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富士康妈妈”的困境：中国的社会再生产和“零工式制造”的兴起

摘要：作为对郑州富士康这个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制造基地的第一份民族志研究，本文指出，随着资本向中国内陆转移，一种以“霸权式不稳定性”为特征的新劳动政体已然兴起。尽管富士康提供了包含长期福利的正式合同，内陆劳工仍然选择了一种更加灵活的雇佣状态。作者认为，这种令人惊讶的模式是生产点的动态和社会再生产的动态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囤积时间”的机制，富士康的管理层向少数工人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而将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压在最低水平。同时，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动态变化使富士康的工人，特别是有孩子的女工，不断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挣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极高的工人流动率，这也使得劳工团结的前景黯淡，与此同时“零工式制造”在中国兴起了。

过去十年，富士康——一家在中国大陆开设大部分生产线的台湾跨国电子合同制造商——成为了全球劳工研究的典型场所。2010年深圳园区的18名年轻工人试图自杀后，作为苹果公司主要供应商的富士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仔细研究了富士康的劳动力招聘、管理体系及其在全球生产链中的角色后，学者和劳工观察团体认为，一种“宿舍劳工政体”成为了富士康和其他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特点。通过在宿舍中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并将长期和代际再生产外化到内陆农村，这种劳动政体一方面触发了强烈的劳工动荡，另一方面也阻止了工人形成更大的集体性力量。

近年来，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中国制造企业纷纷采取“空间修复”（spatial fix,哈维，1999）的方式，即把生产线迁往内陆省份和其他劳动力仍然相对便宜的国家。伴随着企业的内迁，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人口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曾经在沿海经济特区打工的农民工都回到了内陆，在他们家乡新建起来的工厂里工作。此外，那些过去没有外出务工的人现在也进入了附近的工厂。与沿海地区的工人相比，内陆地区的工人年龄要大得多，通常在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孩子已到了上学年龄的已婚女性。

内陆工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对高度不稳定就业模式的同意程度越来越高。2014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限制雇主雇佣劳务派遣工，这在中国国内的移民劳工中引起了一波“（就业）再正式化”的浪潮。然而，尽管能得到有社会保障的正式职位，很大一部分内陆富士康工人却把自己变成了事实上的非正式劳工：他们会进厂工作几个月，在旺季过后自愿离开，到了来年又回到同一家工厂成为新员工。曾经，中国的移民劳工会在同一个工厂或城市工作多年，每年只回家一次，而如今，制造业的工作变成了在后工业化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盛行的“零工经济”之下的一份临时工作。因此，作者将这种劳动体系称为一种“零工式制造”体制。

当前的研究通过对郑州富士康工厂的案例研究来探讨上述问题。基于在车间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工人的访谈，并辅以国家层面的数据，本研究是对富士康大规模内迁后车间内的劳工政治进行的首次全面考察。作者将这种新的“零工式制造”体制的核心特征概念化为霸权式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尽管工人得到了具有长期福利的正式合同，他们却还是同意了更加不稳定的就业状况。虽然早期的劳动政体研究已经很好地解释了同意是如何在生产点被制造出来的，但它们不能解释与劳动者想要继续或是退出一份工作有关的同意是如何产生的。换句话说，只看生产点不足以解释工人对不稳定就业状态的同意。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难题，作者借鉴了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并制定了一个新的框架，表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变动如何共同制造了一系列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正是引发对霸权式不稳定的同意所需要的。

作者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在生产点上，富士康依赖一种本文称之为“加班囤积”的机制，即管理层将获得加班费这种提高工资的机会给到一小部分工人，同时保持工人的基本工资处在一个低水平上。因此，富士康同一装配岗位的工资差别很大（从大概1900多元到6100多元），这使得这份工作听上去很好，能够吸引到劳动力，与此同时又让工资始终波动极大，使得劳动者不能长期留下。在劳工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本文主要考察了两个地点。首先，在进行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宿舍里，交叉的宿舍分配使工人们原子化了，这创造了一种孤立的日常经验。第二，在发生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农村家庭中，家庭对现金收入的需求迫使母亲们到工厂里找工作，同时，新出现的密集型母职期待又要求她们在孩子需要时随叫随到。总的来说，正是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再生产中的矛盾力量，使得富士康的妈妈们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季节性地摇摆不定。不过，这种矛盾也为女工们发挥能动性和建立团结打开了空间。

随着战后福利国家的损毁和零工经济的兴起，“非正式性”这种不受管制或不与标准社会保障体系挂钩的就业状态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早期的学术研究侧重于解释这种变化的新颖性，而最近的文献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到了新的方向。研究表明，承诺提供有工作保障和福利的正式工作的福特制社会契约更像是一个历史上的异类，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规范，因为基于种族、性别、阶级和公民身份而被视为边缘的社会群体从未享受过相同水平的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

