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行业发展及工人抗争简述

佚名

前言：

本文主要内容完成于2022年，在观察疫情后时代外卖行业发生新变化的同时，回顾之前行业演变的情况和发生过的工人抗争，可以帮助了解目前新变化的产生，和工人行动的走向。

文章记述了平台资本在市场形成之初和工人之间短暂的蜜月期，而后不管是资本要将市场竞争的成本转嫁到工人头上的本性，还是一些资本占据垄断性份额时，强势压低人工成本、摆脱雇主法定责任，外卖工人的实际处境和整体收入都在资本的进攻下持续变差。

在这个和平台资本的生存对战中，分散孤立的工人很快可以意识到个体抗争的微弱效果和巨大代价，从而看到组织起来保护日常利益、对抗平台的必要性。平台资本依托互联网迅速扩张领地，工人也一样通过网络建立联结。从陈国江建立骑手联盟的过程可以看到，他原本只是想在本地做一些行动，可动员在网络上一经发出，马上吸引了全国范围的骑手关注和参与——共同的被剥削处境，共同的诉求目标，共同的资本特征——都让骑手们迅速地找到彼此利益相通、情绪共鸣的行动结合点。

外卖工人直接行动的魄力，要组织起来的趋势，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力，都是国家和资本不愿看到甚至恐惧的。因此，他们从未停止过各种形式的镇压和分化瓦解。除了文中提到的对于盟主陈国江的打压，还有很多系统性的手段，这是值得总结并供反抗者参考的另一个话题。

此外，文中第四部分对于外卖工人按照管理方式、工资计算方式，保障程度等进行分类和分析的方法，在其他行业也一样适用。工人被各种因素分割成了看似利益不一致的各种群体，每个群体的特点也略有差别。而组织者需要从这些不一致的表象中，找到每个群体一致的点，去推动工人进行更大的联合。

目录

一、外送市场的发展和资本对劳动者的进攻

二、外卖工人的反抗和斗争

（一）外卖工人的规模

（二）外卖工人的自发斗争

外卖工人的个体斗争

外卖工人的集体斗争

三、外卖工人的自发组织

四、外卖工人群体分类和分析 （2022年）

附录：A 市 B 区外卖工人情况调研报告

一、外送市场的发展和资本对劳动者的进攻

早在外卖配送独立作为一个行业出现之前，外卖还仅仅是餐饮业的一个工种，在工业区或者商业区一些精明的商家会提供电话订餐配送的服务，生意火爆的餐饮店会自雇配送员，配送员这个时候多数还是饭店的员工。

2009 年以后，依托互联网技术的第三方配送平台出现，将餐饮店与有需求的消费者对接起来，例如上海的“饿了么”，杭州的“点我吧”等网站。张旭豪的饿了么是其中最早的一批，2008 年 9 月饿了么网站上线，让学校周围的餐饮店入驻，有将近 30 家，每天订单量为500-600 单。2010 年 10 月，饿了么网站入驻商家破千，日流水过百万。

而让外卖餐饮配送平台改变大家生活方式，创造广大市场的是移动互联网的提速和智能手机的普及。2012 年以后，第三方配送平台推出了 APP 版本，对消费者来讲，使用 APP 点餐的方式比电话订餐和网页订单都要便捷，对于小的餐饮商家来讲，专门的配送平台既能够扩大销量，也能减少雇佣配送员的成本。而送餐平台通过算法等技术实现更为高效的匹配和运力管理。因此，为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提供配送服务的第三方配送平台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此时，外卖工人规模较小，配送平台尚直接雇佣劳动者组建配送队伍。

资本的疯狂投资和宣传，培养了更多的消费者群体，加速了外卖行业的市场形成。2014 年至 2015 年，在资本的支持下，很快涌现出饿了么，美团、百度三大外卖平台，外卖配送行业进入了迅速的扩张期。以饿了么为例，饿了么在 2015 年一年获得融资次数就有四次，融资的次数和数额超过 2011-2014 年融资之和[1]。

众多资本纷纷下场，通过补贴大战的形式开辟并争夺市场，这个阶段，消费者、餐饮商家和外卖工人都在资本扩张期间的利好时期。经历过那个时期的消费者应该还记得散落各地的传单和“0 元吃外卖”宣传。美团、饿了么、百度等平台直接雇佣外卖工人，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大量的劳动力迅速涌入外卖配送市场。此阶段多数外卖工人都有劳动合同，平台还会给缴纳社会保险，电动车、衣服、帽子等配送设备也有平台提供。相比于现在的情况，这个时期的外卖工人享受了不错的待遇，

但这样的“基本保障”只不过昙花一现。随着平台之间竞争白热化，在人力支出缩减成本也是成为了竞争的一部分，平台对劳动者的进攻就加速了。随着竞争的加剧，市场的成型，配送平台开始采用外包、众包等形式节约劳动成本。也是在资本扩张最厉害的2015 年，美团、饿了么、京东、点我达等开始上线众包模式，并声称“众包是共享经济的一种形态”，致力于“利用社会闲置运力”。[2]对于众包骑手，平台不再提供电车、餐箱、服装等装备，而是生成是一种“合作关系”，一切工具由劳动者自己配置。对于专送骑手，也开始采用外包模式，将划定的配送区域承包给一些配送商公司，配送商公司则直接对专送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则作为总包方，隐身在配送系统后，通过系统牢牢控制着这一切。

2016年一年之内，物流服务的各个行业都推出了“同城配送”的模式，顺丰、京东、韵达等快递企业也推出即时配送业务。从餐饮扩展到文件物品、商超便利、生鲜宅配等领域。资本的恶性竞争向底线看齐，人工成本一降再降。2016年至 2017 年，随着大众点评和美团网合并，京东和达达合并，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等一系列融资并购事件的发生，外卖配送领域基本形成了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的垄断局面。根据《2018 年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2018 年 1 月-3 月，外卖平台市场份额中，美团为 59.1%，饿了么和百度外卖（2017 年 8 月已经被饿了么收购）共占 39.8%。[3]

垄断市场的局面形成后，垄断资本的对外卖工人加快了进攻，一方面通过每单配送时长缩短、劳动强度增加，劳动管理加强剥削；一方面加强专送、众包的用工关系设计——比如，美团点评承认“当前第三方运力平台多全部采用众包模式，而外卖平台初期一般采用全职配送，后期逐渐增加众包团队”[4]；同时开始对专送骑手也进行了去劳动化的管理，很多专送骑手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被认为和配送商之间存在合作关系，从而得不到劳动法的基本保护，进一步降低用工成本。平台公司和配送商公司通过这些手段免除了自己的现有义务，实现了利润的疯狂增长。

此时，庞大的外卖工人群体业已形成，但是在作为规则制定者的垄断资本有着强势话语权，一方面外卖工人的劳动过程受到平台和配送商的严格管理，另一方面，外卖工人的基本法律保护也逐渐被一点点瓦解。

