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时代

很难有哪个时代比今天更称得上是一个「考研」的时代。考研，甚至不再像是个人选择，而是一种集体趋同。人们期待靠这种最普遍的选择，找到人生的更多可能性。而考研这股风潮，也改变了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

当曲阜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陆婷从硕士研究生考试的考场走出来时，被「忍」了两天的新冠病毒终于在身上起了症状。考最后一科时，她腰疼，头晕，很困。

好在一切都结束了，她挺了过来。考试十天前，学校里阳性病例一个又一个增加。陆婷很害怕，她知道自己不能错过这次考试。宿舍的一个同学成了密接，她和其他三个人不敢回去，生怕感染。她们在自习室打了三天地铺，没有床单，没有被子，也没有暖气，在北方的冬天里穿着袄子、鞋子也不脱就睡着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戴着三层口罩背书，一层口罩睡觉。每次背书背到感觉喘不上气的时候，她就走出自习室，到走廊里像剥洋葱一样摘下口罩，偷偷呼吸一口，然后又戴上。即便如此小心翼翼，考试前3天核酸检测时，她的结果显示出阳性。她被一辆大巴接到了学校建好的隔离宿舍，在那里度过考前最后3天，然后上了考场。

在广州，陈雅轩已经将近3个月几乎没有与外界接触，一直把自己关在家。但没关系，她告诉自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她走上考场。12月24日，坐在考场里的第一天，她数了数教室里的人数：19——近一半的人没有到场。

王璐来自重庆，11月，她到成都参加一个招聘面试，寄宿在亲戚家，期间学校被封控。她拿着为数不多的一点复习资料在成都待到12月。由于考点在重庆，在这个月的硕士研究生考试之前，她向成都当地申请了「异地借考」。

对考生而言，2022年年末的这场考试颇具挑战性。受疫情影响，考生们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根据已公布的数据，弃考率最高的地区广东省，26.3万报名人数里有5万人没有参加考试，弃考率达到19%。另一方面，今年考研人数再创新高。457万人报名，比上年增长80万，增幅为21%，这些数字史无前例。

30岁的李文洁今年也踏入了考场。她是在职7年的公务员，今年借调到一个新的部门做管理，到了之后才发现，本科毕业的她在下属面前毫无学历优势，「大部分都是名校的研究生」。

今年5月，她开始考非全日制管理类专业研究生，希望用更好的学历帮助自己在单位站稳脚跟。在她之前，一个老同学因为经营的培训机构营收不好，转而全职读研，跨专业考了金融硕士。今年这名老同学毕业，去了证券公司做投资辅导。

男女老少都在考研。跟过去十年的任何一个时候相比，考研更成为一种现象级的趋势。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的数据，从2016年开始，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在高位上保持增长趋势。2015年-2022年的7年，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年平均增长为15.8%。很难不说，这是一个考研的时代。

对陈雅轩来说，这个理由是「不想上班」。大学毕业时，陈雅轩给很多公司和行业投了简历，但大部分公司都写明「要有经验」，对应届毕业生来说不太友好。最后，她进入一家跨境电商公司做快时尚买手，试用期工资6000元，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有段时间，她每天晚上到家就开始哭。

不去企业上班，就被父母鼓励去考编，但广州市大多数的编制岗位都不对设计学专业应届生开放。也就是那时起，因为专业就业前景不好，陈雅轩心生了通过考研换个专业的念头，父母也支持。2021年毕业不久后，她就辞职在家专心考研。那是她第一次考研。

在成都读本科的张然不是一开始就笃定要考研。材料学工程专业的他有一个自己的观点，「读研究生其实也在打工，只不过是给导师打工」。大三下学期，他开始纠结给谁打工。这在大四参加的某车企招聘会上有了答案。「品质工程师」的工资只开税后6000元，张然把这个岗位视为质检，没办法接受。

