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十年集体行动启示（第十一章）：沃尔玛与中国工会的“魔鬼交易”

2014年3月4日，位于湖南省常德市的沃尔玛2024号门店宣布关闭。沃尔玛（中国）区域公共关系总监李呈舫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说：“常德店处于亏损已有较长时间，公司经过努力后，仍达不到预期，不得不放弃”。就员工安置，李呈舫对媒体表示，员工可以选择公司在国内任何一家门店的营运岗位继续发展，也可选择其他工作机会，并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安排合理的解决方案。亦即是，沃尔玛（中国）决定关闭常德2024门店，属经营亏损之下的经济性裁员。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裁减人员需要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但沃尔玛仅提前两个星期向全体140多名员工发出闭店通知。让沃尔玛没想到的是，公司在中国各地以同样手段关闭多家门店，员工虽有不满，但都无奈接受了现实，但常德2024门店的多数员工却提出，沃尔玛在决定和实施关闭常德2024号门店的过程中涉嫌违法，要求依法给予被裁减员工双倍补偿。

2006年7月29日，沃尔玛（中国）第一家工会在福建晋江门店成立。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在答记者问时，夸赞“沃尔玛职工具有很强的法律意识，他们懂得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他们要起而追求这种权利的实现”。郭稳才对记者说：“企业依法经营，工会依法维权，双方完全可以在法律的轨道上求得统一、实现平衡，建立起劳资两利的关系”。

在劳资关系中，工会的最重要作用并非人们通常以为的以“人多势众”逼迫资方让步就范。恰恰相反，工会的最重要作用是运用组织程序，降低“人多势众”所伴随的激情和愤怒情绪，在一盘散沙的群体非理性中构建起有组织的群体理性。相对于无组织的群体激情，有组织的群体理性更能够促成劳资平等协商谈判，从而使双方最大程度的达成一致。在沃尔玛常德2024门店闭店过程中，门店工会的上述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

就在沃尔玛贴出“停业公告”当天的3月4日，门店工会主席黄兴国依据劳动合同法，代表员工提出N+1X2双倍补偿方案，被管理方拒绝。黄兴国继续找公司沟通，希望沃尔玛与工会就合理补偿进行协商，仍然被拒。协商无果之下，门店工会于次日组织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会上，首先成立了一个九人小组，成员包括门店工会的七名工会委员和两名比较积极敢言的工人。九人小组成员经讨论一致同意，劳方每次与资方进行谈判，最少得有三名组员在场，跟资方达成的任何协议，得由三名以上组员签名才有效。此外，九人小组还说服全体员工，所有集体行动都向地方政府公开透明。亦即是，员工针对沃尔玛采取集体行动之前，要书面向市总工会和警方报备，并白纸黑字写明沃尔玛的违法事实，以及工人采取集体行动的理据。

门店工会寻求协商解决分歧的理性态度与资方的傲慢形成鲜明对照。管理方在收到员工大会不接受资方违法操作的决议后，不但仍拒绝协商谈判，更于第二天安排外部人员进店强行搬运店内设备和剩余货物。一边是员工抵制资方闭店过程中违法侵害工人权益，另一边是资方拒绝与工会协商解决分歧并强行搬运货物，冲突局面一触即发。

为把沃尔玛拉回到谈判桌上，2024门店工会委员会决定采取集体行动。工会组织员工在门店前拉起一面白色横幅，上面写着：“我们要工作，我们要生活；坚决抵制沃尔玛非法关店。”与此同时，为免冲突升级，3月7日亦即沃尔玛发布《停业公告》第三天，门店工会向常德市总工会发出求助。求助信指出，沃尔玛在决定闭店前，既未按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员工协商，也没有征求工会意见，更没有按法律规定提前30日通知员工。门店工会请求常德市总工会依法介入，以促成沃尔玛与门店工会通过平等协商解决纠纷。求助信发出六天后，3月13日常德市总工会向2024门店工会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工会一直在尽力与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保持合作，并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捍卫工人权利。

在全世界，沃尔玛仗着资本雄厚以大欺小由来已久。沃尔玛所到之处，传统的街头邻家小店都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被迫关闭。沃尔玛之所以有底气到处赶尽杀绝传统店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打击工会绝不留情，对工会绝对“零容忍”。员工没有工会，沃尔玛才能把工资压到最低，凭着低工资成本，沃尔玛便敢于放胆不断开新店测试市场。试水成功便赚大钱，市场反应不佳便闭店辞退工人。员工没有工会就像一盘散沙，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就算补偿远低于法律规定标准也无力抵抗。