关于非正式工作的新文献还进一步挑战了先前的一个关键假设：刘易斯发展模型，这个模型假设低薪、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的大多数劳动者最终将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并且后者将最终取代前者。然而，在现实中，非正规部门和个人的非正规就业并不是通往工业化和正规化道路上的一个短暂阶段。相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非正规部门在工业化中幸存下来，有时甚至与工业增长同步扩张，因为中产阶级的崛起需要大量提供非正规服务的劳动者。此外，在正规部门内，也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非正规工人，他们被排除在正规劳动立法的规定和保护之外。对许多企业来说，将劳动力划分为正规的核心区和非正规的外围区，是防止劳工团结、维持统治和提高利润的有效策略。

虽然这些新进展有效地揭穿了正式的工厂工作普遍优于非正式工作的神话，但没有任何现有的框架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目前富士康的案例中，工人把所谓的正式工作变成了零工、频繁地进出工厂，却不一定有更好的就业选择。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下一节将发展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综合现有的劳工政体分析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强调工人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生计在塑造劳工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虽然“社会再生产理论”这个术语是晚近的发明，但其思想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着悠久的谱系。当马克思很好地确立了“剩余价值”的提取主要依赖于延长工作日和挤压劳动者的日常再生产时间时，他并没有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如何构成了劳工政治，而只是将前者作为一个既定的条件。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例如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指出了妇女在提供家务和其他再生产劳动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指责这种工作拖累了她们从事更有意义且更具社会重要性的工作，因此阻碍了妇女解放。在1970-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进一步争辩说，妇女在家庭领域的无偿劳动，不是一个外部因素或小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当今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学者，为了应对福利国家的瓦解和社会再生产部门的市场化（如全球北方的儿童保育、老年人护理和医疗保健），将分析的地点从家庭领域扩展到了构成劳动力更新和社会秩序维护的广泛过程和机制中。

在劳动研究中，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个与社会再生产重叠但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已被广泛用于劳工政体分析。迈克尔·布洛维（1985）在其关于比较工厂政体的开创性研究中，进一步将劳动力再生产以及企业间的竞争、劳动过程和国家干预概念化，作为在生产点塑造政治的四个变量。后来的学者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制造工厂中汲取证据，提出了一个宿舍劳工政体的观点，着重于管理层的规训权力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宿舍形式的功能。在一个典型的宿舍体制中，主要是女性、年轻的、未婚的工人会被暂时挤压在工厂附近的单性别宿舍里，而他们的农村户口身份决定了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福利。这种劳动力控制的空间模式通过确保工人住在附近、他们的时间被严格管控，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降到最低，而所有其他的再生产成本都外化到了他们的农村家乡，产生了一代留守儿童。与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劳动控制并驾齐驱的是嵌入中国农村的“父系、从父居和父权”家庭系统，它从旁辅助产生了一代社会弱势的女性移民劳工，她们在村里被剥夺了土地和其他资源，不得不在这个家长制的工厂体制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这个体制中，存在着一个自我监控的、父系的、以籍贯为基础的网络。

其次，现有的劳工政体分析倾向于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一个静态的、给定的条件，而不是充分处理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经济社会学家和劳动学者已经分析了包括父权规范在内的社会因素如何影响雇佣模式，但受社会再生产理论启发的女权政治经济学的新贡献在于它对社会再生产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的系统分析。这里的关键是，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互动从根本上说是由女性劳动者的双重角色所调解的：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妇女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生产者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她们仍然被认为是父权制家庭中的主要照护者。因此，大多数移民妇女的就业轨迹不太能符合男性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通常以一次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较长的就业时间为特征。相反，她们的就业模式往往与她们的再生产生活节奏相吻合，并且通常被限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窗口内——通常是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后她们会回到村里的家中，承担母职并照顾老人。

第三，社会再生产理论还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框架，以概念化妇女在与资本和父权统治进行协商和反抗的能动性。随着去工业化和非正式化的推进，传统的劳动斗争场所，即生产点，如工厂车间和办公室，正在失去其战略意义。与之相反，在社会再生产领域组织劳动（例如家务劳动部门），以及围绕生活状况、社会福利和性骚扰等问题进行工人组织，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且有希望。同时，更新后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也提供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统一理论阐释，“将无偿家务从其分析的中心剥离出来，转而坚持社会再生产与生产工作的必要但矛盾的关系”。这意味着女工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之间的斗争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协商和谈判的场域，因为妇女在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明确策略可以促进或破坏资本的积累。

