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城中村的孩子上台说话

孩子的声音很少被认真聆听

莉莉是个生活在深圳城中村的普通女孩，今年13岁，鹅蛋脸，单眼皮，性格很活泼。她的口头禅是，“我要黑化了”，这可以指代一切让她烦躁郁闷的事情。学不好物理，她说我要黑化了。洗头弄丢一只蝴蝶耳钉，她叹气，也要“黑化”了。想到新学期分班，要是分到一个会凶人的班主任，她嘴角苦闷地往下弯，“我真的会黑化。”

整个暑假里，唯一让她不“黑化”的可能只有一出戏剧。

她在舞台上熟练地走位，对着陌生观众一脸平静地讲述自己的童年，只有不自觉放低的音量暴露了她的一丝紧张，“小时候，我和哥哥生活在奶奶家。过年的时候，奶奶给哥哥买衣服，不给我买。有一次，我1+1不会算，奶奶给我丢院子里面了。”

她坐下，抬头看剧场的天花板，回忆那时被丢在院子里，她就是这样干脆躺下看天空，欣赏云朵，“这个像棉花糖。这个又像小狗。”

后来，奶奶嫌照顾她麻烦，她又被送到外婆家。大约在7岁时，莉莉被妈妈从河南老家接到深圳。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她见到比她先来到深圳的哥哥。“看到我哥的第一眼，我就在想，他怎么吃得那么胖，肯定是被惯坏了，这里伙食肯定特别好。”

上到五六年级，她第一次仔细看了看家里的那面奖状墙，上面全是哥哥的奖状。只有最后一张是她的，贴在角落，是公益机构帮她补习英语时，发给她的。而哥哥的奖状，全是学校正经颁发的“优秀班干部奖”、“优秀少先队员”，“反正全是优秀。”

“当时我就在想，我学习真的学不好吗？我是那么差劲吗？”她面向观众席，神色有些落寞。

莉莉出演的戏剧叫《地下花果山》，大约有13名居住或曾经居住在深圳的流动儿童参与演出，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还有因为“流动”导致的生活变化。

●《地下花果山》剧照

舞台上的灯光灭了又亮起，演出在继续。有孩子上来讲述因为父母积分不够，自己在小学六年级回了老家，同学们给他办了热闹的欢送会。有人提到就读的城中村学校，老师常常用侮辱性的词汇骂人，似乎早早就放弃了他们。有人说起父母的工作，从甘肃、四川、河南等地到深圳，又四散到流水线、工地、餐厅，工作时间长达十来个小时，枯燥、机械、无聊。

他们都生活在深圳龙岗牛始埔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社区，2015的数据显示，12万社区人口里，本地原住民只有1800人，大多数的外来租户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打工群体。

在官方定义里，他们是流动儿童，是跟在进城打工父母身边的随迁子女。他们常常出现在数据里——2020年，全国0到17岁的流动儿童有7109万人，占儿童总数的比例是23.9%，大约每4个孩子里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

同样生活在牛始埔社区的丁当想破除其中的一些刻板印象，“公众总觉得流动儿童很苦，很惨，他们当然也有升学的焦虑、困境，但日常生活里他们其实也很开心，对人有足够的真诚和热情。”丁当今年35岁，16岁从甘肃天水到深圳打工，后来转做公益，创立一家名为“绿色蔷薇”的草根公益机构。从2018年开始，机构开办儿童戏剧工作坊，每年暑假至少有一场公开演出。

丁当和孩子们长期相处，她想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他们不是数据。”

而戏剧是其中一种展现形式，每个孩子都可以在舞台上拥有说话的权力，“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其实不太有人愿意认真听孩子讲话的，孩子的声音很少被认真聆听。”但在舞台上，丁当说，“起码那一刻，台下的人是要听你讲话，孩子是被当作独立的个体对待。”

在流动中过着留守的生活

莉莉从来没跟家人讲过舞台上那些话，她不知道怎么开口，觉得说了也没用。连关系亲密的哥哥最初也是在排练时才知道她的想法，这个细节也被呈现在戏剧中——她说完台词，场边一个男孩站起来，“她是我的妹妹，我不知道她的感受是这样的。”

莉莉一直清楚，哥哥在家里更受宠。她说在家里，妈妈总是骂她，嫌她睡懒觉。妈妈似乎更愿意和哥哥说话，会跟哥哥倾诉工作遇到的刁难顾客，会询问哥哥学校的情况。可对着她，母女俩好像什么话也说不上了。