二、外卖工人的反抗和斗争

（一）外卖工人的规模

资本在外送市场中开疆破土、走向垄断的同时，也锻造了一支新型的无产者的队伍。随着资本的剥削和压榨越来越厉害，劳动者的不满在积蓄，反抗的形式和强度都在发展。而由于双方的劳资矛盾势必不可调和，当条件更加成熟的时候，这种矛盾必然会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讲骑手斗争和反抗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外卖工人的规模。

由于外卖市场基本由——美团和饿了么垄断，我们可以就这两个平台估算外卖工人的大致规模。首先，两大平台的注册骑手都很多，例如美团 2021 年就称注册骑手超过 1000 万。但是由于两大平台都有可以随进随出的众包骑手的注册途径，为了更合理展现外卖工人的数量，此处仅统计以送外卖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他们主要以两大平台的专送骑手为主，加上部分以外卖工作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众包骑手（常见的是饿了么优选和美团乐跑、畅跑骑手等等）。根据饿了么《2022 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2021 年共有 114 万骑士在饿了么平台获得稳定收入。根据美团《2021 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美团骑手的平均日均活跃骑手数量超过 100 万。两个报告相比，饿了么报告中“稳定收入”的骑手数量更具有参考价值。同时，根据某调研团队在一个商圈的长期观察，美团和饿了么的稳定骑手比例大致在 2：1。按照此比例，美团在全国范围有稳定收入的骑手大致在 200 万以上。外卖行业是劳动力密集行业，行业工人主要来源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无产者。美团和饿了么对外卖工人的上一份职业分别做过统计。阿里生活服务公司发布的《2020 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统计了骑手的上一份工作，骑手多来自工业及服务业的工人，其中工人占 15%，公司职员占 14%，个体户占 12%。美团点评研究院发布《新时代 新青年：2018年外卖工人群体研究报告》显示，有 31%的为去产能的工人，15%为餐饮业从业人员，13%是个体户或者小生意人。

自疫情以来，外卖工人数量增多，仍然是以工人为主，比较瞩目的破产的小业主占比也比较靠前。其余是脑力无产者和服务业的无产者。美团研究院《2020 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35.2%的骑手来自工厂工人，31.4%的骑手来自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的人员，17.8%的骑手来自办公室职员。

（二）外卖工人的自发斗争

从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讲，工人阶级的斗争会从自发发展到自觉，会在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外卖工人的斗争目前整体停留在自发阶段，但是“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骑手整体的斗争根据组织程度和斗争方式表现出了不同的形态。

外卖工人的个体斗争

个体斗争每天都在发生，有些比较有经验和技巧，比如有些工人掌握了站长区别待遇对待骑手的消息，以公开秘密为要挟，要站长足额发放离职当月的工资；比如有些工人会选择通过骑手中有影响力的自媒体曝光站点拖欠工资，迫使站点就范的方式；再比如还有工人利用平台和站点配送商之间的矛盾，通过平台客服投诉站点，要求去劳动局的方式逼迫站点。一些外卖工人利用系统漏洞以破坏性的方式反抗资本，[5]还有一些被逼上绝路的工人的个体反抗，以近乎悲壮的方式展现出来。2021 年 10 月 17 日，江苏泰州的外卖工人刘进为了要回被克扣的 5000 元工资，多次索要无果后，在站点自焚，“我命都不要了，无所谓了，我要我的血汗钱。”刘进是个典型的底层工人，每天工作 12 小时，每个月单量 1200 单，即使如此，刨去各项生活开支和子女学费生活费后，几乎没有任何存款。这是一个无产者赤裸裸的真实生活。刘进以自杀的方式向资本和制度发出了抗议，结果极其悲壮。

外卖工人的集体斗争

自稳定的外卖工人队伍形成以来，资本对外卖工人每一次的加重掠夺和压榨，都会遭遇工人的反抗。根据上图中，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2018 年-2019 年是骑手外卖工人集体斗争比较集中的年份。根据统计“5 月至 6 月间，美团外卖在重庆、合肥、上海、烟台、临沂等十多个城市的骑手们发起了集体抗议行动”。至今，中文网络上依然可以看到零星的骑手罢工报道：

2018 年 5 月 16 日、17 日，重庆南坪一百多位美团众包的骑手停车罢送。主要抗议改抢单为强制派单，基础单价降低、保险不赔、配送时间缩短、虚假距离等。[6]

2018 年 7 月 17 日，西安美团众包骑手罢工，车厢后面贴有传单，主要诉求也是抗议美团直降单价，以及配送时间不断缩短。[7]

2018 年 10 月 17 日，江苏省常州市湖塘天禄商务广场百余名美团众包骑手罢工，抗议美团配送单价下降。[8]

2018年 10 月 31 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百余名美团众包骑手罢工，抗议美团“疯狂降价、压时间、缩距离”。[9]

2019年 2 月 21 日，山东临沂外卖工人罢工三天，骑手整齐地在餐箱后面贴了传单，抗议美团众包降低单价，缩距离。[10]

当然，还有很多罢工消息在中文互联网上消失了。

从外卖工人的行动和诉求来看，2018年-2019年的骑手集体行动主要由众包骑手参与，核心诉求是抗议平台降低单价，不断缩短订单配送时间，显示的配送距离较实际缩短等。 这主要是因为众包的订单单价在 2018 年开始下降地十分厉害。比如西安的众包骑手提及以前单价都是 5 元-8 元起步，2018 年 7 月普遍都是 2 元-3 元；浙江绍兴的众包骑手提到原来送夜宵每单会有 3 元的补贴，2018 年 10 月已经低至 0.8 元了，同时原来每单 3 元的雨天补贴也降到了0.5 元，更有骑手收入相较降费之前直接减少一半。

自 2020 年新冠疫情以来，国内经济持续下行，失业或者破产的人数增多，居民消费能力受到明显的影响。外卖行业也受到波及，首先是许多失业或者破产的劳动者涌入外面行业，竞争加剧。其次是平台的单价不断下降，这个不仅反映在众包骑手的订单单价上，也反映在专送骑手的配送单价上。某一线城市的众包基础单价已经出现 3 元-4 元。一线城市专送骑手的配送单价相较于几年前也有减少。单价的下降迫使骑手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多数为了养家糊口的骑手每天至少工作 11 个小时以上。

配送时间缩短是共同的主要诉求点。配送时间主要是指单笔订单的配送时间，配送时间包括商家准备的时间和骑手配送的时间。平台要缩短配送时间，很难对各种类型的商家做出要求，只有骑手的配送时间可以压缩。于是，平台为了讨好消费者，垄断市场和利润，一再地压缩配送时间。根据人物杂志2020年9月《外卖工人，困在系统里》的报道，美团专送 3 公里内的配送时间从 2016 年的 1 小时，变成了 2017 年 45 分钟，再到 2018 年的 38 分钟。另外，报道中还提及“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 年前减少了 10 分钟。” 而平台要求骑手必须在指定的配送时间内送达，否则一旦超时，就又会面临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罚款。为了准时送达，骑手不得不提高骑行速度、闯红灯来应对。这增加了骑手的劳动强度，也增加了骑手的安全风险。

