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丨流离寻岸——疫情之下的广东省制衣工人

本文聚焦于三年疫情防控对广东省制衣产业的影响，作者选取了四个田野点，分别位于广州、东莞和深圳，其中三年来工人劳动条件的变化，能够反应出疫情对他们的冲击，以及他们的具体回应。其中涉及到多种主体的互动，因为国内订单的减少以及劳动力价格的增加，工厂选择搬迁到市场更稳定或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工人们受限于疫情对于流动的限制，部分人选择寻求当下的稳定工作环境，当然也有相当部分的工人选择主动辞职，政府尝试通过政策的调整恢复生产的活力，但往往事与愿违。在疫情之下，大家都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在尝试寻找一种更合适的生存状态。

珠三角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区之一，其中，纺织服装业一直是其出口贸易的重点产业。2019年，广东省出台《培育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行动计划》[1]力争到2025年“实现纺织服装制造业产值达到8000亿元，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但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2]等相关数据显示，自2010年起，港澳台等外商投资占比出现下降趋势，服装出口贸易份额在国际市场上的比例也下跌[3]。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因经济下滑被迫失业的工人不计其数。中国虽在2020年有过短期经济复苏，但受持续疫情和严格管控措施的影响，经济仍受到较大冲击。媒体多有报道制衣产业外贸订单减少、企业被迫停产或倒闭，一线劳动者处境艰难等问题。

制衣业劳动力市场受疫情影响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加剧工人的脆弱处境？本次调研对广东省内不同城市的制衣业集中区进行走访，试图了解疫情下制衣业工人的劳动状况，希望制衣工人的劣势处境能够受到重视并得到改善。

调研人员在2022年7月-8月间以厂外访谈的方式走访了深圳市光明区、广州市大埔九社、广州市新塘镇、东莞市高埗镇的民营私人小制衣厂，港澳台商投资的中、大型制衣工厂。主要对四个地区制衣厂规模、招工情况、周边环境进行了了解，也和制衣工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有效访谈。我们的访谈对象以一线制衣工人为主，同时从劳务派遣公司、工厂管理人员、制衣厂周边小店店主等人中了解相关情况。最终，有效访谈工人的人数是42名（男性工友18名，女性工友24名），各个地区分别访谈到的工人约10-12人，访谈内容由调研人员的书面笔记整理而成。

工业区没有成规模的大厂，整体成制衣“小作坊”的形式，大部分工厂人数约30-50人，有些人数多的厂约100人，也有10人以下的“家庭式作坊”。工业区的各街道路口有出厂价的服装销售，工厂也会在街边摆放生产的衣物款式样品，目前没有外单，订单来自国内其他省市。工业区有服装批发店，附近也有货运公司，三轮车和货拉拉不断穿梭于此。

新塘镇牛仔城是全国知名的牛仔服装生产基地，根据该区政府网站上的资料显示，该区有牛仔服装生产及相关配套工厂三千多家。该区所有工厂都为私营小厂，制衣厂工人人数十几到两百人不等。工厂制衣订单来自国内和国外。除了制衣厂，服装批发店铺也密集分布于此，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但因服装厂会造成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贡献率有限，自2010年起，当地开始撤掉部分服装厂，转而引入电子、汽配厂等来实现区域性的“产业升级”。

调研围绕一家港资制衣厂进行，该厂已经创立三十多年，主要生产女士文胸。该厂承接的订单来自国际知名运动品牌。该厂也获得过深圳市“绿色企业”、“全国外商投资双优企业”等荣誉。该制衣厂有a、b、c、d四个厂区，各个厂区连成一片，现有员工4000-5000人。工厂内有宿舍和食堂，员工住宿舍需要支付水电费。厂门口有个大的公园，在下班、晚饭时间、上夜班之前会有部分工友在公园休息、乘凉。

工厂分布较密集，劳务派遣公司也比较多，现在主要是电子厂工人人数最多。除了电子厂，有部分眼睛，包装厂等。如今，该区制衣厂数量已经很少，也不再招新员工。在该区总共找到三家制衣厂和工人做访谈，工厂都是港资企业，承接外单，生产内衣。其中有一家制衣厂有员工一千多人，其他两家制衣厂的现有工人数量两百人左右。

由上图可知，工人劳动条件的优劣和工厂规模、雇佣模式有关。广州市大埔九社和新塘镇的制衣厂工人无社保、无合同，用工模式呈“短期”和“临时”状态。深圳市光明区和东莞高埗镇的制衣厂雇佣形式更为正规，工人有社保和合同，是厂里的正式工。除此之外，调研的广州市大埔九社和新塘镇的制衣厂工人相较于深圳市光明区和东莞市高埗镇的制衣厂工人而言工作时间更长，休息日更少。