为了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莉莉有时会到一些小工厂里打暑期工，她负责撕掉小饰品的保护膜，再一个个装进礼品盒里。因为不满法定年龄，每次有人检查，她都得躲进工厂一个大箱子里，箱子盖上就闷得不行，有次实在受不了，她偷偷跑进卫生间。

暑假结束前的一天，她待在机构小小的读书室里刷拼多多，消磨时间。她不太乐意回家。某种意义上，“绿色蔷薇”像是这个城中村里的少年宫。活动室每周三到周日开放，每天到了开门时间，门口会挤满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们一待就是一整天，很多时候也并不为参加什么活动，只是和莉莉一样不愿意回家。

●孩子们参加戏剧排练的活动室 李晓芳摄

因为工作忙，妈妈没有机会到台下看她和哥哥的演出。莉莉觉得这样也好，如果妈妈在观众席里，她说，那她会删掉有关家庭的所有台词。

今年是孩子们第一次在舞台上讲述自己的家庭。15岁的宋林站在舞台中央，“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在奶奶家，二姐在外公家，我和她们平时联系的时间很少，只有过年的时候，和她们暑假来深圳才能见到。”宋林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接到深圳，直到2020年小学毕业，因为父母在深圳没有社保，没有积分，他没办法上公立中学，才被送回四川老家上学。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状。丁当观察到，父母外出打工，而资源又有限的情况下，仅有的资源大多数时候会优先倾斜到男孩身上。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在2022年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分析得出，在5岁学龄以前，流动儿童的性别比接近全国儿童的性别比。但进入小学年龄阶段，跨省迁移流动儿童的性别比，要比全国同龄儿童性别比高5-8个百分点，报告指出，“流动人口家庭还是更倾向于把男孩带在身边。”

宋林顿了顿，接着说，“现在，家里的关系很紧张。大姐几乎不给我妈打电话。”一家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团聚，“但总吵架。”

女孩小朱的家庭则是另一种情况。她家里有5个孩子，如今都在深圳。她在舞台上重演自己每天放学后的日常，她跑到舞台一边，“我回来啦，二姐你在干嘛？”没人回应。她跑到另一边，“三姐，你在干嘛？”还是没有人回应。小朱说，“我后来就不说了。”

小朱的家庭其实没有什么大矛盾，但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却又有点淡漠。在家里，每个人各干各的事，很少主动打招呼，连吃饭也是端着饭碗回自己房间吃。这背后还是因为资源有限，小朱的父母早期到深圳打工，没法将所有孩子带在身边，只能把已经有自理能力的大姐送回老家读初中。父母忙于工作，姐妹之间也少了交流，多了隔阂与疏离。

机构的一位志愿者在听完十几个孩子的讲述后，曾经总结，“Ta们在流动中过着留守的生活。”孩子们只是完成了“被接过来”这一动作，“有的同父母随迁而来，同在一个“家”中却并未得到关心陪伴，有的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却得不到好的资源。”

但了解这些父母的处境后，很难将所有责任推到他们身上。比如莉莉妈妈，有高中学历，过去在河南老家当一位代课老师，每月的工资少得可怜。因此莉莉出生不久后，她就到了深圳打工，在城中村周边许多餐厅都当过服务员，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或以上。

莉莉的爸爸长年在外打工，一个月甚至更久才回家一趟，家里全由妈妈照料。除了每天上班，忍受客人的各种投诉，照顾孩子，每隔几个月，爷爷奶奶会住到家里，莉莉妈妈还要照顾老人。休息时间难得，她只能尽量陪伴孩子，带莉莉出去买衣服、吃饭、过生日。

“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家庭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持网络”，但在丁当看来，流动家庭其实是一个脆弱的单元。“对于这个社区的很多孩子来说，父母工作大多很辛苦，他们不一定能兼顾每一个孩子。那孩子就会埋怨父母，你生了我又不管我。家庭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疏远紧张。但这背后是有其他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他们必须出来打工？为什么工作时间得不到保障，没有空闲照顾孩子？”

●城中村的街道，对面是高档住宅区。李晓芳 摄

十万个问号

在莉莉的想象中，一份理想的工作应该是这样的：“每天工作7个小时，每个月的工资有7000。”

而她的妈妈，“每天工作10个小时，如果被客人投诉，就会被扣掉半个月工资。”她在餐厅里观察到，妈妈的手边总有一根“签签”，上面串满了点菜单、小票，妈妈既要负责点菜，人手不够时，还要到后厨帮忙。她觉得妈妈似乎一直在站着，永远没法坐下来休息。