面试某工程局的室友兴奋地从招聘会回来，说「工作也太好找了！面试问的问题很『水』，不用穿正装，就问我会不会喝酒。」张然心里大吃一惊，想着还是要读个研究生找个更好的工作，索性放弃了那年的所有招聘，开始专心备战考研，「给导师打工」。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冯雨奂在做「慢就业」的研究时，访谈了10余名毕业生。她在论文里提出，「慢就业」的现实表征通常是毕业生未能实现满意就业而做出的现实应对，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考研来增加进入高端劳动力市场的文化资本。

不过，仅凭一个「史上最难就业季」无法酝酿出逐年增长的考研人数。考研对于一些考生来说是对高考的弥补，是应试的「再循环」。「高考失利」这四个字，是不少考生选择考研的理由。

徐伶俐在河北读的高中，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在高考上获得好成绩，于是来到重庆的一家民办本科读书，专业选的是资产评估。她记得自己来到重庆的第一天，就被天气热得够呛。那时她下定决心，4年后要通过考研来证明自己，不能让大学和高中一样遗憾。在民办本科，一个专业有200多人，大四那年，有一半多的人选择了考研。

山东人罗小粒说自己从初中开始就有名校情结，但在班上排名前几的她高考失利，去了广州的一所双非一本。她打听了以前高中同学在大学后是怎么上课的，发现他们都很「乖」，而自己所在的大学师资力量和985名校相差很大，而且大家上课都比较散漫。她有了危机感，害怕因为怠慢学习而和原来的高中同学拉开差距。

只有稀少的考生像王璐一样完全因为学术兴趣才考研。她在重庆一家双非一本读广告学，上大学之初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跟老师一起读李普曼和麦克卢汉的原著。疫情还不严重时，学院邀请了很多北京的知名教授到学校授课，读书会的人可以优先参与。「很爽」，从那时起，王璐就坚定了自己要考去上海读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想法。

到了大三，班上有个同学问她考不考研，她说考。那位同学说，「我报了7000多元的班，你为什么不报班？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报了。」王璐有点震惊，「为什么要报班？考研考不上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花7000多元，非要考上呢？」

她突然感到疑惑，第一次感知到「竞争对手」的存在，也第一次才知道，原来考研还要报名买课。她觉得自己被拉扯进了一个超出想象的赛场，这个赛场需要策略、规划甚至是金钱，而和她并肩作战的人并非和她一样目的纯粹。

有时，人们考研只是因为它变成了一阵风。加入的人越来越多，跟上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不跟上队伍，就会掉队。考研像是机缘巧合下各种环境编织起来的大网，人们难以避免地涌入网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数字就这样被竖起。没有人能够说清，在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样的理由考研才算得上足够正当。或者，所有理由都正当。

2020年，为了考研，张然牺牲了春招和秋招的机会，但他最后还是失败了。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开启第二年的考试。他要考深圳大学，于是第二年夏天，把房子租在深大粤海校区附近开始专心备考。粤海校区就在传说中的「中国最牛街道办」粤海街道上，租金很贵，一个单间就要3600元以上。最后他挑选了一个最便宜的房子，每个月1750元，10平方米不到。他把床单铺好躺下，在孤零零的房间里给朋友发消息，「好想哭」。

「一战」的失败并非那么难以接受，真正艰难的是需要继续消耗家里给的经济支持去做一件不容许失败第二次的事情。每个月，张然都向家里要5000元生活费。「时间不是很值钱，吃饭、租金，这些是真正的钱。所以我真的怕考不上，这些钱就打水漂了。」

「二战」，甚至「三战」对考生而言都不陌生。当前各大研究生院给出的招生计划没有明显的扩招痕迹。激烈的竞争里，注定有过半数的人成为考研的陪跑者。它是一场牺牲，一场拉锯战，一场谈不上有趣的循环。

