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二代关停家族工厂：月薪5000块，我是接班人里的大多数

社交平台上，在洋洋洒洒分享接班经历的工厂继承人中，程颢是唯一一个以“干黄了”为标题的厂二代。

程颢家里经营了十几年的工厂，所有的产线已停止运转，这间工厂不再生产产品，而是依赖原有的市场和客户，转做贸易商的角色，这是父母和他共同商议的结果。

2018年之后，工厂一直在下坡路上走，利润日渐稀薄，苦苦支撑几年后，这个家族工厂放弃了挣扎。

去年下半年开始，程颢不再参与工厂的事务。他在早两年已经预见了这份家族事业的结局——

“2015年到2020年，是国家制造业的一个更新迭代期，要么被淘汰，要么抓住机会更新换代，我们家就是被淘汰的那一类。做了贸易商，生意估计撑不了几年。现有的客户，迟早会选择那些实现了技术迭代的大工厂”。

“如果父辈手里的工厂，本身就竞争力不足，行业红利也不多了。大多数回厂的厂二代，除非你是天之骄子，不然结局不会有太大差别，最后就是关门。”

两年前，徐嘉成离开了自己家工厂。这间位于深圳龙岗的印刷品包装厂，早期生意依赖于珠三角几家3C产业的大工厂，2015年深圳山寨手机产业坠落后，3C产业链经历了一轮洗牌。徐家工厂，一度到了临近倒闭的境地。

2008年，徐嘉成的父母在龙岗坂田租下厂房，开了这间包装厂。工厂对外的牌子是印刷厂，实际上只负责纸盒包装环节。包装厂所需开厂启动资金，远远低于印刷厂，仅机器一项，购买一台包装机器只需十几万，印刷机则要上千万。

最开始的几年，徐家工厂的利润能到50%。当时徐嘉成还在读书，见过父母一天净赚1万块的狂热劲头，那是工厂生意最好做的阶段。

2015年之前，徐家工厂的生意平稳顺遂，珠三角3C产业链上的工厂，大都活得不错，“你赚我也赚，客户不怎么卡价格，只要求质量做好。”

山寨手机产业重创后，珠三角的3C产业链上，大量工厂遭受重创。徐家工厂的日子逐渐艰难，利润从最开始的50%，到30，再到20 、10，“熬到现在可能只剩下5%，还是毛利”。

“我们家这种厂子门槛很低，在国内，门槛越低，挤入的人就越多，为了拿订单只能打价格战 。”

2009年，程颢的父亲在浙江宁波，开了一家生产燃气配套金属管的工厂，这不是当地的主流产业。

宁波是长三角举足轻重的港口城市，拥有年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的舟山港，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在当地，小家电、汽车配件工厂更为常见，市场渠道多以外贸出口为主。

疫情以后，宁波倒闭的外贸工厂举不胜数，“跟我们差不多，大都是来料加工的形式。业务模式都是很脆弱的，你依赖的几个大客户活得不错，你就有得赚。低端制造业开拓新客户也很难，所谓的竞争，就是在拼价格”。

在程颢看来，自家工厂的颓势，与疫情关系不大。他一直遗憾于，父亲没能抓住2015年到2017年之间宝贵的技术转型机会。

“那时候工厂生意特别好，我们手上的钱足够购买厂房。有了自己的厂房，你才能放开手脚，投入实验室改造，提升技术能力。但是我们没买，2017年之后，宁波的地价、房价疯涨，我们错过了机遇。”

程家工厂的利润在2018年之后一再下跌，“从早期的百分之二三十，降到现在，只剩下几个百分点”。

近几年来，原材料、地租、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产品的终端市场价越来越低，“那些升级了产线和工艺的同行，人家的成本比我们低得多，质量也不见得差多少"。

2016年徐嘉成大学毕业，他学的专业与计算机相关，计划再进行一段时间的编程学习后，寻找程序员的工作。

编程的课程还未学完，父亲就把徐嘉成叫回了工厂。“你再不回来，厂子就揭不开锅了”，父亲说。

紧接着父亲告诉他，工厂已经亏损一两年了。此前三年，父亲一直在治病，母亲一人勉力支撑着工厂的运转，新业务无力拓展，老客户也在流失，生意愈下。父亲生的是大病，早些年的财富积累，大都花在了医药费上，工厂再赚不到钱，一家人生活都成问题。