配送距离的问题也是主要矛盾之一，重庆、浙江和山东的罢工骑手都有提及。重庆南坪的骑手提到一单显示的 1.9 公里，单实际上要走 3.7 公里；浙江绍兴的骑手提及美团显示的 2.9 公里实际上要骑行 4 公里。由于美团众包的配送单价主要根据距离计算，美团 APP 显示的距离少，但实际距离远也会导致骑手的实际单价降低，且配送时间紧张，容易造成超时，带来罚款。这也是平台公司对无产者的欺诈，这引起了骑手的不满。

罢工骑手们提出的上述三项主要诉求，直指单价降低、收入减少和配送工作劳动强度的增加。这些手段是垄断资本对外卖工人加强剥削和压榨的手段，是两大垄断资本通过外卖工人的劳动实现增值的手段。这是资本的必然逻辑，而之所以开始于在 2018 年，是因为正像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分析过的，正是在 2018 年之后，两大巨头在外卖市场中才完全迈入了垄断，掌握了对于市场的完全的话语权。

当然，对骑手的压榨和剥削只是垄断资本血腥的 A 面。在其残忍的 B 面，又开始了对平台上作为中小资本的餐饮商家的吸血。[11]这里我们不做详述。

三、外卖工人的自发组织

各地外卖工人在资本的统一压榨下萌生了的统一诉求与行动，而每次集体行动，都让工人感受到进一步组织的需要。

骑手的自发组织率先出现在众包骑手之中。其中较为出名的是由一位名叫陈国江的众包骑手组织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

陈本人来自农村，初中上完就辗转打工。2009 年在上海做一个餐厅配送员，那时餐馆还通过电话订餐。2011 年，陈国江自己在北京开了小餐馆，专门做外卖，顾客通过自己网页的餐馆订餐。2015 年，陈国江接手一个大酒楼，但是没几年就入不敷出，负债累累。2018 年被迫将酒楼转出，自己开始给平台打工，在饿了么旗下的蜂鸟送外卖。有一次车祸住院，无人照看，使他产生了结交朋友的想法。自己组建了一个骑手群聊，把自己认识的，以及由于对平台不满而被踢出众包官方群聊的骑手拉进自己的群。蜂鸟、顺风等平台的人听说陈国江认识的人比较多，要陈国江帮他们介绍骑手。因为陈国江可以介绍工作，很多骑手都愿意加他。

随着人员逐渐增多，陈国江为了方便管理，放上自己的二维码和名字，制作成纸张贴在骑手们的餐箱后面。最开始的七八十个流动的广告箱飞奔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每天都有几十个人扫码加陈国江，陈国江联系到的骑手越来越多了。

2019 年 9 月份，陈国江本人被封号，骑手群里又有很多骑手反映蜂鸟的单价降低、奖励减少。陈国江独自一人去了饿了么总部一趟，对方对于单价降低的事情避而不谈。陈国江吸取其他外卖工人罢工被压制的经验，计划通过特定区域内的骑手罢送引起平台对该诉求的重视，主动与骑手沟通。陈国江在骑手群里与大家沟通，做了一张传单，鼓励大家转发。很快，传单在各类骑手群里传开了。每天有三四百人添加陈国江的微信，这些骑手不止来自北京，还有广州、上海、深圳、杭州、东北等全国各地。其中，深圳的骑手还模仿了陈国江在餐箱后面贴联络传单。骑手们的热情和支持让陈国江热血沸腾，又做了新的传单和微信号，准备进一步按照地区把骑手分类大干一场的时候，因为号召罢送的事情被警察找了，在看守所里面关了 20 多天。

出来之后，陈国江不再公开讲罢工，但仍然没有放弃把骑手组织起来的想法。他的微信昵称和群聊名称改成了“外送江湖骑手联盟”，继续做一些帮助骑手们解决日常问题和需求的事。

首先是建立群聊，组建联盟。陈国江及其骑手联盟开展的活动随着人员的壮大、联络的增多而发展起来，450 人以上的骑手群，扩张到了 15 个。陈国江周围的骑手们，餐箱后面的广告也变成了外送江湖骑手联盟，并开始了编号，有编号的骑手大约有 700 人。微信群里“每天都很热闹，什么事儿都有：今天跑了多少单，单价怎么样；骑手在送外卖的路上，电瓶车没电了，询问有人帮忙不；有兄弟在路上把别人撞了，私了不成得“走”保险，问大家怎么办；还有人刚来北京，在找落脚的地儿。”

其次是开展聚餐、K 歌等活动和互帮互助。陈国江每月在骑手聚集的城中村附近组织一次聚餐，每次都有几十个人，餐费 AA 制，主要交流工作、生活和经历等等。聚餐之余还会自己拿着音箱去 K 歌。此外，很多人来找陈国江帮忙找房子，传授送外卖的经验等等。陈国江都会帮忙，还借助一个想要合作招案源律所，让他们做一个骑手生活服务小程序，可以租房，进行二手的电车和电池交易。陈国江还将自己旁边的出租屋改造成骑手之家，为刚来北京或者无处落脚的骑手提供暂时的住处，免费住三天，为其找工作和找房子等提供一些帮助。

此外，骑士联盟也发展了事故互助的工作。群里有骑手在送外卖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或者交通事故，在群里说一声，会有人帮忙送单以及帮忙送到医院。

除了生活和事故上的互助外，陈国江也会继续帮助骑手维权。不过有了之前的经历，陈国江不再号召骑手罢工。当骑手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与保安、商家、站点的纠纷时，都会找上陈国江，陈国江或者个人到现场帮忙，或者叫来其他骑手一起帮忙解决纠纷。对于一些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骑手，陈国江也会帮忙链接一些法律援助资源。

例如，之前有两个专送骑手被一个站点欠薪近 10000 元，盟主帮他们一起找了调解委员会，但是对方态度强硬。盟主便把他们被欠薪的经历和维权波折过程拍了下来，并号召骑手不要去该站点入职。该站点第二天便打电话说只要撤了视频，就可以给钱。整个过程十分顺利。

例如骑手取餐时，与商家发生矛盾，商家态度强硬，对骑手谩骂甚至殴打。陈国江召集了十来个骑手去帮助骑手跟商家讨说法。商家当场还报了警，最终商家赔了骑手 400 元。

陈国江帮助骑手的最后一次维权是通过媒体进行的。也是这次维权，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

2021 年 2 月 17 日，陈国江发布了一则视频，视频里数位穿着饿了么骑手服装的骑手围成一圈，控诉饿了么春节奖励设置不合理，根本完不成，奖励也拿不到。揭露饿了么变相降低骑手奖励。该视频迅速被各大媒体转载报道，视频播放量超过一亿。汹涌的批评和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资本让步。饿了么随后通过官方微博向骑手致歉，并表示将采取行动进行改进：“2 月 21 日第六期结束后，我们会整理出全国所有的订单有偏差的区域名单，额外增加补偿活动，并公布给骑手。我们还会优化最后一期活动的单量设计，让更多骑手得到奖励。”

