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影｜大漠瓜客-财新精读

以哈密瓜为代表的蜜瓜种植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吸引了来自甘宁川滇等省的流动日结工人。虽然经济效益可观，蜜瓜种植的用工、环保和品牌问题仍有待破局

夏季凌晨3点半，边陲小镇达来呼布就已经“醒”了。在镇上一个双向四车道的十字路口，卖早餐的商贩已撑起灯准备营业，戴着草帽的男人、裹着头巾的女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他们拎着特大号的塑料水壶、背着用化肥袋子改造的挎包，聚集在这个临时“劳务市场”上，等待着蜜瓜田雇主的到来。

达来呼布镇在蒙语里意思是“大海的深渊”，其所处的额济纳旗大部分土地都是沙漠和戈壁，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正适宜蜜瓜生长。上世纪90年代，因市场需求扩大，蜜瓜的种植技术推广到了额济纳旗，种植面积迅速达到6万亩。每年5月到9月，来自甘肃、宁夏、四川、云南的外来务工人员便聚集于这座仅有两万户籍人口的小镇寻找工作机会，就像曾经农忙时节在西北关陇地区帮人抢收麦子的“麦客”，他们是大漠里的“瓜客”。

白天，达镇的劳务市场只是个普通的十字路口。四周老旧的瓦房被隔成小间，出租给种瓜工人。从甘肃岷县来的舒家兄弟，就在这儿租了间十平方米的小屋。

舒爱民今年60岁，人生中第一次出门打工。过去他在老家山上开荒种中药，收入不错，还能照顾孙辈。这几年当地退耕还林，药材种不成了，一家六口不能指着两亩地过活。他听说堂弟舒科明在额济纳旗种一天蜜瓜可收入400至500元，工钱日结，还不用担心拖欠工资，就决定跟他一起出来碰碰运气。

凌晨3点半，舒爱民就起床烧水，灌满一升装的塑料水壶，抓一把茶叶丢进去，拎着就奔劳务市场去。舒爱民60岁才学着种蜜瓜，不好找活儿。凌晨5点，终于跟着一帮工人乱哄哄地挤上车来到地里。干到天亮，老板发现他年纪大、干活慢，又开车把他送回了劳务市场，临走给他发了18元工钱。他在劳务市场坐到中午，再没等到活儿。

舒爱民的堂弟舒科明今年35岁，常年在外打工，经验丰富。他一直干到中午，热得浑身湿透，还不敢少穿衣服。皮肤一旦裸露，很快会被晒伤。舒科明说：“化纤衣服不容易黏在身上，出汗湿透了，晒一晒、起一阵风就干了，还比棉衫便宜。”

种瓜工人收入的每一分钱都是汗水换来的。在额济纳旗的太阳下站上几分钟，就是一身的汗水，工人们一晒就是一整天。西部天黑得晚，舒科明干完活回到出租屋时已经八点半了，当天收入410元。虽然比堂哥年轻20多岁，舒科明每天也感觉累得缓不过劲来，下地干活都得靠意志力撑着。“累的时候就看看自己的孩子，告诉自己并不是一事无成，也不是一无所有，一地鸡毛的生活，也会被孩子治愈。”舒科明在朋友圈写道。

来自河南周口的李红旗在额济纳旗种瓜近20年，先是和舒家兄弟一样打工，2004年开始自己包地雇工人。“水能浇到地里，蜜甜的瓜就能长出来。”李红旗说。

几十年来，额济纳旗已成为蜜瓜的新兴产区。据阿拉善盟农牧局统计，2022年额济纳旗蜜瓜种植面积达到6.07328万亩，每亩收购价4200元—6500元左右。未至9月，全旗蜜瓜签订销售协议已有约2.6万亩，占总面积的40%以上，额济纳旗已成为蜜瓜的重要货源地之一。2017年，“额济纳蜜瓜”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尽管经济效益可观，西北的蜜瓜种植业却难以扩耕，首要的制约因素是水资源。额济纳绿洲原本靠黑河水维系，但气候变化和中下游分水之争，黑河水在种植季已经很难到达。黑河水靠不住，在额济纳谋生的人们开始打机井取水，又造成地下水超采严重。在新疆哈密，部分机井因地下水超采被关闭，原本租地种瓜的人离开。但地下水位的恢复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研究报告显示，哈密地区上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农业开发，造成该地地下水超采严重，经整治，到2020年地下水位平均仅回升1.3cm。

