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985高校毕业生摆快餐档 农村大学生就业难上难

视线｜985高校毕业生摆快餐档 农村大学生就业难上难财新

【财新网】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4月，全国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录得20.4%，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新高。严峻就业形势下，农村走出的大学生“找到工作”、“找好工作”更难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显示，2011-2021年，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比例比同年份非农村籍至少低14.4个百分点；已就业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里，签订劳动合同且参加社会保险（下称“正规就业”）的比例，亦低于于非农村籍高校毕业生8.4至21.8个百分点不等。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即使在控制了个体因素、人力资本、家庭因素等影响之后，相同条件下，农村籍高校毕业生有工作的概率依然比非农村籍低3.0%，农村籍实现“正规就业”的概率比非农村籍低4.4%,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谢倩芸在5月发布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中分析道。

26岁的陶磊坐在街边打电话。在这之前，他尝试过做教培老师、品控专员，也尝试跨专业考研，但都没能坚持下来。因为对食物的兴趣，他决定开一家快餐档，他称。

陶磊和母亲站在大学食堂的档口前向外张望，等待学生前来点餐。他们一家聚少离多，这次为帮儿子创业，三口人终于聚在了一起。但食堂实行末位淘汰制，母亲整日为客流量烦恼，陶磊也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查看食堂刷卡机里显示的总营业额。

陶磊和母亲父亲结束一天工作，准备回出租屋休息。供应完晚餐后，一家人还需打扫食堂卫生，晚上八点后才能下班。前来帮工的父母还需早起准备第二天的食材，工作时间更长了。26岁的陶磊毕业于天津一985高校化学系，毕业三年，他仅有一半时间实现“正规就业”。其他日子里，他尝试考研、摆摊、开快餐档口，但都没能持续下去。陶磊成长于陕西农村，父母常年在广东四川打工，一家人聚少离多。在母亲眼里，他从小听话懂事，学习成绩优异，但高学历却没能换来稳定的收入预期。

几番探索后，2022年秋，陶磊回到母校，在食堂二楼经营起快餐档口，售卖口水鸡，通过自营劳动就业。父亲母亲也前来帮工，一家人整月无休，父母负责食材的预备、制作和清洁，陶磊负责对接加盟总部和招呼学生。两个月忙活下来，档口生意堪忧，远不敌父母过往打工收入。

陶磊的学弟学妹们不时前来照顾生意，他们边吃边谈论着各自未来：医疗公司收入不菲、新能源企业势头正盛，作为学长的陶磊站在橱窗后，为整齐码放的鸡肉块浇上一勺又一勺五彩料汁……口水鸡生意惨淡，开张两个月后，陶磊再次放弃，休息一段时间后，他重新回到了教培行业，如今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师。

对比老一代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年轻的一代更不容易找到工作；与大学专科相比，大学本科或研究生及以上的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概率相对较低，谢倩芸在《农村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和就业选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分析道。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毕业生李江伟在田里收麦子。在伯父和堂哥眼里，李江伟从小成绩就拔尖，是村里的“秀才”，就算干活，也应该干些轻巧的技术活，不应该跟他们一样出力气。毕业季临近，李江伟的工作依然没着落，但他必须赶回乡下老家，收割家里五亩麦田的麦子。李江伟家中并不富裕，靠助学贷款完成了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学业。他考虑过养殖场技术员、兽药销售、养殖相关网站编辑、当兵等职业，但始终没一个完全合乎心意。

李江伟和室友讨论毕业去向。该室友没能应聘上河南养殖业龙头企业，准备回家考公务员。门上贴着李江伟画的毕业形势图，除了升学，他都尝试了一遍。

李江伟到郑州一家兽药企业参加面试，面试考官查看他的简历。这家公司为他提供了兽药销售技术员的岗位，但李江伟并不满意。他认为自己急需一份稳定的收入，尽快改善家里的困境。他的预期薪资是4500元至5000元，这家公司只能给他3000元。他曾在一家私营养殖厂做实习技术员，厂里邀请他留下转正，他拒绝了；一家网站愿意录用他为养殖栏目的运营编辑，但需留京工作，薪资仅够维持日常开销，难以给家里存钱；李江伟又前往河南一禽厂实习，包吃包住，一个月能攒下3000元，但他认为该工作精神压力大、晋升空间小，再次离开。李江伟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更想做什么，只想找一条发展更好的路。

李江伟回到河南许昌老家，独自站在荒草没膝的院子里。谢倩芸认为，大多数农村学生就读于一般本科或高职高专院校，更多选择农林等冷门专业、职业技术导向的应用型专业，导致社会需求小、薪酬待遇低等；此外，就业信息获取和处理方面的劣势、社会资源的不足、针对性就业指导少，也导致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相对困难。

玛西巴图冒着风沙修理羊圈。玛西巴图是家族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在城镇漂泊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了草原牧羊。内蒙古中部的阿木古郎草原上，90后的玛西巴图成了新一代牧民。他的祖辈均以放牧为生，作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新一代，他的命运没有因读书而改变太多。大专毕业后，他发过传单，卖过汽车清洗剂，也从事过汽车维修改装。他尝试过在包头市打拼，后又回到了离家更近的小镇，但都没扎根下来。

2015年，他和妻子回到草原，继承了9000多亩草场、300来头羊和近30万元的外债。阿木古郎草原属沙质草原，生态脆弱，如今，草场的牧草愈发不足，光是2023年，玛西巴图已花费8万多元购买草料，收益被进一步压缩。农闲时，他和朋友一起打零工，装卸土豆来补贴家用。但无论放牧还是零工，大学经历都难以派上用场。

玛西巴图帮邻居家的羊注射疫苗。草原上留下来的年轻人不多，大家有事都会互相帮衬。

空闲的时候，玛西巴图也会打打游戏。他也经常网购，快递送到离这里近半小时车程的红格尔镇，需要开车去取。即使顺利就业，户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职业发展。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谭婷是一名听力障碍者，父母均是农民。大学毕业后，她顺利入职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担任手语翻译助理。在该律所的帮助下，她通过了我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被众多媒体称为“中国首位聋人律师”。然而，谭婷获得的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仅允许在户籍所在地申请执业，而她出生的小山村地处偏远，当地律所数量有限，更难有条件接收听障人士共事。她难以开展实习考核，无法取得执业证书。谭婷8岁失聪，曾辍学5年，后放弃进入残疾人艺术团，考上重庆师范大学，她一次次突破听力阻碍，却没能跨过户籍带来的现实阻力，花费3年通过法考后，她还是只能从事手语普法、手语翻译类的工作。

谭婷站在摄像机前录制手语视频，为听障群体带去普法故事。谢倩芸建议，要促进农村籍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可进一步放宽高校毕业生的落户门槛，促进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直接落户城镇，以减少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可以以高校为主、基层政府为辅，建立农村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数据库，提供针对性的辅导、就业信息资源和求职就业渠道；同时，高校应帮助农村籍毕业生建立合理的就业期望，注重求职心理调适，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谭婷在律师事务所中担任助理工作，相比其他同事，她虽然也通过了法考，却难以成为执业律师。

谭婷在复习法考期间写下的纸条，以激励自己用功读书。在律所同事们的帮助下，她用三年时间考取了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