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回流、远离工厂，制造业全面“用工荒”迫近？

【财新网】在过去一年里，受疫情短期冲击和农民工就业本地化新趋势影响，“家门口”打工的农民工正越来越多。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亿人，同比增长1.1%。超过九成增量来自本地农民工，跨省流动人数减少。

《报告》调查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地域，在1587个调查县（区）抽选了8480个村和23.8万名农村劳动力作为样本，同时随机抽取了4万户进城农民工样本，调查形式以入户访问为主。

从长期趋势看，农民工总量已告别过去的高速增长，其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系统性变化逐步显现：农民工流动半径缩小，从事现代服务业的增多，女性占比不断提高。与之同时，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第二产业中参与不足，农民工返乡回流加剧“机器替人”等趋势的担忧渐增。

“家门口”就业：跨省农民工回流趋势渐强

据《报告》定义，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其中，本地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跨省”的农民工越来越少了——这是过去数年中农民工最显著的变化。尽管农民工“向外走”仍是主要趋势，但外出农民工增速逐年回落，占比也从2012年的62.2%下降至58.1%。其中，跨省农民工的绝对人数在2015年出现首次下降，并从2015年的7745万人下降到2022年的7061万人，回流趋势尤为明显。

具体到2022年，农民工“本地”趋势更明显：这一年，本地农民工1.24亿人，同比增长2.4%；外出农民工1.72亿人，同比增长仅0.1%；同时，外出农民工以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流动同比下降1.0%，省内流动同比增长0.9%。和上年相比，东部、东北地区省内流动趋势更为突出。

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不容忽视——安徽劳务输出大市阜阳市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22年5月底，该市返乡农民工已达12.37万人，占其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的4.8%。而湖南截至5月末，省内返乡农民工人数为72万人，在总量减少的情况下，仍比一季度末增加3万人，增幅为4.3%。

财新去年夏季走访莞、深时发现，因外贸受阻、订单下行，莞、深部分地区在用工旺季竟现普工“找工难”。“去年（2021年）学生工是来多少招多少，14元一小时。”东莞东城某企业一员工曾向财新反映，“今年（2022年）厂里没什么订单，一个都不招。”

另一方面，多名学者提出，在疫情过去、“常态”回归后，农民工流动半径缩小仍是未来几年主要趋势。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魏东霞关注到，政务一体化趋势下，“留在省内”的制度性吸引力增强。“现在省内一体化进展较快，比如社保、医保，省内联动统筹更方便。”她告诉财新，短期内，和省内流动相比，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仍面临多项制度化的不便。

值得注意的是，县域已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主阵地，且或将加速强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卓贤、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杨修娜在相关研究中发现，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农民工出现了就业半径缩小的趋势，但本地农民工的就近就业范围有所扩大——类似于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不少农村也出现了“睡村”和“两栖农民工”现象，即不少农民工白天跨乡镇就业，但在晚上返回农村的家中，或工作日在县城工作，但周末回村居住。

与前述“引力”相对，大城市住房、教育、养老等市民化的高成本，则构成农民工回流的“推力”。魏东霞便观察到，如今，务工家庭的父母更希望和子女在一起，尽量创造更稳定的教育环境，而在部分城市“落户难、读公办难、读高中难”多重门槛下，部分农民工选择返乡，承担陪伴“下一代”的责任。

半数以上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

自2018年以来，已连续五年出现过半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人口老龄化、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第三产业是发展和吸纳就业的主力军。”魏东霞说。

《报告》显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增长0.4个百分点，增长最大；受疫情影响，从事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略有下降，减少0.3个百分点。

与之对比，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0.5%，与上年持平；第二产业就业占比为47.8%，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制造业就业农民工比重为27.4%，较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回复到2019年水平；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建筑业就业农民工比重为17.7%，较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收缩较为显著。

上述趋势，和整个第三产业的崛起密切相应。2013年—2021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7.4%，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0.8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5.6%，现已稳居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更排斥“进厂”的枯燥和加班，更倾向从事餐饮、零售等服务工作，或选择外卖员、快递员等“灵工”，也成为推高农民工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潜在潮流。

服务业兴盛，却不可忽视制造业“用工荒”的现象。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专家胡顺平撰文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倾向灵活就业与农民工增速下降、向第三产业集中等因素叠加强化，彻底打破了长期稳定的用工市场均衡，制造业由局部“招工难”发展成全局“用工荒”，从季节“招工难”演变为常年“缺工人”。

卓贤、杨修娜在前述研究中则担忧，疫情导致普工和初级技工缺口拉大，倒逼企业投入大量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生产。在此背景下，农民工回流和机器替代互相强化，劳动密集型岗位面临永久性减少。“一旦家乡地就业机会减少，重新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将面临原有就业岗位被机器永久性替代的局面。”

女性农民工占比不断提高

城市化、服务业的发展，也在为女性农民工创造更多机会。《报告》显示，女性在农民工中占比36.6%，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1.1%，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41.7%，和上年相比均有增长。

魏东霞告诉财新，这些年来，她不断观察到有较多农村女性来城市辅助亲属育儿，等子女长大后在城市再就业。当下，许多岗位的年龄限制逐渐放宽。“对中高龄女性农民工群体来说，城市里护工、家政等合适的就业岗位不断增加，给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她同时关注到，不断成长中的“社会力量”，也是女性留在城市的积极推力。如今，在穗、深等，出现了一批以女性和流动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公益组织，帮助务工女性进行儿童早教、技能学习等。“某种意义上，城市对女性更包容。”魏东霞说，“流动人口中的女性如果在城市里遇到了困难，其实会获得更多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进城”，往往也代表“家庭进城”。财新2022年夏走访珠三角地区时发现，不少务工家庭中，子女的教育对女性的就业选择有不小影响；若孩子不得不回老家上学，许多妈妈也会一同返乡陪读。

魏东霞呼吁，未来，以劳动力流入为主的城市仍需逐步降低入户门槛，提供相应的就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拓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供给和资金来源，通过多层次的协调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卓贤、杨修娜也呼吁，新型城镇化应从“人的城镇化”进一步升级为“家庭的城镇化”。一是建立住房类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与农民工举家迁徙规模相挂钩的机制，将进城农民工家庭同等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二是推进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可考虑按“在当地连续受教育年限”扩大农民工子女高中阶段入学比重，并推进异地高考制度改革。三是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业和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不同地域、不同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衔接，最大限度地将已退休的农民工群体纳入城市社会福利体系，让留在城市的高龄农民工也能享受到应有的养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