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月剪报｜疫情肆虐，基层劳动者承担着怎样的代价？

3月份以来，由奥密克戎毒株所致的新一轮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多个城市先后出现疫情，并在“动态清零”防疫路线的指导下陷入封锁之中，大量的方舱医院被修建，一轮又一轮的全民核酸检测展开，高速公路出入口被封闭。与此相伴的是，大量工人被招募去修建方舱医院以及担任方舱医院后勤，封城下的生活物资供应则离不开快递员和外送骑手等“保供人员”，卡车司机在各地防疫政策的夹击下维持着全国物流，还有更多的打工人因防疫封锁而“手停口停”。本期3-4月份剪报关注疫情下基层劳动者的权益和生存状况。

据工人称，自己被招募去修建方舱时，中介承诺不会接触当地人员，但后来在工地宿舍却被安排与当地人员混住。在工地发生疫情后，施工单位未上报，并拖欠工资。工人通过集体行动要回工资后，施工单位安排工人在外隔离，但隔离费用却迟迟没有着落。

三月底，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长春市兴隆山方舱。援建兴隆山方舱的建筑工人也同样遭遇了工地感染、拖欠工资、拖欠隔离费用等相似的剥削处境。这两个案例十分典型，直到四月底，仍有参与援建兴隆山方舱的建筑工人在微博上求助讨说法。

据网友梳理收集，方舱建筑工人权益受损的类似事件也在长春市农博园方舱与廊坊市方舱发生，具有普遍性。追溯上述方舱建筑工人权益受损的根源，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建筑业用工普遍存在的分包制以及劳务中介制度——施工单位将具体施工任务层层分包，导致用工管理混乱，责任不分明。这种用工结构，直接导致承包单位与劳务中介在工人管理和雇主义务上互相踢皮球，乱像丛生。上述用工制度早已是我国建筑行业的顽疾，时常引发拖欠工资等事件。而在疫情下方舱医院的修建中，这种混乱的用工制度则进一步引发了工地工人群体感染、拖欠隔离费用等权益危机。

除此之外，方舱建设结束后，方舱建筑工人的安置与返回居住地安排情形也值得关注。3-4月份，社交媒体上涌现多起关于方舱工人在工程结束后露宿街头的求助信息。追其原因，一般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工程结束后方舱工人直接就地遣散，未获安排隔离，也未安排工人返乡；另一种则是工人返回居住地后被当地拒绝接收。造成前者的原因是分包制与劳务中介制的混乱管理，后者则是因为各地防疫政策不协调，地方防疫层层加码，以及地方相关部门的本位思想导致。

凤凰网曾报道了一位方舱装修工人的回家经历：在结束隔离后，大巴车把他送到了高速路口，打电话给房东，房东说社区不给他进小区；打电话给社区，社区说是房东和物业不给他进；打电话问小区物业，物业说未接到任何通知。三方相互扯皮却又给不了具体的解决方案，最后该工友只能住在自己车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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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起17名防疫保安被骗的事件。受访保安称其在招聘群里看见了中介发布的防疫保安招工信息，中介承诺工期是3-15天，工资做完结清，并称工作区域内没有阳性感染者。3月22日，受访工人被中介带到了工作区域，之后中介便消失了，群聊也被解散。这时受访工人们才知道他们工作的小区内早已有大量阳性感染者，但因为身处封控区内无法离开，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留下做工。受访工人在小区内工作了将近一个月，中途经历了工作量增加、待遇下降，在4月26日发现负责考勤和发放工资的保安队长跑路不见。工资发不下来，被骗的防疫保安开始维权求助，拨打12345、12333等热线反映，并报警，最后在政府介入下要回了4月份的工资，维权结束后，17名防疫保安被遣散。报道还提到，被遣散后，几名工友通过中介找到了新活儿，工作内容是帮做核酸检测的医生“贴标签”，但当他们步行3公里到达工作地点后，却发现那里只有一处在建隔离点，工作内容是搭棚子，又遇上了“招聘诈骗”。

本轮疫情中，上海东海养老院爆发的院内聚集感染也受到了公众的关注。由于大量护工感染病毒，需要补充人手，养老院通过劳务中介从各地招募护工，在此过程中也曝出各种招聘骗局。劳务中介向工人隐瞒工作环境的具体情况，并向应聘工人收取1000~2000的高额中介费。当受聘护工去到东海养老院后，才发现工作地点管理混乱，工资无人负责，若是在工作时感染，也没有赔偿。一名护工在接受访谈时说到，“如果知道这么大风险谁会来，怎么会愿意赚这个钱。”

