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关于医疗行业的舆情调查

COVID-19疫情冲击下，各医疗单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调查医疗行业受疫情冲击的情况，我们采访了内蒙古、浙江、江苏、河南、云南五省的医护及县医院领导，深入了解了医院的财务情况以及医护人员的收入情况，并对医疗行业的问题与弊病作出了初步分析。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我们还搜索了网络资料和相关新闻报道，并且对各地86名医护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进一步展开舆情调查。

❶多家县医院陷入财务困境。受居家隔离的影响，县医院患者人数基本都大幅减少，在疫情期间的收入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防疫方面的支出则普遍增加；

❹多数医护人员的绩效收入也因此大幅减少，许多人的绩效、奖金被取消，而防疫方面的工作量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到了5月后，医院患者人数基本恢复往期水准，但仍然存在有部分医护人员尚未恢复正常收入水平的情况。

疫情期间，大多数医院的收入都有所下降，支出增加，收支失衡，出现现金流压力。部分规模较小的民营医院在疫情最为严重的2、3月份不得不停业，分文未挣。

而即使在疫情期间正常营业的其他医院，也面临着患者数量大幅减少，住院收入、门诊收入同比大幅下降，防疫支出大幅增加的情况。在医院内部，不同科室的患者数量、收入情况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种下降在儿科与外科尤为显著。

由于之前医院仅是收支平衡，2、3月份虽然停业，仍要支出每月20万的基础工资、每月10万的房租，医院直接负债60万。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江苏省如皋市的一家二级甲等综合性民营医院。接受采访的妇产科主任李华（化名）说，居家隔离期间妇科门诊量下降了一半，原来每天80~90人，2、3月份每天仅四十多人。但住院量并没有明显变化，因为孕妇要生产是不能不来医院的。而外科、儿科门诊量明显减少，尤其是儿科，有时甚至只有个位数的患者。

浙江省绍兴市一家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的财务科科长张丽也告诉我们，一到四月，医院的儿科受到的影响较大，这段时间本是流感高发季节，但由于在疫情期间实行居家隔离，小孩患病的几率也大大降低，儿科住院量下降36.2%，门诊量下降54%，科室收入下降较为明显，同比下降了21.25%。

云南省一家公立县医院的急诊外科医生王云（化名）在接受采访时同样表示，外科就诊人数明显减少，重症也明显减少，外伤病人减少了大概九成。

河南省睢县中医院ICU（重症监护）科室同期正常时候一个月20万收入，但是疫情阶段一个月只有不到10万收入。

根据第三方医院管理咨询机构广州艾力彼的问卷调查，88.6%的医院在疫情期间出现现金流压力。民营医院首当其中，近六成民营医院的现金流不足2个月。而社会办医在短期资金的补充上，渠道更为匮乏，抗风险能力更低。

对于规模较小的县医院而言，一方面，受到疫情影响，患者减少，医院收入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的大量使用，导致支出增加。

郭峰院长透露，其医院在这次疫情中，有关医护人员的防护支出增加了3万多，主要用于口罩、一次性耗材、手术包等防疫物资的采购。“疫情期间防疫物资供不应求，因此普遍涨价严重，原来几毛钱一支的口罩在疫情期间都要5、6块。”郭院长说道。此外，虽然医院在4月份重新开业，但由于疫情尚未完全平复，所有医护人员必须在医院内就餐，这部分费用也是由医院来承担。因此，医院4、5月份医护就餐支出就有6万多，而在以前是没有这样支出的。

我们统计了华夏医界网合作转让板块的数据，2020年1月和2月，医院、诊所转让数分别为34和20，而3月份这一数据为70，将近两倍，符合艾力彼关于医院现金流的数据。值得一提的是，5月转让数略有下降，而6月份，仅7天便出现了43家医院或诊所需求转让，可见疫情影响远未平复。

除了医院收入，其他资金补充来源也显得较为匮乏。在此次疫情下，尽管医院在承担公共卫生服务责任的同时背负着较大的财政压力，但来自政府的少量财政补贴却无法缓解这样的压力。面对财务困境，不少医院没有更多的增收手段，转而寻求贷款、向供应商赊账等方式维持正常运营。