在这项研究中，为了响应更好地捕捉生产和再生产动态间的交集的呼吁，特别是社会再生产在劳工政治中发挥的构成性而非补充性的作用，作者采用了一种整体性的方法，将由社会再生产理论启发的见解与劳工政体分析相结合。除了研究工业生产和劳工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外，作者还将社会再生产领域概念化为一个多核心领域，其中不同方向的力量都在发挥作用。作者还特别在社会再生产的两个核心中发现了三个起作用的因素：工厂宿舍，那里发生着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以及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其中包括物质需求和父母照料的需要。正如作者将证明的那样，社会再生产中的所有这些因素，加上生产点的因素，共同制造出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工人选择了不稳定的工作模式而非正式的模式。跨越（生产和再生产）这两个领域，这些富士康的妈妈们通过积极构建她们既是养家者又是照护者的双重角色，不断与这个复杂的系统进行协商，她们创造的替代性照料空间有可能促进团结和未来的斗争。

在下面的章节中，作者首先会解释为什么选择郑州富士康来做在中国制造业搬迁背景下的案例研究。其次，作者阐述了这个内陆“零工式制造”政体中的劳动模式，其特点是作者所说的“霸权式不稳定性”，这一术语强调了新出现的特点，包括极高的流动性和季节性就业，这与早期沿海经济特区的宿舍体制明显不同。第三，作者解释了劳动力社会再生产领域中协助产生霸权式不稳定性的多种因素。在结论中，作者讨论了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动态的影响。

在2010年深圳发生连环自杀事件期间，富士康已经开始将其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内陆，这是一个长期空间修复的开始。2010年夏天，富士康开设了第一个郑州园区，其中有25万劳动者，这使得郑州园区超过深圳园区，成为富士康全球多个基地中最大的，同时也是其高端iPhone生产的唯一基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富士康在郑州又建了两个园区，使该省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劳动力供应源泉。截至目前，富士康已在中国各地建立了45个园区，其中大部分位于内陆省份。从2007年到2019年，富士康在大中华区的员工总数从60万增加到81.3万，最多的2017年有98.8万。这是制造业大规模搬迁浪潮的一部分，而搬迁最主要的目的地是拥有最多农村人口的原农业省份。

大规模的资本迁移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内部移民的面貌。从2008年到2021年，来自内陆主要省份的省内移民从29%增加到43.4%。在富士康位于河南的园区内，省内移民劳工的比例已经达到95%。郑州富士康的工人来自河南附近的地区，而不是不远万里来到一个偏远的城市、每年只回家一次。作和家庭之间距离的靠近使大量有年幼子女的妇女能够外出工作。从2009年到2021年，在全国范围内，已婚的移民劳工从56%增加到80.2%，而单身者则从41.5%下降到了16.8%。这种变化与中国移民劳工队伍中的老龄化问题是同步的：从2008年到2021年，40岁以上移民劳工的比例从30%增加到52%，移民劳工的平均年龄从34岁上升到42岁。与此同时，富士康30岁以下员工的比例从90%以上下降到48%。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了一个新的局面，挑战了我们以前的印象（即大多数电子制造业工人是工厂中的男孩和女孩）。

富士康的到来，给中国人口最多的农业省份之一带来了惊人的增长。2016年，河南的外贸人民币总额达到4710亿，首次在中国所有省份中排名前十，其中67.3%由富士康贡献。为了吸引资本，河南的地方政府积极地帮助富士康从各种可能的渠道招募劳动力。除了富士康从一开始就依赖的学生实习生制度，省政府还直接对劳动力招聘过程进行补贴。劳务中介公司每招到一个工人，政府就会向中介公司支付400元的佣金费用。

2016年6月，作者每天都会到富士康工厂的宿舍区走访，并在下班后访谈了24名工人。2017年7月，作者回到同一工厂内，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同时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在工厂宿舍住了两周，与5名同事一起工作、吃饭和生活。在富士康工作两周后，作者不得不结束了在富士康的实地调查，因为工厂中的监督员开始质疑作者的身份。文中使用的所有名字均为化名。

根据在富士康郑州工厂的参与式观察，本节描述了霸权式不稳定性如何在生产点上发挥作用。在总结了河南劳动不稳定性的历史表现后，作者的分析从进入点开始，也就是富士康的劳动力招聘政策。其次，作者说明了车间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是如何异化和原子化工人的。最后，作者解释了本文称之为“加班囤积”的机制如何与前两个因素相结合，在富士康制造了极高的离职率。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系统地记录内陆农业省份劳动力不稳定性的显现轨迹，但简要回顾一下河南的三阶段轨迹就能说明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第一阶段，河南的工业部门由国有企业主导，这些企业提供长期就业和全面的社会福利计划，包括养老金、医疗保健、住房福利和儿童保育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前十年的第二阶段，全国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所有以前的国有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从2000年到2010年，河南民营企业员工在各类企业员工中的比例从14.6%增加到了61.7%。这些新的私营企业从两个来源招募劳动力：迫切需要工作的下岗工人和来自河南农村的农民（尽管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河南移民在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工作）。在这些私营企业中，不仅劳动保护和福利规定微不足道，而且劳动合同也不断被违反。因此，这个阶段的工人经历了最高水平的不稳定性。在2010年代以来的第三阶段，随着制造业的搬迁和国家对正式化就业的推动，正式工作的数量明显增加。例如，在2014年至2016年期间，河南增加了26万个正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

