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中国网约车平台的女司机们：女性团结、交流空间以及零工经济中的社会再生产与劳动过程

【实证翻译】中国网约车平台的女司机们：女性团结、交流空间以及零工经济中的社会再生产与劳动过程

导读

滴滴出行是目前最大的网约车平台，占据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尽管许多媒体报道和研究频繁聚焦这一行业，但鲜少关注其中近237万的女性司机。这篇文章的作者进行了17个月的研究，透过对30位女性司机的访谈和民族志方法，研究了她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经验，重点内容如下：

- 为生计而工作：本文认为，女性司机选择网约车工作，主要是为了负担庞大的生计压力，多赚取收入。而不是因为网约车本身的灵活性可以满足她们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例如育儿需要）。这种平衡主要仰赖同伴之间的相互支持。

- 运用交流空间恢复劳动力：作者发现女性司机们使用的各类社交媒体APP，成为重要的交流空间。在其中，她们分享工作中的问题、互相安慰支持。这对于劳动力的恢复和维持起到了关键作用。

- 女性的团结与抵抗：在面对工作中的不安全感、平台的压迫和性剥削时，这些女司机在交流空间中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担忧。她们通过交流工具，共同抵制性骚扰和性别暴力。

关键词：网约车、再生产、女性劳动者

译者：焉识

校对：东园

目录

背景

研究方法

正文

原文：Women’s Solidarity, Communicative Space, the Gig Economy’s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Labour Process: The Case of Female Platform Drivers in China

作者：Haley Kwan

滴滴出行是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本文选择滴滴出行作案例研究，以研究零工经济的劳动过程。自从收购快的打车和优步中国后，该公司在网约车行业控制着超过90％的市场份额。该网约车平台有1300万活跃司机，其中女司机约有237万人。尽管有关中国网约车行业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实证研究却只关注男性司机。本研究首次尝试了解中国平台女司机的日常挣扎和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并记录该劳动过程中女性的反抗和团结。

滴滴出行通过宣传推进工作-家庭灵活性和女性经济赋权来吸引女司机。该平台“青睐”女司机，允许她们在遇到醉酒乘客时取消行程，并在夜间尽量将女司机与女性乘客匹配。汽车对于工人阶级的女性来说是一项相对昂贵的资产，尤其对于单身母亲而言，所以她们通常选择租车，向租车公司支付1万人民币的押金，并至少租3个月。其他女司机如果能一次性支付至少5万人民币的首付款，就会购买一辆车。从租车公司租车的滴滴司需要支付油费，而购买车辆的司机则需要自行支付维修、汽油和保险费用。

这项研究是基于一个长达17个月的调查，包括对中国网约车行业中30名女司机们进行的聊天民族志和半结构化访谈。

这项研究包括对 30 名中国滴滴女司机的聊天民族志和半结构化访谈，从2020年11月至2022年3月，调查时间为17个月。聊天民族志是一种民族志研究方法，用于了解个体行为如何对互动和组织过程做出回应，同时又受到这些过程的影响。与传统的民族志观察侧重于实地观察的物理领域或地点相比，聊天民族志强调领域不再是特定的地点或物理位置。此外，该方法强调了关系过程作为人类学知识的精髓，尤其在一个线上和线下交互使得沟通变得模糊的世界中。因此，聊天民族志研究员主要利用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APP进行在线参与观察和访谈。

受到聊天民族志方法的启发，本研究特别关注交流空间，如抖音，在这些空间中女司机们彼此互动，为与中国的女司机们联系提供了机会，并在COVID-19流行期间实现了远程的数据收集。滴滴出行注册了240万名女司机，但很难与她们面对面交流，她们要么是兼职工作，通过叫车的方式招募她们的机会非常低；要么是全职工作，工作时间忙碌，无法与研究人员交谈；在休息时间会十分疲劳，不愿意与陌生人过多互动。

