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下的出租车司机｜工劳小报#14

马路上的出租车来来去去，是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谈到出租车司机，最常被提起的可能是司机们的罢工、网约车与出租车的竞争关系、疫情下生意的变化，而本期小报重点将尝试整理出租车司机所处的劳动关系和他们遭遇的主要问题。

出租车现在在政策文件中被定义为“巡游出租车”，来与网约车区分。与一般行业不同的是，出租车是一种“政府特许经营制”的行业。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出租车公司需向政府部门申请才能获得准许经营出租车业务，出租车司机则与出租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虽然法规中有提到劳动合同，但实际上大部分司机与公司签订的都是经营合同，公司收取承包费（份子钱），同时免除了雇主责任。

政府特许经营的模式制造了“行政垄断”和“公司化剥削”。行政垄断，顾名思义，指的是出租车公司垄断了经营权（牌照），如果司机自己买车上路运营，就会被认为是黑车。公司化剥削则是垄断的延伸结果。出租车公司拍卖中标后会将经营转包给小公司，小公司转包给主驾驶员，主驾驶员再分包给副驾驶员、顶班驾驶员，每转包一次，就盘剥一次利润。行政垄断和公司化转包剥削导致实际开车的司机没有话语权，不得不缴纳远超成本的高额份子钱。在北上广深，份子钱经常会高至每月7-8000元（可参考：《开的好好的，出租车司机为啥总罢工？》）

2020年以来，这个矛盾更加剧烈。出租车司机们的生计受到了疫情的打击，但是却极少有出租车公司愿意减免承包费或者即使减免，幅度也非常低。22年11月，陕西宝鸡市众多出租车停工提出诉求，希望政府和公司能减少收费。宝鸡市出租车的份子钱，电车是4900/月、烧气出租车则是3050元/月，但很多司机一天工作下来只有100多元的收入。类似的行动不少，例如22年12月底，四川省绵阳市数百名出租车司机驾车到省会成都提出降低租金的诉求。

- 淘汰燃油车、推行电动化，政府政绩背后是出租车司机在承担代价。近几年为了达到国家能源环保要求，多地政府要求出租车更换为电动汽车，但是过程中却对车辆品牌和型号都做了不合理的规定。22年云南玉溪市交通局管理处指定更换的新能源电车只有2种车型（比亚迪和北汽），价格高达14万，比同省的昆明约高5万元。为此，玉溪市出租车司机们一年内多次上访，要求自由更换新能源车。同样是去年，河南商洛市出租车司机们被政府强制将车辆更换为一款特定品牌电动汽车。该车成本过高而且充电时间长，不适合属于多山地的商洛市。这些事件背后，政府部门、汽车厂商、出租车公司之间极有可能存在利益勾结。

- 网约车平台挤压出租车的生存空间。这是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能在日常中察觉到的，网约车越来越多，出租车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打。许多出租车司机也会抱怨网约车抢了自己的生意。其实，网约车并不是一种新的发明，它本质上是互联网产业绕过政府特许经营制进入出租车市场的尝试。而网约车与出租车的竞争也并不是网约车司机与出租车司机的竞争，而是网约车平台公司和传统出租车公司之间的竞争。我们应在意的是，这样的竞争有没有为司机们带来更多保障或减少剥削。答案恐怕是没有，网约车平台以低价策略抢占市场后也迅速形成少数平台独占的局面。网约车司机可能相较出租车司机少了些传统的罚款、份子钱，但它们也并未消失，只是换个明目，以押金、平台管理费、培训费等名义回到司机身上。

出租车司机遭遇的困难并不只是上面几项，引起司机们不满的还包括政府燃油/燃气补贴发放不到位、起步价过低或过高、被强制油改气、强制规定日常耗材购买等等。多方面的压迫之下，为了增加收入应对多方面的开销和克扣，司机们不得不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长时间劳动，导致颈椎病、腰椎病、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等等。2022年7月28日至8月1日，短短不到一周内就有四名出租车司机在营运时突发不适后抢救无效离世。

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些行动，出租车司机们也不是坐以待毙，他们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团结、最具有集体行动力的一群劳动者。根据中国劳动通讯CLB的“罢工地图”统计，仅2020年一年全国就有268次出租车司机的集体行动。推荐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出租车司机行动分析：《出租车司机集体行动观察》。

1月7日，重庆大渡口中元汇吉药厂不经员工协商，直接裁员一万多人，员工上街游行抗议。愤怒的工人开始销毁厂内商品，砸掉机器。随后警察介入。据工友讲述，厂里是生产抗原的，一共有一万人左右，3000左右的正式工，其余均为临时招聘，市场饱和了公司就开始以各种理由辞退。阅读原文

广西环江和贵州遵义的近90位农民工，五年前在遵义现代物流园区打工，至今被欠薪近400万。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是欠工程款的企业，还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不但认为自己欠得有理，而且欠得嚣张。阅读原文

