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厂裁员一年后，我在环球影城当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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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的快餐店打工，真正的朝九晚五，每天都能看夕阳和晚霞，收入只有大厂的十分之一，一年只能挣过去一个月的钱。

当危机如乌云蔽日，海啸席卷而来，人生亮起红灯、跌落谷底，我们是否还有还手的力量和勇气，或是坦然回应生活的每一记暴击，打捞起自己片羽？

View就是那个不幸儿。去年11月底，她被某互联网大厂裁员，同时收到自己的患癌通知和亲人的去世消息。所有的不幸都在两周内发生，一度让她无力挣扎。

之后一年，她经历手术、术后恢复、面试、留学申请等重重难关。在一次次漫长的等待和毫无结果之后，她决定不再等待，踏上南下的旅途，在云南沙溪古镇应聘成为一位汉堡店服务员，又回到北京，成为环球影城的一名电话客服。

她把这一年的经历剪成视频发上B站后，播放量超过了50万次，近3000条评论。有人留言说：“我们的不快乐，是不是来源于自己对自己的苛刻，我们的人生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不努力？”

对View来说，生活的摧毁性打击让她开始反思日常的表皮和基底，明白了跨越阶层的艰难，也让她感受到自然与另一片天地的美好。

之前我在某大厂的教育部门工作。去年8月底，“双减”政策出台，裁员的消息不胫而走。组里所有人的项目都被叫停，那四个月，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具体工作，每天只要去公司打卡，坐在工位上就行。

同事们纷纷开始居安思危，投简历、找下家。10月份开始，我也开始投简历，只要和我过往工作经历沾边的工作，我几乎全都投了。整整一个月过去，没有任何回音，那时候我是非常恐慌的。

23号，我签署离职协议，约定25号正式离职。巧合的是，24号，我去医院做体检，被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医院建议我做穿刺活检，明确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公司给我上的商业保险会在26号零点自动过期，所以我当时恳求医生，能不能25号就来穿刺。医生很帮我，马上帮我挂了第二天早上的号，让我早上7点钟过来排队，给我第一个做穿刺。

当晚六点多，我从医院走出来，知道情况大概率不会太好。我站在马路上，给HR打电话，想要侥幸试探看看，能否晚一点离职。我跟他说：“我可能生病了，非常需要钱，你可以不给我发工资，但是能不能不要停掉我的商保，哪怕让我自己缴纳都可以。”

打下那通电话，我完全没有考虑自尊，纯粹是为了钱。医生只告诉我这可能是甲状腺癌，但我对这个病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需要花多少钱。我只想求得最后一丝回转的余地。

电话那头的回复是，只能帮我去申请。最后申请的结果就是不行，因为我已经在离职协议上签了字。

看到穿刺缴费单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震惊。一根针管1000块，医生一共用了十根针管，所有费用加在一起一共13000多。医保报销了4000多元，如果没有商保，我需要自费8000多元。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病的巨大花销，感受到它对我往后生活的影响。

失业这件事首先让我焦虑，知道自己患癌后，我的心情变得异常痛苦。然而，这两件事我都没有让家人知道，尚且可以假装它们没发生。直到我外公去世的消息扑面而来。

家人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外公去世的消息，因为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我请了很长的年假回去陪他，他们不想我再因此耽误工作。当天晚上，我是刷朋友圈，看到亲戚们发的讣告，才知道这件事的。

三个坏消息叠加在一起，犹如一片幽深而黢黑的海，巨大的悲伤漫过我的头顶，我彻底失去了挣扎的力气。

第二天，我直接赶往首都机场，飞回老家。从机场出来，我在软件上打了一个车，目的地是殡仪馆，甚至都没有人接单。后来换了一个殡仪馆门口的地址，才终于有司机接单。

出租车刚好停在外公的灵堂门口，所有的亲人都在门口嗑瓜子、打牌、聊天。我下车，笑着跟所有人打招呼。那一刻，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参加一场葬礼，反而有种回家了的感觉。