受疫情影响，四个制衣区都面临订单数量减少、工人“没货做”的困境。疫情之前，广州市大埔九社有些小型加工厂可接到来自台湾、韩国等地的外单，国内的订单量也较大。疫情之后，因日常出行、物流运输等受阻，不再有海外订单，国内订单也减少。严格的防疫政策影响了交货时间的稳定性，工厂无法扩展新客户，老客户下单量也减少，衣服的单价随之下降。此外，广州市大埔九社和新塘镇部分小型制衣加工厂靠接“大厂”的外贸订单运营，由于“大厂”订单量减少，基本不再有多余的订单发给小厂加工。正如东莞高埗镇一家人数约两百人的港资厂女工说：“之前工厂订单多时会把一些货发给其他小厂做，目前不会，因为自身都没什么货做。”

疫情也导致中/大型制衣厂出现经营困难，小型加工厂时不时停工或直接关闭。如东莞市高埗镇一家港资制衣厂原本和另外两家制衣厂同属于一个港资集团下，疫情后合并为一个厂，许多员工离职，但目前仍出现经营困难。从东莞市高埗镇人民政府网址上还查到疫情期间有制衣厂因停工时间超过半年被吊销营业执照的记录。广州市新塘镇一位40岁左右的制衣女工说“疫情后工厂经常停工，做完一批货就停一次工，最长连续停了一个星期”；另一位50岁左右的男工也说：“现在工厂直接放假半个月，半个月后会怎么样还不好说，不知道还有没有得做”；还有一位40岁左右的男工说：“疫情后订单减少，有一次停工超过二十天。” 从和工人的访谈中了解到，广州市大埔九社和新塘镇不断有制衣工厂搬走，有些厂缩小规模或转让。广州市大埔九社一位工厂老板说：“疫情后好多厂转让了，以前十几万的铺面现在一个月一万都可以租到，以前可没这么便宜。”

虽有工厂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应对疫情造成的影响，但工厂生产仍保持稳定的“不忙状态”，已经没有了淡旺季之分。如深圳市光明区制衣厂在疫情期间虽有增加生产口罩的流水线，但是工人仍然说他们“没什么货做”。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市光明制衣厂在疫情前订单已经开始减少，原因在于工厂在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设了新厂，主要订单都迁往该国。除了在国外设厂，工厂也在广东省肇庆市建了新厂，之后会整体搬迁过去。此外，深圳市光明区制衣厂虽整体占地面积较大，但厂区内一半以上的厂房是空的，还有一些往外租，目前属于自己利用的已经不多，可见其已经缩小了不少规模。

此外，疫情前已有工厂搬迁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这次调研得知，受疫情影响一些小型加工厂和大型工厂，搬迁到了工资水平更低的省内其他地区。如广州市大铺九社有工厂搬迁至广东省清远市，深圳市光明区的制衣厂计划搬迁至广东省肇庆市。对于仍在制衣行业工作的工人，例如广州市大埔九社和新塘镇小型制衣加工厂的工人，他们在制衣行业工作基本已经超过十几年，是有技能的“熟手”老工人。由于长时间居住在该区域，搭建起了熟人网络，他们知悉该区各个工厂工资和货量的情况，因此他们更愿意留在原来的制衣区以便选择货量充足和工价更高的工厂。对于深圳市光明区的工人来说，由于广东省三类和四类地区工资水平更低，工人多是不愿意过去。

相比于疫情前，四个制衣厂区制衣工人普遍数量减少，有的工厂工人人数减少一半。如东莞市高埗镇，疫情前400-500人的制衣厂，如今工人人数约200人。而大型正规工厂短期内缺人手时会安排职校学生工进厂，以不新招聘社会工的方式达到节约用工成本的目的。如深圳市光明区制衣工厂疫情期间已经很少招聘新员工，缺人手时就“引入”学生工。工人说：“工厂在疫情后基本不招社会工了，工厂缺人手时会有学生工进厂实习。”对于小型服装加工厂集聚区，疫情以来订单减少，“短期工”变少，“长期工”也有去其他行业做临时工或回老家的。如广州市新塘镇的一位制衣工人说：“厂里没货就去其他行业做临时工，等有货继续回厂里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仍长期留在制衣厂的工人大多是工龄十年以上有技能的熟手工人，这些工人能从事一些技术岗位，如烫工、车工、裁床等。调研的深圳市光明区的制衣厂相比于其他三个地区的制衣厂规模更大，有许多不同的部门，有的部门对工人的技能无要求，因此深圳市光明区的制衣厂出现用学生工填补非技术性岗位正式工的形式。

