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国调研乡村就业问题，发现情况没那么悲观，但也不乐观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贺海波】

近几年，乡村就业问题引起了国家与社会的广泛关注。比较热门的话题聚集在农民工与各类人才返乡，如今年7月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等。

但是从城镇化进程来看，我国当前还有8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领域转移，如果考虑到人口变化与科学技术进步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影响，要到2035年才能将所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

如何看待农民工返乡与再就业？当前乡村就业有哪些结构性特点？如何从城乡关系来理解乡村就业？以及，需要重点关注什么？笔者将结合近些年在全国不同农村地区的调查经验来分析。

此前，“在农村挣一万元要多久？”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图自视频）

农民工的分化及返乡原因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西部农民开始大规模到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到2022，全国农民工有近3亿。

按东中西部及东北部四个地区来看，近3亿农民工虽然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流动到东南沿海，但是省内流动占58.9%。也就是说，农民工返乡或在省内就近务工已成主流现象。

就在发达地区调查来看，少数农民工分化出来留在当地，一些农民工因地区发展和市场排斥等原因被迫返乡。

2018年暑期，笔者与研究团队在广东某村调查时发现，该村已经就地城镇化了，外来人口远远超过本村人口，村内共有大小企业99家，其中大约有10余家是从湖北、江西等外省来务工者开办的。这些转变为当地企业老板的外来务工者一般都在2000年左右就到此打拼，与当地人接触后熟悉起来，掌握了企业运转的规律，在恰当时机接手企业，华丽转身为小老板。在浙江温州也有类似情况，一些外地农民工接手当地服装、玩具等工厂当起了小老板。

这些属于农民工中的精英份子，积极融入到当地经济发展的上层结构之中。而大多数农民工没有那么强的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或者根本没有进入当地上层经济结构的想法，或者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们勤扒苦做，最后随着劳动力市场萎缩与转型，很大一部分不得不返乡。

首先是沿海地域性发展的排斥。

随着经济形势变化，沿海东南不同地区对本地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定位，也因此对于外来劳动者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2016年7月笔者与研究团队成员在东部K市调查时，发现S村有大约四、五百名外来者，其中安徽人较多，主要从事种植业。有一位包了300亩种水稻，有两家承包了250亩地种草皮，有五至六人合伙承包了300亩地种芦笋，一户转包了100亩种水稻，其他的都是小规模种植或者打零工，如有一家三口承包了14亩多地种绿叶蔬菜等。但是K市当时正在搞“减量化活动”，即要减少落后产能与低端劳动者，并且在三个月内就将很多河南人、安徽人和山东人“请”出K市，其中安徽人一部分转移到临近Z省去种绿叶菜，一部分返乡了。

其次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排斥。

2022年7月份笔者在东部沿海Z省B镇调查时，发现当地工厂很多都正在搞转型升级。我们调查了一家制衣公司，公司负责人向我们介绍了公司改进的一台最新的机器，说是给缝纫机设定好程序后，没有任何缝纫技术的工人将布料放到平台上，就可以自动做成一件衣服，可以节约大量劳动力。服装业本来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随着转型升级也转变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了，开始排挤外来务工者。

最后是务工比较收益降低的排斥。

2022年在沿海Z省T镇调查中访谈了一位来自湖北的务工者，他说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到沿海打工了，已经20多年了，但是现在做不下去了，准备返乡，主要是工作机会减少了，要与当地人争工作，工资没有上涨，而房租等生活成本却涨得厉害，在外务工一年，扣除生活成本和往返交通费等支出后的所剩，比在湖北老家附近务工的收入还低一点，何况在家还可以与家人团聚，照顾老人和孩子。

从上述可见，近些年来，随着沿海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中西部务工人员返乡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趋势。农民工流动的大数据也表明留在本省或在家乡附近的务工者越来越多。

乡村就业分层

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返回中西部家乡的农民工，肯定会冲击当地的乡村就业。那么乡村就业情况到底如何，大量返乡农民工将会如何就业？笔者在全国不同地区调查发现，乡村就业实际上存在一些人员结构上的特点。