他们扑向我，哭诉着“我的伯伯没有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依然笑着安慰他们：你们照顾外公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做得很好了。

直到进入灵堂，给外公的骨灰盒磕头的那一刻，我都没有哭。当时整个人的状态已经麻木了，没有办法、没有力气再哭了。

三天之后，外公下葬，看到骨灰盒放进墓碑，水泥把它完全封住的时候，我突然放声大哭。那个时候，我才好像突然觉得，这个人，我再也见不到了。

我甚至曾迷信地怀疑，是不是因为我的失业和患病这两件事，引来了外公的去世。同样没有答案。

家里人一直不知道我得的是癌症，只觉得我是得了一个比较大、比较严重的结节，手术会影响我的美观。因为我的外公就死于癌症，在那个节点我不能再说“癌”这个字。

手术前一天，因为要做核酸，于是我让母亲去交手术费，没想到缴费回执单上直接写着“甲状腺癌”。直到那一刻，母亲才意识到，我得的是一个癌症。等我做完核酸回来，只看到收费处乌泱乌泱全是人，母亲穿着一身大棉袄，在一个队列里哭。那也是她第一次来北京。

术后恢复情况并不好，伤口反复化脓积液，有一阵子我只能坐着睡觉，要是平躺，呼吸道就会被肿块压住。复诊时医生告诉我，我的淋巴管漏了，里面就像两个池塘，必须把积液抽出来。

用医院的正规设备抽，每次可能要1000块。但我当时已经失业，也没有商保，我直接跟医生说，我没有钱。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跟别人承认我没有钱。当时门诊室里还有很多人，医生很大声地问我，你没有钱是吗？自尊心瞬间被踩在地上，但我只能回他：嗯，我没钱。

医生让我去买个注射器，他直接给我抽。注射器的价格是2块6毛钱，我非常开心，还买了两个，心想他要是一个抽不完，还有一个备用。

大学开始，我一直在兼职、工作、赚钱，生活从来没有很窘迫过，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北漂生活过得那么窘迫，所以我在北京很少坐公交。

生病之后，我每天从我家坐公交车去医院抽积液。当时只想着打车要花二三十块，坐公交只要一块钱，完全是出于对未来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的不确定，哪还顾得上是否窘迫。

开始抽积液后，我的身体慢慢变好。虽然不能下楼、提重物，但是可以在线上平台买菜、在家里做饭。母亲在家照顾我，把我的作息调成老年人模式——早上6点起床，晚上7点睡觉。

一个工作日晚上，我洗漱完毕，在床上坐着，准备睡觉。两个室友下班推门回到家，我的情绪瞬间奔溃，把头埋到被子里大哭。母亲还以为是伤口太痛了，在旁指责我不够坚强。

但其实，我根本不是因为身体的疼痛而哭，我只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只能坐着睡觉，去一个500米外的超市都要停下来休息好几次。我6点半就要睡觉了，但别人才刚刚下班，明明两个月前我还过着这样“正常”的生活，这个时间点我可能正在公司开会，怎么现在就要睡了呢？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圆形的沙盘，沙盘中间有一条瞩目的铁轨，上面飞速行驶着一辆列车，我们每个人就坐在这辆列车上。

以往所受的教育都在告诉我，要考好学校、找好工作、嫁好老公、买学区房、赚钱、生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要符合这样的主流价值观，我才有资格坐在这辆列车上。

但在这条铁道的周围，其实零零散散地生活着很多其他人，只不过我们当时跟随着列车飞驰，身边所有人都只想着往前开，我们看不到旁边的那些人。

直到有一天，我被丢下那辆车、甩出那条轨道，还摔伤了。我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这辆车搭载着其他人，从我眼前驶过。我想跳上去，但是已经跳不上去了。