正是在这第三阶段，我们看到了“霸权式不稳定性”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得到了具有福利待遇的正式合同，然而矛盾的是，他们更喜欢季节性就业的模式。在作者做实地调查的2017年，富士康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其所有员工中有93%都有正式合同。然而，对于占所有员工90%的普工（通常拥有初中或以下学历的装配线普通工人）来说，即使在富士康往内陆搬迁之前，离职率也一直很高。在深圳富士康系统中，普工高离职率的主要原因是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上升空间的缺乏。在富士康的13级分级管理制度中，普工和学生工占据了最底层的位置，经理的位置通常留给来自台湾的专业人士，只有少数教育程度较高、表现突出的入门级员工会向上跃迁为主管。据2010年至2011年在深圳富士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普工的平均雇佣时长为25.6个月，而比普工级别高的员工的雇佣时长为64个月，49%的普工会在一年内辞职。在夏季的郑州富士康工厂，由于下文解释的原因，普工的离职率甚至更高。

富士康的招聘政策出乎意料地宽松，这与它过去几年的情况大不相同。正如多位知情者所说的那样，几年前，当富士康第一次来到河南时，要想进入这里，竞争非常激烈：劳动者的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下，至少有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而且有纹身的人会被淘汰。而现在，任何20至45岁的人，只要有政府发的身份证，都会受到欢迎，没有人被要求出示他们的受教育证明。富士康也在鼓励员工推荐，对于任何帮助招聘新员工的在职员工，如果新员工在3个月后没有离开，推荐的员工将获得1000元的奖金，约为基本月工资的一半。

这种招聘政策的变化在作者走进工厂的招聘办公室申请工作时得到了证实。作者进入招聘的房间时听到一位官员向他的同事抱怨说：“十年前在深圳富士康，人们为了进入富士康而互相争斗，但现在，我们正经历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当作者告诉招聘者想成为一名普工时，他们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怀疑，只是警告说这将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可能无法挺过去。在作者的坚持下，他们拿出了几张需要填写的表格，其中收集了身份证号码和教育背景等信息。作者还填写了一份评估我心理状态的问卷，这是防止工人自杀的措施。随后，作者加入了同一天到达的新工人的行列进行身体检查，以筛选出艾滋病毒、结核病和乙肝阳性。当天下午，作者和另外几百名来自河南和附近一些省份的工人一起，在车间旁边的宿舍楼里安顿下来。

在等待验血结果期间，新工人必须参加为期两天的迎新训练营，在此期间，每个新员工都被要求签署一份劳动合同，确认正式就业的状态。新员工还必须参加一个团队建设培训项目，并观看多个小时的录音讲座，其内容包括企业历史、工作场所行为准则、考勤和福利政策，以及关于劳动权利的部分。在简单提到工人“根据中国宪法享有结社自由”之后，这部分内容的重点是介绍富士康内部由政府资助的工会，要求工人在采取其他行动之前向工会投诉。关于福利和社会保护的部分强调，自杀不算是致命的工伤，因此没有资格获得任何赔偿。工会的职能不是组织工人进行集体谈判，而是监督工人的精神状态，并协调劳资关系。

在迎新训练营中，新进人员还没有被分配到任何特定的部门，而是被组织成大组，进行团建活动。因此，迎新训练营很有利于作者去了解所有这些工人来自哪里，他们是谁。在雇用学生工并因此受到批评之后，富士康近年来变得更加谨慎，并开始在寻找其他廉价劳动力方面开拓未知的领域。作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了四种类型的劳动力来源：曾经在远方的经济特区的工厂工作、但现在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工作的老移民劳工；把富士康的工作当作暑期工作来赚取零花钱的大学生；农村居民，尤其是妇女，以前从未从事过工业工作，或者已经离开劳动力市场多年，但现在（重新）进入工厂，因为工厂现在离家越来越近；最后是下岗工人。前三类人已经同意了短期的、不稳定的就业模式，而最后一类人则是被迫在这里工作。

虽然许多工人和他们的同学、同乡，甚至配偶和亲戚一起来到这里，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这个庞大复杂的车间中大部分时间是孤独的。工人原子化的过程从工作分配时就开始了。在为期两天的迎新营结束时，数百名新人被随机分配到五个主要部门。第二天，他们会站在队伍中，等待部门负责人或主管把他们带到不同的装配线上。大多数入门级的工作不需要任何资质或经验，然而，隐性偏见和歧视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涉及计算机操作或基本技术员工作的部门的主管总是选择男性而不是女性，这种类型的工作也会提供更多的奖金。入门级的文秘助理职位会给到年轻女孩，特别是“好看”或“像学生”的女孩。所有的主管都更喜欢年轻的工人，因为他们可以“带来年轻的活力”。在这个非正式等级制度的最底层是年龄较大的农村妇女，她们通常是主管们不愿挑选的“剩女”。