然而一个月之后，2021年 3 月，陈国江等人被朝阳区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抓捕，直接原因就是 2 月 17 日的视频事件。其经常联络的骑手都被公安传唤问话，主要询问了 2 月 17 日的视频拍摄是否参与。直至 2021 年 10 月，陈国江等人才被释放。

另外据可靠消息，正是由于陈国江及组建的骑手联盟在 2 月 17 日维权事件中展现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政府十分忌惮，终于对于压榨骑手已久的各种现象作出一点回应。 2021 年 8 月，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应急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总工会共八个部门共同出台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在政府部门内部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对于外卖、快递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的保障和服务。当然对于维护劳动者权益，统治阶级向来是只说不做。文件本身模糊了外卖工人和平台的劳动关系，更没有触及单价、配送时间、工作时长等核心问题。这样的指导意见不可能给外卖工人的劳动权益带来什么根本改变。

陈国江及其组建的骑手联盟是外卖工人中自发组织，参与线下活动的多是众包骑手，能够实现骑手的互助，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骑手进行斗争和维权。其几次在骑手中声名大噪都是来自其勇敢到“自不量力”向平台抗议和斗争，甚至尝试组织起来罢工。而陈所主张的互助团结等理念以及帮助骑手维权等实际行动，与骑手们的日常需要相符合，是其联盟壮大并得到骑手认可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个自发组织存在的积极意义。

外送江湖联盟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在骑手中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更重要的，其反映了游离在国家法律保护体系之外的平台工人斗争的趋势——组织成行业性的工会以维护工人日常利益的组织，向垄断平台资本宣战。目前，外卖工人被迫游离在国家劳动法律的保护之外，这是有多种因素合力造成的。外卖工人等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不同于工厂工人，这给了资本、专家和专家合谋进攻工人的机会。资本有意识地规避法律义务，宣扬外卖工人不属于劳动法律保护的劳动者。专家等专业人士被资本收买为其大造声势。而政府对于外卖平台资本的保护更重于对外卖工人的保护，对资本的作为持默许态度。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外卖工人被迫游离在国家劳动法律保护之外。而对外卖工人来说，劳动仲裁、法院诉讼等司法途径漫长又耗费精力，胜诉率低，结果不利，几乎没有维权和说话的渠道。而平台一步一步地降低单价，加强控制，进行无情和残酷地压榨，无处说理的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组织带领自己向平台资本，向一切的不公宣战。此外，外卖工人中的互助需求也使得他们呼唤自己的组织，单个的外卖工人经常性遇到交通事故、送餐意外，与保安、商家、消费者的矛盾等需要协调和帮助，而站点和平台资本设置的渠道往往是从生产秩序和效率而非从骑手的利益本身考量。外卖工人需要自己的组织实现事故救助、互帮互助、纠纷调解等互助功能。而盟主外送联盟作为自发的组织部分实现了工会的职能——联络、互助和帮助斗争，这也促使联盟能够不断壮大。

但是联盟作为出现在自发运动早期出现的，在官方各种压力下成长起来的短命组织，也显得不够成熟。首先，从组织结构上讲，并没有建立明确的组织架构，而是以盟主为核心，几个积极的骑手作为其活动的骨干和基础。其次，斗争的方式也并不成熟，由于以媒体曝光为主要方式，也没有经验回避网络监控，盟主最初的两次罢工在组织上并不成功，而被过早打压。第三，由于中国政府不允许独立工会的存在，联盟任何集体的公开行动和初步的集体斗争都会给盟主本人带来威胁和骚扰，使得联盟的发展不得不自我设限，不能充分发展。而联盟声势的不断壮大也会使联盟成为被官方打击的目标。

联盟留给我们启发和教育是珍贵的：外卖工人未来斗争的方向，如何组建工人自己的组织能够团结大多数工人又不被官方过早压制，以及如何教育工人面对垄断资本和政府的勾连，并彻底地与他们斗争等等，都是之后的外卖工人组织必须思考和学习的话题。

相关网络资料：

（1）被绕开的劳动法：外卖平台发展史与骑手劳动关系的变迁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②

（2）平台内外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 | 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③

四、外卖工人群体分类和分析 （2022年）

外卖工人主要分为两大类：专送骑手，众包骑手（乐跑/优选）

专送骑手

专送骑手是全职骑手，工作受到站点的管理。站点是平台公司根据商家、订单数量等因素规划配送站点，站点的配送范围限制在划定的配送区域内，一个配送区域内有一家或多家配送站点。平台将区域和站点承包给一些公司，称为配送商或者代理商。平台公司将站点和区域内的配送系统售卖给配送商，对配送商进行考核，配送商通过站长对骑手进行管理。专送骑手上面有站长-配送商-平台三个层级，站点是最小的管理单位，站点的专送骑手又站长进行管理。专送骑手的配送范围固定，在三公里-五公里范围（该范围在疫情之后有所扩大，较远的大约在 5 公里范围内）。配送的单价固定，不因为订单重量或者距离增减。专送骑手主要是派单模式，不能抢单不能拒单。专送骑手有着严苛的管理规则，例如早会、出勤、排班、请假、罚款等等都有严格要求。专送骑手入职和离职都有严格的要求，一般站点都要求提前 2 个月提出离职申请。

众包骑手

下载注册专用 APP 即可成为骑手。骑手兼有其他工作。现在很多众包骑手也是全职骑手，由于不能忍受站点的严苛管理，选择此模式。配送单价根据距离远近、订单重量会有变化。配送规则仅接受平台奖惩规则的约束，配送距离、工作时间和配送单量没有强制性的要求。配送的订单主要是抢单模式，可以抢单和拒单。进入退出众包工作不受任何限制。众包骑手的单量由系统随机分配，等级少的骑手单量较少。

乐跑骑手/优选骑手

平台公司为了保持稳定的运力而在众包骑手中推出的团队管理模式，在美团称之为乐跑，在蜂鸟配送称之为优选。事实上如果大家都是想工作就上线，不想工作就下线，平台无法保证稳定充足的运力。所以对于众包骑手，平台公司不约而同地都推出了一种有一定规则的团队管理模式，在划分好的片区招募特定的骑手，组成一支辅助的配送队伍。对其每天的单量、上线时间、出勤天数都有要求，乐跑骑手因为是派单，所以不管等级如何，单量较为稳定。订单主要是派单模式，不能拒单，但是可以抢单。这部分骑手的管理较众包骑手强，较专送骑手弱，构成平台稳定运力的保障之一。

三类骑手的分析

从管理方式的区别来讲，专送配送员是其中组织性纪律性较强的一支队伍，乐跑骑手 /优选骑手次之，众包骑手再次。因为专送骑手有更加严苛的管理制度，跟工厂工人相比，只是工作地点从一个车间划定到一个固定的户外区域，但是种种规则没有减少，包括出勤时间、单量要求、接单的权利等。反而通过严苛的罚款建立起来。调研中，专送骑手的罚款动辄上百元，100 元、200 元、500 元、2000 元的罚款额度比比皆是。有骑手因为顶撞领导被罚款 2000 元，有骑手工作半年被罚款 4000 多元。列宁在《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中讲到“ 罚款的目的不是为了赔偿损失，而是为了建立纪律，也就是使工人服从厂主，强迫工人执行厂主的命令，上工的时候听从厂主。”正因为骑手的工作地点的不固定，配送商和站长通过严苛的罚款试图建立这样的一种纪律。让骑手服从自己的管理。

