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黑劳务中介的背后—从东莞讨薪杀人案说起

2023年2月13日，正值年后招工旺期，广东东莞发生了一起因被克扣工资，工人殷某多次讨薪无果当街怒杀三个劳务中介的惨案。5月17日，江苏盐城又发生一起类似事件，两位劳务中介被杀。这些案子在工人之间迅速传播，激发很多讨论。因很多人都经历过或者听说过被劳务中介坑害的事情，人们普遍对殷某的遭遇表示同情，多人表示要给其家人捐款，或请律师为其辩护，要求无罪释放殷某……还有更多人要求惩治、甚至取消劳务中介。

工人对劳务中介表现出如此痛恨的情绪，和近年来各类劳务公司、个人中介极度泛滥，工人经济权益普遍受损却难以维护有直接关系。本文将以制造业工人为主，回顾劳务市场的发展历史、黑中介产生的结构原因以及工人反抗历程，文末附有一篇对青年劳务中介小亮的访谈。

如果你想阅读工人访谈，请参考我们的前两篇文章。

沿海制造业劳务市场发展小历史

为了更好理解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我们先来看看近年来沿海工业区的劳务公司、中介和工人求职之间的大致变化情况（根据工人口述和网络资料梳理）。

1990年代：国企下岗工人成为派遣工，农民工涌入城市

国企改制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部分工人以劳务派遣工的身份又回到国企，进行“再就业”。19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量农村劳动力被排挤出农村，进入到城市。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控制开始放开，但仍较严格，农村劳动力外出工作需要办理多种证件。经济制度尚在转型中，工作机会少，待业者多，同时就业信息流通不畅。劳动者主要靠熟人介绍、地方政府/个人组织向城市定向输送（来源）、工业区现场应聘等方式寻找工作。例如，当时有部分职业学校与企业建立“订单式培养”的合作模式。政府部门主办的公益性职业介绍所是当时个人求职的主要途径（来源）。同时期也开始出现私人的中介公司，向工人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

2000年代：私人劳务中介兴起

随着中国加入WTO，为配合快速发展工业，促进劳动力向工业区流动的需要，国家逐步放开流动人口管理政策，工人可更自由流动，可选择的工作机会变多，“用脚投票”开始流行，主动跳槽日益活跃。劳务公司、中介也随之活跃起来（来源），而由相关政府部门主持的职业介绍所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当时，私人劳务公司主要的盈利来源是工人缴纳的管理费。

因市场利润诱人，也开始有不少以介绍工作为名骗取工人钱财的假中介、黑中介开始出现（来源1、来源2）。2009年，新华网进行的调查就发现非法劳务中介有巧立名目收费、虚假推荐就业岗位、打着知名企业或政府劳务办事处旗号等进行诈骗的多种手段，其中一些手段至今仍被黑中介使用。单一工人被诈骗的金额普遍较少（约100、200元），无法构成诈骗罪，所以公安部门大多消极处理，导致黑中介逐渐严重。

2000年代中后期，由于工厂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高，经济发展迅速，其他行业就业机会增多，制造业相对缺少年轻优质的劳动力，开始出现工厂在用工旺季为了吸引工人入职，有条件地给工人奖励或介绍费的现象（来源）。曾有深圳企业在厂房上挂出巨幅标语：介绍一个熟练工，给劳务费500元。

2010年代：工厂用返费吸引年轻人，灵活用工兴起

随着产业内迁和外移，外卖、快递等服务行业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大量劳动力从沿海制造业流出（来源）。沿海制造业逐渐由季节性的用工荒，转向全年性的用工荒，介绍费成为一些劳务公司或个人中介较稳定的经济来源。一线工人的网络求职途径增多，很少再遇到付费找工作的情况。劳务中介的利润来源从工人转向工厂。

许多工厂，尤其是电子业，开始与劳务中介合作用返费来吸引工人入职、调节淡旺季员工数量。返费实质是工厂将招工进一步外包的结果，工厂将招聘委托给劳务中介后给予相应报酬，而劳务中介再从中分一部分当作给工人的奖励金，一般是工作满3、4个月就会给予。这笔钱也可以看作变形的工厂奖励金，但直接发放者从工厂变成了中介，也为许多工人痛恨中介埋下了伏笔。关于返费的最早出现时间，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资料记载，但从网络资料来看，最早出现相关讨论也是2010年左右，当时返费仅有500元左右（来源）。