类似的招聘骗局在疫情中频繁发生。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的报道《当我决定离开上海》引述了一位滞留高铁虹桥站的工友的观察和判断：“3月中旬，上海疫情变得严重，便有一些中介在网上发布招聘‘防疫志愿者’的消息，称日薪2000包吃住，吸引到了一批打工者。而这些人在来到上海后，先被中介收取了1000元的介绍费，随后并不提供住宿，而是用巴士载着他们到方舱、医院、工厂等地，询问是否需要工人，如果有就留下工作，没有就转一圈回来火车站，第二天再去问工。滞留在这儿的人，大多就是被高薪‘防疫志愿者’骗来的，他们有些找不到工作，有些在方舱等地做了几天觉得不合适又回来，却发现已经买不到离沪的车票了。周边宾馆几乎没开，这些人又大多生活窘迫，便想着要么回家，要么能在上海找到工作，把投入的交通费和介绍费赚回来，一来二去便在虹桥站住下了。”

黑中介抓住零工在疫情下对生计的需求，毫无底线地发布各种虚假招聘，或是骗取中介费，或是不择手段完成招聘任务，这些行为引发大量劳资冲突，有关部门甚至也在这些冲突中强行维稳。据观察者网报道，4月30日，上海松江警方接到报案，称有工人以工作强度高、住宿条件差为由“挑唆工友罢工”“要挟劳务派遣公司解除合同并赔偿每人3万余元”，警方介入后，发出公告称“发现这批工人此前在其他方舱也有类似行为”，便以敲诈勒索为由对8名方舱工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保供骑手露宿街头的情况在三月份中旬深圳封城期间开始受到公众关注。3月16日，微信公众号“冻柜”发表了文章《疫情之夜，那些无家可归的深圳骑手》，文章提到很多城中村升级了防疫政策，外送骑手“只准进，不准出”，就算骑手有保供人员工作证明也没用。这意味着骑手一旦回到城中村的家中，就无法再出来工作，因此失去收入来源。外送骑手们被逼无奈，只好露宿街头，在外面过夜。文章发出后引发舆论巨大反响，有关部门和企业开始作为，饿了么和美团都发声明为全行业骑手提供免费住宿以及休息驿站，并列出了酒店清单。但后续有骑手表示，尽管美团和饿了么都宣布自己的住宿对全行业骑手开放，有饿了么骑手却被拒绝入住美团的爱心酒店，也有骑手称有些“免费住宿”实际上是要收费的。

在半个月后陷入“全域静态管理”的上海，保供骑手们遭遇了跟深圳骑手们一样露宿街头的困境。美团和饿了么提供的住宿只给专送骑手入住，数量更多的的众包骑手没有入住资格，甚至由于床位紧张，一些专送骑手也无法入住。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骑手选择了睡在桥洞底下，至少可以遮风挡雨。但后续有报道传出一些桥洞底下被城管用围栏围起来，在此过夜的骑手被驱赶。公共部门能在短短几天内协调建设出能容纳数万人的隔离点，却无意保障保供骑手、保供司机们的临时住宿。

上海封城期间，社交媒体上有传言当外送骑手收入一日上万，有骑手在接受访谈时则否认了这种传言：“现在这个时期，那种能拿到很夸张收入的都是比较有心眼的，厚着脸皮可能对顾客连蒙带吓的，一单就很多打赏。老实的收入还是低，还是像平常一样送单。”

中国有约2000万货车司机，TA们奔波在我国的公路网上，支撑起供应链的正常运作。但由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多点爆发，各地开始封锁高速路口，工厂停工，流动的货车司机也被各地防疫政策视为重点疫情关注对象，TA们的生计受到严重影响。