我来自湖南的一个小县城，本科是在一个天津的三本院校，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我笨，相反，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个聪明的人，只是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有限。我们那届高考生，全校考上本科的只有六个人，哪怕我考的是个三本，也是那六个人之一。

从老家来到天津，我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落差。所以我从大一就开始做家教，知道自己在学历上不如其他人，那我就要在经验上赢过别人。大三下学期开始，我来到北京，从很小的公司开始实习，一点点积攒经验。

在被裁员之前，我最大的生活目标，就是去中国最大、最好的公司，我确实一步一步地实现了。

被裁员之后，我才醒悟过来，时代和我的命运是交织的，我的命运并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难过、动荡、迷茫……当时的我就处在这样的一种混合状态之中。

过去五年，我一直努力向前奔跑，已经走到自己追求的地方，现实却没有如我预想中的那样发展，让我跨越阶级，或者打开不同的天地。相反，我被落下了，被丢下车了。手里只剩那点存款，但因为这场大病，它也变为一个未知数。

我们这种人还算好的，至少手上有点积蓄，但教培行业里更多的是那些月薪三五千的客服，后来他们去了哪里？

去另一个互联网大厂，继续无意义地内卷，然后又因为什么突如其来的原因被裁员吗？我感觉自己突然失去了方向。

命如浮萍的强烈感受让我想要去抓住点什么，留学，这个自己从小到大的梦想从迷雾中显形，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等到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找到一份新工作。上班时间之外，我积极地准备APS考试和雅思考试，早上起床后先完成一套听力再去上班，午休时间做阅读理解，晚上连线美国同学练习口语。

整个冬天，我既没有去过颐和园，也没有去过故宫，一直在家里背单词；春天到了，我每天按时按点前往国家图书馆自习，一直学到5月国图因为疫情闭馆。

这一次被裁员，我不像上一次那么手足无措，因为这次我有了明确的目标，也觉得结果十拿九稳。我打包好所有行李，一共18个箱子寄回老家，离开了北京。5—7月，我都在漫长的申请学校、等待offer中度过。

故事到这里，听起来应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我拿到offer，出国留学。然而现实总不如我们所愿，没有offer，一个都没有。

或许当时我留学的这个决定有点天真了，心想是不是跳出当下的语境，到其他的地方去，情况就会好一些，就能把命运攥回自己手中。现实给了我重重一击，无情地戳破了我的天真。

整个上半年，我一直都在等待，等待我的裁员结果，等待我的病理结果，等待我的手术转移结果，等待我的考试结果、面试结果、offer……

冬天没有去故宫看雪，春天没有去颐和园看花，我错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等到的结果却是，没有结果。

我真的不想再等了。怀着某种报复的心理，我收拾行李，离开老家，从湖南一直游玩到贵州，又来到云南的沙溪古镇。

在云南，我感受到了我一直想捕捉的夏天和秋天。沙溪很美，不是那种商业化古镇的美，而是非常收敛的美。到了那之后，我就不想再走了。

在客栈老板的介绍下，我找到本地一家知名的汉堡店，去面试服务员。汉堡店老板很帅，也很酷，接待我之后，也不问我的名字，也不问我之前是干吗的，我甚至还没自我介绍，他就开始跟我介绍这份工作有多辛苦，问我愿不愿意做。

我当然愿意，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沙溪虽然很美，但是工作机会也很少。我需要一份工作来维持我的日常开销。

面试第二天我就开始上岗。店里一共四个员工，除了我和老板，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一位妈妈。我们四个人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全名，不知道对方是谁、之前是干吗的、为什么来这里，这种边界感让我感觉非常新鲜和棒。

在沙溪没有人认识我，邻居不会时不时冲进我家，问我怎么还在家、是不是找不到工作、怎么还不结婚。每天早上起来，我就知道今天要切多少面包、洗多少碗、迎来多少客人，以及客人一定会跟我说谢谢。