制衣工人收入变低，工资减少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如广州市大埔九社制衣厂集中区在疫情前车工岗位的工人月收入可达七千到一万，疫情后变成五千-六千，尾部工人工资更低，之前六千的目前四千左右。广州市高埗镇制衣工人的工资也从七、八千下降到三、四千。深圳市光明区制衣厂工人疫情前能有七、八千收入的目前月收入不到五千。东莞市高埗镇其中一家经营困难的厂工人只有两千左右的基本工资，而疫情前收入可以到六、七千。

严格的疫情防控加剧制衣工人收入的减少。广州在今年四月出现阳性病例，广州市大埔九社制衣工人说他们停工了半个月无任何收入；广州市新塘镇工人说他们停工时间超过二十天，在停工期间没有工资。深圳今年三月因疫情封城一周，光明区的工人说他们虽没有停工，但一周只工作了四天。

制衣工人的工作时间变短。疫情前小制衣加工厂的工人工作时长一般为12-14小时，一个月放假一天，疫情后工作时间明显减少。如广州市大埔九社制衣厂工人疫情前早上8点上班，最晚加班到凌晨2点。疫情后，由于货量不足，工作时长变短。如广州市新塘镇有制衣工人上班时间推迟到早上10点，晚上也无需工作，一天工作不到8小时。深圳市光明区和东莞市高埗镇的制衣工人都表示现在已经很少加班，一天工作8-10小时，周六有时加班或双休。

除了已经离职的工友，目前仍继续在制业厂工作的工人大多工龄十年以上。这些工人年龄偏大，40岁以上的偏多，也有的工人年龄超过60岁，工人多来自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面对疫情后工资低的现状，工人仍愿意留在制衣业的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工作难找，制衣业的工作更“自由”或者说是更“稳定”。对于小制衣加工厂的工人来说，制衣工厂没有十分苛刻的管理制度，上下班不用打卡，并可以随时选择去到单价更高的厂工作。

如广州市大埔九社和新塘镇的制衣工人有的固定在某个制衣区工作已经十年以上，一直是“临时工”，工人说“哪家厂工价高就去哪里”，他们早已习惯于“短期化”和“碎片化”的雇佣模式。深圳市光明区和东莞市高埗镇的工人说疫情期间工作难找，这个厂里的正式工算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工厂给员工买社保也有签合同，工厂裁员会支付经济补偿，所以还是倾向于做“工资低”但工作更“稳定”的长期工。也有部分年轻工人在停工期较长时选择暂时去其他行业，例如广州市新塘镇有制衣工去做网约车司机或去电子厂、物流等行业工作，等到制衣厂有货时又回到厂里上班。

虽然一些制衣区也有其他类型的工厂，例如电子、汽配、精密仪器等，但对于年龄偏大的制衣工人来说，换不同类型的工厂工作比较困难。原因在于这些产业虽然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不高，但是对于工人的年龄要求更高。这些行业通常会安排工人通宵上夜班，并且流水线上的管理也更加军事化。一是制衣业工人不愿意去不熟悉的行业并且年龄偏大不适应严格的管理制度；二是这些行业本身偏向于招聘体能更好的年轻工人。

1.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加剧了制衣业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制衣工人的生活更加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疫情“清零”的管控措施让小服装制衣加工厂随时可能停工，而工人在停工期间无任何收入，并且政府等相关部门也未提供任何物质、经济方面的援助。在“不工作就可能饿肚子”的情况下，这些工人在疫情结束后往往因为当地服装厂不能及时开工而选择离开被管控地区，到附近的其他厂尽快获得一份工作，这使得制衣工人更换工作的次数更加频繁。例如：广州市大埔九社一位做裁床的工友说疫情后“货更散了，货期变短了，一批货做完就走人”。这种变化和政府未帮扶到受疫情影响的低收入制衣工人有直接关系。

2.制衣业外迁的趋势，对制衣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工作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如深圳市光明区制衣厂在疫情前已经在越南设了厂，主要订单迁往国外，厂里的订单逐渐减少，加上疫情的影响，工厂工人工资一直处于稳定的“中低”水平，工人的劳动条件得不到改善，工资只能维持温饱。由于服装业的工人年纪都较大，工厂外迁后对于他们来说，处境会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几乎难以去到青睐年轻工人的其他工厂或行业工作，他们离开服装厂后，想获得收入或许只能到劳动条件保护更差的小厂。