首先，少数经营农民。经营农民可以是本地人，也可以是外地人；可以种植大田作物，也可以经济作物，还可以搞养殖产业。

2022年在中部D省R市三个乡镇调查时发现，有一个农民在Y村承包了1000多亩地，主要种植水稻和油菜。当时我们算了一笔账，各种补贴加总有35万元，1000亩地就是收支相抵，靠补贴也可以过上比较好的日子。还有一户是N省的两兄弟在M村承包了300亩土地，只种植水稻，从四五月种到八九月收，劳动周期四至五个月，其余时间他们并不在M村。

除了农民个体承包者以外，还有致富能人或村集体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企业公司独立运营，或与普通农户相结合等模式。

比如，L村的黄桃种植面积达600亩地，其中锦绣黄桃合作社种植面积达120亩，新农业有限公司承办100亩，2021年成立的新合作社达80亩，另外散户种植了300亩。每亩地种植黄桃树40棵左右，亩产达600斤左右，依照市场10元每斤的售卖标准，每亩地毛收入在6000至7000元左右，种植100亩黄桃就有近70万元的收益。

不过，经营农户在中西部占极少数，约5%左右。

其次，中坚农民。各个地方都有一些青壮年农民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外出务工，他们将兄弟朋友邻居的土地流转集中耕种，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在附近务工。

近期笔者调查了湖北荆门H村一个小组的两位中坚农民，一位农民种植水稻每年收入2.5万，养殖龙虾年收入2万，在附近务工年收入2万，每年收入共计6.5万元。另一位农民，种了三家农户的田地共40余亩，水稻油菜等种植年收入约4万，养殖龙虾也差不多有4万元，种植香莲年收入约2万，附近务工收入2万元，每年总计收入为12万元。今年暑期到华北S村调查时发现，有一户流转了20亩地种植大桃，年收入在10万左右。

在发达地区也有一些中坚农民。如2022年在浙江B村调查时，村支部书记介绍全村有10来户种地，其中一户专业种地，种植了100余亩，其余大多种植30-50亩地，外加务工。

中坚农民在中西部农村约占15%左右。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最后，留守老年农民。这种类型的农民是大多数。

具体来看，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子女通过升学接受大学教育后在城市找到稳定工作，老年人住在农村自种自养；一种是子女在外务工，也在县市城区买房，但是老年人不仅自种自养，往往还要接济子代在城里消费支出。其中以后一种为重。

这些农民仍然种着自己家的责任田，人均1亩3分，户均不过10亩，除了种植大田作物，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养殖小龙虾，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此外，有体力的还可以在附近农业企业公司打工，锄地、打药、下果等，一天可以挣100多元。

今年7月在华北S村调查时，一位79岁的老农说他一年务工收入有五六千元之多。这些老年人大多数是上世纪50年代左右出生的农民，他们称自己是“最后一代农民”。

留守老年农民要占到80%左右。

少数经营农民、中坚农民与大多数留守老年农民是当前大多数中西部农村农业生产中的就业结构，基本覆盖了种植养殖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

返乡农民工有一部分人希望能够挤进农业生产领域。笔者近期调查了安徽D镇发现，根据办理创业贷款的情况看，去年和今年返乡创业的有96人，主要集中在自主发展养殖、农资经营等产业或商业方面。但是农业经营风险大，大多数返乡者回到乡村只是为了暂时避免失业后的无处可归，眼睛仍然瞄准城市，随时准备外出务工。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城乡关系中的乡村就业

自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乡村就业就比较强地表现为城乡关系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初期至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关系都是汲取乡村农业生产剩余作为发展城市重工业以及工业体系的资本。工业化刚刚起步阶段，就业岗位十分有限，为了限制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国家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实施户籍制度，建构起城乡差别的二元社会结构，并且当城市人口超越承载能力时，还将大批知青下放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特区的优先发展和城市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扩展，大批知青返城，到90年代中晚期大量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到东南沿海地区务工，出现了空间非均衡发展带来的农民工迁徙式大流动。这个时期的城乡关系表现为中西部农村为东南沿海城市工商业率先发展提供了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这也就是经济学者所说的“中国人口红利”。

