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还是留守？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面临的选择题

“我可能要独自回老家念书了。”躺在床上，正在读初三的小鲤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

来到东莞读书的这些年，她一向很努力。她的成绩很好，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考上东莞中学，但如今父母却告诉她“缴纳的社保年数不足”，如果想读高中，她只能回老家参加中考。

今年3月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陆铭建议在立法层面保障流动人口的子女可在父母工作和居住所在地接受高中教育，这个建议又将随迁子女入学、升学难的问题摆到了人们眼前。孩子随父母“流动”还是返乡“留守”，成为很多流动人口、流动家庭必须面对的选择题。

东莞作为珠三角制造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被誉为“世界工厂”，吸引着大批的打工者，小鲤的父母就是外来务工者中的一员。

自打跟随父母来大城市读书，小鲤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教育节奏。她读书很用功，“基本不给父母添麻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逐渐了解到，以自己随迁子女的身份去考高中，往往比本地户口的孩子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

事实上，东莞全市800多万常住人口中，非本地户籍占比超过7成。截至2020年底，125.52万在校生中，非户籍学生为83.17万人，占比高达66.26%[1]。而对于这些非户籍生来说，他们面临着更少的公办高中招生名额、更高的分数线。

2018年，东莞正式取消积分制入户，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五年”（在莞参加社会保险满5年且办理居住证满5年）入户政策；2018至2020年底，两级财政共向随迁子女发放民办学位补贴14.54亿元；2020年，东莞全年也新改扩建了公办中小学32所，新增了公办学位3.7万个[1]。

尽管在相关政策的出台与支持下，很多随迁家庭都在东莞落地生根，孩子也从流动走向了稳定，但对于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他们仍会在此间感到力不从心。对政策不甚了解、社保缴纳不甚稳定，以及民办学校相对高昂的学费，都可能使他们难以够到已经不断放低的门槛。

小鲤一家正是如此，由于缴纳的社保年数不足，她失去了在东莞中考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她不得不离开父母回到老家，独自去面对自己完全陌生的考卷。

“明明再搏一搏我是可能够到（东莞中学的）分数线的！”与可能实现的梦想擦肩，小鲤很不甘心。

与小鲤不同，小辰的父母很有“先见之明”。因为很早就了解到孩子在上海可能无法参加中考，2007年，小辰刚要念小学就从上海回到启东和奶奶一起生活。他从小性格内向，自尊心也强，父母突然不在身边，一切都不习惯。

在老家，奶奶要兼顾乡下劳作与照顾他，很是奔波。“每天我总是早早去上学，放学奶奶骑车来接的时候，我会一直在后座上哭。”他回忆，“爸爸妈妈会经常给我打电话，但我却不太知道说什么，只是反复读着妈妈写给我的两封信。”

有段时间他精神状态很差，常常一个人蜷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哭。妈妈在上海带他看了心理医生，医生开了药，并建议他多和爸妈见面。后来一段时间，“我每周五晚上都会一个人坐两个小时的长途车去上海，在上海待两天后回到启东。”

2022年7月，南都公益基金会“新公民计划”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 2022》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包含流动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和城镇留守儿童）规模约1.3亿人，超过中国儿童总数的40%。同时，只有约“1/3”的流动人口子女与父母生活在一起。[2]

“随迁”和“留守”很容易让人以为流动人口子女只有这两种生活状态。事实上，很多孩子是根据家庭生活安排阶段性随迁、阶段性留守，还有的则是过着开学随迁、寒暑假留守的“候鸟式”生活。

10岁的一天，娇娇的爷爷突然说不想带他了。在上海打拼的娇娇爸妈，只得将年幼的娇娇从老家接到上海。由于平时工作很忙，父母并没有多少时间照顾他。

在上海，对于大多数没有本地户口的随迁子女来说，能否报名中考取决于父母所持的《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是否达到120分，积分的计算方式由父母的年龄、学历、职称和社保缴纳等因素决定。该政策一直沿用至今，也让很多并非高学历、高职称、高收入的外来务工者望“分”兴叹。

娇娇记得很清楚，当时离初一开学还有五天，父母突然通知自己要回老家上学，“当时我还小，我完全没有选择权”。原来在这之前，娇娇妈妈得知儿子今后可能很难留在上海学习，就和家里人商量着回老家读书。

由于父母不在身边，他在老家换了很多地方住。他初一上学期住校，下学期住在老师家，初二上学期又换了个老师家。后来外婆陪他走读，中考前妈妈回来陪他走读了一阵子，但考上县中后又离开了。

2020年全国42个核心城市小升初阶段随迁子女返乡数据/图源新公民计划

“当时我像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却没有人可以诉说。”回想起这些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娇娇内心有说不出的痛苦。

