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十年，归去何处 | 南都观察

林林总总的概念下，不只是统计数据的增减，被定义的他们经历着“流动”与“留守”的生活状态切换，被从童年熟悉的城市连根拔起，回到户口本上陌生的老家，深陷“他乡”与“故乡”的认同纠葛。

今年7月，阿满侄女的中考成绩刚出分，一家人便忙着查询县一中的录取分数线。侄女和阿满一样，从小随父母在上海生活，读到初中时为了继续中高考而选择返回老家（原籍地）——皖北颍上县。

看侄女也到了面临选择的时刻，阿满不禁想起十年前14岁的自己和父亲返乡时，乘坐摇摇晃晃的夜班大巴那一幕，“俺爸嘱咐我：‘以后就你一个人坐车来回上海了。’黑色的树影一棵又一棵地在窗外划过……”

像阿满一样随迁后返乡的学生，在学籍系统中被称为“回籍生”，在劳务输出大县颍上，每10个初一新生中，就有1名“回籍生”。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当时我国留守儿童已达6000万、流动儿童超3500万，其中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流动儿童规模近1500万。

林林总总的概念下，不只是统计数据的增减，被定义的他们经历着“流动”与“留守”的生活状态切换，被从童年熟悉的城市连根拔起，回到户口本上陌生的老家，深陷“他乡”与“故乡”的认同纠葛。

阿满从记事起就随父母在上海生活，偶有几次一起探望老家亲戚。2013年之前，在上海就读公办学校还比较方便，他就读于长宁区的天山路第二小学，小升初可以直升天山路第二中学。当时随迁子女在上海参加中考后只能报考职业教育，阿满初一时成绩常名列前茅，父母开始打听返乡后的初中入学途径。

2012年初，天山路二中刚结束初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阿满的父亲便带他连夜乘大巴回颍上参加当地乡镇中心学校的期末考试，作为乡镇中学对他的入学摸底测试。双层大巴摇摇晃晃，同车的大多是在上海贩菜的老乡，在颍上方言的攀谈声中他昏昏入睡。第二天一早车到站，他就要赶去学校考试。隆冬的皖北，寒风凛冽，“进考场前我洗了把脸，在校门口时一摸刘海，都结了冰碴。”走过绿漆剥落的楼梯，阿满来到一间座位排列拥挤的教室，俨然不同于上海窗明几净的布局，破洞的课桌上尽是修改液的涂鸦。坐在靠窗的位置，尽管窗户关着，仍能感受到冷风灌入，阿满被冻得发抖。考试结果很快公布，他被告知凭成绩可以进入当地中学的重点班。

小齐从小住在北京市四季青桥附近的城中村，过年时才会和父母回老家镇上探亲。他小学就读于海淀区的一所公立小学，升初中时在一所公立中学借读了一个学期。五六年级时，父母就开始告诉他，要想考大学，就需要回老家。“但我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他们也没有什么计划，当时可以在北京继续读初中，就让我先读着了。”

“离开是突然决定的。”2011年开春，距初一下学期开学还有一两周时，小齐被父亲带回颍上县的公立初中办理入读手续。小齐以前只回过镇上，入读县中竟是他第一次到老家县城。“这个决定突然到我的书放在学校的储物柜里面都没拿回来，就坐了一夜火车去颍上入学了。”

因为随迁城市异地升学政策的高门槛，“离开城市”成为随迁子女求学路上注定的选择。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各地陆续出台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随父母在天津市东丽区长大的大鹏，当年也在期待着当地的方案出台。

大鹏的父亲在昊雄钢材城工作，租住在附近的务本村，大鹏就近入读一所公立中学。他学习十分刻苦，任课老师也对他赞赏有加。“听说有政策出台，我也会上网关注相关信息，期待最终通知。”一直待到初三上学期结束时，得知需要父母通过积分方式获得常住户口，孩子才能在本市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这样的限制仍是大鹏升学难以逾越的关卡，他还是需要回到老家镇上的中学入读参加中考。

