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二代"是"懒二代"？理据混乱与价值倒错

《颓败的“农二代”》一文在杂志《文化纵横》的公众号上以《》（下文将之简称为“《颓败》一文”）的标题刊登，获得了大量的阅读，还得到了其他公众号的转载，在小圈子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作为一直关注职校学生、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工作者，我们希望能够就这篇文章当中极具争论的种种观点展开商榷。我们绝大多数在读和已经毕业的职校生同学都是这篇文章所指的“农二代”，而当他们被贴上“懒二代”的标签，我们在理智和情感上都是无法接受的。

《颓败》一文原本是一篇漏洞百出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更是不值一批，但我们仍然想写这样一篇文章，毕竟我们的职校生同学们不像这两位名校的作者那样，拥有同等的文化资本和渠道来面向大众说话——我们不忍同学们被这样拙劣的文章抹黑，更不希望有人受这类文章的影响，加深对“农二代”的误解。

《颓败》一文中的“农二代”对应的是“农一代”、“第一代农民工”，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揣测，这里的“农二代”涵盖了以往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和尚未就业的农村子弟。在这两个群体当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相对更多一些。那么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是不是两位作者所说的“懒二代”呢？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仅有观点没有论据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这里我们试图通过搜集起来的数据资料，验证两位作者的担忧是否属实。

以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例，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最多的五个行业依次为“居民服务、维修和其他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都是与城市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行业。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接触来看，这样的工作岗位恐怕很难支持两位作者所形容的“躺平”状态。报告显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5.6天，每天工作8.8小时。这说明多数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是高于五天八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长的，加班是普遍状况。另外，北京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6214元，吃穿住消费占他们总消费支出的七成以上，这意味着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只能维持日常生活，两位作者所说的“月光”也许是现实，但这样的收入恐怕很难支持他们跳入作者们所说的“消费主义”陷阱。

《颓败》一文也数次以“新一代农村青年”指代“农二代”，因此这些“农二代”除了新生代农民工之外，也许也包括尚未就业的农村青年，那么这些青年在做什么呢？就我们日常服务所接触的进入职校的农村青年而言，两位作者称他们为“懒二代”、“啃老”，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毕竟，他们有的在学习之余坚持打工兼职维持自己的日常开销，甚至用来补贴家用；有的在寒暑假期间进入工厂，在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2小时，从而赚取必要的学费；也有不少同学进入职校的初衷就是尽早就业，减轻家庭负担。

在很大程度上，两位作者将农二代变成“懒二代”的根源归咎于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共同体的瓦解和家庭离散”。如果说早前的农民工研究者（譬如塔玛拉·杰华）对于农民工在流动中的个体化过程怀着深切的同情，那么这两位作者的情感，则是对所谓“传统”和“宗族的归属”的浓浓乡愁以及对“农二代”“恨其不争”的傲慢态度（他们不曾去到“农二代”的社群里面，却拥有“恨其不争”的权力）。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澄清，两位作者所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传统”和“共同体”？很显然，他们并不是在怀念新中国解放后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空间，他们带着脉脉温情回忆的是“‘祖先-我-子孙’一体”、“向上祖先崇拜和向下香火观念”的封建父权想象，是家长里短间形成的、基于对私有财产的攀比而撑起来的“面子”。他们认为，正是这样的父权传承和虚伪的“面子”促使第一代农民工背井离乡去工地、工厂和城市各个角落艰苦地工作。而到了农二代，更为普遍的流动、更为长久的离乡经验，使得他们不再受这样的父权和“面子”束缚，于是陷入虚无，“丧失家庭责任，也不在乎社区评价，出现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的特征”。

两位作者认为，第一代农民工因为农村的匮乏经济以及宗族-家庭的模式，在“生存与延续”的双重压力之下“用命拼”。这种“用命拼”很难说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愿景，而更多是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在这里，我们不想过多去争辩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原因究竟是对宗族的责任、对“面子”的执着，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里，农村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所带来的现金需求和城乡间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我们想说的是，如果农二代果真像《颓败》一文当中所言能够“挣脱父权和传统社区面子的束缚”，我们反而要为这样的农二代和这样的环境拍手叫好！