沃尔玛（中国）在其它地方闭店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也引起过工人不满和看抗议。但常德门店员工抗争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门店工会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依法站了出来，并在工人集体维权过程中发挥了工会团结、组织和领导员工的关键作用。换句话说，沃尔玛反工会，是因为对工会既恨又怕。常德门店工会居然站出来代表员工，沃尔玛一时手足无措。

常德市总工会在回复中的立场暧昧不清，但总工会毕竟给了回复。“给了回复”这件事本身，便足以让员工们感到安慰和鼓舞。不过，常德市政府的立场却明显偏袒资方。为迫员工就范，常德市警方和商务局频繁约谈员工并威胁工会，市商务局长更亲自率队到抗议现场威胁员工要调警察来抓人。

收银员黄兴国当初参选工会主席的时候，恐怕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真得站出来履行工会主席职责代表员工抵抗沃尔玛违法侵权行为；更不会想到，常德市政府相关部门及官员会站在违法的资方一边逼迫员工就范。面对如此局面，黄兴国内心有过什么样的挣扎和犹豫，我们不得而知。但工友们朝夕相处的信任，以及大家所展现出的维权决心，让他义无反顾的决定要尽职履责。3月19日，就在劳资双方僵持两周后，黄兴国以门店工会主席的身份，代表员工向沃尔玛管理层发出集体谈判邀约书，希望通过平等协商缩小劳资分歧并最终达成协议:

“工会在咨询律师后确认，门店关闭严重影响员工合法权益。由于沃尔玛未能提供书面文件证明其曾就此问题与员工协商或征求他们的意见，行为公然违反了《劳动合同法》。本着公平谈判的原则，工会现要求沃尔玛及时启动谈判进程，寻求共识，尽快解决劳资纠纷。”

门店工会提出谈判邀约的依据是《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也就是说，工会并非要求沃尔玛收回闭店决定，因为，闭店属于企业经营权范畴，员工和工会不应该也无权干预。工会代表员工拒绝接受的是，公司将选址决策失误、经营亏损的代价转嫁到员工身上的做法。由于公司决策失误，员工已经失去了工作，但不能再少拿补偿金。换句话说，沃尔玛既然选择了掠夺式开店的野蛮扩张策略，那么，在收割利润的同时，也要为可能的失败支付成本。成本之一，便是在关店前提早30天通知员工并做出补偿，以便员工有足够时间找下一份工作。如若管理方因故无法提前30天通知员工，便应该按法律规定向即将失业的员工支付双倍补偿金。

沃尔玛拒绝与门店工会进行集体协商的态度决绝，似是有恃无恐。果然，3月21日，管理方向当地警方报案，警方到场后，便开始强行带走驻守店门前的143名员工。过程中警察与的员工发生冲突，致数名工人受伤，其中一名工人更遭警方行政拘留处罚。

虽然政府和警方偏袒资方，但员工们仍选择不放弃自己依法应得的双倍补偿。门店工会则顺应员工的合法诉求，组织员工在分店大门口拉起纠察线，搭起帐篷和灶台，轮流值班，阻止沃尔玛转移店内设备和剩余货物，一直坚持了近三个月之久。面对工人对合法权益的执着，常德市政府的立场也从最初一边倒偏袒资方，最少在言语上开始变得较为中立。这一转变，修补了政府代表资本家欺压工人的恶劣形象，同时也增强了员工们维权信心。员工们一度相信，只要坚持住，就能为工会集体协商赢得空间和时间。

3月28日，门店工会在纠察线上召集了一次员工大会。会上，工会主席黄兴国鼓励员工们坚持合法诉求，并呼吁大家保持团结，认清沃尔玛分化工人的伎俩，拒绝被收买。他告诉工人们：“我们要坚持依法应得的双倍赔偿。大家要顶住管理层分化策略的诱惑，胜利就在眼前。”