在开始进行实证调查时，由于香港与中国内陆之间的旅行限制，我只能通过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APP（包括快手、抖音和微信）招募女司机，并进行在线参与观察和访谈。我在快手和抖音上创建了个人账号，并与一些女司机们建立了信任关系。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我经常与一些女司机进行交谈。后来，我被一名女司机邀请加入了深圳地区有460多名女司机的女性专属微信群。这为我提供了与女司机们进行参与观察和在线访谈的机会，并为我提供了关于女司机们工作经历、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和女性团结的丰富事例。

半结构化访谈涵盖了女司机们的工作经历及其对平台控制、性剥削、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反应，有助于三角化聊天民族志数据的有效性。访谈持续约10-15分钟，经受访者同意后，访谈内容通过语音消息或视频通话进行记录。女司机们通常要么在工作，要么在照顾家人。我在女司机们等待客户、给车加油或临睡前休息时进行了访谈。访谈数据根据不同主题被进行了分析，并经过细致解释以呈现和重构社会现实的图像。例如，访谈和参与观察数据被归类为几个分析框架，包括工作-家庭灵活性、交流空间、劳动生产力、平台控制、性剥削、基于性别的暴力、劳动抵抗、集体行动和女性团结。本文中的所有受访者都使用了化名。

一共有30名年龄在18岁到58岁之间的女司机接受了访谈（见表1）。其中大部分人曾在多个网约车平台工作，工作时间从不到6个月到6年不等。许多女司机们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受访者的工作地点分布在很多地区，包括潮州、成都、山东、上海、深圳、云南和玉林。在上海和深圳工作的受访者大多数是农民工，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并且在城市生活了5-10年；其他地方的受访者都是本地人，有城市户口。大多数受访者有孩子，离异母亲占了大多数。大多数女司机们只有小学教育程度，一些人表示难以阅读直播聊天室中的评论。许多受访者有过在制造业工作的经历。

表1：受访者

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困难

零工经济的灵活工作时间，使女性可以优先考虑家庭和照顾工作，使她们能够在无偿的再生产工作和有偿工作之间找到平衡，因此她们，特别是母亲，被吸引到零工经济中的“灵活”需求平台工作。Hunt和Samman（2020）发现，南非的女性家政工选择在需求平台上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有偿工作之余照顾家庭和孩子，尽管女性家政工在劳动过程中被迫处于不稳定的境地，并且通常工资低下且受到剥削。Milkman等人（2021）指出，尽管女性送餐员对平台的恶劣对待和低薪不满，但她们仍然重视基于平台的送餐工作的排班自主性，这使她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以避免与无薪的家务责任发生冲突。

相反，这项研究认为，女性工人之所以被吸引到这样的零工平台工作，是由于个人和家庭的生计，而不是因为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需要。女性工人常常陷入工作和家庭冲突中，这几乎不可能通过零工经济的“排班灵活性”来解决。在这项研究中，女司机们大多是有孩子的工人阶级妇女。她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加入网约车平台，是因为她们想赚更多的钱，并且相信与工厂工作相比，在这些平台工作，薪酬会相对公平。方，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已婚妇女，说：

“我十年前来到深圳。我在制造业工作了一些年，但我需要更多的钱来养家糊口。我丈夫和我必须支付房租、孩子的教育和日常必需品。一切都需要钱，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薪资更高的工作，而且我们也要更努力。在滴滴当司机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每天需要坐在车里工作10到18个小时，但这比我在工厂里要挣得多。”

方的经历在其他有孩子的已婚女司机们中也很普遍，她们都是内地农民工，来到像深圳这样的大都市工作，选择为网约车平台工作，是因为她们没有其他更好的谋生手段。然而，与男性工人相比，女性工人通常在有偿工作和无偿的再生产工作之间挣扎。方详述道：

