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职教改革新政重在落实

12月27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全文共十四条措施，对职教改革重新提纲挈领。这是中共二十大以来，首份以两办规格印发的教育政策文件，也是《职业教育法》修订实施七个月以来，教育部对改革方向的完整定调。

在已过去的2022年中，职业教育无疑是教改施策的主要方向：4月，已实行26年的《职业教育法》，终于结束十余年的修订长跑；《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的通知》、《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也迅速相继面世，分别从教师保障、资源欠账、专项人才培养上，对既往痛点拿出具体方案。

根据人社部三季度对全国82个城市的最新统计，制造业的用人需求占比达40%，其中，高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技师和工程师的求人倍率分别高达 2.01、1.98、1.94、2.14，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的出口处，几乎每两个岗位仅有一个求职者。

同口径追溯下，这在过去数年都是常态。及至《意见》出台，政策层面对职教改革决心显见，也反映制造业人才缺口需求迫切。文件未来如何落实，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也不可小觑。

纵向上，文件要求探索部省协同推进机制。将选取有迫切需要、条件基础和改革探索意愿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就激励政策和制度环境，推出一批新经验新范式。教育部职成司司长陈子季表示，2023年初，计划先选择10个左右省份，“一省一案”编制方案，“一省一策”给予差异化支持，“一省一台账”逐项落实，借此形成区域产教融合政策“工具箱”。

继续向下，省级层面则自主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要求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成立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实体化运作。这一点上，省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被突出，要求其拿出人才需求、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三张清单”及落实机制。

横向上，跨区域建设产教融合共同体。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牵头，被优先圈中的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高端仪器、航空航天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能源电子、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资源上，《意见》对各主体也给出了具体支持。如将职业教育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内投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政策性资金的支持范围；企业举办的非营利性职业学校，可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经费等相关经费标准和支持政策给予适当补助；对参与联合体、共同体建设的普通高校，在平台建设、招生计划等方面给予专项支持。

《意见》提到，将支持高水平本科学校参与职业教育改革，同时扩大应用型本科学校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规模，这成为了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既往职教端改革，常受制于学历层次，难以得到家长认可，“自我矮化、窄化”也是政策讨论中的常见批评。

虹吸资源还是搅动活力？有办学者担心，普通高校的加入可能挤压职校生存空间，这种思路也指向两种教育体系一强一弱、一高一低的传统认知壁垒。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表示，《职业教育法》确立职业教育成为同等重要类型后，还需要办学者破除孤立思维。

“类型教育要在融合中体现类型。”她认为，普通高校加入职教，带动竞争，将使职教的类型特征更加鲜亮，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对其“低人一等”的认知，企业发展有上游、中游、下游，办学者更应当考虑的，是在其中找到自身的特色定位。

就与普通教育体系的融合，《意见》还称将探索发展综合高中。综合高中概念是教育界的长期议题，以美式高中的多类型课程供给模式而闻名，这将如何见容于标准相对单一的中国高中，值得观察。此外，《意见》也要求建设一批高水平国际化的职业学校，推广“中文+职业技能”项目，培养国际化人才和中资企业急需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

“创新的不该是文件，而应该是实践。”也有多位职教基层办学者向财新表示了对《意见》的困惑。疫情袭击叠加政策频出，学校端目前对文件也存在“阅读疲劳”。

自2019年开始，职业教育的高规格文件每年都有更新。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二十条）；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1年，两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本次《意见》印发，此前累计的配套执行文件更是明目繁杂。

“看着都很好，但不知道怎么做。”一位高职管理者坦言。过去数年，职教一侧许多新概念尚未来得及执行、沉淀，更新的文件又至，其中也不乏重复和调整，一线教师得以感受到政策端的重视和急迫，但这也将教学局面压迫得更加纷乱。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孙诚认为，过去许多政策的落地，可能过于务实，繁杂的考评、申报、写材料挤占着教研人员的精力，也压缩他们在教学中探索创新的可能，“或许干得不多，但一定写的很多，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忙得没方向了。”

邢晖表示，基层感受到的“乱”，主要是诸多名词上的乱。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综合性、系统性提高，需要关注不同文件之间的内生联系，许多未被重复的概念，既有政策出发点不同的考虑，也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