常德2024店工人的集体维权行动，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引起广泛共鸣。有人还在网上发起小额捐款，支持工人反抗全球零售业巨头的非法侵害，争取依法应得的双倍补偿。《南方周末》对黄兴国的一篇采访报道，则将沃尔玛恃强凌弱的面目，以及工会代表和组织工人与资方斗智斗勇，始终依据法律争取合法权益的行动，描绘成“大卫和歌利亚”以弱制强的神话。这篇题为《“最牛工会”与沃尔玛的战争 维权VS维稳》的报道，生动记录了黄兴国成为工会主席及后带领工人维权的经历，并将员工、门店工会、常德市总工会、地方政府和雇主沃尔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互动和角力过程，全方位呈现在公众面前。

此时，著名劳动法专家常凯参与了进来。常凯教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曾任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被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科的主要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媒体对常凯的形容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劳资关系发展十余年历程中，每一项重大变革背后都有他的身影。而他的理想则是为中国劳资关系建立规范，让工人享有最基本的权利保障，“不论劳方、资方，在这个社会中都要平等”。

2010年5月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常凯受工人委托担任法律顾问，促成劳资双方经集体谈判达成协议，增加工资34%，相当于每月增加500元。南海本田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增加工资协议，令时任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惊呼“工会完全被职工抛弃了”。广东省总工会反省工会角色，认识到“推进基层工会的规范化、民主化建设势在必行，也是工资集体协商必经之路”。基于这一反省，第二年，广东省总工会主动协助南海本田企业工会代表职工再与资方展开集体谈判，并争取到32%加薪，相当于每月增加611元。

工人和资方愿意接受常凯介入，头衔固然重要，否则没人理你。但更重要的是，常凯戴着这些闪光的头衔，愿意走到劳动关系最前沿直面问题甚至冲突。不为别的，因为，只有在劳资冲突当中，才能找到解决劳资冲突的方案。

这回沃尔玛湖南常德门店工人争取的是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双倍补偿，而当初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则是在企业并未违法的情况下争取提高工资。按常理，沃尔玛常德门店管理方违法事实确凿，员工维权有法可依，应该比南海本田工人无法可依的争取提高工资，要容易得多。于是，按常理，常凯建议沃尔玛常德2024门店工会和员工，直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但现实有时会悖逆常理。门店工会代表69名员工申请劳动仲裁，从2014年3月31日第一次递交仲裁申请，连续三次被拒绝受理。其中一次被拒的理由居然是，以工会为主体提出申请“没有相关法律依据”。不过，有常凯做法律顾问，黄兴国坚信“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工会委员会不能作为劳动仲裁的申请主体”。4月22日，黄兴国与2名工会委员一起，第四次递交仲裁申请，仲裁庭终于收下了申请，并于7天后决定立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弃而不舍一个月，终于往前挪了一步，立案受理了。受理后一个月，5月26日仲裁开庭。庭上一幕，让工会主席黄兴国和参与仲裁的员工不知所措：代表沃尔玛资方的第一代理人江俊禄，居然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

公堂之上，这一匪夷所思的场面对参与仲裁的员工，有没有产生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效应，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此后漫长难熬的仲裁过程中，面对就业、生活、家庭等多重压力，69名参与仲裁的员工中，有51人先后退出仲裁，接受了资方提出的调解方案。即，在N+1（没参与仲裁的70名员工所得到的补偿）之外，再给参与仲裁的员工每人增加3000元。不过，沃尔玛资方将这笔钱称为诉讼成本补偿金，而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

51名员工退出后，剩下18人继续坚持，仲裁庭迅即于6月25日发出裁决书，驳回所有仲裁请求。随后，18名员工中又有人接受了资方的3000元方案。最后剩下6名员工不服，对沃尔玛提起了民事起诉，请求法庭确认被告终止劳动合同的决定违法，判决被告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2倍的赔偿金。法院驳回了员工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劳方的诉讼主体常德水星楼店已注销，诉讼对象已不存在。黄兴国告诉记者：“常德武陵区法院21日驳回了我们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主体不适格’”。