从受压迫程度来讲，专送骑手压迫最为严重，因为专送骑手是平台——配送商——骑手这一外包体系中的最终受害者，平台通过考核和分成机制对配送商的业绩进行管理，而配送商则通过种种罚款规则、出勤规定等对骑手建立了统治。有专送骑手在微信群里不服站长的辱骂，回了几句，就被站长以顶撞领导为由罚款 2000 元。站长的特定权力也构成了对骑手的一重压迫。站长具有一定的调单权力，可以把同一方向的几个订单调整到一个骑手这里，也可以反向操作之。与站长关系好，就可以拿到很多好单，在高峰时期大赚一笔。跟站长关系不好，即技能娴熟，对区域了如指掌，也会因为反向订单的操作收入寥寥。部分站长因为自己的特殊权利，对于骑手也是毫不客气，管理多以辱骂等方式进行。

从流动方式上讲，专送骑手固定在一定区域后，在区域内的流动概率高，不同区域之间流动概率低。我们之前讲过专送骑手的配送范围固定在特定的区域内。而骑手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对配送区域的熟悉程度，熟悉程度越高，配送的效率就越高，收入相应的也会越高熟悉了一定区域的骑手不愿意流动到其他区域内，因为去其他区域跑单意味着从头开始，重新熟悉路线。所以骑手更愿意在本区域内的不同站点间进行流动。骑手就只能在特定区域内从饿了么的蜂鸟站点流动到美团的站点，或者转成该区域的乐跑/优选骑手。

从对平台的影响力讲，专送骑手是平台的首要运力，乐跑/优选是平台的辅助运力，众包骑手是平台的补充运力。专送骑手管理严格，出勤天数、在线时长都有规定，尤其是午高峰和晚高峰期间要求必须出勤，专送骑手主要服务一些大型商家，比如星巴克、沃尔玛等财大气粗选择了专送模式的大型商家，商家相应的费用也会高。乐跑/优选骑手管理次之，也会有出勤天数、在线时长和单量的要求，要求相对不严格。众包骑手则进退随意。乐跑/优选和众包的服务价格更便宜，主要服务于区域内选择该模式的小商家。此外，专送骑手不能拒单，只能接单，另外两种模式的骑手可以拒单，对于高峰时期超时特别久的单只能派给专送骑手送。站点的专送骑手构成特定区域的主要稳定运力和基础运力，这部分骑手一旦在午高峰和晚高峰停工，平台的区域运力会产生巨大影响，也会影响区域内的大型商家。而乐跑/优选作为辅助运力，与专送骑手一起罢工，区域内的配送基本瘫痪。

根据上述特点，专送骑手相对更有组织纪律，在工作区域内具有稳定性，受压迫严重，诉求较为一致，容易产生集体行动和组织。而乐跑/优选骑手和众包骑手也需要团结和组织，这样不至于成为在停工时成为破坏性因素。此外，由于合法斗争手段的困难和缺失（我们将在下面详述），由于资本的集中程度造成的敌人的一致性，骑手的斗争注定是行业性质的。三类骑手的长远利益（平台公司公有化、骑手参与管理）和近期利益（提高单价，延长配送时间，减少罚款，公司提供基本保障）都是一致的，需要把所有的全职骑手团结起来。

附录：A 市 B 区外卖工人情况调研报告

某一线城市 A 市。饿了么在本地有专送网约配送员 1 万多人。根据实际调研情况进行推算，美团的专送骑手差不多是饿了么的两倍，数量在 2 万-4 万之间。此外，还有一个群体值得注意，就是众包骑手中，平台公司又根据调研推算的专送骑手和部分管理较为严格的众包骑手的比例，饿了么在北京的优选骑手也是 1 万多，美团在该城市的乐跑骑手在 1 万2 万之间。该一线两大平台的专送骑手加起来有 3 万-6 万之间，管理较为严格的众包骑手在 2 万-4 万。这还不包括其他平台，比如京东的达达、顺丰、闪送等。这大致是一个一线城市应有的骑手规模。

我们将以 A 市 B 区为例，观察一个配送区域内外卖工人及其站点的情况。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各地的具体条件不同，但是骑手的类型和平台的外包和众包机制一样，B 区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和基本结论可以作为骑手的普遍情况，在各地的具体情况更有赖于各地的探索和细致的调研。

（一）整体情况

A 市是一座一线城市，大学生和白领人数可观，构成了外卖餐饮的主要消费群体。B 区不是 A 市的行政规划区域，而是平台划定的一个配送区域，该区域内有三所大学，若干写字楼，大学生和写字楼的白领是外卖餐饮的主要消费群体。区域内商家聚集地主要是大学附近餐饮店店集中的商业街，一个美食城以及写字楼附近的餐饮店较多的一个商场。商家集中的地方是骑手工作时聚集的地方。

该区域内两个美团站点，共计 200 人左右；一个蜂鸟站点，70 人左右；美团乐跑有 10 多个小队，共计 100 多人；蜂鸟优选有 3 个小队，70 人左右。还有众包骑手，人数不详，可以大致估算。两个美团站点分属两个配送商公司，蜂鸟站点属于另外一家配送商公司。

该配送区域内的骑手会在该配送区域内流动。有骑手从美团站点离开去做了美团乐跑，有骑手从这个美团站点转到另外一个美团站点，有骑手从蜂鸟站点转到美团站点。

蜂鸟站点和美团站点的专送骑手都反映，自 2020 年疫情以来，该配送区域有所扩大。配送的商家没有改变，但是单个订单的配送范围扩大了，从原来的三公里扩大到 4-5 公里，但是配送时间没有改变。

（二）一个站点的情况

这个站点是区域内的三个站点中的一个典型，给大家展示一个站点的基本情况。其他站点情况类似，可能在站长的管理方式和单量多少上有所不同。

规模和范围

站点目前有七十人左右，多数人年龄在 30 多岁。2020 年年中往后就一直在扩大。目前每单配送距离不止三公里，整个配送范围直径达 10 公里。

平台、配商家和骑手

平台划定的区域内商家可以选择配送模式。有专送（站点骑手送）、快送（众包骑手送）和混合送。专送和快送（众包）的价格和服务质量不一样。专送——普遍抽成单价 26%，一般大商家都用专送。快送——抽成低，一般小作坊或者只做外卖的选择此种模式。混合送是两种模式的混搭，也有一个对应的抽成价。

薪资计算和发放

计件工资，不同区间单价不一样。

有骑手提到 “关于跑单的平均单价，尽管站里说的 8 元一单，但是减去各种扣款和罚款后，实际上每单大概在 6 元左右。” 每月 25 日发工资，但是工资发得还不稳定，25、26、27 号发都有可能。

