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的女工和她们的孩子

深圳城中村的孩子们在讨论《儿童权利公约》

受访：丁当

采访及编辑：劳秀汶

供图：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此前，我们对于城市儿童的讨论，似乎在形成某种共识，或者是一种公共讨论当中的假设：现在孩子的童年被社会时钟紧紧套牢，各种安排和活动都精准到分秒，可能他们并不缺见识，缺的是玩耍、放空和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我们必须要追加的一个前提是，这到底是哪些城市家庭的儿童生活？

至少对于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子女，他们并没有那么“忙碌”。相反，他们的时间很多，早早放学，不用上各种课外兴趣班。即便没有精致和过度安全的公园，他们也有各种自己发现的游玩路线，任意穿梭在错综复杂的巷子里，甚至是通过观察一些很久没有人居住的村中老屋，饶有兴致地发明那些有点年代感的鬼怪传说。

当然他们也有因为户籍政策、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带来的困境：比如被迫流动，可能随时都要准备回老家读书；比如读不上公立学校，无法获取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经常陷入一种“吃苦哲学”和阶层现实的矛盾中。

牛始埔村，是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的一个城中村。在这里，早年来深圳打工、也一直在具体生活中不断实现自我教育的丁当，创立了一家专门服务于基层女性和流动儿童的社会机构“绿色蔷薇”。在这八年的时间里，由陌生到熟悉，由拘谨到开放，她看到了很多女工们和她们孩子的故事跟变化。对于丁当来说，社会的阶层结构是一种现实，可是她更愿意做的，是怎么在现实之中，探索在城中村里做“新教育”的可能。

跟丁当见面的那天，她正在擦洗机构空间的玻璃门，她拿着湿抹布向我挥了挥说：你先进去，我擦完再跟你聊。空间里有两个小男孩玩着积木搭建，他们见了我，立马打招呼，互通姓名，还热情地告诉我，他们在做一个秘密基地。后来，我们走在牛始埔的巷子里，丁当一路跟人打招呼，有些姐姐阿姨在家门口做计件零工，她也会走过去摸上一摸：做一个能算多少钱？

在丁当的理想社区构建里，她希望生活在牛始埔的孩子们，也能经历像她小时候的那种农村氛围：人跟人是熟悉的、友善的，大家有什么事情都能互相帮忙。

本文为“儿童与城市”系列专题的第六篇，发布前经受访人审校。

丁当

深圳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16岁成为电子厂流水线的一名女工，期间接触公益机构“工友书屋”，进入文学小组，编写杂志《工友天地》，开始有更多的思考和行动。18岁（2006年）正式成为该机构的工作人员，负责姐妹力量小组、工伤探访小组。23岁结婚生子，28岁离婚并创办绿色蔷薇妇女儿童机构，更深地理解私领域里对女性的限制，以及公共表达对女性的重要性。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举办“女工最牛”活动，希望打破社会对女工的刻板印象。曾海选成为打工春晚的女工主持人，“TEDxChaoyangWomen—MOMENTUM”的讲者。2022年入选成为银杏伙伴。

绿色蔷薇的空间内部

我是2015年来牛始埔做“绿色蔷薇”的，来的时候很清楚，就是做一个专门服务基层女性的社会机构。在这个城中村里，大多数住户是家庭式的打工群体。当时就发现，要让住在这里的女性有时间参加我们的活动，尤其是女工，必须解决她们孩子的照顾问题。

所以最开始，每次做活动，我们都会临时围起一个像小孩游乐场之类的空间，在地板上铺一块垫子，放些小球，小孩在旁边玩，想着说可以解放妈妈们的双手。

对我们来讲，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识要给孩子做点什么，更多是在相处的过程里，我们看到孩子本身有很强的需求。像很多孩子都喜欢画画，每天过来说：“姐姐，姐姐，我要画画。”七八年过去了，现在我们攒下有一大叠孩子们的画。

我刚来牛始埔那会儿，基本上大人把小孩管得很紧，不让小孩随便出门，担心被人拐跑。但后来发现，在绿色蔷薇玩的小孩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孩子都是打工子女，TA们的时间非常多。大部分人上不了公立学校，只能去读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入学门槛低，教育资源有限，老师的流动性也高。孩子们每天下午4点半就放学了，但父母是不可能这个点下班的，况且家里又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活动。

牛始埔相对于深圳其他城中村，房租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一个小单间包括有厕所、厨房之类的，每个月起码都要六七百块，一房一厅可能就是1000多块了。甚至有的小孩家有六口人，住在一房一厅里，非常拥挤。所以那时候，小孩放学了，基本上就跑来我们机构写作业或者一起聊天。

