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工厂转移生产线引工人抗议 企业工会受制官僚体系有心无力

2023年以来，广东省一带的工厂接连倒闭搬迁，企业大范围拖欠工资和裁员，激起越来越多工人抗议。深圳宝安区运丰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因“产业结构调整”，正转移生产线至同属广东省的江门市开平县，工人不满安排发起罢工，数十人走上楼顶天台抗议，一度引发消防到场戒备。罢工持续逾20日都未有解决，厂方其后发出通知指若员工继续“旷工”，会按照自动离职处理。

CLB曾向工厂企业工会蓝主席了解情况，他透露事发后街道工会曾派律师到现场，当地劳动站及政府也有人员到场，不过一直没有共识。相比“远在天边”的街道工会，企业工会的蓝主席言谈间明显更了解劳资双方的诉求，也愿意“向前一步”代表工人与厂商谈判，但当他请示街道工会协调介入时，对方却拒绝指“目前没有这个打算。”企业工会是距离劳资关系最近的工会，个案中的工会愿意出力调解，本难能可贵，但街道工会未能体察到企业工会的意愿，未能提供资源协助他们释放能量，才让劳资双方原地踏步，矛盾难以化解。

运丰电子科技是港资印刷电路制造商，为Flex、NEC、索尼、富士康等公司代加工，是全球电子工业市场的一环。近来广东省许多工厂倒闭搬迁，运丰也计划将深圳的工厂搬去江门市，并已申请做医疗电子元件的生产线，故将深圳场的设备分批运走。这引致宝安区的工厂订单减少，员工收入受影响。根据工人在网上的求助，搬厂后已有三分之一的员工因为收入减少而无奈离职。不过，根据《劳动合同法》，若用人单位由深圳市行政区域内向深圳市区域外搬迁，则需要向员工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有工人要求厂方赔钱，而非消极应对等员工自行离职，更认为厂方在搬迁过程中没有向员工就搬厂事宜做出交代。几番拉锯之后，事件触发逾百名员工罢工，更有数十名员工走上工厂楼顶抗议，消防也到场戒备。

企业工会主席有意愿积极协助工人 上级工会回应消极

在与CLB通话时，运丰工厂工会蓝主席说，事发后出街道工会曾派律师到现场，亦有劳动站及政府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协调，不过未有进展。他指，工人的诉求是按照月薪的8折进行赔偿，而厂方则表示只能赔偿3折，在上述的协调中，“到目前为止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没有一个好的方案。”

蓝主席之所以提“共识、好的方案”，是因为他也明白事情本不需要发展至如此激烈。老板并非黑心老板，过去3、4年工厂的福利亦不错，只是在转移生产线时未有处理好与工人的关系，利益被触动的工人认为是“恶意搬迁”，由此不再信任雇主，“大家干脆就说我拿钱走人 我不在这干了。”情况激化后，即使是放假，工人们也坚守在工厂门口讨薪，并阻止厂方搬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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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主席说，作为工会主席他曾在工人及老板两方面了解情况，工人最担心的是生计问题，将搬迁设备理解成要抛弃他们不顾，“好像福利慢慢减少，有工人认为现在故意少点给工人工资，到时候赔偿就会少赔一点。”老板方面的情况则是，厂方江门的生产线也需要工人，特别是那些有经验、有年资的工人，“（工厂）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宝安）厂的资源充分利用……这边还要继续开的，包括已经申请的高级技术企业，还有排污许可证，要上新的设备，还要上新的工艺。”根据蓝主席的判断，他认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且老板有意愿在新的生产线聘用宝安厂的员工，但真正的问题是，工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厂方。

眼看着工人罢工近一周，蓝主席也感到无力。过程中他曾经向松岗工会汇报情况，也向其求助，希望工会起码可以送些水、面包等慰问罢工的工人，或者派上级工会的代表来推动谈判，但是没有得到积极回应。迟迟没有出面的松岗工会仅答复：“目前没有这个打算。”

蓝主席说，自己和街道工会这些“沟通”并非私下进行，更不是单向进行，他还因此受到了老板娘的质问，明显厂方也不了解工会能够产生的作用。当CLB问，情况已经如此，上级工会不提供帮助，蓝主席最接近劳资关系，明显更熟知当下矛盾的症结所在，不如干脆“振臂一呼”，亮明身份自己是企业工会代表，让天台上危企的员工下来，然后组织临时谈判委员会去和企业雇主方进行谈判。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让场面受控，另一方面劳资双方也能尽早消除误会、达成共识，员工不用担心受怕，而工厂也不至于付出停工代价，新的生产线也可以保留人才。

