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妈考公

寻求体制内工作，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城年轻妈妈的选择。她们往往接受过高等教育，生完孩子后想重返社会，为家庭博取更多收入以外的资源。对全职妈妈来说，不要求工作经验的考公考编尤其友好。在备考与育儿的双重压力下，宝妈们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考场的门大开着，卷着潮气的冷风满场回荡，砸在人脸上、钻进衣服里。夏琳坐在前排，手指冰凉，有些捏不稳笔，字写得歪歪扭扭。比起冷气，更难忍受的是涨奶，来参加这场公务员考试时，她刚生完孩子33天。

考试一结束，考生从考场涌出，夏琳用小臂托着乳房，小跑至厕所。剖腹产手术的伤口，隐隐传来撕扯感。她的乳房涨得像石头一样硬，轻轻一碰像针扎一般灼痛。由于乳汁分泌得多，输乳管又堵塞，夏琳每两小时就需要挤一次奶。一上午没挤，乳房早已不堪重负，再不挤恐怕会发烧。

在冷风中排队20分钟后，终于钻进厕所。两次被敲门催问，她连忙道歉，不愿说自己在挤奶。挤完奶，她低着头匆匆离开，不想与人眼神接触。仿佛自己是个异类。

作为一位新晋妈妈，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准备考公，夏琳的生活被安排得密不透风。她已经连续七年考公，生完孩子那年，是夏琳第三次参加公考。成为妈妈以后，这项任务变得愈发艰难，她只能在育儿间隙见缝插针地备考。

那段时间，夏琳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给女儿洗澡，两三个小时喂一次奶。女儿稍大点，需要准备辅食。等女儿会爬，每天都要拖地、擦拭家具，时刻得盯着，生怕磕碰了。女儿说话后，又多了一项早教课程。每天女儿入睡，她也筋疲力尽，拿起书几分钟就头昏眼花，看着看着就跳行，总在不知不觉中睡去。

考公七年来，夏琳进过几次面试，依然次次落败，考得她越来越没有信心。近三年，她眼睁睁看着分数线涨了20几分，一路涨至130分以上，而她一直卡在120几分。

夏琳要面对的，是日益激烈的考公竞争。数据显示，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达202.6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51.4万人，增幅34%。2023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50万，最大竞争比超5800:1。考公之外，考编的热度也居高不下，体制内工作竞争连年创下新高。

对许多身在小城市的年轻女性来说，接受过高等教育，完成生育后重返社会的最佳途径，往往是进入体制内工作。在小城市受限的就业环境中，不要求工作经验的编制岗位对宝妈们相对友好，而宝妈选择考公，更是出于一系列兼顾家庭的需求。在平衡备考与育儿的双重任务下，她们也需经历艰难的挑战。

丁苹考编的想法出现在女儿出生半年后，那是她做全职主妇的第三年。2015年第一次备考，丁苹笔试仅差0.01分进入面试。丈夫的一句“你肯定不行，别准备了”，让丁苹放弃了面试。一个多月后，她突然收到面试通知，毫无准备的出击，换来的是并不理想的成绩。

第二次备考伊始，丁苹意外怀上二胎。家人并不支持她在怀孕的状态下备考，丁苹坚持利用空闲时间看资料、刷题。怀孕三个月时，她动辄就孕吐。后来睡觉几乎不能翻身，手脚也经常因为水肿而行动不便。

儿子出生后，两个孩子相差不到两岁，正是耗费精力的时候，丁苹的考编计划再次搁置。直到儿子半岁时，她才再次拾起书本，并向父母借了两万元报名县城的补习班。

补习班离家有二十几分钟的车程，每天上课八小时，午休两小时，三小时的晚自习则来去自由。丁苹经常趁午休时间赶回家喂奶，晚自习的时间也用来陪孩子。看着其他人每天都在全力扑学习，丁苹感到极度不安，带孩子都记挂着还没背的知识点。

宝妈们无法做到全力备考，缺席育儿的过程，总是令她们感到焦虑。许多年轻妈妈在分享自己的备考经验时，很容易流露出对孩子的愧疚心理。

考编的日子里，丁苹经常将自己关在阁楼的书房，一关就是一天，将两个孩子交给母亲和婆婆。孩子一见她上楼梯便大哭，还顺着楼梯爬上来挠门，丁苹听得鼻头发酸。时隔几年，她依然感到愧疚。丈夫甚至指责她忘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