徐嘉成回到工厂后，决定在阿里巴巴上寻找新的市场，“以前我们是绑着大客户存活，大客户不行了，只能跟别人恶性竞争。那会儿，我看到了网上的巨大流量”。

父母并不看好他的判断，“你得出去跑客户、串门，网络这个东西，怎么能搞来业务”，他们劝他。半年后，徐嘉成庆幸自己切入了恰当的时机，来自网络上的订单，已经让工厂忙到停不下来了。

徐嘉成及时地挽救了家族生意，不过，他留在工厂，更多地出于一份“被捆绑”的家庭责任。对这间工厂的未来，他很难抱以期待。

“虽然很忙，但过得其实不好”，在网络推广日渐成效之后，徐家工厂业务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利润早已大不如前。厂租、人工每年都在上涨，非账面的支出越来越多，比如随着监管趋严，工厂每周都要接受检查，一检查就要停工半天。“这半天的能到手的营业额就几千块，每周的利润也只有几千。”

“工厂老板个人能力不同，这几年有些能赚到钱，有些一年比一年惨。但大趋势都就是往下走的，行业没有那么多机会了，90%的订单集中在10%的工厂里，中小型工厂是没有机会的。”

两年前，徐嘉成不顾父母的激烈反对，离开了自家工厂。除了看不到这份家族生意的未来，在工厂的经营管理问题上，与父母的的观念冲突，也令他倍感束缚。

“特别丧，感觉上班跟上坟一样”，徐嘉成用略带戏谑的语气，向我描述他在工厂时的情绪状态。

“你想做点新的事情，总会遇到来自父母的阻力。哪怕他知道你的能力很好，他还是觉得，我们几十年都过来了，你为什么不听我们呢。”

徐嘉成形容父辈管理下的工厂，为“典型的来料加工”——“一群人就因为业务凑在一起，接单、生产，发货……就这套流程。没有规划，没有计划，没有管理机制，没有财务规范”。

这间工厂还有着典型的家族风格，员工有母亲的闺蜜，表姐表哥，以及更远房的亲戚。人情糅合在日常运营中，徐嘉成想做点改变更加困难，“他们会觉得凭什么，你一个刚毕业的小孩，拽什么拽，这不满意那不满意”。

粗放型经营带来的弊病之一，就是出了问题找不到原因，“经常是，亏损了你不知道为什么，只能猜，是不是利润太低，是不是某个工人开小差，是不是算错价格了”。

徐嘉成跟父母提议过，工厂用各类数据报表做精细化管理，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我爸妈觉得没必要，浪费人力物力。”

“在工厂的运作机制上，我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或者说，我已经忙到被营销业务淹没，没有精力管这些了。甚至我参与了，父母都会觉得你在浪费时间。”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工厂在管理上的短板愈加凸显，这更消磨徐嘉成的热情，“即便我在外面接再多的业务，工厂做不出来，或者内部存在很大的管理问题，导致订单出错。”

徐嘉成自小在深圳长大，在他的同学、朋友当中，接手自己工厂的同龄人不在少数。多数厂二代回到工厂，境况更加糟糕。

“很多厂二代的薪资，可能还不如一个工薪族，他们也不想回去，但是被家里捆绑了，厂子可能还有很多负债，不做，贷款都还不起 。回去他们也看不到什么希望，很迷茫，甚至还想依赖父母做出变革，而且我发现，即便父母的决策是错的，他们还是会服从，因为他承担不了，自己做决定带来的风险”。