河南睢县属于疫情轻微地区，尽管有多例疑似病例，但是一直没有确诊。睢县中医院是全省规模较大的县级综合性公立中医院，在疫情期间设置了发热定点门诊。

我们了解到，睢县中医院由于之前扩建新院区，负债十几亿。年底那段时间特别难。一方面，资金流断裂，中医院进药只能向供应商赊账，甚至发不起工资。另一方面，医保办拖欠报销。病人看病的钱被医保报销了，这部分减免的钱由睢县中医院垫付，但医保办报销的钱迟迟无法到账。为了度过财务难关，睢县中医院选择贷款。

除了医院自身贷款，2月份医院还动员医护“自愿”借医护贷。院方收集了各科室医护的身份证，跟银行借医护贷。由于资金紧张，贷款之后才好发工资。院方表示这一贷款由院方还，但并没有提出保障措施，也没有说清何时还贷款。

绍兴市某妇幼保健院的财务科科长张丽表示，医院贷款首先需要经过政府审批，现阶段收入下降属于普遍现象，并且债务是有监控的，财政局不会任由医院随便贷款，财务难关最终还是要靠医院自己度过。

湖北省医院协会县市级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徐必生说过，卫生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医院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有资金来源保证，要么政府投资，要么医院增收。

有31%的公立医院在疫情期间可以从财政上获得补贴，27%的公立医院有银行贷款渠道，还有16%的公立医院可以通过向供应商进行赊账或融资；

而民营医院中，29%的医院没有短期资金来源，只有23%的医院可以获得银行贷款，仅有9%的医院可以从投资人处获得追加投资。

2011-2018年度的数据显示，中国对于医疗卫生的投入正在稳步增长， 医疗卫生占GDP的比重在2018年达到了6.4%。但这一数据，无论是按GDP总量还是按人均GDP去比较，都跟同等级的经济体有差距。

政策方面，为了支持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其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给予免征营业税、增值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等优惠。对于小体量的新兴营利性医疗结构，这些优惠政策缓解了很大一部分资金压力，但对于多年来只是收支平衡的小医院小诊所而言，疫情难关仍然难以度过。

无法“开源”，许多医院往往只能转向“节流”，也就是说，转向内部节支。这对于疫情期间分外忙碌的医护人员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奖金被取消医护人员的收入构成一般是基本工资、绩效、奖金三部分，后二者占大头，奖金与收治患者量直接挂钩，和科室以及医院收益息息相关。疫情爆发后，医院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暂停了部分门诊和非急诊手术；同时，患者由于对疫情的恐惧，不敢去医院看病。

据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急诊科护士林放（化名）透露，直到五月底，医院才发了4月的工资，2月和3月工资都没发。她的工资构成是基本工资加上奖金，正常情况下，奖金一个月有一千，而4月的工资里，奖金只发了五十，是过去的1/20。

江苏省如皋市的李华医生说，他们医院由于疫情前收入尚可，现金储备足以补充亏损，工资都及时发放了。但受门诊量减少的影响，绩效奖金减少大半，基本只拿到了基础工资三千多块。

云南省某县级医院的医护收入同样如此。根据丁香园3月24日发布的调查报告，超八成医务人员疫情期间的收入下降。在参与调查的742位医务人员中，有一半以上的人（56.3%）绩效、奖金等有所下降，基本工资不受影响；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医疗活动逐渐恢复正常，患者数量也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然而，从我们发布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参与调查的医护人员中仍有51.9%的人表示薪资尚未恢复正常水平。

杭州市浙医二院国际医学中心的护士王若若（化名）表示，其目前的工资是一个月四千元左右，仅有正常水平的一半。疫情发生后，她就被调到浙医二院本院支援，虽然现在疫情已经基本平复，但医院仍然安排她们继续在本院工作，每个工作日给两百元补贴，工作量还远大于其在国际医学中心上班之时；由于调离了国际医学中心，国际医学中心就不再发放工资，也不算考勤，没有考勤相当于季度奖也被取消，薪资水平直线下降。

休息时间减少收入下降的同时，部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却不降反升。在回收的问卷中，疫情期间，88.1%的医护人员增加了防疫相关工作，79.96%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量变大。其中一位医护人员表示，由于疫情期间有同事无法上班，工作人员减少，一个人要承担好几个人的工作，导致工作量翻倍。