一次考前，丁苹去曲阜参加集中训练。上车前，两个孩子哭得撕心裂肺，丁苹差点淌下泪来。她走后，女儿连续几天喊着“找妈妈”。丁苹打定主意，一定要上岸才能对得起这番牺牲。

在丁苹生活的小县城，考编人数连年上涨。仅她所在的补习班就有400多人，这样的大型补习班，县城还有好几个。班里大多是刚毕业的年轻人，还有不少从外地过来的，像丁苹这样的宝妈只有一个。

训练班条件恶劣，六人挤在一间宿舍，一层楼只有一个厕所，坑位之间没有隔板。丁苹挤奶时总被别人撞见，对方先是露出惊愕的表情，然后低头走开，与同伴窃窃私语。虽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丁苹仍感到在众目睽睽下露出乳房有一种羞耻感。

生完孩子后，丁苹感觉记忆力和体力都有所下降，上学时两三遍就能背下的内容，现在要反复背十几遍，第二天还容易忘记。她感到绝望，“不论是时间还是精力，都比不过年轻人。”

对宝妈们来说，进入体制内不只为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她们会为家庭考虑得更多。考公考编让女性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以及为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今年31岁的梁茜过去两年考公均以失败告终。2020年12月婚礼一结束，她就开始备战来年三月的福建省公务员考试，同时也在备孕。本来预计考上之后正好休产假，然而婚后半个月，她就检测出身孕。

休完产假，梁茜回到律所，以前的领导考博上岸离职，公司将她从助理转为律师，这意味着没有底薪，只能靠打官司拿提成。苦于开发客源的难题，梁茜的收入也随之骤减。

梁茜算过一笔账，孩子一月奶粉钱1600元，辅食一月1500元，大人开销也得3000元左右。丈夫月收入在1万出头，刨除每月基本开销，基本攒不下钱。失去固定薪资后，梁茜甚至需要自己缴纳五险一金。在日益拮据的生活压力下，她决定考公。

梁茜出生于安徽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生意人，从小就告诉她做公务员的种种好处：稳定、福利好、受人尊重。从那时起，公务员就成为她的理想职业。

做律师的几年，梁茜常常在工作中受到法官、检察官的训斥，他们高高在上的样子令她恐惧。她盼望自己也能成为检察官，就不必再过得战战兢兢

。律师的工作也不再让她充满激情，许多客户并不在意她的专业能力，上来就问她在检察院、法院是否有关系，“很难在这份职业中获得价值感。”

成为妈妈后，公务员的稳定性对梁茜的吸引力与日俱增。通过一些在法院和检察院就职的朋友，梁茜渐渐勾勒出做公务员的美好图景：不加班，不用自己开发客户，不必担心被辞退，孩子还能上指定的公立学校。

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凸显时，民企不再是年轻人争相入围的胜地，稳定的编制成了比不确定的机遇更诱人的存在。

夏琳考公的直接目的是改变一家人的生存境遇。她出生于上海郊区的农村，爷爷奶奶双目失明，父母均是普通的基层工人。夏琳成长的过程，一直伴随着饱受欺凌的阴影。

邻居的女人患有精神疾病，病情发作时，总是朝夏琳家咒骂、泼粪、砸门，父母多次向镇政府求助，只换来一句：“谁让你们住在她家前面。”从小夏琳就听说，村里谁家有公务员，谁家办事就快。她立志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保护家人，考公是她想到最有效的方法。

从一所211大学毕业后，夏琳一头扎进考编事业，苦考三年后成功上岸，成为上海某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同时，她也没有放弃准备公务员考试，这是她人生清单里必须完成的一项。

孩子出生以后，考公更是事关生存的现实考量。夏琳一家住在上海郊区，每月需还6000元房贷，女儿的早教课每月也要三五千，生活彷佛一口熔金炉。夏琳想，考上公务员，收入至少比现在高。

通过考公去上海市区工作，还意味着能给女儿找个更好的公立学校。从小成长于上海农村的夏琳学习刻苦，最终进入一所211大学。进入学校后，她才发现自己跟市区的同学差距甚大，起跑线的参差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自己大学为英语四六级考试苦恼时，却听闻同学高中就考过了托福、雅思；当自己的生活被学习填满时，同学沉浸在广泛的课余生活和兴趣爱好里。

夏琳觉得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除了考试似乎身无长技。而她和同学之间的差距，从一开始就被分配不均的教育资源决定。把女儿从农村送进城里，考公是一条便捷的渠道。