同样的，小辰也对这种留守儿童的状态感到十分痛苦。直到高二，小辰的妈妈才回到了他的身边。在这十年间，他和父母聚少离多。小辰和娇娇的童年生活都曾经随父母流动，也曾经独自返乡“留守”。但现在，他们也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提到未来，小辰坚定地想要回到父母身边：“我相信通过努力能让家人不用太辛苦。去到上海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也可能是我唯一的追求。

在上海，返乡似乎不是一件罕见的事。上海人张先生表示：“我碰到的钟点工等行业的人，他们的孩子其实很多都是在老家上学的。还有我孩子班级里面也曾经有这种情况，他们（随迁子女）在中考之前就转走了。”

对于很多本地家长来说，他们并不愿意这些孩子留下来参加中考和高考的竞争，原因很简单：本地人学校资源都不够分，何况外地人。

不过，也有很多孩子，选择另一条路——留下来读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做出这个选择除了成绩因素以外，他们可能还受到家庭居住证积分等因素的影响。

2010年，即将小学毕业的cc随拿到居住证的父母来到了上海，她的读书路似乎一直都很顺利，然而，就在离中考还有两月余时，cc突然得知居住证积分没有达到条件，自己无法在上海就读高中。这对于成绩一向优异的她来说是一个打击。

不过cc还是选择了留在上海。一则读中专还是有专升本的可能，只是可能要多花几年，二则cc的父母也希望她能留在自己身边。因此， cc和班里其他随迁子女一样，在学校的安排下离开了现在的初中，转到中专学校只学习三门主科，为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做准备。

初中打下的良好底子，让cc在中专学习中如鱼得水，期间她还得到了“上海市奖学金”。中专毕业后，她成功申请到了本科，并在毕业后去了英国留学读硕士。

提到自己的求学之路，cc感慨道：“其实我比较幸运。当时班上一半都是随迁子女，很多人可能读了中专就不再学习了，这个选择就很可能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考虑到上海对留学生的优待，cc在硕士毕业后还是选择回到了上海。她和朋友一起在上海合租了一个小屋子，开始找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很多大型企业不只注重第一学历，甚至连高考成绩和高中毕业证也要求出示，这对她来说实在是意外的打击。

她明白，用人单位（往往是热门单位）的这种制度是为了提高招聘的效率，但是这种做法其实否认了很多后来的努力，cc就像是被“两头堵”，失去了一些机会。尽管自己会被一些大型企业歧视学历，但她从没有放弃提升自己的能力。如今，她找到了一份有些辛苦但又很满足的工作，“相信我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很多外来务工的父母希望通过自己在一线城市的打拼，为家庭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个未来，可能也包括他们希望孩子留在自己身边，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由于所在务工城市教育资源并不能满足每一位来自异乡的孩子，他们时刻面临现实的“捶打”。

小嘉是一位北京宝妈，从孩子读幼儿园到读初中，一直在为居住证而奔波，如今却发现没有北京户口，孩子还是只能回到老家读高中。

面对孩子的不理解，挫败感和内疚感一齐涌上小嘉的心头：“明明我已经很努力了，但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与未来还是那么难。”同样境遇的尹女士也感慨：“北京社保年年交、居住证年年办、私立学校又很贵，孩子还是没法中考要回老家。我不能放弃工作，又怕老人管不住孩子。最近常常自我怀疑，也许我混的好点儿，孩子也能少遭点罪。”

在小辰看来，他最希望的就是社会不要忘记所谓的“外来务工人员”、所谓的“农民工”和所谓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我很幸运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还有很多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他们的生活并不好过。”小辰觉得他们中可能有人因为失去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过早步入社会，误入歧途进了监狱；也有人长大去了大城市打工收入还是比较低，他们的孩子要么和他们挤在出租屋里生活，要么送回老家和老人一起生活。他说：“这样，下一代人会不断重复上一代人的故事。”

近些年，政府也在不断优化完善相关政策，改善孩子们为了读书“候鸟迁徙”的状况。2022年，广州市教育局公开征求《广州市教育局关于深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意见；2023年，成都市教育局放宽了随迁子女入学基本条件、缩减了积分分值、调整了申请审核时间等。

在政策的“破冰”下，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过上了稳定而充满希望的生活。但依然有很多外来务工者，在面对逐渐放宽的教育限制时依然感到困窘与艰辛。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也曾在印发的《中共教育现代化2035》中提出“推进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旅程，但越来越多人，走在了这条路上。在大城市与家乡间“钟摆式摆动”的孩子们，憧憬着一个更安定与被爱的明天。

[1]新华网：《“新莞人”子女为何不再为读书“候鸟迁徙”？》，2021

[2]澎湃新闻转载：新公民计划《中国流动人口子女发展报告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