最早的儿童活动，是先从孩子们怎么使用这个公共空间慢慢摸索出来的。别人给机构捐了书，我们会让小孩一起来包书皮、编号和上架。

我们也经常跟小孩开会，比如在四五个小孩里，TA们都是好朋友，但可能突然会有小孩说跟要某个人绝交。怎么处理同伴关系？那就需要大家一起开会聊聊看。

开会开多了，一直到2017年，开始做各种儿童工作坊的时候，一碰到问题，TA们就知道要开会，商量解决办法。其实小孩观察力特别强，会从我们身上看怎么组织活动、怎么完成一件事情。

六一儿童节时，通过立定跳远的游戏形式，跟孩子们一起讨论《儿童权利公约》。

规训

跟女工活动一样，在所有的儿童活动里，我们都会比较注重性别的视角。无论是过去在农村老家，还是来了城市，女工身上都有着太多被女性角色限制的经历。对于一些有可能改变的事情，她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坚信，因为她们已经在现实里受过非常多的打击。

可是恰好儿童不一样，儿童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群体。如果我们要推动性别平等、反对暴力，这些孩子最容易受到影响，做出改变。

虽然我觉得男孩和女孩都应该一样，平等地参与，每个孩子都能做自己，但在公共参与里，你就是会看到两性之间的不同。相对来说，女孩好像“天然”很安静，没有男孩子那么调皮。每次我们说活动要开始了，要讨论或者写点什么的时候，女孩都很认真，非常投入，默默地做。其实她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子，可能从出生的姓名开始，一个家庭对女孩的要求就是跟男孩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觉得有女孩在，真的很好，但那个“很好”的背后，是不是有另一个东西，一种被规训出来的“懂事”和“乖巧”？

当然，我经常在机构也能看到一些很有想法、体力很旺盛、或者爱跟别人打打闹闹的女孩。就像之前住我们机构对面的一个女孩，她的性格非常开放，不喜欢穿裙子，我觉得蛮棒的。

从性别的角度讲，男孩、女孩的刻板印象存在很久了，我们也很难去打破。比如我们之前跟孩子讨论过美的凝视，尤其是青春期的女孩，虽然她们已经在我们这学过性别教育，但还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腿直不直、白不白。我们只能更多发起讨论，大家心目中的美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谈恋爱、交朋友，是看外貌，还是看对方有哪些美好的特质？比如学习成绩好？有个性、有想法？很善良？懂得尊重别人？

到最后，当我们真的一点点来剖析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可能那种所谓的主流审美，它并不一定是真的，回到现实生活里，它也不一定是那么放大的东西。

但是这个很难，小孩很难完全独立和清醒地说，非常确定自己真正想要的。有些女孩到了年龄，她就是会让自己打扮得更有青春特质，不仅是因为生理影响，她也需要交朋友，她的同龄环境就是那样。所以在性别教育里，我们希望孩子们无论在穿衣打扮、还是其他行为上，都能够是有意识的，知道自己不一定要打扮成这样子，不一定要被某个东西牵着走。

孩子的性别教育和性教育，就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家长来看，目前她们还是挺开放的，觉得自己教不了，就让我们帮忙教。最近我们跟姐妹们做读书会，有些三四十岁的姐妹，她们的女性意识很强，会说：“我女儿不想结婚就不结婚，没有关系，现在女人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干嘛还要跑到别人家里做家务，还要去照顾别人？”

4-6岁的儿童性教育课堂上，让孩子们正确认识自己。

在青少年戏剧《地下花果山》中，孩子们提到在学校被体罚的经历。

改命

在这里，妈妈们对教育孩子最大的困惑，其实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只觉得小孩很叛逆。她们总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孩子一定要好好上学，不要像我这样打工，干着最基层的工作，很辛苦，未来坐在办公室多好。她们会把通过读书改变一代人命运的希望，投射到孩子身上。

但对孩子来讲，这是很不公平的，能“改命”的资源跟环境就是很有限。

事实上，像黄灯在书里《我的二本学生》写的那样，哪怕这些孩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是读完出社会，各方面的资源还是有非常大的落差，一样要辛苦打工，向上流动的几率很低。

这种期待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跟错位，我觉得是比较难沟通的部分。特别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些大姐，她们有好几个孩子，现在小的孩子还在上学，这种沟通的难度会加大。因为她们那一辈的教育观念，就是要对孩子严格，要求孩子勤勤恳恳读书，没什么其他的经验跟方法。