蓝主席对此有些保留，问及是否担心被厂方秋后算账，他则否认，更多是担心没有获得上级工会“允许”。他解释，现状是作为企业工会主席已经请求上级工会的协助，然而被拒绝，他感受不到上级对他主动展开的支持，故不敢轻举妄动。

蓝主席想要上级定心丸的情绪可以理解，毕竟已经主动向前一步与街道工会联络，更没有在面对老板时退却，言明向上级工会汇报厂内情况是“工会主席职责所在”，但是没有得到正面反馈。翻查记录，就在不到一个月前，松岗街道工会曾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陈锦花出席会议时曾经指，要“抓好工会干部队伍建设，广泛开展‘进万家门、访万家情、结万家亲’和‘工会组织亮牌子、工会干部亮身份’活动”，新当选的街道工会主席丁艳在会上也表示“要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工会干部队伍”。这次会议蓝主席都有参与，但明显会议中上级的言语支持还不够他能在这次罢工中安心进行工会工作。CLB建议可以直接与曾在会议时见过的上级工会领导联络，提出工厂遇到了问题，加快他们介入的速度。蓝主席则说自己并没有上级工会领导的直接联络方式，仅仅可以和上级工会中没有编制的“小人”联络。

在工人发布在网上的视频中，除了站在天台边抗议之外，更多是工人呆站在工厂门口，看着运设备的卡车驶入驶出，面露无奈。工人罢工多日，政府主导的谈判没有下文，5月8日厂方贴出通告，指出员工“怠工多日”，因此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开始实行双考勤制度，除了刷脸考勤，还需要由现场作业主管/经理确认，否则则算旷工，达到规定天数将按照自动离职论处。

网友“胜哥专业打黄油”说运丰曾是当区工人“想进都进不去”的工厂，可见工厂曾经待遇、风评都不错。令人唏嘘的是，工厂并非倒闭，未来仍开展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也需要员工继续保持运作，为什么会让劳资关系陷入这样的僵局呢？试想如果企业能够善用公司的工会与员工沟通搬厂的安排，以及工厂未来的前景，让员工们了解到当下搬迁只是短暂状况，可以不必让工人陷入恐慌。又或者，即使在工人已经踏上天台罢工抗议，上级工会可以按照蓝主席的请求，前来送水送面包慰问，也给蓝主席行使工会职责的“定心丸”，工人们也可以不用风雨中危坐天台，让劳资问题回归谈判桌。

当然，以上的理想状况想要出现，也并不完全依靠上级工会的一句鼓励话语，或者蓝主席自身的责任心和承担，仍然少不了工会工作者的技巧与智慧。街道工会最早将律师派（打发）来工厂，事情的性质就由工会可以协调的劳资谈判变成了工人维权行动，地方工会方面这明显跳过了自身职责，将事件置于了矛盾更加激化的位置。另外，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政府相对早的介入实则让企业和工人双方，都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事实也证明没有对话、了解、且由政府领导的“谈判”，即使强行进行，也难以谈出大家都接受的方案，只能在“工人要求8折，工厂要求3折”中打转。

宝安工会应释放资源 运丰事件可由“危”转“机”促工会长远发展

企业工会距离劳资关系最近，当然是最被劳资双方认可的工会，除了上级放手支持外，谈判技巧和经验也绝不可少。这一点相信宝安区总工会一早已经有意识，所以才在2022年10月底在宝安成立“工会+劳动+法庭”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根据宝安政府网站的文章，宝安区总工会一直以来都在源头治理劳资纠纷等方面积极探索、敢于创新，于2020年5月在石岩街道创建全区首个街道级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探索构建解决劳动争议的“工会调解+司法确认”一体化工作机制。2022年10月底，又将石岩的经验向全区推广，在各街道设立“工会+劳动+法庭”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

CLB认为，既然已经有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这样的平台，宝安区总工会又想要打造强有力的工会干部队伍，让平台成为企业工会、区工会进行真正集体谈判的试验田又有何不可？像运丰这样的企业更可以说是理想的试点，一方面中长期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对稳定的劳资关系有渴求，比较容易谈出成果让更多的企业参考经验——这需要上级工会释放资源，给予以5年、10年计的时间来培养。

荷兰服装品牌G-star，因主动撤单导致越南制衣厂关闭，供应商将品牌告上荷兰法院。法院裁定，荷兰品牌严重违反合约，法院根据合约关系，并提及企业未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罔顾越南工人的利益，判决企业需要向越南制衣厂赔偿。像运丰这样在为国际品牌加工电子元件的企业，工会或者也可以从欧洲新立法的角度去考虑，如果能将品牌拉上谈判桌，位于供应链下游的中国工厂与工人也不用继续在泥浆里摔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