如果，我们真的痛心于农村家庭的离散现状，任何有良心的学者都应该看到的是，无论第一代还是新生代的农民工，在过程中都经受了情感上的折磨和经济上的巨大负担，而不应该自然地代入雇主的视角，像九斤老太似的痛心于新一代不如老一代那样驯顺、勤奋。各种各样关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流动母亲的研究都反复向我们展示，流动所带来的家庭离散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而对流动母亲而言，她们不仅需要在城市辛勤工作，更往往由于自己无法履行“理想母亲”的职责而陷入长久的自责情绪。近年对流动父亲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学者们也发现，处于社会底层的流动男性一方面仍然维持着“男性养家糊口”的想象，竭力维持自己“好父亲”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自己在市场活动中的挫败，这样矛盾拉扯的状态对他们的精神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近年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指出，流动人口的流动形态呈现“家庭化”的趋势。2011年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完整家庭式流动占调查流动人口的47.08%，已经是占主流的流动方式（非家庭式流动27.03%，半家庭式流动25.90%）。与第一代农民工个体流动或夫妻流动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倾向于“完整的家庭式流动”，这很大程度上与他们自身在成长过程当中的留守经验有关。与这种完整的家庭式流动相对应的，则是流动人口（其中“农二代”占大多数）越来越趋向于在城市当中履行他们的“家庭责任”，这往往意味着他们需要承受更为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并非如同两位作者所言他们正在“丧失家庭责任”。

到了《颓败》一文的结尾处，或许读者们才能意识到，原来两位作者所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传统”的消散，也不是“个体化”过程中共同体的瓦解，更不是消费主义对“农二代”的诱惑，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所谓“躺平”，是所谓“懒惰陷阱”。而他们立起来的“懒二代”典型是每天为了一碗“挂X面”、一晚网吧包夜的费用犯愁，为了每天两百元工资在流水线、年会大厅奔波劳碌的日结工人，他们担忧这样“自暴自弃”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青年之中更为广泛地流行，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

成为日结工人究竟是不是“躺平”，什么是“躺平”，“躺平”是不是因为懒惰？接受过精英教育、在象牙塔里的两位作者也许不能够理解，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并不是只要足够勤奋就可以，年轻的劳动者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往往被迫经历各种骗局和欺压。我们见过年轻的工友被中介骗着去佛山、惠州、广州，每一份工作要么时薪11元（广州市最低工资22元/小时），要么不包吃、一个月工资3000元。寻找新的工作间隙，吃住都要花钱，甚至有人为了维系最基本的生活而不得已陷入了网贷的陷阱。相对于日结工人，这样努力寻找“稳定”工作的“农二代”的生活境况并没有好多少。

倘若，两位作者着实担心日结工人的生活境况成为主流，使得越来越多的“农二代”甚至城市青年陷入无望、无意义的生活，那么我们需要诘问的应当是：为何劳动力市场可以这样无休止的“零散化”下去？为何雇主可以为了降低成本，逃避为劳动者提供劳动保障，明目张胆地大量使用外包工、日结工和学生工？而不是责问无从选择的年轻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一份稳定、有尊严、有意义的工作？然而，相比于对劳动力市场和本应监管市场的政府展开问责，责怪无力反击的“农二代”显然是更加容易的。这些“农二代”甚至也许没有机会看到两位作者的大作，而能够看到他们大作的在上位者或许大有找到知音的感觉，愉快地与他们结成同盟。

除此之外，我们也想浅谈一下研究伦理的问题。作为学者，在面对比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加边缘、生活境况更为艰辛的研究对象时，应该站在怎样的位置上？是像詹姆斯·斯科特那样深入到当地的社群，理解弱势者的生活逻辑和价值体系，还是像西尔维亚·费德里奇那样始终与制度的受害者站在一起，共同反抗不公平的结构？我们可学习的优秀学者名单可以很长，但当中应该没有一个会是高高在上地站在岸上，看着他人在沼泽中痛苦挣扎，而责怪这些挣扎的人不够努力。

最后，我们希望讨论一下《颓败》一文的“文风”。职业化的学术写作，的确很大程度上，不鼓励强烈的个人风格，不要求做到文如其人。但是，只要是提笔写作，只要是吃着耍笔杆子这碗饭，多少需要点儿对于文字的敏感度，需要意识到我们写下的文字，不仅仅塑造读者眼中我们的“形象”，也会反过来塑造我们的内心。

当然，这种写作方式，也可能带来问题：我们逐渐习惯通过编织他人的话语与观点，来暗示自己的主张。引入通行的术语、概念，固然能够让文本更为精炼，但是，一旦我们惯于摆出些“大词”，免不了惯于藏身于它们的光晕背后，甚至误以为独属于这些术语和概念的力量，竟然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文字；误以为这些旗帜所具有的号召力，就能为我们的文字背书。

此外，这些不同的术语和概念，源自不同的理论框架，又预设了不同的价值与情感立场。用引用与致敬织就成自己的话语，固然是历史悠久的美妙游戏，将学术史上“大家”的话语和概念纳入自己的文本，在与其他文本的对话和交互中行文，固然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但是，这种写作毕竟还有是否流畅、是否高明之分。以下是我们对文章当中一些理论术语的分析，权作学术探讨。

