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聘老师们在等一个编制

代课老师也被称为民办老师，曾有上百万人，随着基础教育发展逐渐被汰换、清退。如今，一些教师力量不足的学校会使用临聘老师，一些有志于教育行业但没有考上编制的年轻人，会以合同的方式进入教师队伍，教书育人。同样的工作，不同的待遇与未来，他们是新的代课老师群体。

吴一熙是一名有正式编制的老师，她的同事中有不少年轻的临聘老师，她对临聘老师群体有着切近的接触和观察。以下是她的自述：

2020年6月我大学毕业，成功考入温州市区一所小学，担任语文老师。与此同时，晓晓、阿噗、潘怡三个年纪相仿的女孩作为学校新招的代课教师，和我成为了同事。

与教育局招收分配到学校的正式教师不同，代课老师是和教育局合作的机构签约，合同一年一签，没有稳定的编制。在学校，他们被称作临聘教师，而家长背地里则叫他们“代课老师”。

晓晓是从乡镇转来市区的，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虽然只是代课老师，但她对待教学的标准却毫不松懈。每天早上8点的预备铃一响，她就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考试成绩不错的学生会被放进教室早读，成绩不好的学生则要拿出抄写本给她检查，一一更正后才能进入教室。

有时候，就连课间做操的40分钟也被晓晓征用，她会争分夺秒地指导“问题学生”，常常因此忘记下一堂课的时间，直到下一位老师走进教室，这才不好意思地拍拍衣服起身。

看到晓晓如此上进，一些经验资深的老师忍不住劝她：“考上编制才是真的出路，不然就是为他人做嫁衣。”

不稳定的身份性质，使代课老师的处境尴尬。他们没有学校的正式编制，合同期限短暂，随时可能被正式老师替换，即使赢得一些荣光和声誉，也会伴随着被接管的学生一起成为 “别人的嫁衣”。

初入教学届，阿噗表现得兢兢业业。她默默记下各个资深教师的课表，邀请他们没课时去旁听自己的课，以便指出自己的不足，期待能有所进步。一次，校长路过教室门口，看到教室里乌泱泱坐着一群老师，以为阿噗在上公开课，进去一问得知只是常规课，直夸阿噗对教学用心。

初出茅庐的阿噗虽然用心，但学生的成绩仍比其他班级略逊一筹。开家长会时，家委主任和几个家长一脸神秘，把班主任拉到一边悄悄询问：“数学老师是代课的？”得到确认后，家长们的神情变得严肃，一位家长更是指出“代课老师不稳定、资质差”。

这件事很快在办公室发酵，大家的讨论都集中在“不该让家长知道阿噗的代课老师身份”，或是“不该让代课老师带高年级、当班主任”。

得知此事后，阿噗涨红了脸，她认为自己已经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家长要闹尽管闹。”她表面上云淡风轻，实则更加努力了。每逢音乐课或美术课，被阿噗拉进办公室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个个埋头训练口算、订正作业本，阿噗则经常忙到晚饭都忘了吃。

有人调侃，我们温州只存在三种工作：做生意、打工和编制。我们的父辈在经历过生意和职场的起起伏伏后，对子女就业的唯一期待就是编制。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只要穷得稳定，就算不上穷。

不稳定的代课老师，生活中也总是处于劣势。我们城市有句土话：“女教师，稳定西（方言：很），不愁嫁。”留在这座小城市的女孩，常把编制工作作为安身立命的象征，正式教师的身份更是相亲市场上的有利筹码。

在我们学校代课多年的潘怡教数学，身材高挑，又深具古典美人的气韵，然而在婚恋市场上她却并不具备优势。潘怡曾经交往过一个男朋友，过年她去男友家里做客，男友父母准备了一桌子饭菜，笑脸相迎，令潘怡十分感动。

可没过几天，男友便向她表露父母的态度：代课老师工作不稳定，不同意这门亲事。潘怡见男友不再持续和她联系，便懂了对方的意思，潇洒地提了分手。

事实上，每年公立学校都有极大的代课老师需求，年年招人年年缺。在教师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代课老师的存在缓解了燃眉之急，但他们面临的不公平待遇也有目共睹。

代课老师的工作量和正式老师相差无几，考核指标也一致，但待遇却很不一样，可以说是“同工不同酬”。

正式老师的工资由教育局直接下发，代课老师的工资则是教育局下拨给外包的合作机构，再由机构下发给学校。学校常以代课教师课时量少了一两节为由，将他们平时的奖金抹平，每月到手工资只有2500左右，工资积压两三个月也是常态。学校的各类福利比如外出休养、各类质量奖颁发，都几乎不会考虑代课老师。

晓晓总在放学后去校外的辅导班兼职教课，那时候双减政策还未落地。辅导班一个月的收入是2800元，与学校工资加起来勉强能维持生活。

被送来辅导班的孩子大多学习落后，家长也管教不了，写不完作业是常有的事。出于教师的责任心，晓晓不愿意直接把答案告诉学生，总是苦口婆心地再三指点，家长看在眼里的结果却是孩子没完成作业，抱怨及不满时有发生。