“没有在初二匆忙返乡，其实给我自己留下了过渡的时间，起码告别是完整的。”大鹏难忘最后一节课上，班主任夏老师号召全班同学为他鼓掌欢送，他也在课后找到每一位任课老师一一道别。2013年冬天，大鹏怀着不甘与惋惜乘大巴南下回乡。“在大巴上，我还是忍不住流泪，要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了，但凭什么我一定要走？”

大鹏回乡住在姥爷家，家人给他收拾出一间旁屋——简单的一桌一床，天热时洗澡也只能用盆擦洗。而更大的落差来自学校，他入读的是镇上的公立中学，因为村里的学生大多转学去县里升学率更高的学校，毕业班只有26人。大多数同学已经决定中考后打工，整个班级学习氛围十分散漫，老师也不会多加管束。另外，大鹏还发现天津使用的教材与老家不同，部分知识点学习进度不同步，需要自学。“渐渐地自己也开始厌学，不能完全专心于学业。”这时，大鹏更想在操场打篮球，在天津时没有朋友一起打球，在老家的球场上反而结识了朋友。情绪不好时，他就一个人打篮球来排解——运球、投篮，重复动作，“在球场上才能心无旁骛，这是我能掌握的时刻。”中考结束，全班只有他考上了县一中。

在颍上县，中考只有考上一中、二中，今后才有更有可能考上本科。小齐在北京时，父亲就常说：“你要不好好学，一中、二中都考不上。”在北京成绩中游的他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残酷，返乡后才意识到升学竞争之激烈。县中不同于北京的小班教学，一个班往往有五六十人，当时每次年级考试后还会按照学生名次排座位。一次小齐犯错后被班主任呵斥：“你的学籍还没转来，如果你不想学，现在就直接走人。”被批评后，小齐才感受到努力学习的重要性——“一方面，之前没有人严格督促我学习，另一方面也有为留在县中而学习的紧迫感。”

学业可以通过努力提升，但“更大的危机是精神的空虚”。小齐刚返乡时一个人租住，也是他第一次独自生活。“初一、初二时情绪不稳定，时常感到无所事事”，这时小齐会去黑网吧（学校旁边不用检查身份证的网吧）上网或熬夜看小说。“有人说这些不好好学习的行为是青春期叛逆，但我现在觉着是我独自一人无法排解困惑，情感上没有寄托。”

每每情绪不稳定时，他的成绩也起起伏伏。临近初三时，小齐的姥爷来陪读照顾他的起居，这时他还谈了恋爱。“当时就是想早恋，想找一个人倾诉。”初三时，他的情绪反而稳定了，成绩也进步飞快，顺利升学。

不同于大鹏、小齐有祖辈陪读照顾，阿满返乡后，寄居在并不相熟的姑姑家。阿满父亲每年会给他姑姑家一笔费用，拜托她们提供食宿。父亲把他送到姑姑家后，临走时在门口说：“之后自己照顾好自己。”然后拍了拍他肩膀，转身将门关上。

那扇门合上的瞬间，阿满开始独自面对陌生又有些别扭的亲戚关系和截然不同的学习环境。学习上，与大鹏类似，他要适应不同的教学方式。阿满进入了乡镇中心学校的重点班，不同于上海老师关注每个学生，乡镇学校以早晚自习的严格制度来管理学生，这让阿满很不适应。“我是一个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环境落差很大，我逐渐产生厌学情绪。”阿满就读的班级有40多人，“回籍生”占1/5左右。他记得有一位从宁波返乡的同学，学习基础挺好的，只是每天一上课就睡觉，后来他几乎天天泡在网吧打游戏。阿满说：“其实我能理解他，没有人管束，自己内心又矛盾，与周围格格不入，再也学不下去了。”