2010年代中后期，受经济下滑、产业迁移等因素影响，国家接连出台政策，鼓励各种形式灵活就业。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灵活用工，如派遣、外包、临时工的形式来进一步降低成本。例如，2013年比亚迪外包招工就已经占到了七、八成（来源）。人力资源机构数量逐年增长，大批工作岗位被其垄断。由于工作不稳定，加强了工人在工业区内的被动流动，又进一步刺激了各类劳务中介的发展（来源）。此时，许多大型工厂内临时工已经成为主流。高额返费成为工厂、劳务中介吸引工人的主要方法，而返费相关争议也是这段时期几场大型工人抗议的核心，例如2020年底昌硕和世硕两家电子大厂的讨要返费斗争。

注：灵活就业，主要是指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比如个体户、小时工、平台工人等。

2020年至今：疫情下劳务中介需求暴增

疫情加剧了生产的不稳定性，通过中介获取临时工作信息的需求暴增。2021年我国灵活就业规模达2亿人（来源），而2022年底人社局统计的有许可的人力资源机构数量达到6.3万家（来源）。2023年疫情管控放开后，由于经济未见起色，用工需求不旺，失业人口有增无减，人们苦于求职，劳务中介向工人收费、欺诈的情况又见增多。

这段时间同时也是工人与工厂、劳务中介之间矛盾相对最激烈的时间。除了上文提到的昌硕和世硕讨要返费斗争外。2022年11月郑州富士康爆发的激烈对抗以及2023年初重庆和杭州抗原生产厂商裁员引发的工人集体抗议都与返费相关。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国家为了配合私有经济的发展，逐步放开了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劳动力作为商品，主要靠市场调节。当工作机会相对充足，工作信息流通障碍少，人口流动限制少的时候，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争取到一些主动权。反之，则很快陷入被动，被压榨的程度也随之加深。而兼具节约企业用工成本、管理工人、就业信息媒介等等作用的各类劳务公司的发展，除了受经济发展影响，也受企业用工形式的影响。不稳定就业，庞大的零工市场，恶化了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又刺激了劳务公司的发展。

劳务公司“黑”在哪里？

工人如此痛恨的劳务中介，都黑在哪里？这方面官方标准和工人有所不同。在官方概念里，“黑”主要指没有相应运营执照或资质，非法运营。比如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才能从事通常所说的劳务中介工作，要有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才能招募派遣工，和企业做劳务派遣的生意。而这些证件都对从业者有注册资本、办公面积、员工人数等要求。一些劳务公司绕过这些规定，用“信息公司”、“外包”的形式做同样的业务，来规避这些行政成本。官方语境下，之所以出现很多违法现象与无法有效监管这些无资质企业有关。这也是各部门面对劳动者的投诉，用来互相推诿的理由——因为没资质，所以三不管（来源）。

但工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关注的不是这些劳务公司或者个人有没有相应资质，而是它们有没有乱收费扣押个人证件，有没有编造工作、食宿环境哄骗工人入职，有没有按照约定支付了足额工资、返费、奖励等等，这些和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方面。因为有证有资质的劳务公司一样可能会在这些方面做文章，盘剥、欺诈工人，那就是一样的“黑”。

以下总结了几种常见的盘剥欺诈方式：

作恶的只是黑劳务？

劳务公司赤裸裸的盘剥、欺诈，令人愤恨。但藏在它们身后，和他们密切配合的用人方呢？从工人的实际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有一些企业会和劳务公司联合欺诈劳动者，比如试用期满辞退再换新人，同时克扣工资；或者用高额返费做诱饵，吸引劳动者入职一些离职率极高的岗位，实际上最后极难拿到足额返费等等。即便是操作上合法合规的公司，他们通过劳务公司雇佣或管理劳务派遣工、外包工、临时工，难道是为了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吗？显然不是。

根据人瑞人才2021年的调研数据显示，我国企业采取灵活用工的主要动机是降低用工成本(49.66%)，其次为减轻自招压力(30.26%)，还有28.75%的企业因短期项目或季节性用工需求而采取灵活用工。而后两个动机，也都有降低用工成本的作用。

劳务公司就是在用人方“省”出来的用工成本中获利生存。这些成本，事实上就是非正式员工和正式员工之间的工资差额、社保费用、工龄补偿等等等等。这些劳动者本应得到的利益，被企业一部分投喂了劳务公司，一部分变成额外的利润。