回头看，沃尔玛门店工会主席黄兴国，那个曾经站在收货部平台上握紧拳头声嘶力竭地鼓励员工“我们的诉求有铁的法律依据，任何人无法歪曲和抹杀，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黄兴国，当他在公堂之上，眼见代表沃尔玛资方的第一代理人居然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法律顾问，他内心崩溃过吗？而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在接受沃尔玛委托时，在公堂上替沃尔玛高举资本之剑挥向门店工会和员工之时，他内心有过一丝愧疚吗？这并非历史学家们来自未来的质疑，而是现实的残酷诘问。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法律顾问代表沃尔玛资方，与门店工会和员工对簿公堂，是对中国工人和工运的赤裸裸背叛。而在工会内部寻找工运叛徒做资方代理人，从来都是老板们摧毁工会的必杀技。全球最大反工会雇主沃尔玛，用此伎俩对阵中国工运和中国工人，赢了一个回合。

虽然，中国“最牛工会”与全球零售业超级巨头沃尔玛的“大卫与歌利亚”之战，这一回合以中国工会败阵收场。但胜负、成败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叫做尊严，叫做荣耀，叫做使命和召唤。常德沃尔玛2024门店工会主席黄兴国，做过一回“真正的工会主席”，不辱使命，虽败犹荣。

在抗争初期的一次采访中，黄兴国告诉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市总工会最担心的是抵抗沃尔玛可能对常德市招商引资产生影响。“当时市总工会维权部部长告诉我，你们维权，我们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一定会帮助到你们。给你们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们保护好常德招商引资的环境，不要败坏我们常德的形象，你们不要和外面的媒体沟通，我说可以。”黄兴国说，“我向你们保证，不联系任何外部媒体。”

但是，沃尔玛有恃无恐拒绝与工会协商，使这起由公司违法引致的劳资纠纷不断发酵升级，国内甚至国际媒体的关注也快速扩大。随着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事态的发展迅速超出黄兴国的控制，当地工会的态度也开始改变。黄兴国告诉韩东方：“（市总工会）介绍的几个律师，一开始支持我们（所说的）程序违法，支持经济性裁员这个概念，后来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政府、信访局两次调解之后，律师们的立场已经转变了，我们已经不和本地律师团联系了。”

常德市政府官员也曾多次警告黄兴国，沃尔玛闭店木已成舟，他和员工们应该接受这一现实，员工不应因为自己失去工作就阻挠企业。“他们告诉我，你们如果不遵守相关法律、胡搅蛮缠的话，随时可以抓你们，牵头的就是你，你逃避不了责任的。”，黄兴国对韩东方说：“我说，我愿意承担责任。”

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工会非为失败而建，人更非为失败而生。工会常常会遭遇挫败，甚至被摧毁，但工会人却永不会被击败，永远会在遭遇挫折后起而再战，那怕屡败屡战。而世界工运诞生一个多世纪，在不同国家坎坎坷坷、起起伏伏、跌跌撞撞，但却没有失败，也不会失败。就算在中国，工运也没有失败。

2010年，南海本田工人出于对全总的不信任，绕过官方工会发动罢工，成功争取到增加工资32%，那是一次工运的胜利。此后，广东省总工会“知耻而后勇”，主动进入南海本田，协助企业工会稳住脚跟，并于次年主动向资方提出集体谈判要约，成功为工人争取到增加工资34%，也是一次工运的胜利。这次常德沃尔玛2024门店工会与员工肩并肩，奋起抵抗全球最大反工会雇主，门店工会虽遭摧毁，但工运的种子，就此播入成千上万沃尔玛（中国）员工的心中，更通过媒体和自媒体的传播，埋进了千百万中国工人的心中。种子播下了，还愁不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吗？

沃尔玛自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开张至今，所到之地，不仅传统街坊小店因失去生存空间而被扫荡一空，当地居民如温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沃尔玛的垄断中。沃尔玛继续经营，居民们失却承载着人情温馨的街坊小店，最少还换来了廉价商品和生活便利。可一旦沃尔玛认为利润不够多（不一定亏损）决定关店，由于街坊店铺已被赶尽杀绝，居民们在失去传统社区后，还要为沃尔玛商业扩张失败付出代价，承受生活不便的后果。

沃尔玛所向披靡成为世界零售巨头，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对工会“零容忍”。门店没有工会，员工没有谈判议价能力，工资便被压到只能维持本人基本生活的最低水平，很难养家，医疗保险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在北美洲，沃尔玛员工当中，有家庭和子女的人，单靠低微的工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基本生计。这些员工中的绝大部分都得申请政府救济金。员工有病看医生，也得由政府支付账单。也就是说，沃尔玛将员工工资和待遇压到最低，其实是将员工家庭开支的不足部分，转嫁给了公共财政，由所有纳税人共同承担。