阿满性格相对开朗，没有彻底厌学，但也没有了在上海时的学习动力，迷茫、委屈、甚至愤懑常埋在心底。一次他和朋友进黑网吧打游戏，打开游戏界面时，屏幕右下角出现腾讯新闻的弹窗。那是关于异地中考的新闻采访短片，新闻中并没有像他一样的民工随迁子女，而是两位在异地读书的城市儿童，看着视频中的孩子哭诉“朋友再也见不到了”时，阿满的眼泪也流了下来。网吧里充斥着游戏的配乐、青年的叫嚷声和键盘鼠标噼里啪啦的敲击声，阿满捂着嘴不敢哭出声来，整个视频只有几分钟，他却独自对着屏幕流了十几分钟的泪。

“回乡前，在城市的老师、朋友会勉励道：‘以后考（大学）回来。’”考回城市，最初是这些“回籍生”们升学的执念，但在高中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开始考虑大学实际目标后，“考回去”的想法渐渐没有那么强烈了，这成了他们生活的一扇窗，透过这扇窗，他们会时时回望自己与过往城市的距离。

阿满上高中时也想过考回上海，同家人一起居住。“想到未来可以在上海乘地铁下班，回家有人给我留一盏灯，就很满足。”他熟悉上海的街区，有当地的好友，甚至可以进行简单的上海话沟通，却始终是不能留下的“外地人”。“小时候在上海时，我不喜欢别人喊我外地人，被这样称呼是件尴尬的事。”

不同于在老家课堂上沉默不语，在上海时阿满很乐意在课堂上表现自己，会积极抢答问题。“不自觉地带有取悦别人的心态，但每天充满动力。”他还记得六年级时，英语老师每天早晨会抽背课文或检查单词默写，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记住了，第二天早上还是很担心，就边走路边打开英语书背诵。从家到学校就15分钟步程，他仍争分夺秒地读诵，直到差点撞上一个阿姨。“阿姨用上海话问我：小旁友，侬来该啊里额中学读书？（小朋友，你在哪所中学读书？）我用普通话跟她讲：我是天山二中的。她说：哦？天山两中现在哪能嘎好了？（哦，天山二中现在怎么这么好了。）”被别人刮目相看，总是令人难忘的。

阿满有交好的上海同学，常一起游玩，但相处时也难免有心理落差——“他们不会歧视我，但我清楚一些差距，比如他们家里有房子，而我家只能住在环境差的出租屋。”他家曾租住在一个菜市场里，菜市场的中侧开了一个小门，一条走廊延伸至厕所，厕所右边有一个过道，再往里走，才是他爸爸单位提供的出租房，仿佛藏匿在偌大的菜市场的缝隙中。每次小学家访时，阿满都要领着老师七拐八弯地穿过菜市场与厕所。“至今想来都不能释然，我不想让老师知道我的居住环境。”

大鹏高考前尝试填报了南开大学的自招，对于考回天津，他更多是想回应当时老师的期待。“在天津那么多年，那是我熟悉的地方，我曾把那里当家乡，但人家不接纳我。”虽然自小就读公办学校，但大鹏常感到与本地孩子的隔阂。一起参加体育运动，本地孩子会自然组队，“我们感觉被孤立”。大鹏一直喜欢打篮球，在天津时却没参加过比赛，“初中时更加内向，总觉着自己是外地生，不会主动跟其他人交流，只埋头学习。”他小时候的玩伴也是随迁子女，他们常一起去村后的鱼塘捉鱼，身边的朋友来来去去，他们回老家后便再未见面，只有鱼塘的沟渠流水声不断，沟渠穿过田野，会汇入海河。而大鹏在天津多年，一直待在郊区，并没有参观过几次海河畔的风景。

初中时，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班主任夏老师常与大鹏交流。夏老师邀请大鹏去市中心和平区的家中做客，还带他参观了天津的重点学校耀华中学，那次参观让他打开视野，真正感受到天津的生活。“后来我自己做实习老师时，也会学着像夏老师一样尽量关心每一个学生。”

