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达臣道塌天秤意外】香港工程越来越「豆腐渣」？ 揭露沙中线剪钢筋工程师：大家墨守成规，填咗form就等如跟足程序，制度因而崩溃 - 明周文化

潘焯鸿是工程师，也是港铁沙中线「剪钢筋」丑闻的「吹哨者」。近年，他成立「中科监察」，频密拍片上载YouTube，成为工业意外KOL。安达臣道塌天秤意外发生后，他亦一如既往，找出文件图则，怀疑工程人员可能偷工减料。他翻看设计图则及现场相片，怀疑烧焊人员并没有按天秤基座设计要求，接驳口烧得「不够厚」；底焊部分更完全被省略。

潘焯鸿解释，图则要求接驳口焊料要有30mm厚，受焊支口径所限，工人若按此要求，需数天才可焊接所有接驳位。「地盘经理、项目经理、前线foreman（监工）喺度做乜呢？你哋肉眼都见到，焊接会唔会咁快完成？」潘焯鸿气忿地道。

官员总爱说，「工业意外一宗都嫌多」。若我们这样理解「多」——每次崩裂的，缆索或天秤，电视或吊船，被压下的都是一条条以肉身劳动的裸命。也或许，这种「多」比官员想像的还要多，因每宗工业意外发生后，我们见证的也是，一座城市的专业、制度及互信的崩塌。

眼前的潘焯鸿，说话飞快，如同人形工伤维基百科，点评近年发生的工业意外。今年八月十七日，母婴健康院铁闸塌下，压死女保安员。家属受访时披露意外发生前，铁闸已故障两周，并未维修。「如果个闸本身坏咗，物业管理都冇采取适当措施去防止，咁佢哋风险评估真系好有问题。另外，由保安员操作机械啱唔啱呢？佢哋有冇足够嘅培训？而家唔系讲紧揿个掣就ok㖞。」今年五月月三十日，八乡打石湖回收场男工遭碎胶机夹脚，大量失血身亡。「你有冇去过那种回收场？那些机器吓死你。那种搅机没有安全装置，一块块齿轮，整排在转，把所有东西变碎片，没有盖也没有安全网。」机械安全规格奇低，无人监管；再加上开设在新界的回收场，有不少地点本是棕地，怀疑不能改作工业用途，潘焯鸿指，政府不理、地政处也不作任何动作，「呢啲情况就是香港成个机制同制度上的崩溃。」

今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一宗惊动全港的意外。人气偶像男子组合Mirror在红馆举办演唱会期间，舞台上方巨型屏幕坠下，舞蹈员阿Mo被击中重伤，至今仍留院医治。「我觉得咁嘅事故遇早会发生。」潘焯鸿说。因目前香港保障职业安全的条例只要有两种条例：《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及《工厂经营及管理条例》。后者罚则比前者重，惟仅包括工业如工厂、建筑地盘、食肆、货物 及货柜搬运经营等，牵涉大量重型机械运作的舞台工程，却不受此条例所限。「条例过时到呢，矿业现在都没有了，但仍明文写于条例内。」潘焯鸿说。

维港夜夜浮光璀灿，颂唱小岛由渔村跃成金融城市的传奇。康庄华丽背后，香港的工业意外及因工伤亡人数，高躆不下。据劳工处统计，本港二○二一年致命工业意外按年回升至二十五宗；而各行业整体死亡个案更多达二百六十三宗，创近十年以上新高。二○一九年，香港每千名工人职业因工死亡率为0.082；同年，台湾每千人因工死亡率减为0.023，新加坡是0.011，英国更低至0.0034。

说到底，「香港成个建筑界嘅概念都系『炒』出嚟。」他说。「炒」是工程界术语，意思是件薪制，以建筑地盘作例，每完成特定面积或楼层数便可「断件」收取收入，鼓励多劳多得，「大家都希望贪快，快完成件事，就收到最大利益，所以就会跳咗好多中间无谓的步骤，安全的步骤。」但潘焯鸿亦强调，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往「贪快」的工人：「上层嘅人有冇好好咁样训练工人意识，或者俾足够嘅压力他们呢？人好简单，人就是会cut corners（贪便宜走捷径）。」