一些在疫情下陷入困难的货车司机开始通过短视频平台为自己和同行积极发声，短视频up主“卡车洪哥”发布了多个述说卡车司机困境的短视频，引发公众关注。防疫政策给货车司机带来的第一个困难是核酸检测证明，各地频繁要求入境货车司机提供核酸检测证明，且缺乏互认、标准不统一、核酸检测点配套少，导致货车司机要将大量时间花费在核酸检测上。第二个困难则是货车司机在长途运输过程中过境多个城市，行程码上难免会带星，而行程码一旦带星，则会被多地拒绝入境。除此以外，一些疫情严重地区采取了封锁高速公路的措施，导致大量货车司机滞留在高速公路上，失去收入，甚至断粮。有货车司机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如果车上有载货，货主会协助货车司机应对防疫措施，但是空车时，货车司机就只能自己处理了。

疫情中针对货车司机粗暴的闭环管理措施也令人诟病。货车过境时，地方有关部门会在货车车门上贴上封条，禁止货车司机下车，货车司机只能在车上吃喝拉撒。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公安局4月21日发布一份警情通报，指警方“在巡查时发现3名货车司机撕掉封条下车吃饭，给予三人行政拘留处罚”。恶劣的食宿条件也会影响司机的健康。有报道称，3月31日，在吉林省松原市一名滞留高速公路的货车司机在服务区突发疾病去世，这名司机此时已在服务区滞留一周。

由于疫情影响，货车司机运货不仅效率降低，面临各种隔离措施，单量也大大减少，导致收入大幅下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在三月份通过问卷调查了1801名货车司机，调查显示，35.7%的自雇货车司机今年三月份的净收入少于3000元。中国的自雇货车司机大部分为贷款买车，长期面对着车贷压力。据课题组调查，自雇货车司机中有六成每月要还6000元以上的车贷，其中有两成要还9000至12000元的车贷。收入的下降大大加重了货车司机的还贷压力。

由于媒体对货车司机处境的积极报道，以及疫情物品供应链上的压力，4月7日交通运输部召开“物流保障协调工作机制”会议，有关负责人强调，“严禁在高速公路主线和服务区设置防疫检测点，严禁擅自关停高速公路服务区，确保全国交通运输干线畅通。要依法依规制定通行管控措施，不得层层加码、一刀切，确保通行管控政策统一。”

3月21日，上百名“如祺出行”司机前往如祺珠海运营中心，要求平台办理退车手续；3月底，成都、长沙、珠海三地的T3出行司机也在大规模要求平台退车。有成都T3出行的司机表示，自2月份以来，当地跑网约车的收入下降非常严重，以前可以一天跑400块钱左右的流水，现在一天只能跑100块钱左右。尽管跑网约车的收入急剧下降，但平台每天一百多的租金还是要继续交，很多司机实在熬不住，要求平台退车。

受疫情影响，多地也暂停了网约车运营，司机失去收入；而网约车还在运营的城市，司机收入也受到剧烈影响。据交通部数据，2月份网约车行业订单量较1月份下滑21.8%，3月份较2月份下降2.2%。而今年4月份的网约车订单数较3月份环比再下降11.6%，仅为去年同期的六成。在行业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网约车司机认为平台减租刻不容缓。苏州市和深圳市的T3出行司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曾通过集体罢驶的做法来向平台要求租金减免。

封城管控下，大量企业生产被叫停，员工被封控在住处，无法工作，生计受到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零工群体。在2022年初西安疫情期间，便频繁传出外来务工人员的求助信息，TA们或是露宿街头，或是在城中村的住处被区别对待——社区物资只发放给房东和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的物资需求则被无视。而上海作为一个特大都市，有着庞大数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封城管控下的上海，作为外来人口的TA们也身处困境。

“半山腰志愿者团队”是一个援助上海受困民工的公益组织，该公益组织每天都能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数百条求助信息，其中很多都是来自外来务工人员的求助。在封城初期，生活物资基本只能靠社区发放，社区发放物资往往以户为单位，而外来务工人员往往住在6-8人一户的群租房中，社区发放的物资根本不够分。除此之外，很多群租房亦不一定有煮饭烹饪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社区发放了生蔬菜肉类等物资，也无济于事。

社区物资发放对外来务工群体的覆盖相当有限。更多居住在工地、城中村、日租房的外来务工人员根本收不到任何社区物资。随着封城的持续，尽管生活物资的外送服务与外卖服务逐渐恢复，但仍因运力和供应不足而价格高企。与此同时，大量工地民工、家政工人、日结零工等因失去收入来源，完全无法负担这些高价食品和物资，而房租压力也让TA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对于长期的零工工人而言，疫情间的收入完全断绝；而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制造业工人同样面临着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压力，因为工作单位停工，TA们大部分只能领取最低工资。在一些因疫情而经营困难的企业里，工资则被延迟发放。由于供应链的中断，收入受到影响的制造业工人不仅局限于疫情封锁地区，而是随着供应链上下游关系辐射到全国劳动者。