在工人进入车间之前，有三个层次的安全和考勤检查。在最后一关，也就是生产车间内部的入口处，每个员工在进入和离开时都必须经过全身搜查。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没有人可以偷偷带入任何设备，如智能手机或存储芯片来偷窥新产品或将任何材料带出车间。为了减少警报误响，工人们被地要求从头到脚不携带任何金属材料，包括电话、钥匙、带金属框的眼镜、戒指、项链，所有这些都必须放在车间外的一个储物柜里。事实上，即使是运动鞋上的金属鞋带眼也必须被拔掉，女性内衣也必须不含钢圈。

在没有窗户的车间里，空间根据生产过程被分成了许多小部分，一个人可能要走过几个不同的分区才能到达她自己的装配线上。虽然每班开始时都会分发一次性帽子、口罩和手套，但它们是用来保护产品的，而不是用来保护工人的，工人们必须在不被告知风险的情况下忍受化学气味和潜在的辐射。聊天原则上是被禁止的，但在2015年一名工人自杀后，管理层稍微放松了一些。然而，除了装配线上的近邻，工人们彼此之间并不太认识。

工人们的孤独感因他们在宿舍的经历而进一步恶化。一个有四张双层床的房间里住着八个人，同一寝室的室友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属于不同的部门，还可能会轮流上班。富士康的这家工厂有两个班次：上午8点到下午5点的常规白班和晚上8点到凌晨5点的常规夜班，工人每月在这两个班次之间轮换一次。下午5点，那些刚下白班的人回来了，他们发出的响动可能会吵醒他们的夜班室友，这些夜班室友可能在加班后刚刚睡了几小时。

作者在田野调查中经常遇到那些只待了几周甚至几天就决定辞职的工人。然而，辞职的原因不仅是严格的纪律或强烈的孤独感，更重要的是不能加班。乍一看这似乎有悖常理，为什么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工厂里，工人们愿意忍受更长的工作时间，如果不能这样做，他们甚至会辞职？虽然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考虑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两方面的因素，但本节的重点将放在生产方面。

自2010年的一系列自杀事件以来，富士康一直受到全球劳工观察团体的密切关注，并面临着更严格遵守中国劳工法规的压力。工作日超时工作（超过八小时）的时薪是平常时薪的1.5倍，周末的时薪翻倍，国家节假日的时薪翻三倍。因此，尽管在2017年，郑州富士康的基本工资是每个月1900元，与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同，但工人们在旺季却能够赚得更多。在苹果公司九月发布新产品之前的夏季，工人每天在装配线上工作12小时，包括节假日也是如此，他们可以赚到4000元以上，有时甚至高达6000元。这种奖金量是工人愿意来富士康工作的主要原因。

在遵守劳动法的情况下，富士康的管理控制部门显然已经开发出一种机制，可以在不损害生产效率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降低成本。这种机制就是本文所说的“加班囤积”，管理部门将加班从一种强制措施变成了一种可操控的激励措施。虽然几乎所有的工人来到富士康时都希望能赚到比最低工资更多的钱，但只有那些最自律、最灵巧、最顺从的工人才能被他们的主管选中，在8小时之后或在周末和节假日工作。虽然这种机制在不同的部门都能起到作用，但作者在打磨手机表面的车间的观察却很能说明问题。这个车间的装配线上有45名工人（都是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最近才来的。由于缺乏经验，一些工人会把制造手机表面的玻璃摔碎。这将导致连带惩罚，不仅工人本人会被罚款，生产线监督员和车间主管也会被罚款。有一天，当又有人摔碎了一块玻璃时，监督员忍不住大发雷霆：“这已经是这周第五次了！我又要在大会上挨骂了。在我们车间，谁工作了三天以上谁就是老人了，真是麻烦。我们的标准是每人每天要完成八百件，但你们的笨手只能做完一半的量！因为你们根本没有认真做。好啊，你们不认真，那我算加班的时候也用不着认真。当然了，如果谁一直表现不好，谁就永远不会有机会加班了。这周六我只会让二十个认真手巧的人加班，不是所有人！”

事实上，无法获得加班任务是工人辞职的首要原因，因为基本工资只能勉强够生存。有一天，作者在午休时，一个同事过来问：“你能帮我看看我的工资单吗？我的工资都到哪儿去了？”她的工资单上面显示在她每月收到的1900元工资中，有321元（15.3%）被扣除，作为法律规定的住房、医疗、养老和其他福利计划的强制性缴款。然而为了申请这些福利，工人必须在一个城市连续工作15年，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拥有正式合同的表面优势实际上有损劳工的利益。扣除150元的宿舍费，工人们每月可以拿到1600元左右的现金。由于住在工厂宿舍意味着每天至少要花20元在食物和日常消费上，所以到了月底工人存不到1000元。正如下一节所示，这远远不够，这甚至不值得他们承受从家庭中缺席的代价。

