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90后纪录片导演李维：「大家好像都羞于谈影响社会的理想了。」

窝在大章房间一角，李维日复一日举著摄影机。房间里很安静，回荡著大章用力呼吸的声音。时间不多了，也不知道政府人员会否来阻拦拍摄，制片人焦虑地催促导演尽快和大章做访谈，李维却一直不行动。

这是重庆酉阳县的一条村子，大章患尘肺病多年，妻子走了，留下三个孩子。大多数时候，大章都侧卧躺在床上，每一道呼吸都要用上全身的力气，让氧气进入硬化的肺。

「他讲话已经很吃力了⋯⋯而且当我去到他们家，我站在那里，就觉得所有问题我都知道答案了⋯⋯我去采访，不过是让大章把问题说一次，我录下来⋯⋯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李维说。他从冬天拍到翌年夏天，大章身体逐渐虚弱，他内心不安，把自己埋在镜头后，避免和大章对视。

这次开机之前，李维跟著关注中国劳工尘肺病的NGO大爱清尘走访陕西的尘肺病人，骑著摩托车，驶进秦岭山区的村落。一条村子里通常有好几个病人，他们当年结伴去工厂打工，一生病也是大家一起生。根据大爱清尘的统计，中国约有600万（注1）尘肺病人，他们在煤矿、水泥厂等打工时因缺乏防护装备而吸入煤屑、粉尘，肺部形成大量结节，有媒体曾形容这是「变成石头的肺」。李维发现这些村民默默忍受著相似的痛苦，一道道用力的呼吸声刺痛了他。

经过大半年拍摄和一年多的后期制作，李维把大章生命的最后时光留在了纪录片《尘默呼吸》。2022年作品完成之后，这部独立纪录片和它所拍摄的弱势群体一样，在中国声量微弱。

某城市曾经有电影节想放映此片，但过不了审查，拿不到中国国家电影局签发的电影公映许可证（「龙标」）；以前李维还会把作品带去大学搞放映，现在也搞不了了；影片最终只能在国内一些电影院悄悄放映，「疫情之下一些影院不做也是死，不如赚些钱⋯⋯我们在网上公布信息，但到了当日才会告诉观众具体地点」。

在当下中国做独立记录，李维坦诚会陷入巨大的无力感，有时甚至会怀疑拍下去的意义。2022年11月，《尘默呼吸》入围第59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项，李维说这是一份鼓励，但更重要的意义是让这个群体被更多人认识——即使人们不是马上看到影片，但至少会google一下，「尘肺病」是什么？

李维皮肤黝黑，长相老成，很难猜到他是90后导演，今年28岁。他说这些年自己变化颇大，洗掉了刚入行时的天真和锋芒毕露。

他在重庆丰都长大，父母忙碌，他从小交给外公、外婆照顾。外公是公务人员，关心时政，每天看报读书，李维耳濡目染，也爱看新闻，关心社会问题。如同不少理想主义少年，他一度梦想成为记者。高中一年级那年，外公去世，李维内心震荡。

「我坐在教室里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我到底在做什么？」他想加速长大，尽快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从高一跳级到高三，想快点参加高考。不料被人举报，说他违规跳级，也因此无法报名参加高考。年少气盛，他索性退学不读了。

家人还是希望他走寻常路，又想方设法为他取得了四川一所大学的入读资格。他至今搞不懂那到底算旁听生还是什么，反正很少去上课。「去上课也是为了看看老师傻不傻」，他幽默总结。那几年，他自己在家看书，看纪录片，印象最深的是艾未未导演的纪录片《老妈蹄花》（2009）。

2014年，一个熟悉大凉山的朋友推荐他去大山里走走，他爽快去了，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村子里唯一会说普通话的彝族男人苏甘以布。两人一聊数小时，后者的经历让李维著迷。

根据苏甘以布的讲述，他们家以前是彝族中的贵族，1950年代共产党打到当地，他的父亲带著当地人对抗共产党，最后被关了十几年。出狱以后天翻地覆，他们沦为贫穷人家，甚至不能让孩子上学，苏甘以布因此不识字。父亲最后郁郁自杀。苏甘以布16岁就外出打工，学会了说普通话，中年后返回村子。