2020年疫情以来，我国针对疫情推出的纾困措施都是针对企业进行纾困，例如社保减免等，很少有直接面向劳动者的纾困措施。4月24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313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蓓蓓介绍，为保障服务型企业和员工的经营、生活，朝阳区与中国人保公司合作推出《朝阳区服务型企业疫情防控保险方案》，对防疫过程中按照要求暂停经营的服务型企业员工给予基本生活保障支持。方案提出，在朝阳区辖区内，每家企业每次停业事故累计最高可获赔偿10万元；服务型企业员工，保险给予每人每天100元赔偿，最高赔偿期限21天。朝阳区的这一举措获得网友们的欢迎。

但一朝阳区微博网友“狐狸的阿奇”于5月5日发微博称，花了一个多小时打电话向各个部门询问如何领取上述保险，获得答复是“只有店里有阳性或密接才可以领取保险，并需要持有疾控中心发布的文件”。可见，在所谓好的政策方案背后，即便发生疫情，实际上绝大多数服务业企业的员工还是被排除在外。

本月新闻剪报，基本呈现了各个行业基层劳动者在疫情中遭遇的典型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基层劳动者面临的这些困境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问题的根源早已存在于疫情前劳动者的日常中，职场的结构性剥削、不公正待遇在疫情下被放大、加重，最终造成了今日疫情所见到的如此无助的处境。建筑业常见的层层分包造成的混乱管理，在疫情下造成了工人的感染、隔离费被拖欠；平日时常用各种套路坑害工人的黑中介，在疫情下大发灾难财；平台对于众包骑手与专送骑手的算法配置，不断通过灵活化的用工结构弱化平台方自身的雇主责任，在疫情中“光明正大”地让众包骑手露宿街头；货车司机平日受到地方不合理规则的罚款，在疫情中则困在各地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中；疫情导致的收入下降成为了压倒网约车司机的最后一根稻草；本身就缺乏社会保障的零工工人，在疫情下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

当然，基层劳动者在面临疫情困境时也并非坐以待毙，他们也在发挥自身能动性尽力争取改善处境。我们可以看到，方舱建筑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发微博维权；货车司机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向公众诉说行业困境；被困在群租房内的务工人员通过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发送求助信息。基层劳动者也在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被骗的防疫保安集体停工去找有关部门讨说法，出租车罢驶要求公司减免“份子钱”。前者是因为工作的临时属性与疫情封锁中走投无路使得工人敢于行动，后者是出租车司机的集体行动传统在疫情困境中继续发挥作用。

新冠疫情大流行已经持续了两年有余。全球数百万人被病毒夺去了生命，这是大部分国家为了保障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正常运行而付出的代价。承受这个代价的，往往是那些缺乏话语权、不掌握权力的边缘群体：工人阶级、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等。这便是弱肉强食的市场丛林。在中国，强势的国家权力的存在，使得暂时中断或限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运作成为可能，强力的封锁措施尽管使得国内避免了巨额死亡，然而强硬的非人性的防疫措施却令社会付出大量成本——供应链被切断、企业停工亏损、市场交易暂停、劳动者面临的不平等状况加剧。由于针对劳动者与小业主的纾困措施的缺乏，这些社会成本几乎由基层劳动者与小业主来全部承担。在这里的国家干预下，弱肉强食的市场丛林以扭曲的形式出现，承受着整个社会防疫的最终代价的，仍然是那些缺乏话语权、不掌握权力的边缘群体。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前两年里，社会公众对于强力防疫措施的配合来源于对疫情结束病毒消失后，一切恢复正常的所谓预期，因此只能默默承受“动态清零”战略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但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病毒的不断变异，人类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已成为必然。在此情况下，如不考虑加强对基层劳动者以及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措施，已经被消耗赤贫的基层劳动者恐将难以继续消化这背后诺大的经济代价，继续这样推行强力防疫封锁措施，社会的反抗也将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