目前，随着疫情不断松控，医务人员承担的压力逐渐减轻，然而他们却依然不能享受假期。丁香园的调查报告《医务人员休息时间调查》显示，与疫情前相比，21%的医务人员假期休息时间直接被取消，37%的人时间被缩减；在抗疫期间，87.3%的人都没有补休假期，仅12.7%的人有补休假期。超七成的医务人员平均每周的休息时间不到两天。

关于如何发放疫情期间补助，国发明电〔2020〕10号《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相关事项，为疫情期间补助、待遇及绩效如何发放定调。

《通知》指出，一线医务人员领取临时性工作补助的天数，按其直接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标本（含尸体解剖）的天数计算。对在重症危重症患者病区工作的一线医务人员，按实际工作天数的1.5倍计算应发工作天数。

其中，对“一线人员”的范围有明确界定，即指疫情防控期间按照政府统一部署、卫生健康部门调派或医疗卫生机构要求，直接参与新冠肺炎防疫和救治一线工作，且与确诊或疑似病例直接接触的接诊、筛查、检查、检测、转运、治疗、护理、流行病学调查、医学观察，以及直接进行病例标本采集、病原检测、病理检查、病理解剖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与确诊或疑似病例直接接触的医务人员才是符合疫情补助标准的一线人员，这一界定方式将一部分虽然没有直接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但是依然在疫情期间加班加点接诊发热病人、每天坚守岗位为病人进行测量体温、消毒、采血等工作的医护人员排除在外。对此，不少医护人员也多有不满，有医护人员提到：“难道只有中弹的士兵才算上过战场？”

而对于符合补助标准的一线医务人员来说，补助至今未收到也成一大问题。在我们收到的84份有效问卷中，有21位医护人员符合补助标准，而其中有16位医护人员并没有收到任何补助。

由于国家规定乡镇医院不收挂号费，挂号并不需要身份证，也不收钱。对于很多农民而言，平时的小病小痛他们往往习惯性地选择“挨”过去，而受到本次疫情影响，他们比往常更倾向于来医院查一查，好放心。在“基础工资+绩效”的收入模式下，医生们的收入甚至略有增加。

浙江省绍兴市下的6个区、县都被列入低风险区。医院的财务科科长张丽透露，妇幼保健院作为一所专科医院，主要科室有儿科、妇科、产科。疫情期间除了儿科受到较大影响外，产科基本不受影响，妇科由于大医院限制流量有病人分流至小医院，就诊患者有所增加。医院在1-4月的总收入同期相比略有增加。

其中，医疗收入是医院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不含药品）而获得的收入，它是医院主要的资金来源。包括挂号收入、床位收入、诊察收入、检查收入、治疗收入、护理收入、康复治疗收入和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是医院收取的不属于医疗、药品业务的其他各项杂项收入，如进修费、固定资产变价收入、救护车收入、废品变价收入等；

业务补助是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拨给医院的经常性补助。主要包括国家对医院的投资和维护医院正常运转的业务补贴。其中，只有公立医院才能收到国家的业务补助，而民营医院则与民营企业一样，需要通过投资方的投资获得资金来源。

医院的收支平衡直接关系到医护人员工资的发放。一方面，疫情期间，医院收治病人的数量锐减，而没有患者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来源。除急诊、发热以外，大部分科室都患者不足，导致医院整体的收入减少；

另一方面，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医院又要购置大量口罩、防护服、酒精等防控物资，这使得医院又增加了一定支出。盈利锐减、支出增加，医院入不敷出，就无法按时给医护人员发放足够的工资了。

郭峰院长表示，在药品价格方面，新医改只压下了极个别新出药品的价格，这些药品即使不限制也会降价，一开始只是由于科研经费而价格虚高，相反普通的药物都涨价了，凡是急救的药物现在都涨价几十倍，原来抢救心脏的药物1元一支，现在60元一支。而且公立医院进药价格要比民营医院高，同样的药品公立医院15元进价，而民营医院5元进价，都以15元卖药，因此民营医院还能挣10元。

在政府补贴方面，疫情期间，政府并没有补贴民营医院，反而卫生部征用医院救护车，抽调医院医护人员，进行公共调查、流行病调查、小区把关、集体考试、活动等，医院需要自己给这些医护人员发放工资。在医保报销方面，民营医院无论用药多少，国家医保只给报销1800元，所以用得多亏的多。