最早在2018年，戏剧工作坊让孩子们分享自己对父母工作的看法，“有无数报告、田野调查写外卖员、环卫工、女工，但没有人听过孩子是怎么看父母的工作的。”工作坊让孩子拿一件最能代表父母工作的物品，有孩子带了扫把，这是妈妈做清洁工的谋生工具；有孩子带了手套，因为爸爸在工地干活，可以保护手指。

宋林带来了妈妈做的玩具。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城中村里的许多妈妈没办法到正规工厂上班，只能接些零活，带回家里做。宋林的妈妈就是其中一员。他在排练时示范妈妈工作的程序，给布娃娃的脚塞棉花，填充的棉花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否则会被判定不合格。每塞一只挣4分钱，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她就是坐在那里，一直塞一直塞，很机械的。”宋林一脸受不了的表情。他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时眉飞色舞的，两条眉毛似乎时刻要从眼镜框里跳出来。

后来年纪渐长，孩子们在白纸上写下自己对父母工作观察，再把内容编进戏剧里。一个男孩提到父亲的外卖员工作，“他每天要跑好几百单，每一单才5块钱，每天早上都是9点多起床，（凌晨）1点多才回的家。”他模仿爸爸捏着电动车把手疾驰的样子，在舞台上跑了一圈又一圈，“喂你好，我是xx外卖小哥，请问你要我送上楼呢，还是你下来拿呢？”送到后鞠躬，“请您给个五星好评。”男孩说，他希望爸爸有个好的车，有空调，因为深圳每天实在是太热了。

孩子理解很多东西。一个孩子提到父母因为没有学历，只能在工地四处打零工，“他们每天真的非常苦，我爸回来的时候，有时候身上全是伤。”他有点哽咽，“我学习就是想让父母过得好一点。”

宋林的爸爸只上到小学，爷爷就不让读了，“我爷爷觉得读书有个屁用。”而妈妈家有四个孩子，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妈妈读了两年就辍学了。她跟宋林说过，她不想让孩子和她一样。靠着打工挣的钱，父母将宋林的两个姐姐都供上了大学。

可是当“好好学习”成了摆在他们面前唯一且仅有的道路时，这些孩子的焦虑来得更加汹涌。丁当讲起，第一年演出戏剧时，孩子们在舞台上玩耍，讲述无忧无虑的童年；第二年会提到梦想，“到第三年第四年，现在上高中的孩子都已经不相信还有什么梦想了。”

他们开始陆续升入初中、高中，现实的问题扑面而来。莉莉的哥哥因为父母在疫情期间失业，社保断缴两个月，失去了继续在深圳上学的机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办法上普通高中，只能进入职业学校。一个上了职校的女孩在舞台上说，“所有人都觉得我要完蛋了。”

“学习是为了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17岁的阿亮在舞台上大声问。他在一所公立高中读高二，同学很多都住在和牛始埔社区一街之隔的崭新高档小区里，他说自己在学校没什么要好的朋友，成绩也不算太好，很担心考不上好大学。

每次演出后，会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大人告诉他，“生命当中还是应该去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也有大人坦诚，即便工作了，自己还是没想清这个问题。

●孩子们参加戏剧排练的活动室 李晓芳摄

阿亮后来自己琢磨出一个答案，“学习就是为了拿个文凭，方便找工作，拿高一点的工资。”

丁当曾经问过孩子们一个问题，“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吗？”每个孩子都给出了“不是”的答案，但他们似乎又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个答案。

丁当从小在流水线打工，18岁进入公益机构工作，后来靠自己一步步在深圳扎下根，“我没有上过太多学，我也不认为知识只能从学校获取。”可她当时身处的公益环境，有资金，有资源，她不认为如今还能复制当初的路径。

在丁当多年的公益生涯里，她发现打破循环是一件太艰难的事情，“我们也要问，这个社会给了我们什么选择？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选择。”

戏剧工作坊的一位志愿者曾在后记里写道，孩子们其实明白自己遭遇和面对的是什么，他们在舞台上的讲述可以总结出“十万个问号”，这些问号是留给大人：

“为什么父母的工作会如此不稳定断缴社保，而自己也因此就要离开深圳？”

“为什么父母的工作时间会如此长，却没有合理的劳动待遇也没有时间陪自己？”

“为什么父母在外服务他人耗尽了自己的耐心，而回家把气撒在自己身上？”