沃尔玛仇视工会到了何种地步呢？2000年，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家沃尔玛门店的鲜肉切割部员工，通过投票成立了工会。沃尔玛随即宣布，取消包括这家门店在内的分布在6个州总共180个门店的鲜肉切割部。刚刚诞生的工会被扼杀于初生，而沃尔玛却声称，这是一个商业决定，并非针对和剥夺工人组织工会权。此后，在美国和加拿大，沃尔玛员工有过几次通过投票成立了工会，沃尔玛都以类似的商业决定扼杀工会。

一是积极协助党政做好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深入实施送温暖工程，对特困职工承担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二是坚决维护职工的经济利益，进一步理顺劳动关系，推行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三是切实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实行厂务公开和民主评议企业领导人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四是推动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中都要有职工代表参加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五是加快新经济组织和改制企业工会组建步伐，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的工作要有新的突破。要实现以上五个方面重点工作的突破，就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工会自身建设。

随后，全总按照惯例自上而下展开了一场工会基层组织建设“攻坚战”。2000年初，全总下发《2000年新建企业工会工作安排》；半年后，2000年6月，全总成立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协调领导小组；五个月后，2000年11月11日，全总在浙江宁波召开全国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建会的数字指标。即，到2002年底，在两年内，全国新建企业工会组织数要达到100万个，发展工会会员数要达到3600万人，加上重新组织起来的流失会员数，届时全国工会会员数要达到1.3亿人。四个月后，2001年3月，全总又发布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新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的意见》。

沃尔玛作为全球最大零售商，对其它外资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指标意义。为此，2000年宁波会议后三年间，全总分别在深圳、大连、昆明、上海等城市，先后几十次找沃尔玛提出建会。沃尔玛态度始终坚硬：不接受工会是沃尔玛惯例，在中国也不例外。在深圳，市总工会甚至搬来市委领导亲自登门拜访沃尔玛，照样吃了闭门羹。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沃尔玛决定暂不进入上海市场，并考虑把本来打算设在上海的全球采购中心转往深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上海列出的条件包括“建立工会”。为争取到沃尔玛，深圳市政府则及时调整了招商引资条件，于是，深圳市总工会在这一年基本停止了劝说沃尔玛组建工会的努力。

一方面，全总定下了一个宏大的企业建会和工人入会“数字指标”；另一方面，在外资企业中具标杆意义的沃尔玛，却对全总的攻坚战、意见、工作安排以及建会入会数字指标根本不买账。吊诡的是，整整3年时间，两个垄断巨头，全总和沃尔玛都说自己要保障员工利益。一个声称要为维护中国工人合法权益而组建工会，另一个则声称没有工会才能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拉锯3年，全总在沃尔玛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在沃尔玛建不了工会事小，如果因此完不成早已定下的建会数字指标，全总内部会有人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全总开启了最擅长的搞运动模式，对沃尔玛发起了“攻坚”运动。2003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布将沃尔玛圈定为“重点攻坚对象”。全总对媒体表示：“一方面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激发职工积极参加工会组织的愿望；另一方面，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转变观念，消除顾虑，认识中国工会在促进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二处副处长王英还发出了威胁：“对那些宣传教育无效，仍然阻挠职工建立工会的单位和个人，上级工会有权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年后，一个烈日当头的夏日，一切似乎在瞬间发生了逆转。2006年7月29日，全总突然间高调宣布，中国第一家沃尔玛门店工会在福建晋江成立。随即，8月9日，沃尔玛中国总部宣布，将协助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所有沃尔玛门店建立基层工会。

全世界最反工会的雇主沃尔玛，为拒工会于门外不惜关门闭店、断臂割肉的沃尔玛，其亚洲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钟浩威对媒体表示，要与全总及各级工会合作建立模范的工作关系。沃尔玛中国总部公共关系总监董玉国毫不掩饰的承认，沃尔玛总部改变立场，是意识到“中国工会与美国工会不可同日而语”。