全职妈妈重新走入社会的选择并不多，不要求职业经验的考公考编，不失为重启职业生涯的优先选择。况且，小城市的工作机会，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来说实在有限。

做了三年全职妈妈的丁苹，是被动荡的生活突然推进社会的。女儿出生那年，丈夫的儿童玩具店陷入惨淡经营，一整年没有收入，全家仅靠婆婆的一千多元退休金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相当困难。

一次与朋友约饭，丁苹提出自己做东。付款时，她翻遍口袋也没凑够100元，只好让朋友请客。穷困带来的尴尬，像潮气一样无法掩盖。给女儿买衣服要对比好几家价格，看衣服首先偷偷翻出价格牌。

长期隔绝于社会，丁苹也禁不住反思自我的价值。与丈夫的朋友聚会时，丁苹明显感到有工作的太太更受欢迎，自己则遭受冷落。更令她不安的是，孩子长大后问起妈妈的工作，自己该如何开口？

丁苹认真地审视过自己的条件：毕业多年，依然没有一技之长；做生意需要本金，家里无法支持。小县城里可选的工作大部分是服务行业，比如商场或超市的导购，普遍薪资只有2500元左右。丁苹觉得自己拿着本科学历，不做文职有些可惜，况且其他工作时间太长，很难照顾孩子。

对宝妈们来说，在小城获得一份编制稳定的工作，就能重获家庭地位，改变长期缺失社会生活的尴尬处境，这是其他工作很难带来的满足感。

丁苹在考编的第三年成功上岸，单位是离家仅二十分钟的文体局。前三个月试用期没有工资，第四个月才领到第一笔工资，3000多元到手，丁苹的兴奋难以言表。她抽出几百元给两个孩子买了新衣服，其他的都存下。然后用一年的时间偿还了考编期间所借的债务，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她不再惧怕与朋友聚会，也不再避讳跟人聊工作，变得更爱收拾自己，与丈夫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一次丈夫酒后甚至对她说：“你怎么这么优秀？考上了是不是就瞧不起我了？”

梁茜也曾被全职妈妈的身份所困。去律所工作前，她在家带过一年孩子，感觉自己逐渐与社会脱钩。不见朋友，没有社交，整天围着孩子转，活动范围仅限于小区，对外界一无所知。久而久之，梁茜感到自己已经产生抑郁症状。她立志要在三十岁之前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连续两次考公失败，梁茜决定，从11月开始脱产考公，不再接案子，专心备考。白天去图书馆看书，学习时长保证8、9个小时，晚上等孩子睡着以后再看书，从22:00学习到凌晨1:00。

放弃从不在梁茜的考虑范畴，她打算考到不能考为止，“哪怕最终考不上，我也会去考事业编、银行或者国企。”

家庭支持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宝妈们的结局。在女性需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社会意识改变之前，她们始终在母职的束缚下艰难腾挪。

还在乡镇政府工作的夏琳意识到，没有丈夫的支持，她很难实现脱产考公。在长达七年的考公岁月里，丈夫总是表现出对夏琳的不满：“这么多年都没考上，肯定考不上了，你没那个能力，还不如多花点心思带孩子。”

夏琳早已不指望丈夫能替自己分担育儿的责任。孩子出生不久，丈夫还会半夜起床跑腿、给孩子喂奶。等到孩子半岁大时，丈夫逐渐抽身。有时忙不过来，夏琳让丈夫搭把手，但他一抱女儿，女儿便哇哇大哭，他顺势将女儿塞回去，“你看，孩子更喜欢你嘛。”

后来丈夫索性直言：“你是事业编，工作相对清闲，家里你多分担一些，别指望我太多，我会更专注在工作上。”夏琳对这话很反感，却不知该怎么辩驳，丈夫在外企工作，年收入比自己多五万，似乎有理由这么说。

如今女儿已经三岁，陪她学习、玩耍的主要任务仍是夏琳一个人完成，丈夫只在下班后做一些家务。有时候，夏琳感到格外疲惫，她问丈夫：“为什么每次带孩子出去玩的都是我？”丈夫回答：“别人家不都是妈妈陪孩子出去玩吗？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夏琳索性放弃博弈，她甚至想，是不是因为爸爸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参与感不强，因此很难产生像妈妈一样的责任感，妈妈总是更容易对孩子的需求心软。

如今已经31岁的夏琳，打算一直考到年龄红线，在此之前绝不放弃。只是有时候她会想，如果时间能够倒流，一定要在结婚生子前拼命考上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