“在厂里，所有的决策权都在父母手里，你能决定的，无非就是一些小事情。”程颢说。

2016年程颢进入工厂时，曾经跟父亲提及买厂房，但建议没有被采纳。再回头去看，他认为这有两层原因，一来他“人微言轻”，刚刚进入工厂，父亲并不信任他的能力和判断，二来那两年，父亲把赚到的钱都投入了股市，“一个制造业的老板，沉迷炒股，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工厂的决策问题上，程颢与父亲很少产生分歧。“小的技术问题，你是无条件信任他的，他的经验和技术能力就摆在那里，大的问题，刚开始你觉得不对，还是要反驳的，久而久之，你会潜移默化，接受他的想法。”

“你毕竟不是白手起家的，你如果是去做决定，很可能最后也是面临关门的一个结果。但你能不能承担，你承担不了。所以，其实所谓的分歧，到最后也不会有。谁承担责任，决定权在谁那里。”

程颢的考量或许更清晰地解释，徐嘉成关于“父母的决策是错的，他们还是会服从”的困惑。

“多数人跟我一样，都是普通人，回到一个在走下坡路的中小型工厂，拿着5000块工资， 浑浑噩噩过了几年，自己也慢慢失去竞争力了。还有不少人想搏一搏，大刀阔斧要扭转颓势，最后越折腾亏得越多， 关厂时负债累累。”

“我目前来讲，没有见过那种像小说男主那样子，回到家族企业后，进行企业改革力挽狂澜 。”

实际上，程颢也做过一些扭转工厂颓势的努力，有两年，他“像打了鸡血一样”，奔波在全国各地拉业务，找客户，“但最后发现，你做的都是无用功，关键问题是你的价格拼不过别人”。谈起在工厂最后两三年的心境，他用了“无力感”和“溺水感”两个词。

徐嘉成认识的厂二代当中，只有一位回到家族工厂中，大刀阔斧地做出改革，建立自有品牌，将市场由B端改为C端，将销售渠道从线下调整为线上，及时地扭转了工厂的命运。

像徐嘉成这样，离开家族工厂自己创业，做得蒸蒸日上的同龄人，他也找不出第二个。多数人还是被“捆绑”在家族工厂里苦苦支撑，“他没有时间和精力，也不敢踏出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程颢看来，即便不考虑经济环境、产业前景等因素，绝大多数“厂二代”也缺乏接班的能力和魄力，原因不外乎两点——

“厂二代在自家工厂里，受着长辈的庇护，真正历练出接手能力几乎不可能。父辈的经验，对这个行业的熟悉程度，判断市场的眼光和敏感度，处理实际的能力，是很难传给下一代的，这个是接班最大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很少有青出于蓝的，因为这些财富和产业，不是你自己打下来的江山，你没有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魄力。你肯定是想守住家业，父母也希望你保守一点，你来个破釜沉舟，他们晚年都没有保证。”

“在工厂待了几年后，假设手上没有一点资本，你没有任何竞争力。你没有一技之长，可能有一点谈业务的经验，可你不做老板，这些经验也用处不大。你去打个工，人家都不要你。”

幸运的是，家庭的财富积累，足以让程颢安稳度过一生。可他三十出头，接受不了无事可做的状态。更令他痛苦的是，在工厂里焦灼地寻找了几年“救命稻草”后，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徐嘉成离开后，家里的工厂业务量下降了很多，现在只能勉强生存。父母仍在苦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生活所需。老两口的生活支出，以及父亲的日常治疗费用，仅靠养老金难以维持，只能依赖这间工厂的微薄利润。“他们其实在等，等我的生意做起来，能够承担家里的责任。”

前年，靠着银行贷款，徐嘉成开始在跨境电商领域创业。疫情后，这一行业机会已大不如以前。徐嘉成的市场判断，让他的生意迅速进入正轨，“即便航运成本涨得厉害，仓储成本也高，利润依然非常丰厚。压力也很大，但你是能看见希望的”。

徐嘉成把他今天做生意的眼光和能力，一部分归功于在工厂做业务时，接触到的的企业主和创业者，“包装盒这个行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你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客户人，一年下来我能结识几百个创业者，有些人你是看着他，一步步从零做大的，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这个逃离家族工厂的年轻人，希望给更多的厂二代带来新机会，“如果大家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可以考虑跟我合作，我们接触的海外市场，需要更多优秀的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