对于大学意向，小齐想考到发达地区，不限于北京。他小时候生活在城中村，周围都是打工的外地人。一次小学同学邀请他去家中做客，“他家就是普通的楼房，但洁净的墙壁和木制地板，当时足以给我带来视觉冲击，让我羡慕。”小齐印象中，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十余平的房间，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墙上总贴着报纸和广告折页。周围的租户居住环境大多如此，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搭一个简易的厨房，冬天会用煤炉生火取暖，烟尘在巷中游走。截然不同的北京生活，让小齐看到难以逾越的差距，离开北京后，他一直期待去一个可以扎根发展的城市。

人文地理学著作《地方与无地方》提出，“家”的本真经验不是一处具体的区域，而是“个人认同的中心点，人们从此出发去观看周围世界”。个人会本能渴望在一个地方扎根，“渴望归属感，拥有一个安全的立足地”，“我们最深切依附的地方恰好是我们给予关怀的地方”。一个人的频繁流动会带来地方经验的剧烈变化，需要重新与所在之处建立连接。

熟悉老家，阿满、小齐、大鹏都认为是从升学高中后开始的。当地高中班级中，“回籍生”同学不占少数，据笔者2017年参与的相关社会实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37%的受访学生有过异地求学经历。“有相似的经历很容易产生共鸣，可能对方父母也在上海贩菜，那正是我在上海生活中熟悉的老乡们。”阿满说。

高中三年，与同学一起在陌生的原籍地建立起或深或浅的联系。但阿满认为：“那里终究不是我的故乡，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故乡，但能肯定的是，颍上只是我与朋友们有共同回忆的地方。”

从返乡开始，阿满始终感到迷茫，没有明确的目标，也不知道该向何处奔跑。高中时，他听过英国歌手Damien Rice的《Rootless Tree》，他很喜欢这一歌名，觉着“无根的树”很贴合他的生活状态，并一直将它作为社交账号昵称。“我还特意在Tree后面多加了一个e,强调没有根，我自己的想法是，没有根的树可以长得更好。”

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并支撑自己走向异地的故乡感于阿满是淡漠的，这些年他也会困惑自己为何迷茫。大学刚开学，老师问大家来自哪里，他的室友指着他，模仿上海口音说：“这有一个‘上海宁’！”那一刻他说：“不是。”“小时候在上海不想让人家叫我‘乡吾宁（外地/乡下人）’，长大后不想让人家叫我‘上海人’，这也许就是我现在的故乡体验。”

大鹏高中后回天津的次数屈指可数，再回去时他所在的郊区已经在改造，童年时的鱼塘被填平，初中也被搬迁，他失去了联系夏老师的途径。曾经被他视作最熟悉的地方，已轰然改变，面目模糊。

小齐仍经常坐夜火车回北京和父母一起过春节。很长一段时间，小齐将北京视为家和故乡。他与父母争论过，不理解他们那么早就到北京打工（2000年左右），为什么当时不考虑在北京郊区买房子？他们坚持攒钱，要在农村老家盖房子。“回老家对他们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要落叶归根。但我们这代已经发生变化。”小齐认为，以后落根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不再有故乡一定在哪里的执念。

然而，流动的印记仍在生活中铭刻。阿满在了解侄女高中录取情况时发现，要取得当地高中的到校指标，需要学籍在原籍地满三年。“原来这种流动的学籍身份，还在层层受限，路径狭窄。”他在朋友圈看到流动儿童的相关报道，被触动后转发配文：“那些往返两地大巴上的夜晚，无论潮湿还是寒冷，blues run the game（忧虑常伴）。”

夏天结束了，阿满的侄女入学一中，小齐的弟弟也返乡入读初中，大鹏的妹妹今年高三正在一中冲刺。小齐感慨，看着他们的求学经历，犹如看见自己回流十年的轨迹。“一代代蒲公英，一到年纪就被风吹回了老家。”尚未扎根，等一阵风再次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