母女或母子之间发生冲突，我们有时候会到她们家里做家访。比如说玩手机，父母觉得孩子玩手机，看着就很烦，每天打几份工回家之后，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小孩也有自己的想法，可能TA的同学都在玩，不玩就没法融入，并且学校有些作业也需要用到手机。所以我们会做这样一些介入，让孩子充分表达，也让父母充分表达，还会让双方做一个协议，协商玩手机的时间，比如可能每天一两个小时、周六日可以多点时间，然后签上名。希望大家可以把约定慢慢变成一种共识。不过，现在手机对孩子的影响还是很大。

绿色蔷薇门外的电影放映、弹唱活动

出路

有些妈妈可能还是很焦虑，觉得我孩子怎么办，成绩不好，也没有很多信息可以参考。针对这点，我们做过小班制的补习班，也有过线上的一对一辅导，因为会有些返乡的儿童想要提高英语水平。这样一来是解决家里妈妈的期待，二来孩子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应试考学上的帮助，作为机构，我们可以去找到相应的资源。接下来，我们会再启动这部分工作，尤其是在上初中的孩子，很快要中考了，我们希望可以通过相关的调研、工作坊或讲座，让TA们了解：怎么才能考上普通高中？有哪些不错的职校选择？自己目前处于怎样的学习状况？还需要什么样的支持跟资源？不过对机构来讲，我们人员有限，能做的也很有限。

按照深圳目前的入学积分制度，一般没有房、没有户口、但有居住证和社保的家庭，小孩入学的基础分是60分，在这基础上，再拼父母社保的缴费年限。如果父母没有社保，一定进不了公立学校，哪怕是私立的打工子弟学校，也进不去。

我们这边有一些年龄大的大姐大哥，最小的孩子要上学，但TA们刚好到了退休年龄，又或者说父母在工地上没买社保，小孩在深圳读书的门槛就会被限制住，没有社保就没有入学资格，必须要回老家。

还有一点，要上深圳的普通高中，如果进不了公立初中的话，基本就不可能读了。所以往往小学毕业之后，这里会有一批孩子回老家读书。我们去年听孩子讲，在TA们学校，100个人里大概只有两三个孩子，才能读上深圳的高中。

之前在儿童戏剧上，我们也跟孩子们讲过这些，TA们要面对的社会结构很难改变。可是，不一定只有读普通高中、上大学，才有所谓的出路。其实现在的孩子要学什么，并不缺资源，网络上已经有太多的知识和信息，最关键是怎么学、怎么思考问题。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卷”的妈妈，对我儿子没有特别的要求。他现在六年级，学习成绩不太好，但不全是他的问题，可能有学习热情、方法等各种原因造成的。对我来说，蛮欣慰的是，他喜欢看书，有看书的习惯。以前在他上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了第一本书《窗边的小豆豆》，我读一段，他读一段，到后面，我就买了很多很多书放着，有些厚的书，我还没来记得看，他都已经看完了。我对他的期待很简单，就是尽他自己能力学习，如果说最后成绩够不着，上职校也没有关系。我更希望他找到自己的兴趣，把自己照顾好就行。

他从小到大，我也会跟他讨论性别，以前给他看过动画片《爱冒险的Dora》，讲的是女孩探险的故事。他以前不太相信我的话，但特别相信老师说的：“我们老师说了，男孩要练武术，女孩就要学跳舞。”这我能怎么办？挺无奈的，因为他已经进入到这个社会环境里了。我只能见缝插针地肯定那些不是性别刻板印象的部分，比如在家里面主动洗碗、洗衣服、整理房间，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品质，我会及时夸奖肯定他。

当把镜头交给孩子时，他们会看到怎样的牛始埔？

“孩看城中村”活动中，孩子们带着大家游赏牛始埔。

冲突

女性的身份，女儿的身份，妈妈的身份，这些身份确实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一些处境，并且在那些处境当中寻找，还有什么部分是可以松动的。比如我现在生活在牛始埔，每次看到不同姐妹的经历，会让我很直接地去思考其中的问题，然后介入和行动。

前段时间，我刚去过一个夫妻吵架的家里，我们聊到了凌晨2点多。很多的家庭矛盾或者家暴，不一定只是性别问题，而有时候我们也会对男性有一些刻板印象。像这两位大哥大姐的矛盾，就不是那种权力控制型的情况，我觉得更多是阶级的问题。

这位50岁的大哥，他在工地上干了一辈子的建筑工人，但他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其实很难再找到其他工作。他有他自己的思考：我知道家里孩子老婆可能都需要钱，有工作，我肯定会去干。可是对于大姐来说，现在孩子还在上学，她也很辛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她就希望丈夫趁着现在还能干活，多挣点钱，养老有些保障，不要拖累孩子。