工时和请假

每天 9：30 开早会，开会时长 10-20 分钟，早会内容为喊口号，录视频，对餐箱进行消杀，强调一下突出的问题，比如提前点送达之类。

排班分为早班、晚班和正常班。早班是早 7:00-晚 10:00；正常班是早 9：00-晚 9:00，晚班是 20:30-22:00。早班每天都得 7 点就要开始出勤，不能拒绝。

正常班，早上 9 店出勤，晚上 9 点下班，缺一个小时就算旷工，有的时候还会要求加班到晚上。骑手反映站长的权力比较大，只要不提离职，正常班就算提前结束也没关系。但是一旦你说不干了，站长就开始查岗罚款。

遇到恶劣天气，骑手全天都不能休息，要求全部值班到晚上 22 点。

没有工作日和休息日的区分，一个月可以休息 2 天，需要提前请假。但是请假很难被批准，站长会以各种理由拒绝请假。即使批准了，如果遇上恶劣天气，也会强制让你上班。

工作也分淡季、旺季。春秋是淡季，冬夏是旺季。（有骑手说到工作时间按照中午 11 点到晚上 8 点计算的话，淡季一天 40 单，旺季一天平均 60 单）

扣款和罚钱：

不去开早会就扣钱 20 元（有些骑手和站长关系好，或者跑单成绩好，站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象征性地在群里讲一下，不会罚款）；一个差评扣 50 元/100 元；

一个投诉扣 100 元；超时曾经直接罚款 500 元，后来罚款少了，但是超时一般伴随着差评；提前点送达扣 400 元；诱导客户取消扣 1200 元；物流责 500 元（包括顾客取消、出餐慢等，各种原因导致的物流责）；顶撞领导扣款 2000 元； 旷离扣款 2000 元。

站里以留存基金的形式每月从扣掉 200 元，每隔 6 个月发一次。再次期间离职，之前扣的留存基金就不发了。

临近过年过节，骑手离职概率较大的时候，公司站点会通过暂扣工资的形式胁迫骑手继续在次工作。2022 年该站点就发了一个公告，1 月份单量在 500 单以下的骑手，12 月的工资推迟到节后返岗稳定出勤 10 天后发放；1 月份单量在 501-800 单以下的骑手，12 月的工资暂扣 3000 元，推迟到节后返港稳定出勤 10 天后发放。引起了站点旗手极大的不满。

装备费用

从站里直接购买配送装备的话，头盔一个 60 元，冬装一件 160 元，餐箱一个 200 元。 同款在拼多多上的价格：一个头盔 20 元，一件 T 恤 20 元，一个餐箱 50 元。

事故和保险该站每月保险费要扣除外卖工人 138 元。

但是受访的骑手反应，自己之前出过一次车祸，站里说不符合保险的条件，没有走保险离职艰难站点流动性比较大。

离职

站里的要求是要在站点干足 3 个月才能提离职，

需要提前 2 个月请假，不提前就要扣掉 2000 元，且离职的时候干不够一个月，当月的工资不会足额发放，有时候会按照 4 元一单发放，有的每单单价扣掉 1 元。

管理结构

站点的管理结构是区域经理——站长/副站长——组长的管理结构。

区域经理：负责协调处理劳资矛盾，处理站长解决不了的事情。

站长/副站长：站长是配送商的人，站长主要负责每天开早会，高峰时期调个单。该站点站长风评不好，管理方式粗暴，管理主要靠骂人。

组长：公司要求给站里做培训，一般就是组长做。组长找人拍个两分钟视频，表演一下。组长待遇时全年 10 元一单。组长得确保组员都不超时。还得天天拍视频。下雨的时候组长必须值班到 10 点。恶劣天气组长必须得开工。

该站的站长整体风评不好，有骑手评价“太野蛮了，惨无人道”。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各种各样的罚款名目；二是管理方式粗暴，动不动骂人；三是站长根据关系远近亲疏会使用自己的吊蛋、查考勤、罚款的权力。

站点的考核

站点和公司主要是靠数据吃饭。一个站点综合分 100 分中，物流责（30 分）、超时率（15 分）、完成率、准时率、坏单（投诉、差评）等等各占 10 分。站点得分越高，站里拿的钱越多。平台一个周期给站点评估一次，每个月有两个周期。站长的基本工资就是“低保”，只有

4000-5000，收入靠提成。站长每个月都要算提成。

斗争和维权事件：

站里外卖工人对该站非常不满，主要争议都由克扣工资和离职引发。了解到的几个斗争都是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

其中一个个体离职案例中，骑手被站里无故罚款 2000 元，尝试了街道求助热线、工会热线、劳动监察热线这三种方式，但是都以该骑手不是劳动关系为由拒绝了。骑手无奈，只能都仲裁进行，但是时间漫长，要求较高。

另外一个集体离职案例中，临近年关，站里不准离职，要求等待 2 个月工资也不按照正常计算。离职的 n 个骑手通过多次集体谈判和集体向蜂鸟客服投诉，集体申请劳动监察的方式等方式向站点施压等方式，成功离职。

租住在站里的骑手

站里的宿舍，在站点附近，一间民房，十平米左右，住了 6 个人。每人 700 住宿费、 200 暖气费、每月结算一次的水电费 20-40 元，还有租车费 300 元，发薪服务费 128 元，保险费 138 元。另外租电池的钱 300 元需要每月自己付。

（三） 居住情况

骑手们都住在城中村里，因为城中村的房价便宜，生活消费低廉，但相应的居住环境差，生活不便利。B 区在三环附近，但是 B 区的骑手多数住在城中村，按照距离远近，越往外，价格越低，很多骑手居住在四环-五环之间的城中村里。骑手聚集较多的是三个城中村—— 甲、乙、丙。骑手称城中村聚集了附近区域（包含 B 区在内的跑单区域）一半以上的骑手。

甲、乙、丙城中村在四环至五环之间，面积较大，因为附近有一个机场，机场周围的建筑有限高，所以不被开发商看好。村民只能依靠自建房屋出租赚钱。甲乙丙三个村经常会听到飞机飞过的轰鸣声。

三个城中村中，村民的自建房主要用于出租，在这里居住的有外卖工人、快递员，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等。

城中村的构造都差不多，入村较为醒目的就是高高架起，象棋盘一样纵横交错在城中村街道上空的巨大的暖气管道。管道整齐地穿梭在自建房狭窄的通道之间，连接起了整个城中村。除了横贯村子的主干道外，自建房之间的小路距离十分狭窄，还有租户或者居民的电动车、杂物等堆积起来，小路有时就仅容一人通过。村民为了出租方便，自建房往往都有 3-5 层。小路狭窄，建筑又高，这导致小路上常年不见天日，异常昏暗。

在甲村和乙村，每栋房屋都有一个牌子，上面标明房子的号码、出租间数和居住人数。有空屋出租的房子外会被房主贴上“空房出租”的纸条，并留下自己的联系电话，方便租客联系。