自7月29日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晋江店成立工会以来，沃尔玛组建工会似乎开展得如火如荼：8月4日凌晨，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湖景分店42名员工迎着台风暴雨赶到会场，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和首任工会主席。8月5日晚11时许，沃尔玛华东百货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店的31名员工，下班后集中召开会员大会，宣告了沃尔玛在中国第3家基层工会组织成立。8月6日凌晨，沃尔玛深圳西乡前进路分店的12名员工，刚下夜班就直奔宝安区新安街道，为选举产生自己的工会组织投下神圣的一票——这个工会组织，是7月29日以来沃尔玛在中国成立的第4家。

沃尔玛工会事件牵动很多人的目光。8月6日，有记者采访沃尔玛福建晋江店员工时，一位沃尔玛工会会员说：“我现在准备辞职，另外再找工作。”当时提出建立工会的员工之一黄新华表示，“我不会接受记者采访，沃尔玛有规定，你要采访去找店领导。”在店内，只要记者提及工会的事，员工基本上都不愿搭讪。一位员工对记者说：“如果加入工会，我们担心今后的升职、休假、福利都会受到影响。”

新工会因为打破沃尔玛中国多年的“工会僵局”而备受全国瞩目，但在公司内部，其影响却几乎看不到。……店内（指晋江店）500名员工，如今加入工会的只有30人，甚至大部分的员工都表示并不清楚新工会成立的事情，而偶有表示知道公司有工会的员工，也并不知道他们新工会主席的名字叫柯云龙。

就在中国第一家沃尔玛工会在福建晋江成立两天后，2006年7月31日，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部部长郭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作为“全球第一大企业”，沃尔玛成立工会“对其他外企工会的成立将起到推动作用，全总计划在今年年内将外企在华设工会的比率提高到60％”。全总早前定下的建会数字指标，不但实现有望，更有可能超额完成。全总副主席徐德明称此事“将载入中国工运史册”。中华全国总工会高层化险为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沃尔玛在中国何以会改变其一直强硬坚持的“惯例”呢？人民网记者曾就这一问题分别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和沃尔玛发出询问，但“均未给予记者明确答案”。但如果人民网记者于2006年发出这一询问之时，能穿越到7年后的常德，见证沃尔玛2024门店工会代表员工抵抗违法侵害的经历，答案似乎明确的很。

2003年,时任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二处副处长王英说，在沃尔玛组建工会“主要目的是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时任主管国际工作的全总副主席徐锡澄则劝沃尔玛“晚建工会不如早建，消极建不如积极建”。2006年，时任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说：“我可以肯定地说，组建工会绝不会影响沃尔玛店的经营，沃尔玛店还会由此从中受益”。2014年，当常德门店工会代表员工奋起抵抗沃尔玛违法侵害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法律顾问却以沃尔玛第一代理人身份，与门店工会和员工对簿公堂之上。

2000年宁波会议到2006年，全总用6年时间赢了沃尔玛，在所有沃尔玛门店建了工会。2014年，常德沃尔玛2024门店工会闭店，沃尔玛赢了中国工人。历经14年酣战，全总和沃尔玛双赢，沃尔玛员工成为唯一输家。

没有证据显示中华全国总工会曾与沃尔玛达成过魔鬼间的互利协议：你开门帮我完成建会指标，我确保你从中获益。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常德沃尔玛2024门店工会代表员工维权的经历，让人对是否有过魔鬼协议难以释怀。

截至2013年，中国大肆吹捧的“经济奇迹”增强了国力、扩充了精英阶层，同时也把千千万万普通的工薪家庭甩在了后面，而正是这些普通家庭的劳动，成就了国家高速的发展。整个改革时期，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加剧，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大规模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运动，当然就是这种不平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共产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再是原先的经济高速增长，而是向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平等转变。

这种转向在2003年后十分明显，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旨在引导中国向“不仅重视数量和速度，而且重视高质量和节能”的发展模式转变，并优先考虑“以人为本”。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稳定，既要应对非典疫情，又出现了例如孙志刚事件等焦点话题，农民工所面临的严重不平等境遇格外突出。胡锦涛的这番话，意在总结自己影响深远的“先进理念”，稳定民心。但在当时社会不平等一直存在，甚至越来越严重，共产党对此的担忧也在当时另一个最受欢迎的短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传达出来。

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国内基尼系数（经济学中用来衡量社会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指标）已从1990年的0.32升至当年的0.47，社会不平等的情况持续加剧。亚洲开发银行2013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基尼系数的涨幅是历史上不平等加剧最快的幅度，并警告称，巨大的收入差异和持续不平等对创建和谐社会和长期经济发展不利。时任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甚至指出，基尼系数反映中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