“我丈夫和我都在滴滴工作，但我是那个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人。我早上6点起床，洗衣服，给丈夫和孩子做早餐，为丈夫准备午餐便当，然后8点开车送孩子上学。我从早上8点到凌晨12点都在滴滴上工作。午饭前我会去市场买菜，然后接孩子们吃午饭。午饭后，我再开车把孩子们送去学校，然后再去跑滴滴。下午4点我接孩子们放学，然后在离家前为他们准备晚饭。我通常在凌晨1点左右才回家。我每天都陷入无止尽的家务和滴滴工作的循环中。”

许多女司机都对方所描述的“无休止的循环”深有同感，而单亲妈妈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为她们既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也是唯一的照顾者。杨是一位带着6岁儿子的单身母亲司机，她说：

“我离开丈夫后，儿子一起生活。没有经济支持，我们在这个城市生存非常困难。如果我不工作，我和我的儿子就没有钱吃饭，但同时我也需要照顾我的儿子。所以我在把孩子哄睡后，半夜开始开滴滴，早上在孩子醒来之前回家。早上我会花一些时间陪孩子，然后开车送他去学校。从周一到周五，我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只睡几个小时。为了陪我的孩子，在周末我不会工作。如果我需要在周末工作，我的女司机朋友就会来我家照看几个小时孩子。”

单亲妈妈们谋生与育儿的平衡之道

本研究表明女司机们的行为和劳动生产不仅由算法和平台控制，还通过交流技术中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被组织起来。照顾孩子的责任在劳动过程中影响了女司机们的生产力。翁，一位40岁的女司机们和两个孩子的母亲，说：

“我们总是通过微信来安排照顾孩子。这很简单、快捷。很多女司机是单身母亲。我们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养活孩子。有时候，如果母亲整天都在平台上工作，孩子就没人照顾。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知道这有多艰难，所以我愿意提供帮助。”

在对其他女司机们的访谈中，类似翁这样的叙述并不罕见。女司机们利用微信与其他女性同伴合作照顾孩子，这样她们就可以工作更长时间，或者在特定时间工作。在没有共同工作场所的情况下，这样的交流空间不仅形成了相互支持、共同承担责任的社区，而且也是组织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舞台。

然而，个人生计也影响了女司机们在工作过程中的生产力。贾，一位50岁的女司机们，是一位离异的单亲母亲，有一个孩子，她说：

“她们都很有趣。我们总是在群聊中分享个人照片和视频。我们总是相互聊天。这样的群聊既有趣又好玩。我们是姐妹。如果没有她们的支持和陪伴，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每天驾驶十个小时。她们让我在路上开车时更开心，不那么无聊。”

水，一位25岁的单身女司机们，与贾的想法相似，并解释说：

“有时候，我感到困倦，想在下午回家打个盹。她们会在微信上分享照片并和我聊天，鼓励我多开一会儿，不要轻易放弃。如果没有她们的支持和陪伴，我可能会很懒散。”

贾和水的叙述与我在女司机们的微信群中的参与观察相吻合。丁，另一位女司机们，是我的采访对象，也是我的好朋友，她不时地邀请我为她们唱歌。她会说：

“海莉，给我们唱一首歌！我们很无聊。我们想听听你的声音还有一些好听的粤语歌。”

因此，微信和抖音这样的交流空间对女司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再生产空间，让她们能够提神醒脑、恢复精力，以便忍受每天长时间的驾驶。这项研究表明，以交流空间为媒介的劳动力可以超越家庭单位进行再生产，这种劳动控制的运作超越了APP和滴滴自上而下的企业霸权。

女司机们团结反抗性骚扰和性别暴力

本研究认为女性工人不容易被滴滴自上而下的管理所控制，相反，她们警惕微信的危险性，抵制滴滴平台的控制，以保护自己和孩子。当我开始进行参与式观察时，我加入了一个女司机们的微信群，立即引起了怀疑和拒绝。一个女司机们，叫婧，要看我的滴滴驾驶证。我不知道我必须是女司机们才能加入这个群。我诚实地与婧和群组的领导者、另一位女司机们吴交谈，讲述了进入这个群组以及我进行研究的目的，并展示了我的学生证。出于尊重，我决定退出该群。后来，吴和婧再次邀请我加入群组。婧后来解释说：