李维决定要记录苏甘以布和当地人的状态。他在挂名的大学借了一部摄影机，一个人住进大凉山，「苏甘以布家有三个房子，一个他和妈妈住，一个是猪圈，他们让我在另一个空房子里搭帐篷、睡睡袋。」

在大凉山，他把镜头对准村子里的乡村小学。当地老师不足，全靠外地来的支教老师，苏甘以布喜欢去村小旁听，学识字；自从村子2012年通电之后，他家里也有了电视，他爱看新闻联播，欣赏画面中频频出现的习近平。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苏甘以布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当地搞不好是因为地方政府的问题，「上面是很重视少数民族的」，他又觉得如果自己可以去村里当官，一定会做得更好，却苦于没有门路。这些想法和支教老师们的认知形成反差，一个老师说，他知道中国政府「拿很多钱去非洲」，「如果非洲的人知道我们还有这么多穷苦娃，一定很惊讶。」

「在这个一年几乎365天都只能吃土豆的地方，宣传工作已经深入到一个个毛细血管。」李维说。在粗糙的镜头背后，他感受著最底层的中国，当地人的贫苦、鲜活和纯朴以及权力的无处不在，一切一切都让他震撼，他急切地想把所有呈现给观众。

「当时20岁，就是那种创作者的表达欲，非常锋芒毕露，迫不及待想要告诉全世界我的想法。」他会和苏甘以布辩论问题，气得苏甘以布大喊要杀了他；拍摄到苏甘以布的母亲病重吐血时，他在镜头后一直哭。

这部纪录片名为《飞地》，是李维的第一部作品，其中充满了对话、访谈，观点的呈现和交锋，热闹而真诚。在他的感受中，贫瘠的大凉山就是中国的飞地，而支教老师来来去去的山村小学，又是大凉山中的一片飞地。

2016年，这部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夺得北京独立影像展最高奖「独立精神奖」。这个奖项过往常由资深导演斩获，包括黎小锋《遍地乌金》（2011）、艾未未《平安清乐》（2013）、胡杰《星火》（2014）。

李维当时对于获奖非常兴奋，他一腔热情，对独立纪录片行业还没有完整认知。只是从各种新闻得知，整个行业正面临压力，三大独立影展之一的云之南独立影像展2013年之后已经停办，只剩北京独立影像展和中国独立影像展在苟延残喘。后两者随后也先后停办。

「现在回想，其实非常惶恐，当时的作品其实没那么好，还是很粗糙、幼稚的表达。」李维说。但年少锋芒包袱少，他就这样一头扎进独立影像纪录的世界。

李维说，他选择把大章「悬置于中间」，拍摄被尘肺病所掀动的周遭一切：三个还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孩子，每天照料大章和孩子吃喝的年迈父母，偶尔来探访的乡村医生大禹，村子里静静谈论悲剧的邻居们⋯⋯苦难平静地行走于日常，即使中间老父亲中风，大章的哥哥在外打工时突然心梗死亡，人们也是隐忍著应对，照料病人，办理丧事。

「这样的意外、死亡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时都会出事。」李维说，大章一共四兄弟，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尘肺病，大章最重，其他三兄弟较轻。

「在中国，其实你把尘肺病换成其他的病，他们的生活状态也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更巨大的东西笼罩在那里。如果他们统治这个国家的底层逻辑不变的话，那么下面的东西都不会变。」李维说，此刻他想要拍出巨大阴影之下，普通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们抛开了所有怨言，不会去探究我为什么是这样。他们只是想要活下去，要一种简单的正常的生活。」