2023年将是毕小芬的「五战」，她已经27岁，但还在坚持着。作为一个医学生，她从2016年年底开始考研。那时她正在读五年制的第四年，因为正值医学生的实习期，一周上5或6天班，每天下班在图书馆睡半小时后继续学习。那年她报考了医学专业的顶尖名校，不出意外地失败了。

毕业后，她按照医学生惯例到医院规培（轮岗工作）。她本来已经暂时放弃了「二战」的想法，先完成规培。但同一个宿舍的其他人都考研，她想了想，觉得需要「跟上」。她调整了院校目标，降低标准到另一所985，在那年10月开始备考。时间依然稀少，下午5点半下了班，她和考研的舍友一起在医院自习室待到夜里12点。她依然没有进入初试。

前两次失败，毕小芬都能接受。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时间付出得不够。「三战」对她来说是转折点。这一次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认真，也更沉默。因为失败了两次，她不敢告诉别人自己还在考研。她不去医院的自习室，转去新开的付费自习室，一天花个三四十元学习。她还去当时男友的家里，人家以为她谈恋爱去了，实际上是背着别人在学习。

这一次她成功进入初试。她觉得自己就差一步就上岸了。那年复试转入线上，她看着屏幕上的自己，突然脑袋空空的，什么也回答不出来。最后，她被淘汰了。

失败是持续奋战的催化剂。这一次的失败让毕小芬难以消化，也让她彻底对考研痴迷。她到医院外租了个房子认真准备「四战」。2020年整个下半年，她都被隔音差的小出租屋吵得心烦气躁。更糟糕的是，她感觉自己记忆力没以前好了，过去一万多单词的储备量，只剩下五千多。这次，她连初试都没进。一向支持她的父母也劝她不要再考了。

她休息了两年，打算2023年卷土重来。她说上岸是她的梦想，经历了考研的各个环节，就差最后一步了。不过，就算今年考上，读完研究生已经32岁。于是，她现在还有个担忧，如果进了复试面试，导师会不会嫌她年龄「大」？

时间战术确实是这场考试里最务实的战术，能跑赢人潮的只有时间。2021年冬天，缩在深圳出租屋里的张然终于上了岸。出成绩那天，张然给爷爷奶奶打了电话，老人各给了5000元红包。同年一起「二战」的表姐也打电话来祝贺，张然事先听说表姐没考好，于是假装不知道，「谢谢，你考得怎么样？」

出生于河南的一个小镇，毕小芬说自己「18岁之前就是为了考好成绩活着」。小学排名没有掉出过全校前3，小升初时县城初中从900人中选50个人，毕小芬考了第13名，离开了小镇。考到好成绩会让她有成就感，被老师关注，超越自己，这是她的乐趣。

她最大的阴影是高考。那年，她发挥一般，考去一所211大学读医。那个学校之前听都没听过，她只认识排名前10的学校。某种程度上，之后的故事就是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越来越普通的过程。上了大学，她发现同学「综合能力」更强，而自己在社交和表达上都不够自如。她不甘心，考研到名校可以重新证明自己。而且，作为医学生，学历非常重要。

在济南大学，「二战」的谢桦还能记起图书馆的画面。「震撼」，她用这个词形容。早上7点开门，学生们就涌入图书馆。在这样一个大学图书馆，「安静」不是必需的。这像是一个为考生量身定制的图书馆，在自习室，大多数人都在刷题，而在大厅，人群都在放声背书。除此之外，学校的高楼层也设置有「朗读室」，考生们在里面大声背诵。等到晚上9点50，图书馆闭馆，学生们陆陆续续地走出，又转移阵地到附近的教室继续背书。在人群里，谢桦感觉「考研大军」变得如此具象，而自己就是行军队伍里的一员。

一些学校甚至因为高上岸率而被奉为「考研神校」，考研成为一块金字招牌。以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为例，根据学校2021年公布的毕业生走向，师范生总体升学比例达到33.83%，非师范生升学比例也有29.29%。