“为什么自己非要背着父母沉重的期待往上爬？”

●城中村的街道 李晓芳 摄

没有答案的问题

演出后的观众交流环节上，有人问道，“通过这次演出，孩子们有没有一些改变？或者想要努力读书？”

在丁当看来，孩子们当然是有改变的。她有很多细致的观察，她提到自己刚见到莉莉时，“她一句话不讲。组织公共活动让他们发表意见，她不敢说话，跟其她很多女孩一样的，没有信心。”第一次参加演出，莉莉不敢看底下的观众，眼神飘过来又飘过去，但今年第四次演出，她可以在舞台上流利地说台词，能单独和陌生人对谈，“包括她觉得家里重男轻女，将这个情绪放得很大。她不再忽略自我，而是会察觉，这是不对的。”

莉莉的哥哥参加过好几次戏剧演出，丁当记得，哥哥小时候就直接说过我们家重男轻女，妈妈可能更喜欢我一点。也是他带着刚到深圳的莉莉来“绿色蔷薇”的活动室玩耍。他会帮莉莉说服妈妈，尽早在老家选一个好学校。也愿意和莉莉分享自己的各种物品。从莉莉展示的聊天记录里，也不难看出她颇依赖和信任哥哥。“哥哥能看见妹妹的处境，这在家庭里是挺难得的。”

还有一个女孩喜欢跳舞，但她一直不太自信，也不敢当众展示。戏剧里专门给她加了一段跳舞的情节。每次演出后，总有观众对她的舞蹈表示赞赏，这给了她极大的自信。女孩的舞跳得越来越好，说台词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在台上跳舞的女孩

一个男孩在小学五年级时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会看到个人努力之外，为什么还会存在差异性。”

丁当觉得，这些已经成了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觉得应该这样想，‘那是不对的’。他们不会特地把这些想法再剥离出来，说这是原来生活环境里没有的东西。”丁当说，这些都是改变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丁当其实并不喜欢这个问题，“对孩子不公平。”现场有另一位观众也反驳了这个提问，“通过演出，孩子们得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有没有想要努力学习，这完全是把社会结构的问题转嫁到个人问题上。好像个人要努力，才能突破，才能不重蹈父母的覆辙。但这些问题并不是靠努力就能解决的，他们从小到大，遇到的资源上的倾斜等等，也都不是他们能决定的。”

一个完美的，处处公平，努力就有回报的地方可能只存在于孩子的幻想中。戏剧的结尾，孩子们望向远处，想象一个属于自己的“花果山”，它飘在空中，有云朵环绕。孩子们性格活泼，自认为好动得像猴子一样，因此选了花果山这个地名。而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阿亮说，“在深圳，电线无处不在，它们穿过墙体、埋在地下，数量如此庞大却不被看见，就像我们一样。”这是戏剧名称《地下花果山》的由来。

一个孩子说，花果山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上学不用看积分，不用担心上不了好学校。”另一个孩子许愿，“在那里，你想让老师变成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要多温柔就有多温柔。”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说出自己心里的理想世界，“在那里，没有任何歧视，因为人活着都一样。”“那是一个很温柔的地方，他们很欢迎外人。他们认为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即使你不读书，也没有人会说你。”

花果山当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孩子们参加戏剧演出的热情。一到暑假，每个孩子都催促着问，戏剧工作坊什么时候开始？回到老家上学后，只有每年暑假，宋林能重新见到社区里的小伙伴，他很怀念和大家一块排练，一块制订练习室规则，一起在演出后吃庆功宴的日子。而如果不是借着参加戏剧的名义，妈妈不会让他回到深圳。

因为要参加戏剧，莉莉第一次有机会到上海、杭州，尽管到了之后她身体就不太舒服，没能亲眼看看东方明珠和西湖，但她得意地笑着说，“我还是可以跟我同学吹牛，他们都没去过。”

莉莉明年或许也要回河南老家上学了，还能不能出演戏剧是个未知数。她成绩一般，妈妈对她的期望是以后上职业学校，学一门技术谋生，比如做美甲。她不是很喜欢，也不排斥。她其实还想试试考高中，但她现在上的中学在城中村是垫底的存在，她觉得老家的学校管理相对严格，可能还有希望。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未来到底会如何，一场戏剧带来的影响又能持续多久。但他们本来拥有的就不多，至少在这个时刻，戏剧是好玩的，回忆是美好的，他们还能和朋友在一起。

（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莉莉、宋林、小朱、阿亮为化名。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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