“发展”，是整个现代世界最无玷的话语，它象征着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与追求，它意味着一条正确的、理应如此的道路与方向。两位作者将第一代农民工称为“发展型的个体”，那么我们姑且认为，两位作者将“第一代农民工”视为最正确的模范，只是不知你们是否曾考虑过“拿命在拼”这个词背后的血汗——为国家发展奉献牺牲是高尚的，但反过来，国家发展是为了下一代不必继续“拿命”去拼。两位作者使用了如此多资本主义批判中的术语，想必知道“拼命只是为了继续拼命”对应的概念是什么：史奈伯格（Allan Schnaiberg）将它称为“生产跑步机”（Treadmill of production），用以批驳一种不正义以及不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系。（SCHNAIBERG, Allan.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Injustice and Unsustainabil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M]. London: Routledge, 2016 ）

“月光”、“啃老”这些俗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甚至更早之前，而“三和大神”也是一个足够有年代感的术语，从它开始流行距今也有近十年，如果两位作者旨在讨论一些新现象，将现在20来岁的年轻人作为“农二代”，那么，10年前的这些“三和大神”们是谁？农1.5代吗？谁家三代以上不是农民，反过来说，“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不正是为了创造一个城乡共同发展、“非农二代”也愿意去乡村工作的未来吗？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不要一个城乡流通不畅的未来，“农一代”的提法究竟是什么意义？

第一，“新教伦理”是在回答资本主义何以获胜的问题。在R.H.托尼等经济史家笔下，宗教伦理终究未能遏制资本主义的贪婪，这并不是个值得无限向往的故事，对于韦伯本人而言，“新教伦理”之后的这个祛魅、科层制的世界，不那么光明。

第二，新教伦理作为一种入世修道，它本质上基于一种深沉而悲痛的末世论想象：双重预定论。在其中，得拯救与下地狱的差距被无限扩大，而个人努力和意志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无能为力。在这种紧张和恐惧中，它的确如两位所说，是某种“超越性的宗教情怀”，因为和“得拯救”相比，尘世的其它事务都不够真切，包括您们文中的“儿子”、“香火”与“家族兴旺”。要将生儿子、传香火和这种在世俗成功中看到虚无的“新教伦理”糅合在一处，恐怕是个巨大的学术“创新”。

“内卷”，另一个源于两位作者的本职专业领域，并逐渐为各个领域所取用的重要术语。考虑到克利福德·格尔茨使用这个概念，本是为了描述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一种无效率的辛勤劳作。两位作者既然将第一代农民工称为“发展型的个体”，为何要说“他们愿意哪怕以‘内卷’的方式奋斗”？这大概是说发展型个体不惜做着“无效率”、“没有发展”的苦工吗？

“丰裕经济”，或许是来自加尔布雷思的“丰裕社会”这一概念。加尔布雷思在其名著《丰裕社会》的开篇就提醒人们，丰裕只是新进经验，它只是贫困海洋中的小小岛屿。而即使是这种丰裕，也伴随着巨大的代际，包括环境污染、精神贫乏与财富分配不平等，不仅如此，这个社会中，生产者主权取代消费者主权，那些所谓消费主义的问题，根源在于生产的逻辑中的问题。既然援引了源自加尔布雷斯的概念，那么两位作者不妨在分析青年与消费主义时，不将消费主义仅仅视为个体的德性问题，而看到生产，看到“社会”。至少，两位作者应该在使用“丰裕社会”一词时，一并点出它本来有着某种反讽和批判的含义，是在苦笑着自省“幸福如何奇妙地缺乏均衡……这便是美国精神吗？”（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M].赵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81-182.）他们提出这一概念，是想询问一种更全面的、平衡的、属于更多人的幸福，究竟应当是怎样的。

“局外人”，两位作者在一种非常具体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也就是第一代农民工没有参与到“孩子成长过程”之中。但既然提到了它，就将不可避免地让读者联系到加缪，联想到他的人道主义、他的深入骨髓的疏离感的术语。两位作者不妨再深入一点，第一代农民工的确是“局外人”，他们在不止一处的地方是“局外人”。比起背井离乡更糟的，是人们甚至可能失去那个能接纳他们返乡的“故乡”，而这也正是本文主要担忧的对象——“农二代”——所正在面临的窘迫境况。

最后，我们再回到文章的最开头。两位作者指出，农民工为了“赢得社会性竞争，甚至实现阶层跃迁”而努力工作。两位作者认为这是发展型个体的特征，是值得其子女模仿的对象、努力的方向。不过呢，若是一定要将社会设想为阶梯，那么也需要知道，有人占据新的位置，那么就有人会失去自己过去的位置。如果一定要竞争和排名，那么总有人排在后面——不论他们做的有多好。在此，我们衷心祝愿两位作者今年、明年、以及年年绩效考核名列前茅！

期待关注职业教育、关心职校学生的朋友加入编辑部，和我们一起扔石头，让更多的波浪就此传播出去。请在邮件中写明以下三点：你是谁？关于职业教育，你有怎样的观察或曾经做过怎样的行动？你为什么想要加入“扔石头”？也欢迎大家联系此邮箱投稿，并在标题中注明“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