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农民工归乡，短暂停留还是长期回流？

从某种程度，每次变动带来的短暂回流显示了即使已经外出务工多年，农民工与他们所工作的城市联结依然松散，与家乡联结更加紧密，因此，一旦突发的变化来临，大部分农民工们所做的第一选择依然是：回家。

贰 || 在李铁看来，制造业升级将对农民工需求持续产生影响。他说：“无论沿海制造业如何发展，都要面临产业升级，因此劳动力成本增加，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将是长期的。因此，大规模农民工向沿海流动的趋势将会处于相对稳定态势，甚至会下降。”

叁 || 农民工回流后，虽然整体上解决了跨区域的长距离奔波问题，但仍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继续存在务工和务家的平衡问题。省外务工者多数在中心城市务工，回流后他们多数仍选择省内的中心城市。

肆 || 大量农民工在广东、浙江等地持续工作多年，当他们进入中老年阶段以后，因为没法在当地落户、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加之高昂的房价，回流成为了一个家庭的最优选择。这也是影响农民工回流最主要的经济因素。

株洲距离张明英老家湖南吉首市，仍有约4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对于她而言，这已经是通过熟人介绍能找到的最优工作选择。虽然都是做搬运的苦力活，但4000元/月的工作，在她老家并不好找。

在回株洲前，张明英所在的浙江一家钢铁厂开始频繁实行双休，8月份甚至停了近一个月，她把那段日子描述为“坐吃山空”。她说：“在外地工作就是图多挣点钱。如果收入没保障，租房、吃饭开支又大，肯定选择回老家做更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即使收入低一点。”

2017年，张明英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在老家农村盖了一栋三层楼房，直到今年仍没钱进行装修。与一起外出打工的老乡交流时，张明英发现，大家都有同感。疫情几年，浙江没以前好找工作了，工厂时常放假，所以都存不下什么钱。

11月8月，贵州清镇市人社局公布的前三季度农民工群体就业情况调查报告显示，自2022年4月以来，清镇市共返乡农村劳动力3262人，其中省外返乡3140人，约占省外务工农民工（约3万人）的10%；劳务输出大市阜阳市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5月底，返乡农民工12.37万人，约占阜阳市常年外出务工人员（约260万）的4.8%；湖南截至5月末，湖南省内返乡农民工人数为72万人，比一季度末增加3万人，增幅为4.3%。

疫情以及经济下行是这一轮农民工回流的直接原因。2022年7月20日，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散发、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因素影响，城市部分行业特别是接触性服务业用工需求下降，一些农民工返乡就业。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大量农民工摆脱土地的束缚，涌入城镇起，数亿人群开始在中国版图上进行着一年一度的规律性迁徙，在某些年份，诸如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2020年疫情之时，回流会提前发生，次年其中的一部分又会重新踏上离乡之路。

从某种程度，每次变动带来的短暂回流显示了即使已经外出务工多年，农民工与他们所工作的城市联结依然松散，与家乡联结更加紧密，因此，一旦突发的变化来临，大部分农民工们所做的第一选择依然是：回家。

这种松散与紧密的拉扯，使得近10年中，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就业。跨省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占全国农民工的比例从31.36%不断下滑至2021年的24.38%。近六年时间中，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下降了1051万，而中西部分别增加594万、1071万。

其背景是：东部的产业升级，意味着更少的人力需求，中西部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在家乡附近找到一份合适工作的机会变大了，以及最直观的变化：农民工开始老了，他们需要一个归宿——2021年农民工平均年龄超过40岁，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超过27%。

根据研究工作以及近年来在广东、浙江、成都等地调研，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仲良发现，疫情之前农民工回流到中西部地区的特征已经显现。

邓仲良表示：“农民工外出流动就业最直接的目的是想取得相对于流出地更高的工资收入，并且存在一定永久迁移意愿，但已有研究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农民工回流省会城市受落户门槛显著影响，在现有积分制等户籍制度条件下无法具有明显的落户优势，不能完全地公平享受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同时农村土地权益等因素也促使他们选择回流。2020年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蔓延导致中国沿海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受到冲击，也在一定程度加速农民工的回流。”