曲阜师范大学的考生陆婷说，尽管曲师大只是一所双非一本院校，但在省内认可度非常高，作为老牌师范院校，「父母辈都很喜欢」。曲阜是教育圣人孔子的故乡，也是高考大省山东的县级市，而曲师大也自然而然地应和了这种气质。

陆婷大一入学时就发现了这所学校的特别。第一次走进学校时，到处都是拿着课本的人，搬着凳子在公共场合背书。她一开始对这所大学的氛围感到怀疑，但很快也转为理解。她说，来到这所大学就很难不考研。

作为师范专业学生，进入曲师大的大部分同学都抱着成为老师的梦想。以陆婷为例，她的职业理想就是成为大学老师，但对于当下的教师招聘环境而言，成为优质初中校的教师基本也得硕士起步。在一线城市深圳，深圳中学教师的豪华阵容几乎每年都会被拿出来谈论，无人不是名校研究生出身，超过四成是博士生。从大一开始，陆婷的老师就会反复提及一个观点，「如果不考研究生，那么就会被残酷的学校招聘淘汰」。

某种程度上，曲师大也创造了考研的条件。这个由济宁代管的县级市2022年上半年在济宁市内区GDP排名第6，陆婷每次从家去曲阜上学，都觉得是「离开城市进村」。疫情不严重的时候，她和同学每个月都要去隔壁GDP排名第一的邹城市玩乐，因为曲阜「什么都没有」，适合精心学习和考试。

正是这样一种氛围，让曲师大成为考研成功率最高的学校之一。校外，寄宿制的考研机构包围了这所大学。每年，大量学生专程到曲阜来租房苦读。一到考试季，曲师大方圆几公里内的公寓都会人满为患，七八百元就能租到一个有独卫的单间。暑假还有大批学生留校备考，学校开设了一个500多人的自习室，每天都座无虚席。

考研培训是最显而易见的一门生意。根据《中国考研培训行业白皮书2021》显示，2020年中国考研培训市场规模达到112亿元，同比增长33.3%，预计未来3年仍将保持增长态势。考生多多少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考研机构，甚至自己也会成为其中一员。

李文兵和硕士研究生考试已经打了十年的交道。今年开考前，他发了条朋友圈说，「与十年前相比，读研似乎不再是一个纠结要不要读的可选项，而更像是一个必经阶段。」

2014年，「二战」上岸的李文兵在考研期间心生了做考研生意的想法。彼时的考验市场尚未成熟，考研机构良莠不齐，服务不到位，留给个人进行考研培训的空间。他在淘宝店上卖资料，此后还在直播互动软件上开课赚钱，一对一能收费6000-9000元，「一年能辅导十来个学生」。2020年，李文兵联合了几个研究生同班同学和同系师妹一起注册公司。尽管公司运营得没那么完善，而且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考研依然成为李文兵立足北京的经济来源之一。

普通人因考研获利，大机构也早已林立。「双减」过后，各大教培公司也在借助考研转型，新老巨头的身影布满赛道，有的甚至还宣布把成人教育业务定位为新的增长引擎。如今，个人IP也很火爆。在B站，机构推出的名师成为KOL；小红书上，无数的「学长」「学姐」等待考生的付费咨询。

围绕考试的生意是数不尽的。因为考试成风，图书馆等公共资源有限，付费自习室变得流行起来，在2022年已然称得上是一个行业。艾媒咨询预测2022年付费自习室用户规模为755万人，市场规模达到400亿元。在河北平乡，一个城区人口只有4万人的县城，在一年内开出了11家付费自习室。

酒店也能享受一点红利，哪怕一年只挣一个「旺季」。因为考试需要离考场更近，每年考研周，考点周围的酒店定价都需要考生提前抢购，并且不少酒店价格还会涨到平时价格的10倍左右。

考研甚至被计划托起一座「新城」。2022年5月，浙江湖州吴兴区人社局向国内高校发送了《关于邀请贵校优秀学子来吴考研学习的函》，其中提及，吴兴区将推出国内青年人才「考研新城」，为考研大学生提供免费的公共课、自习课和免费辅导讲座等公共服务。

