.3万辆，但汽车总产量只同比增长了3.5%到2718万辆，可以推算2021年的燃油汽车产量约为2258.7万辆，而2022年的产量则是2018万辆，显然燃油汽车产量产量减少了10%以上，这意味着燃油汽车产业链的许多工人和资本在2022年过剩了。（截止本文定稿，中国各地已经刮起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降价大战，这就是中国资本在生产过剩和比例失调背景下加强内斗的缩影。）同样，工业机器人的产量也同比增长21%至44.3万套，这些机器人将把许多传统工厂给消灭，把无数工人从流水线的慢性死亡抛到失业大军的急性死亡之中。工人制造出来的每一个新技术和新机器，本来都是自己智力和体力的延伸，都应该发展自身的能力、减轻自己的辛劳，却“意外”地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自己的失业和过劳。

资本在流通领域同样被竞争所严重折磨着。“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19642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6.2%”，这个成绩当然是让互联网巨头感到愉快的，可是“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一些资本感到愉快了，另一些资本就感到了死亡。一边是互联网巨头高歌猛进、捷报频传，一边是线下商店门可罗雀、落花流水。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作为有力的杠杆，正在将无数小资产阶级的发财美梦，化作泡影。

颇受人关注的是房地产市场，“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2895亿元，比上年下降10.0%……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56366万平方米，比上年末增加5343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待售面积26947万平方米，增加4186万平方米”、“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个数为16个，持平的为1个，下降的为53个；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个数为6个，下降的为64个”、“房地产业增加值73821亿元，下降5.1%”，我们将另外撰文分析作为垄断地租和虚拟资本共同表现的房地产市场运动规律及其影响，在这里我们只提示一点：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转化为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

金融是资本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我们看到“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2.0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多0.7万亿元。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344.2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末增长9.6%”，金融资本的增长速度比产业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速度快得多，这一方面使得利息率必须下降，另一方面成为推动产业资本过剩的最有力的杠杆。一个日益庞大的借贷资本集团，正隐蔽而牢固地寄生在产业工人的头上，陶醉地汲取血汗。当然，它对自己的基础日益不稳，终归不是毫无感觉的。

最后让我们看看资本所依赖的国家机器怎么样了。“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3703亿元，比上年增长0.6%；其中税收收入166614亿元，下降3.5%。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0609亿元，比上年增长6.1%。”国家这个寄生物更加显得臃肿而无能了。知名“左翼”学者温铁军先生在《八次危机》中指出，1974年中国财政赤字超过100亿，财政收入不到800亿，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不过当时财政赤字占收入比例12.5%强，而2022年财政赤字达56906亿（不计政府基金收支），赤字占收入比例接近28%，一时不知哪一年更接近“崩溃的边缘”。由于财力无法负担自己的职能，这个寄生物只能不断加剧对金融借贷资本的依赖——为了弥补赤字，中国政府及其平台公司的有息债务余额总计已经超过120万亿人民币，这还不计算各项隐蔽的应付账款和表外负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日益彻底地沦落为金融资本增殖的奴隶，它凶神恶煞地从工人（间接通过资本）那里拿走税收，另一方面恭恭敬敬地把其中日益扩张的部分进贡给金融集团，这无疑是当代政治的滑稽剧。但对于金融资本集团来说，这个超过百万亿规模的虚拟资本投资场所，是非常令人愉快的。

中国银行业的国有股份有很大的迷惑性，让人感觉政府债务问题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差别，这就忽略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资本的所有者，而只是借贷的中介。这个中介固然具有呼风唤雨的权力，但却根本受制于自己的债权人即储户。这个矛盾在挤兑危机中会充分暴露出来，而像2022年的河南村镇银行挤兑危机不过是一场小小的序幕，更严重得多的银行业危机就在不远的未来。

极其引人瞩目的，首先是人口的锐减：“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劳动者无力抚养子女，即不能按照劳动力再生产的标准完成自身代际的延续，这无非是隐蔽的当代饥荒。当然这种物质匮乏在社会意识中表现出的生育观念、女权主义等的种种现象，在此暂不详述。