十五年打工生活中，张明英练就了一身本领，从剪衣服线头、鞋厂缝纫工到组装手机，她都做过，只是，这些本领回到老家基本无用武之地。

因为只上过一年级，她在老家能找到的工作机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包括洗碗工、服务员等，工资多在2500元/月以下。相较而言，株洲钢铁厂4000元的月均工资就颇有竞争力，此外离家不算远，如果家里的老人生病，当天即能回家。

现在，张明英在株洲的钢铁厂工作已有2月多，即使工作环境依旧嘈杂、脏乱，她希望自己能一直做下去，直到没有工厂要自己为止。到那时，自己再和丈夫回流至老家农村。

张涛在吉首同时拥有一家六层楼的酒店和一家棋牌室。因为招聘中介的缺位，在前几年，每年正月，他都会四处张贴招聘通知寻找服务员和清洁工。他说，工资上涨最明显的时间段是2011-2017年，一个负责打扫酒店房间的40岁女清洁员，工资从1500元/月涨到了2500元/月，基本是一年涨一百多。“不涨工资别人都不愿意来，在外地打工，月工资随随便便都是4000多。”

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的棋牌室生意出现80%左右的下滑，酒店营收更是断崖式下跌。为此，酒店清洁员数量从此前的5人降低为3人。今年春节后，出于节省成本考量，她试着将工资从2600元/月调低到了2400元/月，即便如此，两天内依旧招满了员工。

张涛说：“即使这几年我们当地极少有疫情，仍有许多中小餐厅、服装店倒闭，这里就富余出挺多劳动力；另一方面，现在外出打工也有诸多不便、收入也不稳定，很多人就会试着在本地主动寻找工作机会。今年年初，我们甚至不需要张贴招聘公告，就有很多中年女工主动询问工作机会。”

以贵州清镇市为例，对于前三季度农民工提前返乡的原因，贵州清镇市发布的调查报告提到，部分外出务工的脱贫劳动力及易地搬迁人员受自身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限制，外出务工后本身稳定程度不高，受到疫情冲击后，务工地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生活来源不稳定，加之受当地政府相关防疫规定限制，因此选择回到家中，计划等疫情缓解后再外出务工。

在广东，因为三季度订单数的大幅度下降，为降低成本，广东渼洁集团总裁罗小华将670余位员工的工作节奏由此前的每月休两天变为每周休两天。罗小华说，在东莞，因为欧美需求订单的下滑，工厂三季度实行每周休三四天的情况很普遍。这是他在过去12年经营中都未曾遇见过的。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高更和表示，疫情以来，由于封控和交通管制，以及部分企业减产或者倒闭，农民工省外务工受到较大影响，省内就业也受到影响，但其程度较低。在疫情严重情况下，一些农民工回村“避疫”，疫情好转后，在附近或省内务工。应该说，疫情加剧了农民工回流就业。“由于不能正常工作，工资性收入骤减，寻找新的工作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农民工收入减少是必然现象。同时由于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企业效益下滑，就业后的福利待遇也有所减少”。

一如2009年大量提前返乡农民工的再次出发，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经济学家李铁表示，疫情导致的那部分农民工回流现象并不会是长期趋势，这是他们在特殊疫情期间所做出的临时性选择，并不影响外出就业的长期流向。“当然，从个人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总体增长趋势仍在放缓。”李铁说。

如李铁所说，农民工流动半径逐渐减小是近十年一个普遍性的趋势。《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从2010年开始，跨省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占全国农民工的比例从31.36%不断下滑。从2015年开始，跨省农民工的总数更是开始出现下降，2015年-2021年下降了615万人。

作为广西一位负责农民工工作的政府人士，李泉（化名）长期接触大量前往广东务工的广西农民工。多方位提升不同年龄层农民工的技能素质，成为李泉近些年服务农民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李泉介绍，每一年广西政府会拿出一大笔经费多种渠道征集优秀的务工人员，给他们提供免费的线上、线下培训机会，包括电工、钳工、粤菜师傅、美妆等。同时也跟多个人力资源机构对接，给予务工人员点对点的专业培训和岗位供给。