“我对你没有敌意。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姐妹们。我必须确保我们在群聊中安全自由地交谈。我们中的许多人是单身母亲，需要自己站出来保护自己和孩子。我们曾经很费力地赶走了一个滴滴的管理人员。你知道……让一个滴滴的人总是监视我们的对话并试图控制我们的行动，很不方便。我必须确保你不是滴滴的管理人员。”

婧的叙述表明平台通过交流技术控制组织和意识形态，但女司机们展示了个体主体性，这是因为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育儿责任，使她们能够抵制平台的专制控制。交流空间也是一个脆弱的地方，女司机们很容易受到男性的性剥削。婧继续说道：

“而且，我们赶走了一些男性滴滴司机，他们假扮成女司机，之前也加入过这个群聊。这种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男人潜入进群，监听我们的对话，看我们的照片和视频。”

婧的叙述与我的参与观察相呼应，我还听到另一个名叫凯的男性，曾假扮成女司机加入了女性专属的微信群的故事。许多女司机在群聊中谈论了自己的身体，比如在滴滴开车多年后体重增加了多少，身体变得多么丑陋等等。凯提议女司机应该在群聊中分享自己的腹部和乳房照片，但他的行为引起了怀疑。一些女司机意识到凯从未发过语音消息，而总是在群聊中打字。女司机们随后在群里质问凯的性别，凯承认自己是男性司机。吴对这一事件非常愤怒，她说：

“这种骚扰是不可接受的。这是对所有女司机的侮辱。我们都是母亲。我们必须先保护自己，这样我们才能保护我们的家人。”

吴要求我找出是哪个女司机将凯邀请进群里，并把凯和那个女司机都踢出了群。这一事件揭示了“共享”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维持个体的生计和安全以及关心家庭成员，为女性工人在网络和集体行动方面提供了潜力，这在零工经济的劳动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尽管交流空间非常不安全和脆弱，女司机仍然能够设法抵制性剥削，这也激发了女性的团结。

女司机在网约车平台上遭受性骚扰的事例屡见不鲜，但这些平台对于保障女司机安全做出的努力不足。在本研究中，许多女司机讲述了她们被男性乘客性骚扰的经历。梅，一名滴滴女司机，说道：

“有个男乘客在车上想要我的电话号码，到了目的地后，他拒绝下车。我大声呵斥他，说：“你可以不用付车费，但现在请你下车，离开我的车！”他是个轻浮的混蛋。他怎么敢认为我很好欺负？”

梅的故事并不是特例的，其他女司机也遭遇过类似的性骚扰。另一名滴滴女司机郭在微信群里抱怨有个男乘客对她进行了性骚扰：

“真是该死！有个家伙在我开车时摸了我的腿。我穿着破洞牛仔裤，裤子上有一个小洞。那家伙一直盯着我的牛仔裤看，说：‘你挺时尚的，很有风格’。然后，他摸了我破洞牛仔裤下露出的皮肤。我停下车，生气地质问他。他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但我太生气了，把他赶出了我的车。”

梅和郭在微信群里面讨论这些男乘客以及她们的经历，但都没有向滴滴平台举报性骚扰事件。她们解释说：

“向滴滴平台举报没用，他们不会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处理。我们是单身母亲。如果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谁来照顾我的孩子？你必须坚强，为了自己和家人。”

梅和郭的故事表明，单身母亲因为对个人生存和照顾孩子的强烈意愿，促使她们会对性骚扰者强烈抵抗。

女司机们不仅对性骚扰展现强烈的抵抗，而且善于利用交流技术来共同应对性别暴力，这些都体现了牢固的姐妹情谊和女司机们的集体行动。尽管滴滴有女性友好政策，即在夜间将女性乘客与女司机匹配，但对女司机们的攻击和骚扰仍然经常发生。