进入新世纪不久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开始进入以城带乡、以工哺农阶段，城市工商服务业也在发展加速，仍然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2017年以来，中国城市经济受到了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全球化摩擦增多，西方国家不断制裁围堵中国经济发展；受三年疫情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增多，投资乏力；沿海经济产业改造升级，对于劳动力需求发生变化，低端劳动力市场萎缩；中西部内地城市承接大量沿海城市转移企业，城市发展提速，用工需求增加；等等。

另外，就笔者在全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调查来看，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不断上升的阶梯状，西部地区落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落后东部地区都约为15年左右。这种差距表明，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还要经历15年甚至更长的快速发展期，然后东中西部地区将会逐渐走向均衡发展。

小结一下，从城乡关系视角来看，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可能有几个动向：一是受国内外环境影响，当前城市经济发展正处于大变革阶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出现了巨大的波动；二是低端劳动力与中高端劳动力需要重新分布到不同的就业领域；三是随着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在省内务工；四是有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要退回乡村以待时机。

应对乡村就业需要注意的策略

基于上述判断，再来看当前的乡村就业，就会发现其中的大趋势仍然是依靠城市经济发展从而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我国的城镇化率2022年已超过65%，但是直到2035年才会基本转移完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接下来的10余年时间仍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的时期。

但是随着城市现代化经济的波动，将有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会在城乡之间往返，经济形势好时进城务工，经济形势下行时就退回乡村以待时机。所以应对农民工返乡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重视农村作为大后方的稳定功能。

返乡后，耕种户均不足10亩的土地，即使种夏秋双季，年收入最多也就差不多2万元。在农村种地基本上不可能致富，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但是当前不能快速推动再集体化或土地私有化，即使有条件推行，也要为返乡农民保留索取耕种自己土地的权利。

因为城市经济总处于波动状态，一旦在城市失业，无法承担城市生活成本，又不能退回农村时，就会成为流民；但是只要可以退回农村，住房、粮食、蔬菜等都可以不花钱，虽然不能致富，但是养活全家人不成问题，完全可以休养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再次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二是对返乡创业活动保持警惕。

当前一些地方对返乡创业很重视，但是就调查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者很少，因为他们中间大多数在城市务工时只是熟悉某个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对于农村农业的养殖种植以及市场行情并没有经验，如果仅凭想象去创业，必然会失败而亏掉通过长期务工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资本。

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所有的创业，比如一些具有同乡同业特点的创业就可以尝试。福建沙县小吃、江西抚州种植小白菜、湖北荆门熬制豆腐、浙江莲都开办超市等，这些在市场上仍有空间并且有成熟经验作基础，就可以为返乡农民工搞免费职业培训，帮助他们顺利转行。

三是根据形势适当开放一些临时就业岗位。

在特别严重地出现大量零就业家庭时，可以考虑增加一些乡村社区的临时就业岗位。2023年7月，笔者在华北地区S村调查时发现，一个1800人的村庄内有保洁员10人、网格员11人、管水员1人、森林防火员24人、安全员3人、养老互助点负责人3人等共计50余人。这些成员都或多或少根据实际情况获得报酬。

临时性岗位要特别提供给零就业家庭，以便帮助他们能够度过难关，并且在经济情况好转时及时取消，防止由救济福利转变为少数人的特权。

四是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小田并大田以及组织农民的工作。

今年暑期，笔者回中部农村老家发现，当地很多村民还在自己打井抽水抗旱。近些年农业生产的水电路基础设施各地都有很大改善，但是在一些地方关于农业“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方针中，水利仍然存在重要问题。

当前需要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有的地方还需要加强将农民组织起来，以便在农田灌溉中能够合作，减少人为的阻碍因素，以保障小农户耕种之需。另外，还要继续组织农民开展“小田并大田”活动，进一步提升小农户的耕种效率。总之，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在城乡往返的后方条件。

结语

自进入现代化生产体系以后，城市是发展极，农村就是稳定器与压舱石；城市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主战场，农村就是稳定的大后方。

乡村就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直接相关联。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剩余以及低成本的土地等资源，创造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建设完备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奇迹。

在接下来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城乡关系将进一步向一体化发展变化，东中西部也将走向均衡发展，农村仍然要解决很多城市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后果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还要承担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能够往返的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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