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大皖新闻的采访时说，该地参考了安徽毛坦厂经验，希望打造面向大学生的考研复读基地。「每年能聚集数千名毕业生，持续为地方发展赋能。」

根据规划，这个考研新城会修建一个3000多平方米的自习室，还将配备一个1000个床铺的大型宿舍楼，到今年有望再增加约2000个，后续总共达到5000个。

去年夏天，《钱江晚报》对考研新城进行了报道，其中提到，考研新城为考研的学生准备了每月500元的补贴，一名在杭州毕业的考生在每月450元的4人间住下。而开进考研新城的一家研习室已有百余名考生入住。

教育领域的长期观察者、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向《人物》表示，至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考研招生就有「考研热」类似的话题。在他记忆里，近几年来，考研报考人数只有一次下跌，发生在2015年，其余年份都在上涨，而恰好那年GDP增速最高。考研人数和经济增速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

他不认为如今考研比过去更难。他举例说，199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只有29649人，那年本专科人数为60.88万人，而从最近的数据来看，2021年，研究生招生数量达到了117.7万人，相比之下，录取难度还不如当初。

「我们要冷静和客观地去评价『考研热』这件事。」他觉得，当下的「考研热」，本质上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后，学历贬值带来的递延效应，即「考研高考化」，核心追求从「考上好学校」，变成了「考上研究生」。

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逆向考研」，即「双一流」名校学生考取「双非」院校研究生。以「双非」院校广州大学为例，2022年广州大学发布的研究生新生数据中，出现了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甚至北京大学学生的身影。2021年，深圳大学全日制研究生生源中，「双一流」高校和本校的生源占了41%，创历史新高。

「考研高考化」趋向正在让导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显现。对导师而言，出发点是搞科研，但对学生而言，很多时候只是需要文凭。陈志文接触了许多研究生导师，他们的压力都在近几年变大，「恨不得帮学生写论文」。他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研究生复试考试时，一个导师连问同学三个问题，同学一声不吭，后来这位同学向导师请求，「我更擅长选择题，老师能不能问我一个选择题？」这位导师回复说，「研究生没有选择题，只有探索题。」

不理性的考研热潮能否退去，关键还是要改变社会尤其是体制内单位唯学历的评价标准，但他知道这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扭转，而且「唯学历也有现实意义，客观上对社会公平有积极价值」。他审慎地建议应届生们，想想自己是否适合考研，考研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同时在大学毕业生已经占据新增劳动力百分之八十的背景下，要认清自己只是普通劳动者，「先去干，成绩是干出来的」。

对考试的成功者而言，挑战永远还在。谢桦读研后，一些观念开始被颠覆。她打破了「要把分数考得更高」的惯性思维，不再关注成绩，而是打算在自己的专业里深耕下去，「单纯地自我满足」。「二战」上岸材料学研究生的张然，考虑以后进入火热的半导体行业。对于是否能攫住就业风口，他内心仍然忐忑不安。

对于失败者来说，无非继续战斗，或者是放弃。陈雅轩「二战」如果失败，她决定听爸妈的话离开广州，「回老家随便干点什么挣钱」。一名脱产备考两年但都弃考的考生，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出去多听听多看看，上会儿班再想想要不要考研」。

尽管今年的研究生报考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但增量已经出现显著下挫。2022年考研同比增长21%，而2023年考研同比增长仅3%。陈志文分析，报考人数增量的明显下降有自然的钟摆效应、疫情下在线教育使学生对学业信心不足、一些人出国留学等原因。他预测，研究生考试报考人数会在未来几年持续增长，但不会再呈现出连续5年两位数的显著增长。

这场基数庞大的考试还在吸引着年轻人们进入。考场之外，希望和失望并行。对一些人来说，旧的考研战争刚刚结束，新的战争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