潘怡也兼着培训机构的副业，一个月能拿到4000元，周末她还对亲戚的孩子进行一对一辅导，课时费为150元一节。除此之外，潘怡还开辟了各种理财渠道。她和朋友合资开了服装店，人不用到店，按投资比例拿分红。她醉心于基金，课间常常观察大盘的数值起伏，时而捶胸顿足，时而欢呼雀跃。通过多种途径，潘怡一年能多挣3到4万的收入，尚为可观。

开辟收入来源，只能缓解经济压力，对代课老师来说，挤进正式老师的编制，才是拥有稳定生活的标志。代课不过是他们在考编路上的一程驿站，编制才是所有人望梅止渴的终极象征。在公办学校代课可以熟悉各个教学环节，因此成为不少人考编前过渡的首选。

晓晓来自一个落后的乡镇，父母只是普通的打工者，能培养出晓晓这个大学生，曾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光荣时刻，如今女儿的工作却让他们愁眉不展。

晓晓曾连续四年参加教师招聘的考试，每次都遗憾落败。2017年，她作为应届生第一次参考，自认为浙师大学生的水平一定能脱颖而出，但笔试成绩出来后给了她当头一棒。第二年她终于闯进面试，却因为缺乏上课经验，面试时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再次铩羽而归。第三年，晓晓改变了备考方向，在乡村学校一边代课一边考编，想积累一些实战经验，然而一周二十几节课的工作量，很快就让她病倒了。

眼看年龄一岁岁增长，家人开始劝她另找工作，但晓晓却越发固执。第四年备考期间，她话越来越少，上课之外的时间，都在独自看书做题。

而对阿噗来说，想要保住代课老师的资格都很困难。得知阿噗身份的家长们始终不甘心，一封要求将她换成正式老师的投诉信被交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试图在两边平衡，他叮嘱阿噗，要想下学期留任，需要先和家长们处好关系，获取他们的信任。

这仿佛一盆冰水浇在了阿噗头上，凉透了她的心。考虑到新学期也不一定能得到代课位置，阿噗向学校提出离职，转而投身到一所乡村学校，潇潇洒洒地走了。

潘怡的隐忍也并未换来长久的安稳，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她的代课位置被新上任的正式老师取代。此时她已结婚怀孕，不甘心在家待产，想另找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却屡屡碰壁。

幸运的是，一位潘怡辅导过的孩子家长发出邀请，希望她能继续辅导孩子，潘怡愉快地同意了，暂时告别了自己的代课生涯。

年龄是所有人都绕不过去的门槛。在许多地区，本科生参加教师编制考试的年龄限制在30岁及以下，研究生则在35岁及以下。

晓晓是本科生，每过一年她的压力就增大几分。每逢秋季学年刚开始，她就拿出厚厚的专业学科书开始温习，课间一有时间就刷理论教学视频，常常晚上十点才离开办公室。

她本想扩大范围，搜罗周边县市的机会，又被户籍的限制锁死了门路。疫情期间，晓晓更是连城都不能出，学校每次开大会都要强调“非必要不离市，离市必须报备，否则后果自负。”

强压之下，晓晓始终没有放弃努力，最终成功进入隔壁城市的面试环节，她高兴到完全不顾及学校远在100公里之外，趁周末赶去面试，结果还是落榜了，这次只差两名。晓晓苦笑道：“也好，不用跑那么远工作了。”

2021年暑假，双减政策在教育部门的推行下轰轰烈烈地扑向各地，给教育界带来一场不小的震动。

新学期伊始，为落实“双减”，所有人都被安上停不下来的马达：教师值日的时间延长，课时量人均增加两节，每天要进行作业公示，托管的时间变长收费却减少了……这令疲于奔走在教师招考路上的代课老师们，更是无力招架。

随着“双减”的施行，大量培训班及辅导机构相继关停，晓晓所在的辅导机构就在这次风波中黯然倒下，同时教育局严抓课外辅导的力度加大，令许多代课教师心有余悸。失去了兼职收入，晓晓的生活顿时变得窘迫起来，我们的聚餐她也总是婉拒。

与此同时，大量被迫离开教培行业的人来到学校应聘，就连代课老师的岗位都吸引了许多研究生投递简历。他们进来后才发现，自己名义上是替各个科室干活，但在人手不够时，就成了一块紧急堵漏的砖，忙起来甚至需要同时给不同年级的三个班代课。

2022年的招聘公告出来后，晓晓和潘怡对比了近几年的考编数据，感慨道：“编制名额在逐年缩减，应考人员却在不断增加，录取率从1∶22降至1:30甚至1∶35，上有研究生等高学历人才来竞争“铁饭碗”，下有非师范生也可以参加考编的政策。”

阿噗受限于专科学历，甚至面临50个人竞争1个岗位的战况，激烈程度堪比公务员考试。她最终只能报考一所偏僻的农村小学，却还是在1∶54的竞争中落选。即使留在乡村小学，阿噗的命运也只能在一轮一轮的代课岗位中流转。

招考结果出来后，只有晓晓没在群里说话，她发了一条很长的朋友圈：“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明天后天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都是这样，我不得不接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现在的我混在人群中，想要逃离现实生活，逃离努力所带来的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