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乐村女工（下）

虽然疫情防控政策已经U型回转，时值冬至和圣诞，我们不应忘记那些本该回家的人。11月18日上午，被转运进广州南沙体育馆方舱医院的一名女性在卫生间自缢身亡。患者之外，她是一名来自湖北的外来女工，与丈夫居住在广州本轮疫情防控最为严重的城中村之一。她曾在电子厂上班，后来与丈夫一起做服装生意、经营网店。夫妻二人皆感染新冠后，被分别转运到一南一北的南洲与从化，分别前，她将自己一直保管的银行卡和给老家孩子新买的衣服交给了丈夫。

正如本文作者Nellie Chu基于康乐村快销服装加工厂田野所描摹的外来女工一样，这名女性既是劳动力，也是照顾者，亲人是她牵挂的依托。11月17日下午，当她得知丈夫也确诊为新冠感染者后，心情变得非常低落，她对同乡说“过年老家也不想回老家了，留在广州，怕感染了这个病毒回老家被人说闲话”。牵挂已经转化为了防控下对疾病污名的害怕。分隔夫妻的方舱也无法构成能让她继续立足在广州的方寸。

本文揭示了这一惨剧中的女工恐怕并不是无力的受害者，而是在城乡、性别、家务、外来歧视、低薪和不稳定用工等多重结构性压迫下同时担负产业劳动和照顾劳动的主体。康乐村的女工们撑起了她们的家庭与家乡、全国服装年产量的近5%，和全球快销产业。她也曾能平衡在广州打工的“被困”和“流离失所”，直到这两个曾经对峙的维度在本轮防控下合二为一。

本文作者Nellie Chu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长期关注南中国城中村在跨国快销产业链里的位置，和其中的人、事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她现在任教于杜克大学昆山分校。本文原标题为Jiagongchang Household Workshops as Marginal Hubs of Women’s Subcontracted Labour in Guangzhou, China，刊登于2019年《现代亚洲研究》杂志的第三期。由结绳志和社会学会社的朋友共同翻译，本推送为下半部分。上半部分请在后台输入“康乐”获取。

本文介绍了华南地区被称作“加工厂”的家庭作坊，这是一个汇集了外来女工情感劳动与产业劳动的边缘枢纽，而她们劳动的背后是对远方亲人和家乡的牵挂。当外来务工人员与城中村逐渐被城市吞入，外来女工的社交和劳动所能依仗的只有临时的工作地点与不稳定的低薪生产模式。外来女工既是工厂里的工人也是照护者：她们未被回应的渴望表明了边缘枢纽如何在安置与流动的错位中产生；而当女工们试图弥合供应链中照护劳动与产业劳动之间的矛盾时，这一错位逐渐升级。

通过她们性别化的纽带，加工厂中的女工形成了一种被博伊姆（Svetlana Boym）称为“离散的亲密感”（diasporic intimacy）的，即对彼此瞬时且不稳定的感情。这种亲密感描述的是两人或以上的外来移民因共同感受到的在他乡的不安全感和陌生感而相聚的情形，尽管这种相聚可能非常短暂。移民们流亡和无家可归的感受制造出了一种双重意识——即博伊姆所描述的“在时空中的双重暴露，一种持续的岔离”。“流亡”，她阐释道，“意味着跃到外界。流亡同时是被放逐的受苦和对新生活的跃入；它揭示了所失与所寻得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女工们“牵挂”的感受与她们在加工厂的关怀劳动从多个角度映证了博伊姆的“离散的亲密感”作为对移民们因共有的错置、疏离处境而形成暂时且不稳定的汇聚过程的描述。作为母亲的担忧与对远方人的思念成为了低薪制造业劳动的动力，也体现了女工们在异乡的错置感。她们对远方爱人怅然不得的感情，成为了调动在充斥着边缘劳动与剥削的不平衡链条上的低薪劳动的力量。在家庭作坊中，女工们作为母亲和打工者从她们的劳动中寻找意义，尽管她们的双重身份带来的负担在加工厂中进一步模糊了两种角色的界限。比如，许多我遇到过的外来务工人员曾讲述过ta们对于子女教育成本上升、长辈健康状况日渐恶化、以及自身的缺席导致的家庭关系紧张的忧虑。

工厂女工们也会通过互相倾诉乡下家中的问题来缩小彼此之间的地域差异，暗示着跨越遥远的地理和情感距离来维持稳定家庭关系的困难。我下面讲的这个民族志小插曲展现了部分外来务工母亲是如何试图解决子女吸毒、工伤、负债和经受家暴的问题的；这些问题在母亲们离开家庭环境或把子女带到低薪工厂帮工的时候逐渐出现。打工的需求使得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关系变得紧张，尤其是因为这些家庭需要依靠外出打工来支撑自身的社会经济生存。因此，外来女工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的关联成为了加工厂生产的重要力量。