这种“超时加班”的游戏解释了为什么富士康在招聘方面有相对宽松的政策，可以容忍极高的人员流动。由于在空间上靠近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富士康每天都能轻易招到数百名新人。这些新人只需要接受最低限度的培训，就能立即上流水线开始工作。为了遵守劳动法，富士康必须按小时而不是按件付费。但是富士康只会挑选最守规矩、最灵巧的双手来长时间工作。那些没有被选中的人不会待很久，他们会很快离开。总的来说，灵巧的双手所创造的利润将会超过他们的加班补偿。与资本操纵加班的行为共谋的是政府对工资的压制。由于郑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仍然很低，工人们只能通过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来赚取足够的收入。

虽然规训、隔离和加班囤积加起来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工人在工作岗位上待不长，但它们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对许多工人来说，去富士康工作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以季节性的模式在工厂和家乡之间摇摆不定。本节解释了在劳动者的家乡农村，社会再生产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并使工人的就业模式复杂化的。简而言之，这些富士康妈妈被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拉扯：社会再生产成本的上升促使她们来到工厂，希望增加现金收入，哪怕增加只是暂时的；而社会再生产领域不断变化的文化和基础设施则将她们拉回家庭，希望能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照顾。

工人对现金收入的迫切需求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是社会再生产的商品化。2014年，李克强总理发起了“农民工城市化”运动，旨在将“符合资格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场运动的目标是通过建立新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户籍制度，到2020年使1亿在城市工作的农民成为城市户口持有人。从1995年到2020年，全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从29%增加到63.9%，而河南的城市人口比例从17%增加到了55%。

与城市化相伴的是中国农村社会再生产的商品化。到2017年，河南4764万农民中有62%从事非农业工作（其中约60%是省内移民）以补贴家庭经济。然而，只有不到20%的河南省内农民工参加了城市医疗和养老项目。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工不得不依靠家乡农村进行代际再生产，而由于农村的房地产开发、私立教育和照护服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生产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许多年轻夫妇在保留他们的农村居住地的同时，还在汇集所有资源，有时甚至贷款，在县里买房。正如受访者所说，今天在河南农村的典型婚姻中，新郎的家庭需要提供一辆汽车、一套新房子或公寓，作为一种“彩礼”，这将花费超过20万元。新娘家则要提供3万元的嫁妆，但家庭平均每年来自农业的现金收入只有约5000元。一位工人苦笑着说：“有两个儿子可不是什么好事，有两个儿子就要多买两套房子！”

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教育资源集中到了县一级，而村一级的小学和初中却在减少。在过去四十年里，全国有91.6万所村级小学消失了，占1970年代末期建成的小学总数的80%。在河南，从1978年到2016年，农村小学的数量从48772所缩减到22881所，农村初中的数量从22822所缩减到4557所。与此同时，私立寄宿学校正在迅速扩张，以满足留守儿童及其家长的需求。由于没有高质量的公立学校，本研究的大多数受访者不得不依靠私立幼儿园和中小学，这意味着要花费更高的费用，每学期要1500到2000元甚至更多。正是在这种商品化的背景下，随着生活水平的飙升和孩子教育费用的增加，这些妈妈们不得不离开家去赚更多的钱。

本节将阐释，外出务工的妈妈一方面被期望着将现金收入带回家，另一方面又要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照护，这几乎是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任务，因此富士康的妈妈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但是，这些富士康妈妈正在积极构建和接受她们新的双重身份：养家者和照护者，这增强了她们与父权制家庭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有可能提高她们和资本协商谈判的能力。此外，为了应对她们在照顾孩子时不可避免的缺席，这些妈妈们发展出了一种非正式的机构：自组织的照顾小组，在小组中，妈妈们轮流负责几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与此同时其他妈妈则在外来的工厂工作。正如作者在结论部分所讨论的那样，这种照顾小组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它有可能成为建立团结的新场所。

虽然作者遇到的每一位母亲都表达了她们对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抚养孩子的焦虑，但与此同时，她们也担心离开孩子的问题。这与不断变化的养育文化有很大关系。第一代移民夫妇由于没有能力把孩子带去城市，通常会选择将孩子留在家里给祖父母照料。但如今的移民妈妈与第一代不同，她们并不信任祖父母，因为祖父母被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因此无法为孙辈提供优质的教养。事实上，在本研究的受访者中，大多数人不愿意把学龄儿童交给公婆。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我宁愿把我的儿子送到昂贵的托儿所，也不要把他交给我婆婆。我婆婆除了整天打麻将，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她还抽烟，简直像个烟囱！”

不依靠祖父母意味着母亲必须对何时离家到城市工作有自己的策略。她们通常选择在夏天离家，因为夏天她们不必密切关注孩子的功课。这种基于季节的、受到限制的务工是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核心机制，这种机制使得“霸权式不稳定性”成为可能。一位受访者说：“夏天是最好的时候，因为我的孩子不用去上学，我不必每天做饭还要看着他们完成作业。我可以把他们留给他们的爷爷奶奶，然后过来工作，赚点额外的钱。等到秋天开学，我就得回去了!”