《飞地》之后，他先投入另一个计划，拍摄自己的儿时玩伴。大家都成长于重庆丰都，有的早于幼儿园已经认识。2016年开始，李维拿著摄影机天天跟著这群同学。

「大家每天都是在网吧在牌局在打台球，都没有什么压力，每天最苦恼的事情就是第二天去哪里玩。」有一年多时间，李维常常跟著他们拍，也和他们聊社会聊政治。一开始他总是想为什么大家每天干著这么无聊的事，他也想把自己对于社会问题的观察和他们分享，却怎么说也影响不了大家。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奇怪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我才是这个社会的异类。我说服不了任何人，包括我的同学。」李维说，他的表达欲渐渐退却，安静地纪录这群同学的变化，后来大家开始谋生，有人做起了小额借款，在P2P暴雷时输得惨烈，有人负责帮富士康等大型工厂招工。

他所在的行业也在急速转变。独立纪录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筹措资金和寻找放映渠道愈发不容易。他尝试走出去，把港台作为作品的一个出口。

香港独立电影导演曾庆宏表示，香港各类电影节对中国独立影像作品而言，以前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把中国的独立作品推向世界，包括香港独立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采风电影」所主办的华语纪录片节等。「包括贾樟柯的早期作品，也是通过香港走出来的（注2），还有台湾的一些作品。香港曾经把许多华语独立作品带给世界观众。」曾庆宏说，不过近年香港自由边界也经历了收紧，「不知道红线在哪里」。香港独立电影节、华语纪录片节已经停办，目前只剩香港国际电影节，而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中国独立作品也越来越少。

就是在那一年，他一边与许多参与金马奖的电影人聚会聊天，一边刷著手机上北京「切除低端人口」的新闻。突然，朋友传来讯息，他早前跟著大爱清尘走访时、在陕西跟拍过的一个尘肺病人去世了。

「当时处于金马奖那样一个虚幻的场景，每天觥筹交错，讨论电影，讨论纪录片⋯⋯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一些什么。」回到大陆，他开始透过NGO到处寻觅愿意被长期跟拍的尘肺病人，最终认识了大章一家。

集中跟拍的时间长达半年，李维每个月至少去大章家里住一周多，从2017年12月一直到2018年夏天大章去世。他没有长时间的开机拍摄，更多的时间花在感受、等待，以及与孩子们的相处上。某程度上，对世界仍然一知半解的孩子才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角。

与《飞地》相比，《尘默呼吸》展现了更自然的手法，导演更浑然一体地融入大章一家所在的场域，偶尔出现导演和孩子们的提问或对话，也并不突兀。李维说，他仍然大致沿袭「墙上苍蝇」的直接拍摄手法，但并不拘泥，也不追求绝对的客观，他认为纪录片的技艺，应配合不同题材而不断作出转变。

「如果你永远恪守一个风格或手法，那你可能对不起他们交给你的故事。」李维说，与技艺相比，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人，「底层逻辑就是我是怎么看待人的⋯⋯我感觉大家在中国好像都没差，虽然可能阶层不同，但我们的认知都是被一个巨大的东西所左右。」

《尘默呼吸》在一些中国电影院悄悄放映时，李维跑了很多地方和观众见面，做映后谈。每一场都要记得提醒观众，不要在网络上分享自己参加了放映。

中国大陆的空间急速缩小，他和制片人也努力尝试把作品推向西方和港台地区。《尘默呼吸》的出品方是美国、法国和新加坡，投资人均是华人，包括一些有海外经验、支持文艺作品的中国人，不过公司都设在外国。

「出品国不是中国，法律上我们去参加海外的电影节和放映，就不需要问电影局。当然这还是一个模糊的地带，如果它（政府）想要搞你的话，还是有千千万万种方法。」李维说，不过在中国搞放映，还是需要获得电影局的「龙标」。

独立纪录就是在这样充满风险的不确定地带走钢丝，一边是中国阴暗不明的红线，另一边，变幻的国际格局和两岸形势又吹来更多风险。

2022年考虑是否报名参加台湾金马奖时，李维也有犹豫。自从2019年中国国家电影局宣布暂停大陆电影和人员参加当届金马奖后，尽管此后没有明文禁止，但主流电影和人员已经甚少现身金马奖。反复考量之后，李维和制片人还是打算试一试。在此之前，《尘默呼吸》也参加了2022年5月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李维认为，港台仍然是中国独立纪录的重要出口，但他也观察到，大家近年对中国特别是中国底层百姓的故事，兴趣缺缺。不久前去台湾参加金马奖时，他感觉大家的目光更多聚焦在本土。