这一点很多工人也心知肚明。下面让我们从一个具体的例子看，企业通过雇佣小时工，可以比正式工节约多少成本。

我们用最简单的模型来进行计算。以某厂正式工为例，工资构成为底薪、加班费。底薪为当地最低工资1900元/月，按照每天加班3小时，每周工作6天计算（最常见的加班情况），一个月30天。非全日制用工（小时工）法定最低每小时工资标准18.1元/小时。

当年五险一金缴费费率按照如下标准计算：

正式工一个月的工资和各项费用按照法定标准计算如下（元/月）：

小时工按照法定标准18.1元/时计算，每月和正式工工作时长一样，则相当于每月工作286小时，收入为：5176.6元。

则雇佣小时工每月比正式工可以少支付约505元。以上计算的只是看得见的直接成本。此外，企业通过劳务公司可以规避的其他费用和风险，比如人事管理费用、工伤意外等等，实际上涉及更多。

管制黑中介？国家、政府靠不住

企业为了节约人力成本，在雇佣关系上做文章，将正式工推给派遣公司和外包公司；现在为了进一步节约成本，各用人单位又在用工形式上做文章，导致现在短期工泛滥，工人的权益保障进一步受损。而工人工资也随着这些灵活用工而变得更加弹性，日结、周结，以及时不时的扣款、拖欠，使得工人因收入不稳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很多工人从以前因糟糕的工作环境、辞工难而不愿选择做长期正式工的情况，演变成现在只有更为糟糕的短期工工作可选的情况。

从劳务市场变迁情况和各种乱象中，可以看到，由于劳动者随时处于被动的状态，靠市场规律去管制劳务公司的行为，维护劳动者利益，已经被证明非常有限。而寄希望于通过国家的手全面管理劳务市场，取消劳务公司的想法也很不现实。因为发展市场经济，将劳动者抛进市场出卖劳动力，由市场本身进行调节，是国家一直在推进的策略方针。而对于规范劳务市场，虽然也时不时有政策出台，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相比其他政策从未见有何实效。

其中最主要的政策是，2014年人社部开始实施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这份规定要求企业将派遣工人数压缩至工人总数10%以内，并且实现同工同酬。但是法规条文中却为企业将派遣工转换为外包工留了后门（来源）。同工同酬条款也无实质保障。除了刚实施的一两年，部分企业为了将派遣工转换为外包工付出了一些成本以外，后续临时工的使用更加滥用，10%的人数上限已经形同虚设。

甚至，在疫情来临后的近几年。面对经济减速、失业增加的情况，为了进一步帮助企业减轻用人成本，国家反而不再追求稳定雇佣、限制非正式用工，而是相反地推出了更多鼓励灵活就业的政策以及相应的鼓励发展人力资源机构的政策。

以下是近年我国规范用工法规政策汇总：

工人反抗劳务派遣、黑中介小史

指望国家介入来管制黑中介或者滥用派遣、外包的工厂，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另一条对抗黑中介、灵活用工的轴线——工人直接反抗——也在持续发展着。我们在此整理了近十多年来10起典型的反抗事件：

- 2007年，国家电网期瞒各地农电工（在农村地区维护电力设施的电力工人），将劳动关系偷偷转移至其设立的劳务派遣，以此规避劳动合同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合同等规定。从这一年开始，他们连续抗议十多年，要求解除派遣工的身份，还正式合同工的身份。2015年，十多个省份的农电工代表前往国家信访局上访（来源）。

- 2008年6月，玖龙纸业（东莞企业）一夜间裁掉400位派遣工，理由是机械化等技术革新。被裁员工对工厂和两家劳务派遣公司发起集体抗议，希望能继续工作。后续，绝大多数工人都领取经济补偿金离开（来源）。

- 2011年3月，山西联通忻州分公司的派遣员工因为对工资待遇不满，开始集体罢工，公司所有业务均被暂停，服务全部瘫痪。这些员工都会与第三方公司签劳务派遣合同，工资待遇为每月1000元左右，与联通正式员工差距很大，正式员工中最低一级的工资都要比劳务派遣工高出数倍，最高一级的工资可以高出数百倍（来源）。