与此同时，母亲们正在积极理解和接受她们作为养家者和照护者的双重角色，以获得在家庭中和对孩子的道德权威。39岁的舒娜（拼音同音字）是作者在富士康的室友，她有一个14岁的儿子和一个4岁的女儿。她以前在上海附近的昆山富士康工作，那里离家很远，为了离她正处在叛逆期的儿子近一点，她回到了河南。当时正值夏季，她的儿子没有去上学。舒娜就把儿子送到一个佛庙里去，让他在那里做义工再接受一些管教，舒娜认为这对他有好处。此外，她还请住在寺庙附近的嫂子帮忙照看儿子。

舒娜是宿舍里最节俭的一个。她说：“我会为我儿子上大学省下每一分钱。”她从不和别人一起在工厂外面的小餐馆里吃饭，那里一个简单的菜加米饭大约要10元。她每次吃饭不是方便面、馒头，就是小米粉，都不到5元。每天舒娜都会给她的儿子打电话，确保他过得很好。但这个少年相当抗拒，还想着从寺庙里逃走。舒娜试图通过强调自己的牺牲来教育他：“你不应该抱怨在那里吃素。你的每一口饭都是通过努力工作挣来的，这比在家里每天吃肉要好得多！关键是要让你成为一个更强大、更优秀的人。听好，我不能和你待在一起，因为我必须要赚更多的钱，这全都是为了你。只要你好好的，将来有一天能考上大学，无论多难我都不抱怨。”

除了围绕孩子上学的节奏安排工厂工作外，河南的移工妈妈还发展出了一种非正式的机构，即自组织的照顾小组，在这个小组中，一位母亲除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外，还要照顾来自不同家庭的另外几个学龄儿童，并且每个家庭都会拿出少量的费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富士康的妈妈们可以摆脱在零工和育儿之间徘徊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小娟（拼音同音字）是一位32岁的妈妈，有两个儿子（11岁和7岁），她来到富士康是因为她相信“女人必须有一份工作，能赚钱总比不赚钱好”。在过去的几年里，当小娟外出工作时，她的婆婆每周五都会去一个非正式的照护小组接她的儿子，然后在星期天下午再把他送回小组里。但是最近她的婆婆去世了，如何找到一个替代者成了一个难题。由于她在老家工作的丈夫太忙，而她的公公又太老，无法承担这项工作，所以小娟的亲生母亲不得不来帮忙，这在河南农村是一个不太常见的做法。小娟满怀愧疚地说：“有好几年了吧，我和我儿子都习惯分开了。我的小儿子也到上学的年龄了，他今年也得开始参加（照护）小组了。”

作者在田野调查中认识了一位曾经在非正式照护小组工作、最近来到富士康的母亲。丽荣（拼音同音字）来自离郑州60英里的W县附近的一个村庄，今年36岁，有一个14岁的女儿和一个11岁的儿子。几年前，她和丈夫通过一个劳务中介在离W县600英里的昆山富士康园区找到了临时工作。她的女儿和祖父母住在一起，在老家上学，丽荣则和儿子住在县城，儿子可以在那里上更好的学校。在同一所学校里，许多学生来自农村，但像丽荣这样能负担得起让父母和孩子一起住在县城的出租房里的家庭则要少得多。

丽荣的教师工作每月可以挣到1500元。她拥有职业学校的文凭，性格也很开朗，在学生和家长中很受欢迎。不过，她之所以来到郑州富士康是因为有人告诉她，这里的月工资可以达到3000元，而且离W县很近，坐车只需两个小时，这样她每周都可以回家。然而，在这里工作了几天后，丽荣决定辞职，回到她的教师工作岗位：“我儿子就要上五年级了，这段时间很关键。我们找关系让他进了现在的学校，我们真的有很大的期待。我婆婆都六十岁了，身体也不好，没法照顾他。”通过这次尝试丽荣才知道自己最关心的是什么。

本研究接触的大多数富士康妈妈都不能完全信任祖父母或非正式的照护服务。但她们也负担不起更正式的私人服务，例如在中国农村迅速扩张的私立寄宿学校。因此，她们选择季节性地跨越工作和家庭的边界，以履行他们作为养家者和照护者的双重角色。正如结论部分所讨论的，虽然这是一个有利于“霸权式不稳定性”的动态，但这样一个矛盾的状况也为潜在的团结和变革创造了空间。