公报轻描淡写地提到“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335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5931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62.6%。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比上年少增63万人”，却不敢提及就业人数相比2021年的74652万人减少了1301万人，而且城镇就业人员相比2021年的46773万人减少了842万人，占比2%——其历史意义在于，这是改开以来首次出现城镇就业人口的净减少。甚至1989年、2008年、2020年都保持了1%-5%的净增长。

从统计局数据可以观察到，2016年以来总就业人数就开始负增长，但城镇就业人数还在增加。这意味着，资本还能从农村的蓄水池中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供其增殖（资本下乡的问题要另外讨论），总的来说劳资矛盾的发展空间还在扩张。那么2022年城镇就业人数的首次下滑，就历史地表现了一定的节点，至此劳资矛盾得以运动的空间日益狭窄了，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不仅表现为相对减少（即劳动相比于资本增加的幅度是减少的），而且开始表现为绝对减少。这不能不深刻地教育中国工人。实际上，工人冲击富士康的英勇壮举，就是这个残酷就业数据的最好脚注。

那么，产生疑问的是，这种减少是疫情造成的短期后果，还是经济结构变动的长期后果呢？本文认为，后者是主要原因，否则就无法理解疫情更严重的2020年却没有发生城镇就业人数减少的现象。疫情对经济矛盾的发展只是起到了加速的作用。这个规律不排除由于资本总量的快速增长导致高有机构成下就业量的短暂回升，但是造成危机的各矛盾尚未克服之时，就绝不会出现就业的持续回升。而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距离这样的繁荣尚有遥远的距离，这条路要经历危机和战争才能通过，而我们的责任是要把路引向资本主义的灭亡。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比上年增长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1370元，增长4.7%……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4615元，比上年增长4.1%。全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11元，比上年增长7.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4%”，从数据来看，人民的收入还在增长，如果这个数据和往年是可比的，就说明经济危机还在萌芽阶段，只不过初露峥嵘。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收入还在增长，这是否意味着农村继续扮演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器呢？目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充分发展的危机，就不会有革命的形势，马列主义者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来完成基础工作，实际地加强对工人的组织和灌输工作。

另一方面，“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5%”，这甚至超过了2020年，和2015年大致相当，意味着无产阶级的相对生活水平回落到7年前的水平。为什么人民实际收入增长的同时，恩格尔系数却迅速回升？这主要是因为食品烟酒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2022年下半年快速上升所致，反映了群众生活的实际恶化。此外，公报显示“住户短期消费贷款余额93473亿元，减少90亿元；住户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466888亿元，增加11613亿元”，短期消费贷款的减少和房贷增速的回落，与居民收入的增长之间同样存在矛盾，说明群众对未来的收入失去信心，这和就业的危机无疑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2.93%……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6%。”科学和文化空前广泛地在工人阶级扎根——资本主义的教育虽然片面和庸俗，但还是自发地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条件——这是历史上最有远大前途的无产者，无论从人数、生产力水平、文化程度都远远高过十月革命的俄国工人，甚至高过当时的欧美工人。虽然脑体对立依然顽固，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下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时，世界资本面对的将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敌人。

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又对工人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中国工人在政治教育上的贫乏则为他们的觉悟制造了巨大的障碍，这些都为从事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伟大的任务。各种新媒体的手段必然成为我们强有力的武器，我们要抓住这些武器，它成为资本出卖自己的锁链。

从资本方面来看，资本内部的矛盾向前大大发展了，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外壳日益接近瓦解的临界点，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矛盾尚未充分暴露，统治阶级还有相当的手段来维持其统治；从劳动方面来看，劳动者和资本的矛盾同样迅速尖锐了起来，这通过许多次工人抗争有所表现，但劳动者还没有到达“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程度，距离直接的革命形势尚有一定距离。但形势的转化有时是很快，种种超预期的因素有可能突然给资本造成重大打击。

对于广大左翼青年来说，我们迫切的任务是共同加强对现实世界的研究，逐步制定科学的纲领，不断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积蓄力量。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必然的，我们越是自觉，就越能减轻新社会分娩时的痛苦。这种组织必然首先通过各个分散的小组起步，直到实现现代工业化的成熟组织。眼前，我们要把自己的根牢牢扎进社会的土壤之中，直到历史提供给我们宏伟的力量，直到把资本从全世界连根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