近年来，额济纳旗严管地下水超采，滴灌成为瓜田的标配，可滴灌所使用的大量0.01毫米地膜残留，带来了新的环境污染隐患。针对于此，额济纳旗开始设立地膜回收点，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地膜回收与草原补奖资金挂钩的奖惩机制，力图改变这一情况。

为了获得比在周口老家种粮食更高的收益，李红旗不断适应这些新变化——黑河水浇不上了就打机井；抽水限制了就上滴灌；要求回收地膜了，就花钱雇工人收。可现在他不得不面临新问题：工人越来越不好找，工价越来越高。

李红旗今年种了200余亩蜜瓜，距离收获还有半个月就全部订了出去。地里活儿多时，要雇十几名工人，种植、管理、收获，每个环节都需要人工操作。以打条为例，一条蜜瓜藤上开了三五朵花，留下最合适的一朵，其余掐掉。这种活儿只能靠工人弯腰一步步地在地里仔细完成，目前还没有机器能替代。

“受疫情影响，很多人都不出来了。”李红旗说，“来找活儿的人，年纪太大不敢用，怕中暑了出危险。年纪太轻的也不敢用，地里的活儿年轻人干不来。”

今夏额旗连续40摄氏度高温，李红旗却总是跟工人们一起干活，如此可少雇一个工人，同时也能看着工人，万一谁中暑了能第一时间组织抢救，“小本生意，生怕有什么闪失”。因常年种瓜，李红旗懂得工人的辛苦，他在胡杨树下支上行军帐篷、铺上大通铺，供工人午休，防中暑的口服液也是必备的，谁需要了就发一支，“得对工人好一点。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对瓜好”。

凌晨4点，工人们就戴着头灯下地。他们先做摘瓜工人，手脚并用在瓜田里摸索出最好的瓜摘下；一垄摘完后，变身搬运工，用扁担挑到地头；天蒙蒙亮，一部分熟练工作为验瓜员，把瓜按品级分类挑选出来；再变身为包装工，给瓜套上防护袋装箱打包。此时，公路口的冷链集装箱货车司机已经打开空调给集装箱降温了。车一装满，就一路向南驶向广西。

“最忙的时候雇四组工人连轴转，人歇机器不歇。”来自河南洛阳的瓜商小勇说。最终这些瓜会经中间商转卖到越南，再转到东南亚各地，“越南有成熟的果品市场，蜜瓜也是东南亚很受欢迎的佛教供果，只要保证品质就好卖，而且整个行业都是现结，不怕要不回账。这些年很多做其他生意的老板也转行做蜜瓜”。

然而，畅销并不等同于高利润，如果没有品牌的加持，蜜瓜产业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的传统农产品销售中。“父母做了一辈子瓜商，更多是为他人作嫁衣。出口的瓜很多不能打上原产地的标志，甚至不能标注为哈密瓜，只能以甜瓜出口。”瓜商李佳林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出口阿迪达斯的运动鞋，不能标商标，只能标注为鞋。为此李佳林按相关规定，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建立了严格合规的“出境果园”。

据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评估，2021年，哈密瓜这一特色产品品牌价值为46.96亿元。但该中心主任胡晓云在调研发现，全国消费者对原产地瓜的认知度和好感度较低，“我们分析是因为两个原因，整套组织管理、服务体系没有做好，然后就是可能有外地瓜冒充原产地的瓜”。

今年6月，380吨产自哈密市出境果园的哈密瓜在持有原产地证书的情况下首次实现出口。“中国有数千年的农耕文明，特色农产品种类丰富繁多，许多好产品卖不上好价钱，缺的就是品牌效能。”胡晓云认为，要坚持走品牌路线，拥有地理标志的原产地要注意采用新的传播方法和消费者沟通，更加重视品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