「这几年香港会播放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很多平台、空间都没有了，我自己近年也有点不知道中国内地有什么独立作品。」曾庆宏说。

「对比欧美，港台更重视中国是什么样子，但可能这两年也没有那么关心了。经常跟台湾、香港朋友聊天，知道他们不那么喜欢中国，也自然不那么想去了解。而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谁真的有兴趣去了解中国底层是怎样的？我觉得是很难的。」

他也理解香港自由空间不断收紧，预料此后纪录香港和大陆的独立题材都不容易找到空间。《尘默呼吸》也一直寻找在香港院线上映的机会，但暂时没有明确。

「这几年香港会播放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很多平台、空间都没有了，我自己近年也有点不知道中国内地有什么独立作品。」曾庆宏说，变化在港区国安法落地后尤其明显。

然而，相比制度的压迫，李维更失望于社会的氛围。在大陆和观众们交流，他总感觉讨论「有些失焦」。大部分观众的提问集中在片子的艺术和技巧，话题鲜有触及尘肺病背后的社会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不清楚这是大家的自我审查还是什么，但在放映重重受限的当下，这些失焦的讨论又进一步加重了他的无力感。

他忍不住想问，纪录底层中国的作品，到底能带来什么影响，但转瞬又自嘲，今天谈论改变世界的理想说起来好像有点可笑。

「就是你想要通过这个职业去做一点什么，对这个社会真的是起到一些作用⋯⋯但好像现在这个东西也被污名化。至少我觉得在大陆，在广义的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层面上，很多人现在都羞于去提起这点。」李维说，「但我相信很多创作者的内心，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这个东西。」

一边说著无力，一边还不断想到各种新念头，新尝试。李维说，对抗无力感的最好做法就是「继续工作，继续工作」。

和许多创作者一样，他接商业拍摄来养活自己，同时还在继续跟拍一群同学的生活，另外他也在紧锣密鼓地为下一个拍摄题材做准备。

他透露自己正筹备一部关于在缅甸的中国人的纪录片，但风格和手法大拐弯，希望探索更剧情化的操作，更精良的制作，甚至把作品推向国际流媒体平台。朋友们笑言他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却轻松不介意，认为当下创作者就是要勇敢进行各种尝试。

纪录的意义是什么？或许这是一个纪录者一直自省但永远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李维说，即使到最后，不能为社会带来什么改变，但至少拍摄纪录片的整个过程，也是在做一场关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实验。

李维说，纪录片工作者需要不断努力，去和受访者达成一种信任，而这个过程是持续动态的。「即使最初和他们达成了协议和信任，但中间也可能会有各种疑虑，就要靠（导演）不断的行动来消除种种疑虑，这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全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使签了法律协议，对方中间不想拍，或者最后不想放映了，那也没办法，就做不下去了。」李维说。

过去多年，他幸运地获得了大章等家庭的信任，但也被不少人拒绝过，例如他曾经想拍摄的民营企业家。而此刻他正在拍摄的同学故事，未来可否继续跟拍和放映，也是一种未知数。

「拍纪录片也是在中国做一场关于信任的实验。看人与人之间能否建立某种足够的信任，让我深入受访者的生活，纪录和拍摄，这场实验我还在进行中。」李维说，行走于巨大阴影之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弥足珍贵。

注1：根据公益组织「大爱清尘」2014年《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估算中国约有600万尘肺病人，其中死亡率达到22.04%，该报告当时估算中国尘肺病人每年新增2万例。

注2：《电影的口音：贾樟柯谈贾樟柯》，P205， 「后来我们有个同学说香港有一个独立短片的影展，就推荐这个影片去了香港。有一天听说他入围了，我就去了香港，《小山回家》获得了那个比赛最佳的剧情片。也就是在那个香港的短片展上，我认识了非常重要的两个合作者，一个是摄影师余力为，一个是制片人李杰明。我们决定一起拍片子，这样才有后面的第一部长片《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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