1月15日，辽宁盘锦市盘山县浩业化工有限公司烷基化装置维修过程中发生爆炸起火，截至目前造成5人死亡、8人失联。据报道，该公司曾因违建和环保问题被多次行政处罚。去年10月辽宁省应急管理厅曾在实地检查中指出安全生产隐患问题。阅读原文

一月底，第一波感染高峰过去，餐饮行业回暖，但却也迎来了最严重的一次用工荒：部分员工由于疫情原因返乡，但复工后只有一小部分员工回来。服务行业动辄10-12小时的长时间劳动和低水平的薪资，很难再吸引到年轻人来工作。中国饭店协会数据显示，2021年餐饮行业员工年均流失率均值为19.3%。阅读原文

今年春节，多家快递物流企业推出了“不打烊”服务，旨在新年依旧不停止快递服务。不少快递员为了新年的补贴加班加点工作。但是企业的补贴杯水车薪，还有企业在承诺发放补贴后赖账不了了之。对于留守的快递员来说待遇不但没有多少提高，甚至还会错过难得的和家人团聚的机会。阅读原文

1月14日，印度尼西亚的冶炼工业园区GNI的管理层使用中国工人来镇压印尼工人的罢工，至少造成一名中国工人和一名印尼工人死亡，十几名工人受伤。1月11日至14日，印尼全国工人工会（SPN）组织数百名印尼工人进行为期四天的罢工，公司方将劳工诉求煽动为民族矛盾组织中国工人对抗，最终酿成重大伤亡。阅读原文

1月16日，约10名乌干达人在中国驻坎帕拉大使馆门外举行和平抗议。抗议者们举着用中文书写的红布条幅，要求大使馆出面，强制让中国中建公司结清拖欠了三年的工资。抗议者在递交给大使馆的信件中表示，当地公司承包了中方的建筑业务，但中方工程款已经拖了三年没有结清，导致20多名乌干达工人拿不到应有的报酬。阅读原文

一月中旬，网友发帖，称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违背有关规定，在分配医护补贴时区别对待同样身处一线的规培学员：临床工作的医护补贴人均10000元，而规培生若无证为1680元，有证也只有1800元。去年年底，本报发表了医学生反抗不公平的规培体系的特刊，多地医学生发出要求同工同酬的声音，进行了校内抗议活动。阅读原文

过往珠三角等地工人运动和劳工机构的活动其实累积了不少可供讨论的经验，但可惜一直缺乏整理。在近年来民间劳工团体遭到打压的情况下，这些经验和历史更加被隐藏。中国劳工通讯的这篇文章回顾了2014年裕元鞋厂和利得鞋厂的大罢工，两者都是珠三角地区重要的工人运动事件。文章从社会保障漏洞、官方工会的消极背叛、劳工团体遭到打压、媒体的缺位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值得阅读。阅读原文

马驹桥位于北京通州，曾经是北方最大的劳务人力市场。此地和深圳三和、上海车墩、昆山中华园一起被视为“大神基地”。这篇文章跟随工人李国华的视角详尽记录了马驹桥的生活状态。李国华进过黑厂打工，也摆过地摊，做过销售，当他35岁失业时再也找不到正式工作，最后选择了马驹桥。因为在这里他至少可以决定“我不想做什么”。阅读原文

疫情期间，骑手担起城市生活保障的重任。近来也屡屡有媒体报道骑手获得高薪、补贴，好像这是一份高风险高回报的工作。但三年来，外卖行业也在发生变化：单价越来越低，新加入的骑手越来越多，平台的跑弹模式越来越复杂，来自站点的管理规则、惩罚也变得越来越多。曾经一个通宵拼命工作能够赚400-500元的骑手，如今却经常面对无订单的系统沉默。骑手的均贫富其实是趋向均贫。阅读原文

蓝莓采摘需要从早上7:30一直工作到晚上9:30，没有午休没有休假，一天最多赚200块钱。相较于同等劳动强度的工地工作，采蓝莓的工资仅有一半左右。不过，虽然如此辛劳又收入微薄，在农村，这已经是50岁以上的女性还能找到的仅有的工作。这篇文章采访了多位蓝莓女工的故事，记录了中高龄女性工人在当代就业市场中的困境。阅读原文

这是一位职校生在2022年的出外打工笔记，记录了许多工厂劳动过程中的细节。有工人提到“这个厂好像是一座监狱，就算监狱也好歹把人当人看，这个厂却是连《日内瓦公约》都不遵守”。厂内，线长的辱骂攻击是常态，生病的工人从流水线上一个个倒下，但流水线的速度不会因工人而变化。让作者松一口气、休息一下的，竟是因为市场饱和要削减销量。这是哪里的黑厂吗？这可能是几乎所有工厂的常态。阅读原文

青年失业是今年国内最主要的劳动议题之一。财新网的这则分析指出，青年失业率增高主要问题是需求侧的危机——约60%的头部企业缩减校招名额，大城市较中小城市招聘需求萎缩更明显，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等服务行业的崩塌。文章中汇总的基于实际调查和采访的数据值得参考。阅读原文