3.受疫情影响，制衣厂效益不乐观，有制衣厂为节省用工成本，雇佣学生工顶替新招聘社会工，学生工成为流水线上无保障的劳动力并受到压榨。在到访的深圳市光明区的制衣厂，工厂雇佣学生在流水线做普工，并且安排他们加班和上夜班。这些学生工来自内陆不同省份的职业学校，总人数约300-400人。学生工说学校以“实习”名义安排他们进厂，实习期三个月至六个月，实习期不满不能毕业。学生工们坦言自己所学专业和目前做的工作无关也学不到任何知识，但是每天必须忍受化学药水味浓的车间和枯燥乏味的工作。

《劳动法》明确规定“不能安排学生工加班和上夜班”，但这些学生工却长期加班和上夜班，并且无任何劳动保障。从和深圳市光明区工人的聊天中得知，正式工的工资构成多按底薪+计件，而学生工工资构成只能按底薪+计时。虽然深圳市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2元/小时[4]，但深圳市光明区学生工的计时工资确只有13.5元/小时。

除了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学生工说车间里的有些正式工还会责备他们作业速度不够快，拉低了整条流水线的产量。并且部分正式工还会把学生工完成的货量拿走，算为他们的产量，这样正式工可以拿到更高的计件工资，而学生工只能拿更低的计时工资。

对于工厂方而言，通过安排学生工进厂加班、上夜班等方式可以解决生产线内短期人手不足的问题，因为一旦人手多余工厂就可以把这些学生工送回学校。这种方式不仅直接减轻了工厂雇佣社会工的成本，还为工厂长期保持员工工资不增加、劳动条件和福利不改善提供便利。

4.工厂即便受到疫情影响订单减少或出现经营危机，也不主动辞退工人，但工人往往会因为收入降低主动离职。例如东莞市高埗镇一家人数超过一千人的制衣厂，受疫情冲击已经传出经营困难的风声，工人没货做只领基本工资，但工厂也没有辞退员工，而是继续支付底薪并期待员工主动离职。这种“裁员”方式其实在疫情前也被许多工厂普遍使用，工厂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避免支付经济补偿金。

但是，疫情导致工人主动离职的更多。由于工人本身抗风险压力较弱，收入降低会加重他们脆弱的处境，因此，除非是雇佣于正规工厂的正式工，且工作年限较长、年龄较大的工人为了得到经济补偿金会选择等待被“裁”之外，许多工人等不及工厂裁员便会因工资过低而主动离职，重新去寻找一份更“高薪”的工作。

5.针对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今年部分企业出现的更为严重的经营困难，广东省出台了一系列帮扶政策，如今年6月出台了《中小微企业阶段性缓缴社保》的政策，但这些政策似乎对工人无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以广州市大埔九社和新塘镇的制衣工人举例，他们本身未购买社保，这个政策除了“帮不到”本就未按规定给工人缴纳社保的小制衣加工厂外，对于制衣工人，在疫情加剧他们脆弱处境的同时，社保缓缴政策还可能扩大他们承受失业或疾病带来的风险。

对于深圳市光明区和东莞市高埗镇的工厂，这些工厂属于港资企业，不属于中小微企业类型。但就算社保缓缴政策可以扩大适用于这些企业，对于买了社保的工人来说，在疫情导致收入变低的情况下仍需要按以往的比例缴纳社保，这些政策似乎只是在为企业考虑，而从未想过工人的处境。

这次调研从对广东省四个制衣区的走访来看，可知，无论是小型制衣加工厂还是中、大型制衣厂都不同程度受到疫情影响。制衣厂出现经营效益下滑，工厂规模缩小、搬迁甚至倒闭的情况。而这些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影响是制衣工人收入减少，工作不稳定性增加，并且雇佣关系更加“非正规化”和“零散”化。

此外，我们从调研中得知制衣厂由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等因素吸引不了年轻工人，自身发展也出现许多困境，而仍然留在制衣厂工作的“老工人”，他们的劳动条件和工作质量难以得到改善甚至变得更加糟糕。而在疫情导致各行业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形下，制衣工厂经营状况的变糟更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老工人”被劳动力市场淘汰的可能性。企业应对疫情的用工政策；疫情是否加快制衣厂的外迁或搬迁到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其他省市；中央或地方性的帮扶企业“恢复生产”等政策对制衣工人产生的影响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