康乐村的握手楼。图片版权：Nellie Chu (2016) The Emergence of “Craft” and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long the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for Fast Fashion in Southern China, The Journal of Modern Craft, 9:2, 193-213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我早期访问王家工厂时，我遇到了一位健谈的母亲，她有一个可爱的十岁女儿。这位年龄在三十多至四十出头的马太太来自一个台山市附近的村庄，在广州以西，相距三四个小时车程。过去的二十年里，她一直在这个纺织业的城区工作生活。一天，在王太太和我如往常般打了招呼后，我们听着马太太响彻楼层的声音都陷入了沉默。马太太在用普通话抱怨着她家乡的毒品问题。

显然，在马太太的故乡，可卡因的使用十分常见。她说，在那里见到吸可卡因成瘾的人并不奇怪，年轻到年老的人都有。它种在村庄附近的田野上，说明了这个毒品在当地的流行。几个当地帮派在镇上活动，哄骗人们购买和使用毒品。这些帮派成员在几个市场闲逛，甚至会敲开人家的门来诱骗可能会成为潜在稳定顾客的人。警方在两年前曾抓捕过镇上一个毒品帮派的头目。

随着马太太和我们坦诚地分享她的故事，我们意识到她的儿子就是这些帮派的顾客之一。当工厂主王太太问马太太她是如何发现自己的儿子吸可卡因的时候，马太太说，他在村里游荡，过着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每天他早晨醒来，到常去的早餐店吃饭，看电视，睡午觉，偶尔在床上看书。在王太太的继续追问下，马太太讲道，她的儿子是被他的好朋友影响而接触可卡因的。她进而描述了儿子懒惰和毫无目的的生活，让我好奇他为何不找一份工作。

马太太继续说道，她有一天在抱着一个婴儿的时候和儿子发生了肢体冲突。当他的手扫过她的肩膀时，一些白色的粉末留在了她身上。显然，她儿子在她发现之后马上停止了吸毒，而她视自己的介入为对整个家庭的拯救。她说，“感谢老天让我发现了这个（儿子吸毒的事情），因为人一旦开始就很容易上瘾。如果我没发现，这会成为我们家的噩梦。”王太太表示了赞同，说她的姐夫只尝试过几次，并说明吸毒对他而言只是一次偶然的尝试。

马太太的讲述似乎说明了，她不仅是家庭的照料者和供养者，她在城市里裁缝的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她是家庭里负责任的成员，其ta成员与她相比更加任性。当我逐渐熟悉马太太和她常带来工厂的女儿后，我慢慢开始意识到为何这位母亲经常拒绝回到故乡。看起来，马太太是想要保护她的小女儿不受困扰着她家人和其ta村民的暴力和毒品的伤害。

在不同的场合中，我留意到马太太的女儿有时会在缝纫机旁辅助她的母亲工作，可以看出孩子对服装工作的熟练程度。此时我才明白，马太太在巡视服装区的工厂时，一直将女儿带在身边。在偶尔休假时，母女二人会乘坐新开通的地铁线（当地市政府为2010年的亚运会而建）。她们还会一起去机场，只为了看飞机起起落落。

尽管马太太身处广州，但她依然心系居住在农村的儿子和家人。车间工作让她暂时卸下了母性忧虑，并暂时摆脱了为平衡家庭照护工作和从事雇佣劳动所造成的压力。作为服装区的临时工，她与家乡所保持的地理距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她管理好作为母亲和作为外来劳工所经历的情绪波动。然而，与此同时，她的背井离乡似乎加剧了她儿子的逞性妄为及其对毒品的涉足，这表明马太太难以在城市的工业性工作和作为母亲对农村儿子的责任之间取得平衡。

当马太太不得不处理因她远离家乡而发生的意外事故时，其他外来女工也不得不面对她们被迫在工厂环境里养家糊口时所出现的问题。在走访另一家加工厂时，我发现工厂老板娘王太太没有出现在车间里。工人们神情黯淡，尘土飞扬的空气里弥漫着震耳欲聋的寂静，这预示着意外发生了。我继续沿着陡峭的阶梯爬上二楼，发现王太太正侧着身体横躺在沙发上，并用手臂遮着眼睛以挡住光线。