2013年2月，即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几个月，政府通过即将离任的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一系列财政和立法改革，发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方针。改革计划旨在缩窄国内城乡之间“相对较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在平均工资的基础上，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少40%。事实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工作自此之后不断放缓，新冠肺炎爆发后更是完全停止。2016-2020年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有一整章内容有关缩小收入差距，提出了改善收入分配的建议，并指出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但是如果中国期望在社会公平上取得实质进展，就必须重新审视工人的实际需求和重新思考全总的作用。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全总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时表示，官方工会必须摆脱体制上的麻木状态，重新致力于“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终于，在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宣布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重大根本性转变，不再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反，中央将关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字表达看起来可能很抽象，但传递的基本思想却简单直白——国家将不再强调大力发展经济和创造财富，而是专注于经济均衡发展和财富合理分配。

2015年11月9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群众组织改革倡议，其中就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改革。值得注意的是，该倡议的完整版本迄今尚未公开，我们已知或认为已知的改革倡议，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从不同官方媒体横跨数月的报道中，或者全总发布的满是空话、套话的讲话中摘录、收集而来。例如，在倡议发布近一年后，习近平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表示，工会的工作导向应该“以职工为中心”，应该“抓住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称：“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

为了实现工会改革，中共产党对工会提出了去“四化”（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增“三性”（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这些口号要求工会摒弃旧的官僚作风，专注于能为工人提供切实帮助的具体措施。

中共其实一早就明白全总难以发挥作用的问题核心，并要求工会领导解决此类问题。 这一系列的定性为工会角色和切实改革奠定了基础。不过观察工会改革我们也发现，中共要求的仍然是政治上的掌控，仍然没有将工人置于中心位置。改革试点方案强调，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内的所有群团组织，首要要求都是增强“政治性”。这样看来，对包括全总在内的群众组织而言，唯一真正的要求就是忠于中共。如果对党忠诚是改革最重要的要求，那工会难以履责的现状想来也难以改变。

当下，官员们一面在本职工作范围内无所作为，一面沉溺于表忠心的形式主义，将遵循党的领导视为对自身工作的基本要求。对上级的讲话，工会官员表达了多少次赞同；另一方面各级工会又在上支下派的指标任务中不能自拔：每年新增多少工会、发展了多少会员；办了多少场劳动竞赛、展览，甚至包括“扶贫”在内的政治事业，工会又完成了多少……表忠的工作都不应该成为工会的工作核心，一个个“亮眼”的数字也最终深陷“形式主义”困局，相反工会工作能不能更好地代表工人利益，才是真正推动改革的核心议程。

截至2016年底，全总声称工会改革已见成效，各地工会也“牢牢把握履行团结带领广大职工坚定不移跟党走这一政治责任”。为了“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提高运转效率，全国工会的人员架构精简了25%。用全总自己的话来讲，这样的改变意味着“工会眼睛向下、面向基层”。为了进一步传达工会改革的讯息，同年年初，巨晓林被选为全国总工会史上第一位农民工副主席。

全总表示，改革的另一关键是“农民工入会”，2015年及2016年均有约1500万农民工加入工会。截至2016年底，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工会会员总数为3.03亿，其中有1.4亿名会员为农民工。然而，这一统计结果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互相矛盾——《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只有20.8%知道所在企业或单位有工会组织，其中有53.8%加入了工会。我们拿当年的2.88亿农民工总人数来简单计算，相当于到2016年底，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人数应该在3000万左右，远远少于全总统计出的1.4亿。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同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当时2.88亿农民工中加入工会组织的比例为9.8%，这表明农民工会员人数应该更少，仅仅在2800万左右。

2016年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仅仅为35.1%，比上年还下降1.1个百分点。而在遇到权益受损、需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时，只有3.5%的受访者（大约980万工人）表示会向工会求助。

毋庸置疑，这绝对不是工会改革所期望的结果。如果工会改革的目标真的是“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如此巨大的会员基数，又怎么会令中国大地上的矿山工地事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又怎么会让工人一次次的深陷无助讨薪的怪圈，又怎么会令工人被遗忘在共同富裕的大计之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