他们争吵的核心是钱，钱的背后就是阶级问题。如果说，大哥在工地打工的这二三十年，买够了养老保险，大姐也买了，可能大家都不用这么操心了，对吧？

在这场家庭冲突里，我也会看到大哥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些是男性特质带来的。比如社会总是要求男性要强大、要忍，往往他们在冲突里就不会表达情绪、不会表达脆弱、也不会表达爱。

每个家庭里的情况都是很复杂的，很难用简单几句话去定性，哪些是性别问题，哪些是阶级问题，人里面没有简单的对和错。当然，不管有多大的事情，真打人了，那一定是打人的不对，我们对动手是零容忍的。就像有些家庭夫妻争吵，如果男性总会把吵架上升到打人，我自己经常解读这是他无能的一个状态。当他没有能力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只会用类似的形式去制止。因为他会觉得“你不断说我、骂我，我说不过”，那么他就本能地把对话转变成身体暴力，这是社会对男性的一种教育和规训。

绿色蔷薇的公共空间里，其中一面墙上贴着“不要暴力”的集体创作宣言。

觉知

有时候我回老家，也会带着性别视角看村里的自组织。我老家在甘肃天水，跟所有的地方一样，村里都会有一些有权威的长者，或者也叫乡绅，可是你仔细一看，竟然全是一堆男的。虽然我们村子里有很多女性，她们都会参与修庙、扫路之类的公共事务，但她们从来就不是决策者。每次村里很多年龄大的男性，坐在公共空间那儿聊哪家哪户的时候，更多女性是待在家里的，或者是去田里干活。

如果说，在谈论公共事务时加入更多女性视角，比如让女性来策划一个叫社火秧歌的活动，它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会不一样？

回到牛始埔我们做“绿色蔷薇”来讲，我就觉得女性很有韧性。前几周我们做读书会，有姐妹说：“虽然我们在这里讨论了很多性别的问题，但是回到家里，你还是面对这样一个老公，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怎么办？”另一个姐妹就说：“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这是一位农村妇女刘小样说过的。

我觉得在性别意识提升的这个过程里，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觉知。很多女性参加读书会之后回到家里，可能还是重复做着原来的事情，要照顾孩子，要做家务。可是，我们的意识是变了的，在这当中可以有一个转变：不会自责，不会因为没有做好家务，或者没有成为一个称职的母亲而自责。

有些年轻的姐妹分享说，我们需要“教育”伴侣，要教会他学做家务：“比如说地太脏了，你会说对方怎么拖不好地，那算了，还是我干，你这样子的话，对方肯定不会做了。”另一个姐妹也说：“我不做家务，我就照顾孩子，他做得慢就慢吧，做饭要两个小时，那就等两个小时，他做得好吃，我就多吃点，做不好也没关系。”

在家庭分工上，男性需要一些方法去做，女性也需要一些时间调整心态，有些时候就得忍住，不要那么进入“状态”。大人意识到这些，并且行动了，孩子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也会是TA们日常里一种非常好的性别教育。

姐妹们的读书分享会和音乐工作坊

看见

我一直想要建立的社区，就像以前我小时候在村里经历的那样，每家每户都是开着门的，今天谁杀猪了，TA就会给每家每户端一碗杀猪菜，对方再回个苹果或蒜头。这个东西对我影响很深。现在我在牛始埔生活，希望能把过去农村的氛围移植到这个地方来：人跟人是熟悉的、友善的，大家有什么事情都能互相帮忙。

在任何地方，社会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如果我们一直只盯着社会大环境或者宏观政策，很容易觉得有太多事情都做不了。我觉得我们要更多地回到这个人本身，假设今天这有10个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讨论10个人的困境，假设有100个孩子、100个姐妹，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形成一种紧密的社群？通过社群来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就会有人在我们的社区群里说：“小孩长大了，有些衣服不穿，谁需要？”比如我们做社企，有二手服饰店，里面都是我们自己动手生产的产品，大家也能够有一些收入。

不论是做姐妹们的活动，还是儿童工作，我们更多时候是在城中村这样一个地方去探索，到底什么是适合姐妹跟孩子的“新教育”？对女性来讲，通过读书会、写作、戏剧、识字班等方式，可能是完成对自己性别和身份的探索，也可能是学到一些有用的技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有艺术创造的部分，有自我发展的部分，有同伴关系的部分，还可以在这里实现自身学习的输出。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长在自己身体里的知识跟经验，但很多时候我们都看不见，尤其是基层女性和儿童的表达。所以我希望这里同时是一所学校或者一个学堂，让这些知识和经验不断累积，也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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