当我走过长长的阶梯到达顶端后，我立即向站在办公桌旁的王先生问好。他以一种疲惫且无精打采的语气作了回复。我感受到他的声音缺乏兴致，便轻轻地问他们是否又通宵加班了。令我惊讶的是，他回答说不是，但没有附加任何其它解释。然后，他温柔地轻推了一下王太太的肩膀，把她叫醒了。当她慢慢抬起沉重的眼皮时，她用一种低沉和阴郁的声音回应了我的存在，这与她平日声音里的高亢和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眼睛看起来像是因昨夜大哭而变得浮肿。

王太太略带羞愧和尴尬地解释道，她16岁的儿子彬彬（Bun Bun）在附近的一家医院过夜了，正等待着膝盖手术的安排。显然，几个月前，彬彬在沿着陡峭的金属阶梯将一块沉重的布料抬到二楼时，右腿膝盖严重受伤了。在至少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尽管彬彬只能在车间里拖着右脚一瘸一拐地走着，但他始终不提及膝盖一事。工厂里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他的伤势，但没人意识到他的病情会恶化到需要做手术的地步。

她泪眼婆娑，表达着对儿子的失望。然而，她的愤怒隐隐地主要指向作为母亲的她自己。“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故事倾泻而出，她说，“他总是那么沉默，即使很痛苦时也很少对我们说什么，要是他能早点告诉我们他的情况就好了。”王太太指的是彬彬对工厂里的每个人都少言寡语、似乎很冷漠的态度。事实上，彬彬在工厂里的大部分时候都在低头看手机，通过手机与家里的朋友联系，或是在网上看动漫小说，与周围的每个人脱节。我注意到了彬彬和他的父母之间明显缺乏沟通，但我从未想过他们的问题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在他（彬彬）生命的前四年，一切似乎都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他身边，他可以和我们谈论一切。只有当我们（王先生和我）离家去很远的地方工作后，他开始和一直陪在他身边的祖父越来越亲近。我们回老家看他时都还好，也许那会儿他还小。但当他十三岁时，我们开始看到他的变化。他干脆不和我们说话了。在老家那边，他有很多同龄的朋友，而且他总是和他们一起玩。但是当他（从老家）回到工厂后，他就不说话了。他内心某处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大多时候都不在，我怎么能怪他呢？

王太太继续解释说，彬彬拒绝上学，所以在没有任何其他可行办法的情况下，他和这对夫妇一起在工厂工作。过去几个月，我在工厂见过这个年轻人，突然意识到他在那里是多么不快乐。日复一日的超负荷工作一定让他很沮丧。“他可能不习惯我们在这儿的工作时间。他不习惯这种（工厂）环境……他祖父是对的，”王太太补充，“这儿（工厂）不是孩子成长的地方。”

作为母亲，王太太内心的愧疚和失望之情似乎是真实的、不加掩饰的。她表达了与儿子分离的懊悔，在彬彬的大部分童年，她和丈夫都远在另一个省里工作。伴着失败的叹息，“一个母亲怎么能不担心她的儿子？”她继续说，“他在痛苦的那几个月里一直瞒着我们。如果他能告诉我们他的情况就好了。”又补充道，“他的祖父今天早些时候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医院。”她的话显示出，彬彬只相信和听从从小抚养他的祖父的话。并且，王先生和王太太的父母角色在彬彬的生活中处于次要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在身边。对王太太而言，看到彬彬自我导致的痛苦，加剧了她作为一个外来打工母亲的失败感和内疚感。尽管王家非常需要彬彬帮忙经营家族企业，但彬彬不喜欢在他父母的工厂工作，这让她更加内疚。由于无法为儿子找到经济稳定和社会经济流动的替代途径，她说服儿子加入工厂，并坦诚了自己的内疚。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低收入的工业工作显然破坏了家庭内部的关系，但紧跟时尚快速周转的日常业务有时迫使作为老板的批发商，和他们的作为雇员的制造商之间彼此建立情感联系，以便满足最后一刻无情的生产期限。批发商必须信任他们雇用的制造商会确保产品的质量，且不会将他们的服装设计出售给竞争对手。于此同时，工厂主们依靠客户的善意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订单，且不要求不合理的劳动时间。他们也必须利用与客户的情感联系，寄希望于在不被过度剥削的情况下，维持小规模的工厂运营。在此种情况下，母性的渴望架起情感的桥梁，将批发商和制造商在商业合作中紧密相连。关爱工作和工业劳动之间的界限，以及老板和雇员之间的界限，因而变得迷离与模糊。

康乐村的加工厂。图片版权：Nellie Chu (2019) Cartographic Imaginaries of Fast Fashion in Guangzhou, China. DOI:10.18574/nyu/9781479892150.003.0010