这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李泉说：“对于45岁以上的产业工人，在传统工厂可能已做到师傅级、班长级，因为企业的机械化转型，如果不去学习，就会被产线淘汰。这几年这个矛盾越发突出。现在前往广东务工的广西农民工，45岁以上农民工数量占据了约50%。”

在沿海地区产线更新带来的具体影响上，2016年浙江省经信委员会公布的信息显示，自2013年以来，浙江省机器人代替传统的产业工人数量约200万人，而且这一数字还将继续扩大。广东2022年公布的信息显示，全省技能人才总量1804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602万人，占比33.4%，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

5年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就呼吁，在沿海制造业大省，机器人将大量取代普通劳动力，并且将到来的非常快，需要关注这个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从数据上看，东部地区吸纳农民工的数据在持续下滑，2015-2021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下降超1000万，其中相当部分便是受到机器人采用或技术升级的影响。

在李铁看来，制造业升级将对农民工需求持续产生影响。他说：“无论沿海制造业如何发展，都要面临产业升级，因此劳动力成本增加，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将是长期的。因此，大规模农民工向沿海流动的趋势将会处于相对稳定态势，甚至会下降。”

上述多位专家建议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以保证东部地区有足够的技术工人，也帮助一部分农民工完成技能升级，获得更高的职业回报。

但对仍未升级技能的农民工而言，东部的产业升级仿佛一条越转越快的履带，跟不上脚步的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家乡——中西部地区，而这些正在兴起的产业提供了机会。

以四川宜宾为例，作为曾经的农民工输出大市，每年约160万的农民工中，仅约35%的农民工选择本市就业。但这样的情况在2021年首次发生反转，宜宾人社局数据显示，选择市内就业的农民工人数达69.5万人（占比43.38%），同比上升22.5%，这意味着2021年宜宾超10万农民工选择回流至当地就业。数据变化后的大背景是，宜宾近两年迎来了多家锂电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标志性事件包括2019引进宁德时代动力电池项目、2021年引进宜宾长盈精密技术有限公司等。

在河南，长期以来，由于河南省非农产业落后，加上众多的农村人口，大量农民工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务工挣钱。但2011年以后情况发生改变，当年河南省农民工省内就业人数开始高于省外，此后两者差距逐渐扩大。2011-2021年10年间，河南输出省外的农民工仅增加约59万人，省内就业的农民工则激增约610万人。

契合的是，也是在2011年前后，河南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产业项目引进。如2010年7月，富士康入驻郑州，目前园区吸纳工人数超20万；同一年，格力电器郑州产业园成立，吸纳就业超2万人。

高更和介绍，劳动力就业主要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二产业非常重要，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于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非常关键。农民工回流的前提是回流后能够就业或者创业，否则就不可能回流。工业作为就业的重要阵地，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具有长期的影响。

从富士康、格力、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企业近几年的生产基地布局可以看出，需要大量基础工人的制造业企业也正在向河南、湖南、四川等曾经的农民工输出大省迁徙，一个生产基地吸纳就业人数超万人已是常态。这也为当地农民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2019年2月，高更和以河南省45个村为例，对近1000名回流农民工的就业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县城就业占41.0%，村庄占26.9%，集镇占16.5%，中心城区和省城占15.6%。

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农民工回流后，虽然整体上解决了跨区域的长距离奔波问题，但仍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继续存在务工和务家的平衡问题。省外务工者多数在中心城市务工，回流后他们多数仍选择省内的中心城市。

高更和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县城作为区域的中心，近年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增长而得到较大发展，县城实际上已转变为区域的经济中心。因为较低的地价和较为丰富的资源，县城逐渐成为第二、三产业的集聚中心，从而成为吸引农民工回流的主要载体。”

邓仲良也从政策层面分析认为县城将成为回流农民工的最重要载体。“政策层面一直反馈的信息是，要加大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农民工就近就业。背后的考量是，大体量农民工客观上无法在主要大城市落户，回到户籍地的省会城市也会受落户门槛、房价等限制，农民工户籍地周边的县城不仅是大城市功能区的延伸，而且也是连接农村地区的枢纽，因此无论是产业支撑就业能力，还是公共服务发展，县城都具有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区位优势，近年来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规模也是不断扩大的，县城可以成为大体量农民工的就业载体。”