以前关于中国劳工政体的学术研究已经很好地揭示了胁迫和抵抗机制是如何在沿海制造业工厂中发挥作用的。在曾经帮助产生了“中国奇迹”的宿舍劳工政体中，资本积累和父权制规范与国家强加的城乡差别相配合，制造了一种性别动态，其中移民劳工妇女的生产和再生产负担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她的生命历程所分割。在一位女性十几岁和二十出头的时候，她会去沿海经济区的血汗工厂工作，几年后，她会回家结婚生孩子，并留下来照顾孩子和老人。

那么，当资本转移到中国的中心地带时，我们可以从目前郑州富士康的案例中了解到什么？本文表明，当类似的企业设置与劳动力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动态变化相交织时，一种新的劳工政体正在崛起。工作地点与住处的靠近导致进入和退出工厂的风险降低了。通过囤积时间，富士康的管理层囤积了加班的机会，从而使少数工人获得更高的报酬，而对大多数工人只支付基本工资。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社会再生产的迅速商品化，使在富士康工作的母亲不断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挣扎。由于急需现金收入来支付孩子的教育和他们未来的婚姻，这些妈妈认为有必要在富士康工作，然而矛盾的是，也是孩子，尤其是他们的学业，使许多母亲无法承受长时间不在家的情况。这就是富士康的妈妈们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当这些在生产点和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因素共同作用时，新的劳工政体引发了更高的流动率，破坏了生产点的团结潜力，导向了一个本文称之为“零工式制造”的世界。然而，随着社会再生产领域新动态的出现，这项研究也指出了可能产生替代性劳工斗争和劳工团结的新领域。

这项研究从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首先，通过揭示工人在有正式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从事零工劳动的理由，本文复杂化了研究非正式性的主流方法，主流方法主要关注一份工作的稳定性和相关福利（或这两者的缺乏）。一方面，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随着全球的零工化趋势加剧（其特点是从正式就业转向短期就业安排），不稳定性可以通过本研究中记录的“霸权式不稳定性”机制，存在于正式工作的外表之下。未来关于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研究应该超越名义上的定义，研究工作的实质属性。另一方面，与越来越多在后福特主义工作体制之外进行研究的女权主义学者所揭示的一样，本研究表明，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当涉及到就业决定时，最重要的是工人的社会生活动态而不是工作本身的性质。随着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不平衡但快速的扩张，进一步的研究应该超越以工作为中心的方法，密切关注在塑造工人就业轨迹方面起关键作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其次，本研究试图推进一种研究劳工政治的整体方法，即对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领域以及两者之间的动态给予同等关注。近几年来，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文献聚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它们正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和劳工的社会再生产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本研究表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矛盾在塑造劳工政治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虽然社会生活的商品化这一政治经济因素导致了劳动力社会再生产成本的上升，也推动了更多有孩子的妇女到搬迁后的工厂里工作，但密集型母性的崛起这一意识形态因素一直在把这些工作的母亲拉回家庭。换句话说，仅仅认识到社会再生产在影响资本积累方面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开发适当的概念工具，以有效地捕捉社会再生产领域内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其结果要么促进、要么反过来破坏资本积累。

最后，根据目前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文献，本研究确定了女性在与生产-再生产困境艰难搏斗中的能动性，也指出了未来斗争和团结的潜在场所。首先，富士康的妈妈们不是被动地承担起养家糊口和照顾家人的双重角色，而是通过讲述新的道德话语来积极构建这种新的身份，这能帮助她们在对抗农村父权制家庭（特别是婆婆）时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也增强了她们面对孩子的权威。此外，将自己定位为养家的母亲，这在与资本的集体谈判中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因为这种策略在历史上对男性工人来说是有效的。未来的研究应当从经验上证明这一观点。再者，农村的非正式照料团体的发展，尽管目前有其局限性，但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养家的母亲发展团结意识的社会再生产空间。考虑到生产点上不断加强的控制使工人遭受着异化和原子化，工厂迷宫之外的自组织照护空间值得特别的关注和系统的研究。

（一点点短评：“养家的母亲”在劳工队伍中从不稀缺，但学界却较少看到对此的系统性研究。本文所聚焦的内陆富士康妈妈，让我们一窥中国农村女性在生产和再生产之间挑起双重任务的艰难处境。这种双重劳动的状况在女性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缠绕复现，没有退散的一刻。2022年5月，广东韶关的面包车坠河事件中九名在附近打零工的女性丧生，她们中有的已经到了工厂不再接收的“高龄”，却依然选择到农场干活来养家。对再生产领域的关注补全了我们对劳工政治的理解，劳工研究必须突破以工作场所为中心、以男性经历为中心的视角。此外，郑州富士康的女工被裹挟在中国制造业内迁的浪潮中，也被钳制在农村父权制家庭中，但她们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在照护互助上已然向前迈了一步。这一步如何带来更坚实的劳工团结、如何助力劳工斗争值得持续的关注。回复‘富士康妈妈’可查看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