比如，在王家的加工厂，王太太和她的28岁广州批发商客户卡门，建立了虚构的母女情谊，这模糊了老板和员工之间的严格区分。作为广州服装行业的一位初出茅庐的批发商，卡门在母亲去世后不久便放弃了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学业，接管了母亲的服装批发业务。在母亲意外去世后，卡门以母亲的名义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奉献给了家族企业的扩张。在卡门努力开启批发业务的同时，王先生和王太太正试图在城中村建立他们的工厂。当卡门遇到王氏夫妇时，她因失去母亲而和王太太结缘，她的悲伤情绪与王太太长久渴望女儿的愿望产生了共鸣，尤其考虑到王太太与儿子的紧张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在开展各自业务的同时为彼此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不仅如此，卡门还会和王太太分享她们家庭的亲密细节，每天都会给对方打几次电话，谈论婚姻、母亲和创业的困难。

有时，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就像王太太与卡门之间的融洽关系，会发展成虚拟的亲属关系，以至于独立分包商之间的权力态势（power dynamics）变得模糊和矛盾。换句话说，关怀工作（care work）是否可以，或者应该被认为是可商品化的雇佣劳动（waged labour）——这个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答案，而是由那些必须面对这一两难境地的妇女来不断协商。一天晚上，王太太把叠好的衣服装进扁平玻璃纸袋时，她一直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当天早些时候夫妇俩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的疲惫、愤怒和对丈夫的怨恨一直没有消失。过了一会儿，她接到了卡门的电话。很快，她发现卡门的一位澳大利亚客户看到了一条正在整理，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装运的裙子。这位客户要求第二天发货，使得王家的最后期限提前了两天。王太太告诉卡门，她和工人们在前一天晚上已经为赶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上一订单而加班，可她最后还是不情愿地同意再花一个不眠之夜来完成这个新订单。

王太太向我解释说，由于夏天即将来临，泰国的小女孩们很快就要放假了。因此，他们的父母会希望他们的女儿穿上新衣服去玩耍或是购物。她的解释似乎与我们所处的工厂环境的现实情况无关。然而，王太太对我的解释正是了她愿意为她的客户加班的理由。仿佛训练学徒的前辈，她耐心地向我解释说：“有时你必须换位思考，了解别人的处境。我们的客户（卡门）受到了客户的压力，所以我们必须尽力为她服务。”她继续解释：“几周前，我们需要付三个月的房租时，她问我们钱够不够。我告诉她我们并没有足够的钱，于是她借给了我们维持周转所需的1万块钱。”

王太太以如此的同情和尊重来描述她与客户的友谊，以至于我一开始没有看到她们之间的老板—客户关系中权力态势的不平衡。王氏夫妇决定不顾休息的需要来满足卡门的匆忙要求，是因为他们希望维持与卡门的关系。卡门既是他们的客户，也是他们的家庭朋友。卡门和王家之间的剥削、义务和牺牲的诸纽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模糊了老板/雇员、关怀工作/生产劳动、商品化/非商品化工作之间的界限。他们作为独立承包商在高度动荡和不可预测的时尚和服装制造领域的合作，不仅来自对利润的共同兴趣，也来自她们之间情感深厚的母女关系。

反过来，卡门向王氏夫妇提供经济援助的决定源于她对这对既是她的朋友，又是她的生意伙伴的夫妇的依赖。那周晚些时候，卡门和我在一个晚餐上分享了我们对王氏夫妇的感激之情。我告诉她王家在工厂里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卡门和她的生意伙伴对王氏夫妇在努力工作所表现出的谦逊和傲骨印象深刻，于是回答说，“你知道，我们在这附近见过很多工厂主，其实很容易找到努力工作的人。但王家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可以依赖他们。一旦我们下了订单，我们知道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完成它。他们说到做到。这就是我们信任他们的原因。”在这个例子中，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任是通过亲属关系和母性渴望（maternal longing）的话语定式（idiom）来发展的，从而模糊了朋友、虚拟亲属和剥削者之间的文化界限。正如我所展示的，在分包劳动的背景下，对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剥削是在这些模糊的边际范围内进行的。

夹在城乡、家庭和工厂间的空间空隙中，广州加工厂里的外来务工妇女发现自己的处境是双重错位（displaced）的。她们既远离了农村老家，也远离了城市里的稳定就业机会。她们母性渴望的话语象征着她们的双重错位，同时也构成了她们共享相同渴望的临时平台。移工妇女必须不断努力处理农村/城市、家庭/工厂、生产/生殖劳动、老板/雇员和朋友/剥削者的模糊边界。她们在加工厂里的日常劳动形式，展示了对劳动力汲取和利润积累的过程是如何利用这些边界，形塑了商品大规模生产的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