在全面放开政策前的一个月，两辽宁卡车司机因为在2022年初的未及时报备行程，导致新冠传播，在11月下旬被重判4年。这篇文章指出疫情管控的成本不应变成对卡车司机等普通民众的罪责，并分析了卡车司机在疫情三年中遭遇的困境，包括各种惩罚、非人的防疫要求等等。此外，南方周末的这篇采访当事司机的文章也值得阅读。两位司机提到自己并非有意瞒报，而是工作特殊路过地方多，以及对于当地疫情规则不够了解。此外，他们在一审后未上诉也是来自于对法律体系的不熟悉，以为上诉会多判。目前两位司机已经申请再审，尚无结果。

这期打工谈播客的嘉宾做过话务员、审核员、书店店员、销售等，这些工作经历令他清晰地看到劳动力市场的各种荒谬。许多工作本身没有意义，对社会帮助不大，被称为“狗屁工作”。但是身在其中的人无法选择、无法改变，这被认为是真正要命的地方。收听播客

一位安全员的自述，记录了钢厂内的安全事故。这些事故包括最常见的一氧化碳中毒、大型部件松脱导致的伤亡以及可能发生爆炸的严重火灾。在见证了一连串安全事故后，这位安全员选择了离职，因为性命无保障。虽然文中没有详细讨论这些事故的原因，但从“年久失修”、“怕麻烦”、“背着气瓶也确实没法通过”等语句中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事故背后许多工厂的结构性因素和责任是未被检讨的。阅读原文

引导车辆、拿起油枪、结算费用… 工作内容简单、重复且程式化，这是多数人对加油工人的印象。然而，随着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和加油服务需求的增长，企业及管理者对加油工“简单劳动”的剥削，却在加码：在高强度、低工资的剥削基础上，雇主将两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加油服务与商品推销——“嵌套”在了同一劳动过程；“做服务”的意识形态，亦强化了劳动过程的不平等关系，如不断升级的规训、监督和家长式管理。这本书以调查报告形式出版，也是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系列的延伸内容。豆瓣链接

南京的一名女工周某在工作时间未请假回家哺乳时遇到交通事故，向南京人社部提交申请后获得了工伤认定，公司上诉后被驳回。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用人单位应每天在劳动时间内为处在哺乳期的女职工安排一小时的哺乳时间。法院的判决说明，用人方欧帛公司并未与周某安排哺乳时间，而周某根据工作时间自行回家哺乳，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上下班途中”，于是在发生非周某本人为主要责任人的交通事故时，应认定其为工伤。原文链接

员工朱先生在参加公司组织的景区团建活动时不慎摔伤，导致右脚骨折。人保局认为其受伤不在工作期间且不在工作岗位上，于是不予认定为工伤。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定，该团建活动由公司组织，并不脱离职工身份单独存在，朱先生参加该活动属于正常的工作外出，而在工作外出期间受伤，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范围。于是，人保局被要求重新处理朱先生的工伤认定。

以上两个判决的纠纷主题相似，都是员工看似不在工作岗位时受伤的工伤认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员工并非在一般的工作情形中受伤，也仍然处在法律的保护范围内，获得赔偿是属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原文链接

劳动法维权与咨询机构“五年四班劳动委员”免费发布了一本电子版的《劳动法学习实操指南》。劳动法并不难学，多了解相关的知识，就能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和身边的朋友维护合法权利。“五四”的这一本免费、简洁的手册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窗口，非常值得一看。原文链接

在媒体报道中我们也看到平台给骑手年夜饭等春节福利，但是王哥和侯哥都表示没有人组织他们参加年夜饭。王哥表示往年站长组织过10多个人的年夜饭，他有幸参加。今年虽然没有年夜饭，但至少他获得了10个N95口罩和消毒凝胶，这也是他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包。侯哥说：“团队和优选的有年夜饭，众包都是自己顾自己。”

对于全职写手而言，至少每日更新三千字，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万字甚至是两万字，如果手速跟不上，通常会使用语音输入。在这个过程里，除去卡文梳理情节的时间，几乎是要不间断输入内容，对于更新量大的写手来说，“一天下来嗓子都要冒烟了。”

小婷休假大概第四天，说父亲情况不是很乐观，希望再请假5天。因为再加5天假，小婷综合请假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需要向老板报告。老板了解情况后，告诉我不准假。我听到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老板是想不批假，到时小婷要是不回来工作，就以旷工为由无偿辞退他。当时我就想怼老板：“绝绝子，犯法都犯得这么理直气壮！”

陈林也是这样想的。一开始，逃离学校“朝7晚9”的生活、赚钱自己花让他对打工生活反而多了几分期待。随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厂单线条生活，打工从赚钱的兴奋，逐渐演变到后来的厌倦、频繁跳槽，甚至超额消费买手机、借网贷等。他说，一开始很不理解为什么父母可以做到一年有340多天都在工厂里工作。但最直观的体现是，父母十余年的打工生活换来了老家农村两套三层楼房。他自己则只能勉强不需要再向父母额外要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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