若要扭转人类走捷径或把利益最大化的天性，唯一可信奉的，就是一套由多方力量制衡的制度。潘焯鸿指，香港工程安全的程序的确写明检验流程，「香港制度觉得要有Checker已经OK啦，有人check已经OK啦，但应该有个人系check the checkers。」他以Mirror演唱会意外为例，康文署作为场地提供者，却仅仅信纳由工程师所签发的安全报告书，「收咗就当系，康文署收完之后系咪都应该核实一下呢？」有了签字、文件，却不代表安全措施妥善实行，更似是用作划分楚河汉界推搪责任的凭据。潘焯鸿说：「所以，制度上嘅崩溃就系因为大家墨守成规，跟足程序做，令自己冇咗法律责任或者程序责任，就觉得冇事。」

再者，即使《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及《工厂经营及管理条例》皆设有罚则，但罚款金额长年被诟病为不合理地低。二○一七至二○二一年间，因违反以上条例的定罪传票平均罚款分别为一点三八万及一点五六万；二○一八年至今年八月三十一日间，涉及致命工业意外的个案平均罚款约七点三九万元。而且潘焯鸿亦指被罚者多为商业单位，只有在部分严重意外，劳工处才会一并控告监工或受雇人员。「咁就变咗个人冇责任，出咗事由公司孭，最尾由公司罚钱。」潘焯鸿指，作为业界人士，他亦有关注内地工程监管做法，一有严重意外，「一定系拉晒啲人，包括地盘经理、管理人、操作者同老板，跟住再调查揾个责任出嚟，系工程师责任的话，一定会除牌。这在香港是没有的。」他说。

除判罚过轻外，潘焯鸿亦指价低者得的外判投标制度，亦是导致职业安全不受重视的原因。「『安全』系喺建筑界同埋其他行业来讲，都系一个最昂贵嘅行为来的，因为做完（安全）之后系收唔到钱嘅，所以最容易去妥协。」潘焯鸿说。不过，政府也的确推出措施提升参与工务工程的承建商安全水平，如自一九九六年实行「支付安全措施计划」，把承建商提供的工地安全措施，从竞争性投标中分隔出来。但潘焯鸿质疑此举成效，因他认为投标者所列出的项目流于「程序管理」，如撰写安全计划书、作风险评估等，「跟住就取了钱，但之后安全计划书有无人跟，有无照做，就无人理。」即使政府公开招标时，会考虑承建商表现评分，但若该承建商因过往意外纪录而分数偏低，「咁你个标价要再低一点，才可能会中标，这其实令到你将来无钱去做安全。」因此，潘焯鸿认为此措施做成恶性循环。

更让人无奈的，是部分承办商惟恐工伤意外影响其表现评分，或获取安全奖金，千方百计隐瞒工伤。在工地里，判头隐报或迟报工伤，在工人口耳间相传已久。二○一九年，港台《铿锵集》就曾揭发，港铁公司就沙中线工程项目向路政署呈报的工业意外数字，较工程承办商向劳工处呈报的工业意外数字少一百多宗，因此引起为美化数字令承办商获取安全奖金的怀疑。潘焯鸿笑言，当时他有份「供料」给记者，惟事件被揭发后，当局并无后续跟进。

然而，潘焯鸿强调，价低者得的外判制度并非唯一导致香港工业安全水平低落的唯一因素。香港现时建造业工程总值每年约二千三百亿元，相当于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九，「对政府来讲，呢个行业原来占咁少经济产值，但要养好多人，政府觉得唔太值。于是建筑界需交Levy （建造业征款）予政府，政府把这笔钱交予建造业议会作运作基金。政府唔管啦，你哋业界自己管返自己。」潘焯鸿说。他认为建造业议会有责任推动业界内职业安全、提升工艺水平，但多年来未未见成果。他亦质疑议会委员全由发展局委任，成员未能充分代表来自业界的不同声音。

近年每有重大工业意外发生，总有叹喟声音指香港工程越来越「豆腐渣」，辜负香港曾一度以专业及完善规管而获国际业界青睐的盛名。潘焯鸿也忆起，曾经，在八、九十年代，地铁及中电以严谨、安全闻名，对工程承办商要求极高，「如果你唔合格就扣钱，再唔合格呢就以后唔俾落标。」他指以前地铁工程每隔几年都会换不同世界级工程承办商，「唔似而家来来去去都系几间公司。」

他也说，若雇主、判头或政府人员目睹过意外，看著一具身体在眼前变得冰冷，血与灵褪色，那或许他们会改变。作为工程公司老板，他也曾见证一名从高处堕下的工友的离逝。那天晚上，他陪家属在ICU病房外等了一个通宵。说到最底，工业安全是公义，也是关乎每一人的生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