国家政策规定有的药在三级医院可以报销，在民营医院就不给报销，国家定价时，同样的检查在三级医院贵，在民营医院就便宜。例如，同样的一个阑尾炎手术，国家给大医院报销7000元，给民营小医院就报销4000元，所以只能尽可能控制过度用药。在医院管理方面，国家待遇也有“不同”，例如民营医院若发现“医保病人不在床”现象就需要关停整改，但公立医院则不受处罚。

根据医院绩效工资分配方案，大部分医护人员的工资都由基础工资、绩效和奖金三部分构成，但医护人员的基础工资较低，收入基本上都依赖于绩效，而绩效则与科室的收入直接挂钩。疫情期间患者减少，医护人员的绩效就随之大幅缩减。因此，大部分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只能拿到很少的基础工资。

为了对直接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线医护人员进行补助，国家出台了相应的补助政策，给一线医护人员发放补助金，由医院预先支付，再由国家统一拨款，这就造成了一个“时间差”。

在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之前，对“一线人员”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因此，若医院对“一线人员”的界定低于国家标准，就会造成“发多了”的情况，不少医院则会要求相关医护人员返还补助金，这使许多医护人员产生不满。

一方面，由于疫情期间绩效收入的大幅缩水，许多医护人员并没有多余的预算来维持生活，已发的补助金已被他们用于日常开销，若此时再让他们返还补助金，势必造成这些医护人员的不满。

另一方面，除了那些直接接触疑似病例或确诊病例的医护人员以外，还有许多在疫情期间从事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医护人员，这些医护人员同样增加了工作量，却发现自己并不符合补贴条件，难免会产生不满情绪。

疫情期间，出于对新冠肺炎的恐惧心理，大部分人都选择“在家隔离”，避免外出，以防止被传染，而最有可能出现确诊病例的医院人们自然更是避之不及，再加上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并缓解发热门诊的接诊压力，医院也呼吁患者理性就医、网上就医、择期就医。

因此，大多数患者如果出现身体不适，一般都选择在家观察，除非大病重病都不敢去医院就医。住院患者提前出院，许多手术也被迫推迟。疫情期间，患者的这种恐惧心里十分普遍，这是医院收治病人数量大大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患者普遍存在一种心理，那就是无论大病小病，多倾向于去大医院问诊，尤其是对于陌生病。只有得了感冒等常见的小病时，患者才会倾向于选择小医院。在患者眼里，公立的大医院比民营的小医院可信度更高，许多患者都抱着“大医院比小医院靠谱”的想法，盲目相信大医院。患者们纷纷涌入大医院，使大医院人满为患，而许多小医院却因没有患者而经营困难，抗风险能力降低，在此次疫情冲击下不得不面临倒闭或转让的命运。

在此次疫情之中，医护的奉献与辛劳值得所有人铭记。但相当一部分医护并没有得到与工作量和工作风险相应的薪资待遇。这固然有许多因素。过分宣传医护之德，宣传“无条件奉献”或许是原因之一。

云南某医院150名医护集体“自愿”放弃补贴，人民日报锐评“心意领了，钱请收下”。一时传为佳话。对医护道德的追捧，过了头，就成了枷锁。或许，停止宣传医护“无条件奉献”之美，而转向宣传“专业能力”之强，能有所避免道德的裹挟。

疫情早期，各地区医院、医护缺乏防疫物资而向社会求援的情况，应予以避免。关于一线补贴，也应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及时告知各医疗机构。

6月份北京再度突发聚集性疫情，有志愿者联系了当地医护，医护表示，仍然面临着生理物资匮乏的情况。对于医护中60%以上的女性而言，她们由于工作隔离需求，无法外出采购生理用品，一旦进入生理期，麻烦重重。这一需求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已经被提起过。

“互联网+医疗”是目前医疗行业的一个改革方向。一方面，互联网技术满足了跨省问诊、管理的需求，能够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网上问诊能有效缓解大医院的拥挤状态。但弊端在于，普通人对于隔着网络的诊疗很难完全信任，医生本着谨慎求真的心态也会倾向于与患者真切见面。

针对这种心理，我们建议，可以增加医疗知识的科普。明确病情严重情况，呼吁患者小病多去小医院，大病、重病才来大医院，缓解大医院压力的同时给予小医院更多的生存机会。

目前，银行对于医院贷款有明确规定，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才会予以贷款；且医院申请贷款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面对疫情冲击的特殊情况这一门槛应有所放低，以帮助更多的医院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