- 2012年10月，陕西延长石油（国企，隶属陕西省政府）旗下的延炼公司强行终止了 600 名家属工的劳动合同，要求他们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继续工作，以此来规避雇主责任。当年12月，600 余名家属工聚集在该公司办公楼前抗议（来源）。

- 2013年2月，德尔福（Delphi，全球500强）位于北京的一间工厂内400名派遣工发起罢工。参与罢工的人数占工厂总人数80%。工人诉求同工同酬同福利，以及将派遣工转为正式工。工人们的代理律师沈斌倜表示此事件中的劳务派遣公司“亦庄国际人力资源”具有政府背景，工厂做法受政府支持（来源）。

- 2013年5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100多位护工和保安因为医院和派遣公司不签劳动合同、无社保、劳务派遣没有同工同酬等等恶劣的劳动条件发起抗议。8月19日，12位保安爬上了医院门诊大楼前十余米高的玻璃挡雨板，表达誓死维权的决心。最终，参与维权的十多位保安被全部刑事拘留，大部分工人只能拿到基础经济补偿金后被解除劳动合同（来源）。

- 2017年1月到5月，长春一汽大众派遣工发起一连串行动诉求派遣工同工同酬，包括：1000多位员工发起的劳动仲裁，当年5月数百位工人在公司门口维权抗议。当时，长春一汽大众有3000多位派遣工，而他们的工资只有正式工一半，而且一概没有正式工的福利。后续，三位工人代表被刑事拘留。当年底约2000名工人名义上转换为正式工，但福利待遇并未实现同工同酬而且遭受到工龄清零的损失，同期也有部分工人被劳务派遣公司不续签、解除聘雇（来源、来源2）。

- 2020年12月，和硕上海昌硕厂爆发万名工人抗议。工人们的诉求主要是追讨“返费”。当初劳务中介与工人的约定，在昌硕打卡55天在职90天，工人可获得高达人民币1.1万元人民币的返费。但实际到期后工人却发现未收到返费或金额不符。抗议过程中，众多警察到场维安，有工人被殴打倒地。不到两周后，昌硕的姐妹厂昆山世硕也因克扣返费招致约8000工人的抗议（来源）。

- 2022年10月，郑州富士康因为内部防疫管理混乱，发生大量交叉感染，许多工人离开工厂导致人手不足。该工厂随后以高额返费、奖励金吸引大量外地工人前来工作。但当年11月底，工人到职后，富士康却变更合约，提供返费奖金的领取门槛。数千至上万名工人与工厂保安、警察发生激烈冲突。随后，富士康给予部分抗议工人奖金，作出让步（来源）。

- 2023年1月，刚刚结束清零政策后，重庆、杭州的三家抗原厂都因大幅裁员、违背招聘时的返费承诺遭到上万工人抗议。工人与警察产生冲突，发生流血事件。最后，重庆中元汇吉的劳务中介将工资提高到28元每小时，并额外给予2000元返费；杭州艾康工人获得每人3000元的赔偿；杭州奥泰工人获得赔偿较少，每人仅有500元（来源1、来源2）。

从这些典型抗议事件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工人反抗劳务派遣、黑中介的诉求在这十多年中发生了一些变化。2017年之前，工人抗议的诉求大多是要求从派遣工改为正式工，或者要求派遣工与正式工同工同酬。其背景是2008年《劳动合同法》和2014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中对于劳务派遣做了相对严格的规范，企业和工人也顺着这些法令变更进行着相应对抗。

而2020年之后，工人行动都不再以同工同酬为诉求，而是转向要求中介或工厂支付承诺的返费。这更近似于反抗拖欠工资的抗争行动。这一时期派遣、外包等灵活用工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主要用工方式，追求同工同酬、成为正式工不再具有现实意义。此前我们访谈到的富士康工人也表示，一些拿到高额返费的短期工会反而看不上正式工，因为觉得正式工时薪较临时工低，长期待在工厂内也没有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工人行动的方式也在发生着转变。诉求同工同酬时期的这一波工人大多是有一定年资的中年工人，他们以静坐抗议、信访甚至劳动仲裁等相对温和的方式表达诉求。而近三四年来围绕返费的冲突则多是下一代的年轻工人，他们大多20、30岁，常年在不稳定雇佣体制下劳动。这些工人的抗议行动也更为激烈，几场大型抗议中都有与警察的身体对抗以及殴打劳务中介的情况。再联想到今年多起工人怒杀劳务中介的案件，其背后反映的是工人更没有退路，与工厂和劳务中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