甲、乙、丙三村也有不同。甲村的管理严格一些，不允许餐饮店等开业，吃饭只能去村中的一个食堂，骑手一般就自己从外面带回来吃，或者煮泡面吃。乙村的管理自由一些，允许餐饮店出租并开张，但是餐饮店也会经常被城管还有消防查，现在所有的餐饮店都撤了牌子，悄悄地经营。带我们过来的骑手小王对于空荡荡的没有招牌的店面，还是能如数家珍地说出每家店的特色和价格。丙村没有特别严格的管理，但是整体面积较小，店面也不多。

甲村骑手小金

小金住在甲村，有浴室，无厕所，无厨房，14 平，朝北，月租 1800 元。小金上厕所还得去村里很远的公厕。

小金的朋友是一对夫妻，也住在甲村，房间大概十平米，有厕所，无厨房。一个月全部下来 2000 左右，冬天的暖气费需要额外付 2350 元。电费 1.5 元，水费一人 20 元，网费 60，房租 1600。

小金的另一个朋友住在租金 950 元的一个单人间里，只有几平米。

小金所在的村子里被禁止开餐馆，吃饭都需要去村头的一家大食堂，小金认为食堂品种少，也贵。一般都在外面吃完再回家，在家里一般就吃泡面。

乙村的骑手小王

小王居住在乙村。村民的自建房有四层，被改造成 26 间出租屋，注明居住人数 60 人。村里其他的楼，从大门进去里面一片漆黑，暗无天日。小王住的楼是新建的，每层楼都装了一些玻璃地板和天花板，所以光线可以从顶层一直照下来，所以进去的时候楼道里不暗。小王的房间大概几平米左右，房屋中间有一个小桌子，其余四角有一个上下铺，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自己淘来的洗衣机和小冰箱，一个衣服架，就占得满满当当。没有厨房，不愿意买饭的时候，他基本都吃泡面。租金一个月 1800。他旁边的房间正好待租，面积比小王的大，一个大床、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有厨房和卫生间，大概 11 平米，租金 1800 一个月。走到阳台，看到还晾有京东快递的衣服。邻居有一副手写的对联，横批“年富一年”，“新的一年要争气”，“我先挣它一个亿”。

乙村的自来水不能喝，一般都是在村里的直饮水机接水喝。

乙村有一个公厕，非常干净，没有气味，暖气还很足。小王笑说，公厕比我们的房子还高级。他觉得是政府搞的，肯定舍得投入成本。而城中村这些房子，都是私人房东开发的，只想着赚钱，不会给租客一个舒适的条件。

乙村有专门充电的车棚，在车棚里有绿色的充电柜，这种应该说是最安全的，即使电池起火，也只损害自己的电池，不会危及其他。但是要用充电柜意味着要把几十斤重的电池取出来，再放到柜子里，比较麻烦。另外，还有充电桩，就是直接把电动车插上充电。这种比较方便，费用是 1 元 3 小时，一次大概要 3 元 9 小时，每月就是 180 元。但是问题是难以抢到停车位来充电。

丙村骑手小李

小李住在丙村，丙村靠近四环，掩映在一片建筑区内，面积不大。 村口有一个“xxxxxx 新就业群体温馨驿家服务中心”，里面有个老大爷，是旁边停车场看门的，说中心基本没什么人来。骑手小李尽管在这里居住，但也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屋子里面有些防疫用品，还有一些党建的书。

再往里面去是一个停车棚，有充电桩和充电设备，车棚里有很多外卖车。

村子主干道是东西向的。沿着村子里主干道往里面走，映入眼帘的一段街道，南边是密密麻麻地停满了电动车和自行车，外卖电动车居多。北边是清一色的居民住房，贴有出租的字样。村里主干道不如前两个村宽敞，自建房建筑比前面两个村子更密集一些。自建房都贴了空房出租字样的招牌。

我们看了几家，有的出租房临街而建，自建房内部比较黑暗，问了一家，11 平米，月租 1400 元，只有一张大床，一张桌子和一个临时的衣柜，无洗手间，连洗手盆都没有。水费一月 20，电费每度 1.5 元。有的出租房掩映在后面，要从街上两栋建筑之间的走过去，通道狭窄仅容一人通过，没有光。走过狭长的通道后，自建房狭窄的门口才出现在面前。平房低矮，门口堆满了杂物，洗过的衣服就拉个绳子晾在门口，门前都是水和杂物，潮湿且充满味道。楼房共五层，每层都有近 10 间房屋，但只有一个公用的冲凉房和一个卫生间。

小李住的屋子是他和朋友两个人租住的，位于居民自建房的一层，楼道里非常黑暗，从外面进去都要适应一番。房间一共十多平，带一个卫生间。进门就是一张双人床，占据了房间四分之三的地方。空余的地方上放了一个一架，还有一些简单的煮饭用的电器。屋子里有一种潮湿、阴暗并带着一股怪味儿，原来小李的卫生间没有窗户，也没有排风扇。总得来说，骑手们居住的房屋多为村民自建房，价格低廉，租金最贵也不超过 2000 元。自建房是村民为了出租赚钱而建，房屋设计不是为了居住，而是分割出更多的房间赚钱。多数自建房内部暗无天日，采光和通风条件都不好，房间里不是返潮，就是闷热，总是充斥着异味。而房屋的设施也不全，不是没厕所，就是没厨房，多数仅仅只提供睡觉的地方。就像小王说的，还不如政府见的公厕好！这种城中村建筑因为不符合居住条件，一般都不会在类似“自如”、“安居客”这种中介平台上出现。

骑手选择住在这些地方的主要原因就是便宜，让自己的开销缩减到最低，而这样恶劣的居住环境也威胁着骑手的身心健康。

城中村的恶劣环境揭开了当代光鲜亮丽的城市生活中隐蔽的一角。跟两个世纪前的无产阶级一样，现在居住在城中村的多是城市无产阶级的下层，他们居住的糟糕状况让当代的中产阶级和资本家们也难以理解。然而，对于这种状况的原因，恩格斯早就给了我们答案 “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

（四）总结

经过对 B 区三个站点和乐跑/优选骑手的调研，我们可以对骑手的基本情况做个基本总结。

1.收入情况

调研中专送骑手的日单量幅度都在 30-50 单，少数骑手单量会超过 50 单，会综合各种因素。我们以一个日均 45 单的骑手为例，讲一下骑手普遍的收入情况。该骑手年纪 37 岁，体力很好，工作也很拼命，每天从早上 7 点工作到晚上 22 点，单量在站里中等偏上，平均下来是 45 单。该站的订单单价按照区间计价，但是按照该骑手的说法，扣除各种罚款后，单量均价为 6 元/单。骑手一个月全勤是 28 天。