在这项研究中，40岁的女滴滴司机菲（已婚，有两个孩子）曾质问一名男乘客他的孩子为何吐脏了她的车，但她反而遭到了男乘客殴打。菲被送进了医院，确认她的鼓膜被刺穿，还遭受了轻微脑震荡。被袭击后，菲联系滴滴公司和滴滴工会求助，但她得到了冷淡的回应。她知道滴滴公司不会提供帮助。宁，另一名女司机们，也是菲的好朋友，随后在微信群里分享了袭击事件的照片和视频。每一名女司机们都立刻了解了菲的遭遇。宁说：

“我必须分享照片和视频，让其他人知道我们的姐妹发生了什么事。菲有两个孩子要照顾，目前她没有能力向丈夫、滴滴平台或工会求助。我也是一名母亲。我理解她的困境。我必须帮助她，所以我停工一天陪菲去了警察局和医院。”

和宁一样，其他从未见过菲的女司机们暂停工作，直接前往警察局或医院探望她。一些司机在菲还在医院和警察局时照顾了她的孩子。许多女司机对这起事故表示关心，并为菲提供了法律和医疗建议。

在群里，一些女司机们建议他们应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如抖音和新闻论坛，突显菲的案件。Molly是抖音上的一名网红，同时也是女司机们和WeChat群的成员，她同意提供帮助，并在她的抖音账号上发布了菲的故事。Molly的帖子吸引了30多万次观看、数千条评论和点赞。后来，滴滴的一名管理人员要求她删除这篇帖子。然而，Molly说道：

他们（滴滴出行）总是这样。管理人员总是要求我删除那些对平台不利的不同帖子。好吧，我不怕平台或管理人员。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和孩子而辛苦工作的单身母亲。我不会删除我已经发布的东西。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姐妹们和我们作为女司机们的尊严。

菲的故事和Molly的叙述表明，滴滴平台经常忽视司机的福祉，刻意回避处理女司机遭受暴力行为的案件，并限制司机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行。然而，平台的控制并不总是有效的。这项研究显示，女司机们使用抖音和微信等通讯技术，在缺乏共享工作场所的情况下，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助，分享关怀，形成一个共享责任的社群。

结语

在社会学领域，对零工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平台劳动的法律方面，尤其是零工就业的不稳定属性。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越来越多的工人通过众包或其他应用程序做零工。然而，许多国家当前的监管框架未能保护零工工人的劳工权利和福祉。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审视零工经济的影响，并提出法律建议以保护零工工人的劳工权益和福祉。另一种社会学方法探讨零工经济中资本与劳工的关系，特别是算法控制、劳工抵抗和工人团结。本文与零工经济的劳动过程研究相一致，调查了生产关系和资本积累逻辑在平台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并主张劳动研究应该关注生产的社会现实，将社会再生产过程视为劳动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女司机们的案例研究，本文探讨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如何组织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网约车行业中谈判、寻找正确的方向以及抵制临时工的日常经验。

本文鼓励研究性别和劳动学者更深入地了解女性在零工经济中的生活经历和问题，并将女性工人的劳动过程置于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劳动剥削、性骚扰和性别暴力的背景中，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两点建议：

- 本文指出了资本再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劳动过程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并阐明代际劳动力再生产对女司机们的劳动过程产生的影响。

- 本文作为一个开拓性的项目，强调了中国的零工经济中女性的团结，希望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引起对阶级意识和性别意识团结之间关系的细致分析。女司机们在面对无偿再生产劳动与剩余生产之间的斗争，以及对抗平台控制、性剥削和性别暴力时，表现出的女性团结，作为处于相似环境下的姐妹们彼此支持。在一个有阶级和性别差异的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女性仍然需要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个体和家庭生计，承担无偿再生产劳动的责任，并应对工作场所的父权制和压迫性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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