过去十多年，政府部门一直在尝试将劳动争议引导向司法途径来进行解决，包括劳动调解、仲裁、诉讼等一系列流程。这种方式可以将工人反抗原子化，化解工人集体的抗议行动。但成为临时工、小时工，在灵活用工体制下劳动的工人难以用法律方式维权。他们大多只签署了不规范的劳务合同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合同，法律维权难度较正式被雇佣者高上许多。这可能也是工人抗议激进化、更多采用暴力方式的一个原因。

附：如果员工反应很大，企业其实也不敢干——劳务中介小亮访谈

小亮在广东做了三年中介，熟悉劳务公司的运作，也目睹了这几年劳务市场随着用工方式转换、行业变迁而产生的变化。因为以前也是打工人，小亮很熟悉工人找工作、维权时的心理。对于企业违法违规现象，小亮更强调劳动者们要“行动”起来。

劳务公司的运作

劳务公司的资质，主要有人力资源许可证和劳务派遣许可证。如果只有人力资源许可证，只能招聘工人，不能自己用工。如果需要自己直接雇佣工人，需要有劳务派遣许可证。一般来说，中介都有这两个资质，这样才能招聘和用工。

目前主流的用工方式有两种：外包和派遣。外包就是劳务公司完全从企业里面把项目外包下来，员工入职后就跟企业没有关系了。如果出现社保、仲裁或工伤等问题，都由外包公司负责。另外一种叫派遣，属于一个三方关系。派遣公司的员工被派遣到企业去上班，如果员工出现福利待遇问题、仲裁赔偿或工伤等问题，双方都有责任。早些年的话，其实是派遣会多一些。那时候大量派遣公司流行，外包还没有那么成熟。为了节省成本体制内体制外、好的单位等都在用派遣形式。

但现在派遣业务不是特别赚钱。“因为劳务公司的管理费价格定的一般不高。除非企业另外给一笔招聘费用。对于劳务公司来说，它更希望是外包，因为外包要把社保费用和风险金都考虑进来。劳务公司为了降低企业外包的成本，可能会给员工在其他缴费水平低的城市买社保。例如，在深圳买社保可能只需要500多元一个月，在广州买社保可能需要1000多元一个月。然后，这个差额省下来的成本可以让发包公司降低外包成本，吸引到更多企业客户。员工如果愿意花时间走法律程序，可以要求买所在工作地的社保。但是可能比较麻烦。”

所以，这两年市场上慢慢偏向于外包，劳务公司人力资源公司不怎么签了，派遣协议。除非企业想维持关系或想做业务，否则一般都是外包。现在市场上大量流行小时工，大部分都属于外包或伪装外包。他给的钱其实是派遣工的钱或稍多一点的钱，但实行的是外包。出现风险时两方公司都不愿意管工人。

企业用临时工这种形式可能有很多原因。如果是日结工周结工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企业订单不稳定。比如电商，今天有明天没有了，就招日结工。价格也可能浮动，根据人才市场的人来定价。“他发现最近找工作人多，给这个低点价格也可以，他就发低点价格，发现最近那个找工作人少，招了两天没招到，把价格涨上去，价格就高一点点，根据市场的招工情况制定价格，并不看你的工作值多少钱。”

一些行业使用外包的情况

（我们这边）外包可能最早是从物流行业开始的，因为物流行业需求更零散化。订单特别零散，要求反应特别快。比如双11的时候，那几天特别忙，就招7天一结、14天一结或3天一结、2天一结、日结的特别多。物流公司搞不定招工，就找人力公司，人力公司可能又包了两手三手。最终能搞到人就行，给多少价格都可以。有了需求之后，大家发现有这种可能，就开始实操起来了。大企业或大物流公司把业务包给外包公司或小物流公司，现在小物流公司其实也相当于是外包公司了。资本逐利，只要发现有可能就先尝试一下。如果法律风险可控，道德上也能接受，那就可以干。

而大企业有的会把整个部门外包，比如把仓库全部包给人力公司。人力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把用工变得零散化，少用正式工，多用临时工。这样能够把成本更好地节省下来，也不用买社保。这种运作就好像一些不正规的小厂一样。而这种模式给工人带来的影响就是，人力公司争相压价，不给工人缴纳社保，短期工也不用每年涨工资，公司裁员时也是毫无顾忌。