这样算下来骑手一个月的收入为:28*45*6=7560 元。由于送外卖的电动车、服装、餐箱、手机等部分工具由骑手购买。所以这个收入并非骑手劳动力价格，还包括电动车、电池作为生产工具转移的价值，需要在计算的时候减去这个部分。骑手租用了站里的电动车和站里提供的电池，这个部分每个月花掉的租金为 600 元，其他餐箱、手机、服装等月转移价值小，我们忽略不计。骑手的月劳动力价格为 7560-600=6960 元。而为了得到这个价格，他付出的劳动时间有 28*（22-7）=588 个小时，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月工作时间。计算出来的小时工资为:6960/588=11.8 元/时。我们可以跟三大工业城市 2022 年的法定最低小时工资数做一个对比：深圳——22.2 元/时；上海——23 元/时；苏州——22 元/小时。骑手的小时工资甚至远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只有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骑手整体的收入的情况。平台公司对自己所属的众包骑手（含乐跑/ 优选）在市级范围内有一个排行榜，整个 A 市的众包骑手（含乐跑/优选）都根据单量进行排名。蜂鸟优选的一个骑手告诉我们，蜂鸟优选在 A 市的第 100 名，根据其单量和单价，收入在 1.3 万左右，其余的骑手月收入都低于这个数值。而根据我们前面的估算，A 市的优选骑手超过一万多人。优选骑手是全职骑手，也就是以外卖配送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骑手。全职骑手的都并不乐观，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收入过万，而整个 A 市的榜单第一名，月收入是 2.5 万，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不如媒体和平台公司吹嘘得那样高。

2.工作情况

在骑手群体中，专送骑手和乐跑/优选骑手都是全职骑手，也就是外卖配送的收入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这部分骑手受到平台公司和配送商的严格管理，对于出勤天数，每天在线时间，每日的单量都有要求。而这部分骑手为了挣的足够的收入，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都在 10 个小时以上，每月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就连 2 天的休息时间都需要经过站长的同意。

专送骑手和乐跑/众包骑手的工作范围是在以商圈为中心，直径 6 公里-10 公里的区域内。尽管有范围，但是由于工作区域较大，工作场所不似车间工人那样固定。所以资本试图通过动辄成百上千的严厉的罚款制度建立起对于骑手的统治秩序，让骑手服从站长和公司的管理，服从于平台公司的生产秩序。

骑手的工作容易发生工伤。这里讲得绝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工伤，因为根据现行法律，所有的外卖工人都不会发生工伤，他们连劳动法意义的劳动者都算不上！骑手经常因为交通事故、交通意外或者猝死等原因受伤或死亡，但是目前从法律层面上不能给他们任何保障，不能享受工伤保险。而骑手的商业保险价格也在逐年提升，但是保障力度却未可知。B 区的一个美团站点，每月从骑手工资里扣除的保险费用有 180 元，其中 120 元是在美团骑手的 APP 里能够查询到的，还有 60 元查询不到任何投保记录。据站长说，这部分是因为保险赔付费用不够，公司另外又购买了保险。受伤骑手的费用还是分担到了每个骑手身上，平台公司和配送商甚至连保险费用都不愿意出。

3.变化的趋势

B 区中工作多年的老骑手反映了这些年骑手工作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骑手的配送单价越来越低，而工作的时间则越来越长。

首先是单价，众包骑手反映了三年以来美团平台单价的变化：

其次是时长。随着单价的降低，外卖工人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另一位蜂鸟众包骑手反映，2017 年开始送外卖时，每天工作时间是上午 10 点至下午 13 点，晚上 17 点至 19 点 30，一天只需要工作 5 个半小时左右。而现在为了维持相同的收入，则需要从早上 10 点工作到晚上 21 点，共计工作 11 个小时。

再次是骑手工作的稳定性。根据调研，部分外卖工人作为骑手已经工作了 3 年-5 年，较为稳定。工作范围也基本是在特定的区域内，趋向稳定。骑手中以前做过小生意，曾经属于小业主阶层的对于未来还有做小生意的规划，且不管其实现的可能性是多少。骑手中以前就是辗转于工厂打工的或者是刚毕业没几年的青年人则没有作小业主的想象，比较固定。

4.主要诉求点

我们这里主要讲一下专送骑手的不满。站点里骑手在经济斗争方面的主要诉求点：

A.罚款制度过于严苛，且罚款数额较大，动辄成百上千，这是资本对骑手的统治秩序的建立，也是对骑手工资的变相掠夺；

B.单价的降低使得骑手的收入减少以及工作时间的被迫延长，骑手的劳动强度越来越大，身体损害得厉害；

C.骑手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例如五险一金等，的工作伤害经常发生，现阶段享受不了工伤保险，商业保险赔付力度低；

D.站长管理专制粗暴，运用站长的调单、罚款等权力使得个别骑手得到更多的好处，明显不公；

[1] 2015年 1 月 27 日，饿了么获得中信产业基金、腾讯、京东、红杉资本、大众点评 3.5 亿美元 E 轮投资。 2015 年 8 月 28 日，饿了么宣布完成 6.3 亿美元 F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中信产业基金、华联股份领投，华人文化产业基金、歌斐资产等新投资方以及腾讯、京东、红杉资本等原投资方跟投。 2015 年 11 月 24 日，饿了么获滴滴出行入战略投资。2015 年 12 月 17 日，饿了么获得阿里巴巴 12.5 亿美元投资。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美团点评，《2018 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美团点评，《2018 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美团点评，《2018 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

[5] 沈阳一名美团骑手杨某某，因对美团的霸王条款不满，在凌晨通过美团众包 APP 抢单加派单，订单抢到

后直接点击收货和送达，在四个小时内该骑手抢到了 253 单，这 253 单外卖产生的配送费为 1200 元，总配送距离 953 公里，事后，该骑手没有提现配送费，直接注销了美团 APP 账号。“注销啦 战绩 253 单 953km，253 单收入 1200 块，不体（提）现，直接注销啦，拜拜各位，我已退坑，美团霸王条款真恶心。”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3613682732449036

[6] https://tech.sina.com.cn/i/2018-05-21/doc-ihawmaua2444321.shtml

[7] https://www.xuehua.us/a/5ec1fc2cbe45872bc6066d77； https://v.sina.cn/wbmp/2018-07-18/detail-ihfnsvza2954207.d.html?cre=videopagew；

[8] https://www.wjyanghu.com/yhw/hotspot/shlx/2018-10-17/50161.html

[9] http://zj.sina.com.cn/shaoxing/2018-10-31/detail-ihnfikvc9122372.shtml

[10] https://maps.clb.org.hk/?i18n_language=zh_CN&map=1&startDate=2019-02&endDate=2019-02&eventId=202001062222341540

[11] 2018 年 7 月 13 日，因美团要求鄂尔多斯东胜区商家的抽成由 22%涨到 23%。由此引发商家不满。鄂尔多斯东胜区 200 多家店铺联合在门店门口挂上“拒绝美团”。https://www.pingwest.com/a/175814； 2020 年 4 月 10 日下午，广东餐饮协会官微发文《广东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指出，美团外卖在广东餐饮外卖市场的份额高达 60-90%，已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位，同时，美团涉嫌实施垄断定价，各类收费层出不穷，设定了诸多不公平的交易规则，持续大幅提升扣点比例，新开餐饮商户的佣金最高达 26%，已大大超过了广大餐饮商家忍受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