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大数据显示，制造业稳链固链需更加重视

在今年上海疫情期间，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城市酷想家团队联合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利用“我的打工网”的制造业灵活用工大数据构建了制造业景气先行指数（Leading Index of Manufacturing Prosperity，简称LIMP），以反映制造业实时发展状态。当前，在制造业中，随着柔性制造和灵活用工的发展，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灵活用工规模的调整，来应对订单的灵活变化，这使得企业可以在订单规模较小的淡季保持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在订单规模较大的旺季，也可以通过扩大灵活用工的规模按时交付订单。因此，灵活用工情况的变化，能够灵敏地反映出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给制造业带来的影响，从而先行地反映出宏观经济的变化。而企业相对固定的用工和其他投入要素的调整，却有可能因为各种调整成本而无法敏锐的反映出宏观经济的波动。相比于其他数据，用制造业灵活用工大数据构建出的指数具有精准性、高频性和先行性的优势。通过对灵活用工大数据的分析，截止到2022年11月30日，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二，从招工数量来看，3月以来仅有8月份的用工数量指数短暂回升至“适中”区间，其他月份均处于“极不乐观”区间。相较于10月份，11月份用工数量指数回升明显；4月份至今工价指数处于“极不乐观”区间，11月份工价指数相比于前一月有小幅下降。

总指数构建。LIMP指数的构建采用了来自于互联网灵活用工平台“我的打工网”2018年9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的实时招聘订单数据，主要利用的信息为招聘时薪和面试通过人数两个指标。该数据主要覆盖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数据相对较少。在构建LIMP指数时，我们对原始的招聘订单大数据进行了一些处理，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4）同时利用招聘价格信息和招聘人数的信息，并进行加权处理。该指数以50为基准，理论取值范围在0-100之间；越接近50则代表该期的景气状况和整个观测时期的中位数值越接近；大于50和小于50则分别代表好于和差于中位数值，和50的差距越大代表偏离程度越高。按照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表，我们将LIMP指数分为极不乐观、不乐观、适中、乐观、极乐观5档，五档对应的预期出现概率分别为15%，15%，40%，15%和15%。截至2022年11月，LIMP指数的具体数值以及五档的划分情况如图1所示。

工价指数。工价指数是合成总指数的构成之一，其在总指数中的权重为0.6。截至2022年11月，工价指数的具体数值以及五档的划分情况如图2所示。工价指数11月的数值为22.5，10月为27.7，11月较10月有小幅度的恶化。近两月，工价指数仍处于“极不乐观”区间，11月的数值仍较为低迷。

用工数量指数。用工数量指数是合成总指数的构成之一，其在总指数中的权重为0.4。截至2022年11月，用工数量指数的具体数值以及五档的划分情况如图3所示。用工数量指数11月数值为37.2，10月为32.4，11月较10月有明显的回升，有向“不乐观”区间逼近的趋势。

长三角。如图4所示，长三角LIMP指数11月的数值为27.5，10月为29.1，11月较10月略有回落。近两月，长三角LIMP指数仍处于“极不乐观”区间且距离“不乐观”区间较远，处于低位运行状态。

珠三角。如图5所示，珠三角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的11月数值为40.6，10月为40.4，基本保持平稳状态。自6月以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恢复情况要好于长三角，近两月，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劳动力市场景气指数回升至“不乐观”区间，有平稳回升的趋势。

首先，临近岁末制造业恢复比较明显。今年3月下旬上海疫情后，制造业景气先行指数落入“极不乐观”区间并持续到当前。相较于9月，10月和11月LIMP指数有所回升，但仍处于“极不乐观”区间低位运行。

第二，最近两月，工价指数低位运行，用工数量指数恢复明显。10月和11月，工价指数位于“极不乐观”区间且距离“不乐观”区间较远，用工数量指数逼近“不乐观”区间。

第三，从区域来看，3月疫情的冲击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的恢复情况要好于长三角地区。10月和11月，长三角LIMP指数有所回升，但仍位于“极不乐观”区间且距离“不乐观”区间较远，珠三角已经回升至“不乐观”区间。

（1）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制造业灵活用工需求明显减少。三月下旬，上海疫情暴发，对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影响较大。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人员流动和物流运输面临巨大的阻碍。昆山作为电子制造业的聚集地之一，今年自3月下旬至4月底，制造业灵活用工招聘几乎停滞。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至5月全国外来户籍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3月保持在6%以上水平，4月达到有数据以来的峰值6.9%，此时用工数量指数探底“极不乐观”区间。截至11月份，除了8月用工数量指数短暂恢复至“适中”区间，其他月份均位于“极不乐观”区间。订单匮乏是影响电子制造业灵活用工需求减少的直接原因。

（2）3月疫情冲击以来，数月构成LIMP指数权重更高的工价水平远不及去年同期。图6展示了以每个订单面试通过人数为权重的日工价指数。由图可知，今年年内工价在疫情后５月复工复产和８月旺季达到局部峰值，11月份工价有一定回升趋势，在年内的季节性波动上，和前几年差异不大。但是，今年8月之后工价水平走势明显低迷，远不及去年同期水平。和往年一样，在8月左右订单旺季，求职者大量涌入市场，但订单不足使得8月份工价以远低于去年同期的水平达到年内的峰值，且在高位的持续天数低于去年同期。从数据上看，招聘工价在8月11号之后就停止了上涨，并从９月初开始逐渐下降至11月初触底。

（3）国内订单转移是促成11月份工价上升的部分原因。图6中，11月份工价水平呈现快速回升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是制造业回暖的表现。事实上部分大厂10月下旬就缩减甚至停止招工，11月份这波工价的上升主要是高工价的大厂开始招人，而非制造业整体工价水平的提升。一方面，郑州富士康事件的发酵，用工短缺使企业产能无法释放，部分订单转移到其他地区相关产业链的企业，转移订单的增加提高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另一方面，随着11月上旬部分订单到期，以及部分外来务工者早于往年提前返乡，劳动力市场求职热度有所降低。综合来看，转移订单量的增加和劳动力供给减少可以解释部分11月份工价水平的回升现象。一定程度上，11月份工价回升提高了仍在外打工的外来务工者的实际收入，但并不代表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恢复。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全面调整，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积极组织外贸企业集体赴境外参加经贸活动，抢订单，稳市场。这一方面反映了各地稳增长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方面。综上，我们认为，推动实体经济加速恢复的各类宏观政策手段不能放松，地方政府和企业自救的手段值得鼓励，以维持国内生产链和供应链持续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