这份工作让我真正做到了朝九晚五，每天下午五点，我迎着太阳下班，到固定的一家餐馆吃晚饭，然后回到客栈，穿过热闹的公共区域，换衣服、洗澡。洗完澡之后，我会走到顶层的露台，坐在那里等待日落。看完晚霞，一直到夜幕完全落下，才回到我的房间睡觉。

此时不过进行到晚上8点，在北京，这不过是第一个会议结束，等待第二个会议开始的时间。

汉堡店的薪水是我上一份薪水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我在这里工作一年，只能拿到我之前一个月的报酬。时间的刻度好像在这里被扭曲了，但因为每天等待晚霞的这一两个小时，时间的刻度好像又没有那么扭曲。

高中军训的时候，班主任会要求男生和女生在休息时间坐在一起，但我只想一个人坐在旁边，班主任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怎么这么孤僻、不合群。但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坐在一起，我只想一个人坐着，我很开心。

在沙溪的生活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我不需要任何无意义的社交，可以尝试着自己一个人待着，我感到前所未有地安稳和平静。

然而，这样的美好很短暂，大约一个月后，因为需要回北京复诊，我辞掉汉堡店的工作，再次回到北京。

现在我在北京环球影城当一名电话客服。因为不想把时间花在通勤上，也不想再繁琐地租房了。于是我想到了环球影城。

以前我在北京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盒子”里，天亮的时候进入写字楼，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有几年雾霾特别严重，我每天从工位往外看去，漫天黄沙，我就像在一个快递盒里。

在云南的时候，我非常后悔，自己在20岁到27岁，没有生病、精力最充沛、最宝贵的这些年里，把时间浪费在了“盒子”里，浪费在会议室来回奔波的路上，没有让我的身体好好晒过太阳，感受自然的空气、水分和阳光。

如今我又回到“盒子”，仿佛是因为与命运抗争的这一年里花费了我太多的精力，我想先认输一段时间。

这是一份不用太动脑筋的工作，上班的时候可以接听不同人的声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员工后勤的福利也很完善，整体像是大学生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约5平方米的小房间，我很开心、很满足。

当然，内心深处也会残留着一丝不甘心。每当想到我的收入锐减，每个月赚的钱是我之前的零头，同事们要么非常年轻，要么已经成家，我也会不甘心。但那又怎样呢？我还能回到互联网工作，过着高薪、每天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吵架的日子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我曾作为买方，代表公司去一些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玩具工厂考察，经常被老板很好地招待。当老板领我去看他们工厂的作业线，我看着那些工人们年轻的脸庞时，都会非常胆战心惊。我的前半生，哪怕哪个选择有任何一点偏差，坐在那条流水线上的人，就会是我。我花了最大的力气挣脱了故乡的泥土，就以为自己跳出了命运的轨迹。

如今，当我回到现在的工作岗位，成为一名电话客服时，我又会觉得释然。按照我的背景，家庭能给我物质资源和精神支持，我就应该做现在的工作，这就是我顺其自然的人生轨迹。

但我没有放弃留学的想法。上一次留学申请全部被拒，我把原因归结为雅思成绩不够高。等这份工作稳定之后，我想再考一次雅思，把成绩提高一些。

之前我把留学当成逃离现下环境的救命稻草，极力想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我现在没有那么着急了，可以慢慢准备这件事。

甲状腺就像我们人体内分泌的红绿灯，手术切除之后，我的身体里没有这个红绿灯了。我需要终身服药，每两个月去医院检查体内的甲状腺素状况，据此调整药量，大概调理2—3年激素才会稳定下来，一直等到第五年，我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至于脖子上那条12厘米的伤疤，我现在觉得它很酷。拍照片的时候，我不会特意把我的疤遮挡或者修掉；今年买衣服，我会特意买那些能把我脖子全部露出来的衣服。这条伤疤是我的勋章，是我勇敢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