比如，汽车行业近几年有一些变化。去年汽车销量下降了很多，情况比较惨，不怎么招人，而且从去年开始就有裁员的声音冒出来。有些外资企业可能不想有法律风险，愿意给n+1的补偿金，让员工主动选择走。但如果是外包的话，就看员工懂不懂劳动法律了。外包工人更难争取经济补偿金，事实上不管他跟企业还是跟外包公司签合同，都应该是劳动合同。如果不是劳动合同的话，那他就可以去去仲裁。如果发现一个企业没签合同，或者说他签了不是劳动合同（三方代理合同）的时候，工人可以争取双倍工资赔偿。

员工怎么看待临时工的待遇？

如果员工反应很大，企业其实也不敢干这个事。但是有些企业发现不给员工买社保，他不是说我这个月满社保这些福利待遇都没了，反而在庆幸他的工资少扣了。因为很多员工其实不懂社保这个东西，甚至年轻点的员工在乎的是到手多少钱，不在乎福利待遇有多少。

员工选择这些岗位可能有很多原因。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做长期工，宁可当大神也不愿意做长期工。他们可能主动选择这些岗位，也可能是市面上越来越多的临时工和日结工，想选正式工也比较困难了。他们想逃离这种生活，但又逃离不掉。他们回过头发现自己还在原地。

如果经济不好，企业用人就会下降。如果市场上找人的人多，那么工价就会降低。去年下半年开始，深圳这边有些临时工觉得工价已经在降低了。可能就是从22块降到20块。东莞那边单价已经到14块了，特别吓人。

工人为什么要通过中介找工作呢？

早期有些人是跟着老乡或亲戚朋友一起出来，在工业区有很多工厂直接招工。现在人力公司会主动去劳务输出地招聘，把工人拉过来。工人找工作的方式有直接应聘和通过中介，但是他们也听说很多中介坑人或有问题。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他们也会去厂门口找工作，想看看有什么选择。中介忽悠人，有些话都敢说，比如高薪、环境好什么的。工人没有社会经验，就被骗了。

有些人认为，是中介在从中作恶，工厂其实没那么黑，如果取消了中介，就可以改善一些处境，但其实只要走商业路线，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没有中介还有物业公司等各种公司来充当中介。中介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而已。比如物流行业，很多业务不是中介在做，而是物流公司在做。他们把员工待遇压低一点，承担的责任跟中介一模一样。为了压低人力成本，搞外包或各种手段还是会存在的。比如平台的抽成也是承担了中介角色。以前跑滴滴一天能赚四五百，现在拼死跑也只能赚两三百。中间的钱去哪了？滴滴没有中介，但是平台抽成越来越狠了。

关于维权

工人们对维权的态度也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当整体氛围好时，工人们会积极地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当整体氛围不好时，工人们会觉得维权风险大、收益小，就不愿意去做。工人们会算计这些事情的成功率。站在工人们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就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牺牲大于利益还是利益大于牺牲，他其实要去算这个账的。

主流的新闻媒体不站在劳动者的立场，而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则有起到工人维权的驱动作用。一些三十来岁的工人会在上面了解劳动法知识，虽然他不一定会立即做出什么行动。还有年轻工人受到“00后整顿职场”一类的话题影响，也会开始了解维权这方面。

对于如何规范中介的行为，有些工友给出意见说，应该让政府加强对用工方的监管，来解决市场乱象。但这个比较难，因为市场的需求是“灵活”，国家建立大平台建立监管，没法满足灵活用工的需要。而且对于国家，搞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有多大收益。为了提升国际上的竞争力，压低劳工成本是最简单的选项。

工人遇到问题，还是应该多去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不管成不成，你都去立个案。每年劳动仲裁登记的数量占全国数据百分之多少会有计算。让数据凸显出来，当诉求足够高时，说明问题非常严峻，政府就会着手解决，起码要平息一下这个民众怒火嘛。如果大家都说，唉，这个事情国家不管的，这个事情老板不会管的，这个事情市场也不会管的，没有人去把自己的意见声音发表出去，那劳动类案件永远保持一个非常低的比例，就永远解决不了了。”

访谈&整理&撰写：向日葵、非洲大蜗牛、三不沾、yemang

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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