即使断定县城将成为回流农民工载体，李铁预警，中国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短板，关键在于县城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例如县城的公共服务水平较差，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与各类地级以上城市相比差距较大，县城的产业聚集能力和带动就业能力不强，无法充分发挥对县域农村地区的支持，交通条件也并不十分便利等。

回流过程中，农民工的就业失业情况目前仍无整体数据。实际上，因失业定义有一套严格的国际标准，农民工短期内没有收入不一定会被认定为失业，农民工群体也常常与隐形失业人群挂钩。

杨志明表示，稳住2.9亿农民工就业就保住了中国就业基本盘。也因为此，农民工的迁徙线路变化成为了政策层到地方政府近些年持续关注的社会、经济现象。

农民工大体量回流现象并没有发生在超700万从广西前往广东创业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中。李泉说，一直以来，绝大多数广西农民工都把广东作为就业首选地，除非因为年龄增长等原因在广东无法找到能胜任的工作，才会考虑回广西。

谈及其中缘由，李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广西的制造业工厂，普工平均薪资要比广东低30%-50%，大多数普工月工资不超过4000元，而在500公里外的广州，即使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工厂实行做四休三，工人月工资仍至少有4000元。如果选择回流广西，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岗位，甚至会面临再次返贫。

万广华用了一个亲戚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农民工进城的好处——一位亲戚户籍在江苏农村，在那里，一个服务员岗位月收入2000元不到，如果驱车向东4个小时到上海，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变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这是典型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产率是农村的3—5倍，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取决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尤其是市民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他关于中国最知名的一条预言——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在美国硅谷开始大规模裁员之际，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也遇到了挑战：当他们开始老去时，他们数十年工作的城市并非一个可以安心的归宿。

李铁表示，从经济发展规律上看，人口向产业高密度集中地区和各类中心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中小城市聚集是发展趋势。所以对于一部分农民工的返乡创业，只能说是农民工因为无法享受与就业所在地的当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在最佳就业年龄期之后一个无奈的选择。

在调研中，邓仲良发现，大量农民工在广东、浙江等地持续工作多年，当他们进入中老年阶段以后，因为没法在当地落户、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加之高昂的房价，回流成为了一个家庭的最优选择。这也是影响农民工回流最主要的经济因素。

近些年，万广华多次回到江苏农村，他发现江苏农村空心化现象已非常严重。“村里基本看不到年轻人，即使是回流的劳动力，也没有回到村上或土地上。稍微有能力的，都举家在镇上买房子定居，条件再好一点的选择在县级市、地级市乃至省城。”

从经济学角度看，万广华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将近60%，那时农村承载约80%的人口；2021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已经降到7%以下，但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占比仍有35%以上，而户籍人口超过50%，这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严重阻碍了“共同富裕”进程。《202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进城农民工中，41.5%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城市规模越小，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强。

高更和表示，农民工能否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最关键的指标是看其在城市是否拥有住房和较为稳定和持久的工作，附加在户口之上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也较为重要。举家城镇化才是真正的农民工市民化，但其实现面临不少压力。仅解决住房问题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仍然是“路漫漫”。

邓仲良表示，伴随户籍制度深化改革稳步推进，基于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正在建立健全，居住证制度使得更多的流动人口能够享受本地公共服务，近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特征日益凸显，这也使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服务可及性越来越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一种潜在拉力。

与此同时，邓仲良表示，相比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希望留在大城市定居。“新生代农民工观念更开放，具有较高的学历水平，掌握新技术的自主能力更高，更倾向定居在沿海发达城市就业或自主创业。薪酬、社保缴纳、就业技能等因素也让他们有更多落户的机会。以我们在广东的调研为例，年轻一代农民工即使在广州落不了户，也会选择去佛山等周边城市落户安家。”

现在，已经47岁的张明英几乎不可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定居在任何一座她曾工作过的城市，她从一开始就把养老地选为老家农村那栋三层楼房。如果可以，她说，希望儿子仍能定居在城市中。“县城孩子上学、买菜甚至点外卖都更方便，老家村里的小学一个班级不到10个学生，这些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但现在下一辈光结婚三大件花费就超过100万，定居县城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张明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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