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坠河事件背后:打零工的农村女人们

发布日期: 202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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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农村, 打零工, 农场, 面包车, 三雄, 工资, 零工
涉及行业:农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广东省

相关议题:灵活就业/零工经济/平台劳动, 就业, 中高龄劳动者

  • 韶关面包车坠河事件中,遇难者都是在附近农场打零工的人,唯一的男性是司机,剩余9人都是女性。
  • 这些打零工的女人们,有的年过50岁,在大城市里已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有的正当青壮年,需要留守家中照顾孩子。她们不得不乘坐超载的面包车,在家乡附近,四处寻找价格低廉、劳动繁重、机会稀少的零工。
  • 农村女性打零工的原因是当地经济不发达,能找到的零工机会不多,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比如城镇绿化种植,果园里施肥,采摘水果,医院粪污处理,工资较低,活却辛苦。
  • 农场工作的女性们经常抱怨工作辛苦,比如阿珍在农场做了两天后就抱怨过很累,下雨天穿着雨衣很不舒服。但由于工资低,几乎没有男人愿意出工。
  • 农场工作对于一些家境较好的女性也是一种补贴家用的方式,比如29岁的阿萍,虽然家境不错,但她经常跟大家一起外出打零工。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5月16日下午,广东韶关发生一起超载面包车坠河事件,车上10人全部遇难。遇难者都是在附近农场打零工的人,唯一的男性是司机,剩余9人都是女性。

这些打零工的女人们,有的年过50岁,在大城市里已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也有的正当青壮年,需要留守家中照顾孩子。她们不得不乘坐超载的面包车,在家乡附近,四处寻找价格低廉、劳动繁重、机会稀少的零工。

5月16日下午5点左右,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周田镇周屋村,年近70岁的村民李树已经做好了晚饭,等他老婆阿珍回家吃饭。阿珍早上6点半就出发,去了35公里外的一家农场打零工。阿珍在这家农场打工已经5天了。因为是体力活,阿珍回家就揉着两条胳膊喊累,说饿得不行,所以李树每天就早点做好饭菜,在家等她。

阿珍通常在六点刚过就到家了,但5月16日这天,傍晚六点半了,阿珍还没回来。李树等得有些烦躁,给她打了个电话,通了,但无人接听。李树心想,她可能已经快到家了,只是舍不得话费所以才没接。但快到七点,阿珍还没回来,李树又打了一个,这次提示是关机。李树心想,可能是手机没电了。

和阿珍一起去做工的,还有她的两个妯娌阿凤和阿玉。因为住得不远,年纪相近,平常都是一起出去干活。晚上七点多,三家人都联系不上,李树才意识到可能出事了,他第一时间往镇上的派出所走,想看看是不是阿珍乘坐的面包车违规,被扣住了。但派出所说没有,李树给在深圳的女儿小婷打了一个电话,让她问问。

李树没等到女儿的消息,晚上8点多,有人联系上李树的弟弟,告诉他,阿珍和两个妯娌乘坐的面包车掉到了河里。根据官方通报,就在李树做饭的下午5点20分许,一辆限载7人实载10人的面包车,从韶关市浈江区湾头电站的堤坝上冲进水里。

浈江区湾头电站距离李树家22公里,修建于2010年,电站的堤坝就是一座桥,成为连通湾头村、张滩村与外界的通道。为了限行,离桥头10米左右,有两个方形水泥墩子,当地经常开车的村民说,两个墩子之间的距离在2.2米左右。电站的监控视频显示,出事当天,阿珍乘坐的面包车先是略显笨拙地开上了桥,然后擦着桥墩,直直朝左,冲破铁丝防护网,坠入浈江,整个过程不到五秒。

面包车上,除了阿珍和两个妯娌,另有六女一男。阿珍的女儿当晚11点赶达湾头电站时,面包车上的人已全部打捞上岸,无一生还。电站的工作人员介绍,面包车坠江处,水深有八九米。

除了两个妯娌,整辆车上的人都来自相邻村镇,跟阿珍也都很熟,大家一起搭档,到一家叫三雄农场的地方打零工。主要工作是播种、人工授粉、打种子等,100元一天,从早上七点半做到下午五点,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

阿莲也是这个女性零工队中的一员,前三天跟大家一起农场上做工,后来自家的果园需要打药了才退出。她告诉本刊,村里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外出打工,2005年到2010年,主要是在周边的城镇做建筑工人,男人砌墙造屋,女人做小工。2010年前后,本地建筑市场渐渐饱和,年轻人便去了韶关、广州、东莞、深圳等地谋生路。

但阿莲和伙伴们年纪都大了,她说 “现在去厂里打工有年龄限制的,有些超过45岁就不要”。与此同时,她身上的负担仍然很重,儿子虽已成年,在广州工作,但“三天两头就嫌工资低要换工作,挣的钱只够他自己花”。两个孙子,一个10岁、一个6岁,都留在了家里由阿莲和老公照顾,“如果我们不出去挣钱,手上就没有钱花。”

阿珍的情况相似,女儿小婷在深圳工作,一个月只有三四千的工资。阿珍原本在深圳帮女儿带孩子,但这两年,小婷先后把儿子和女儿都送回了老家,阿珍也就回到老家带孩子。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在深圳帮忙带小孩时,阿珍也会接手工活,早上四五点起床,夜里熬到十二点,抽空做一做,一个月能挣一千块钱。

回到老家后,阿珍又立刻加入了零工队伍。因为当地经济不发达,当地能找到的零工机会不算多,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比如城镇绿化种植,果园里施肥,采摘水果,医院粪污处理,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拿到130元甚至150元。阿珍力气大,又能吃苦,甚至常常专挑男人干的活,就为了每天多拿三五十元的工资。一年做下来,好的时候可以挣一万块钱左右。

除了阿莲和阿珍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也有年纪小一些的女人。比如30多岁的阿燕,因为丈夫在外打工,家里两个女儿,一个小儿子,还有95岁的奶奶都需要照顾,阿燕只能留在家里,并为了补贴家用,常常跟着大家一起打零工。阿燕喜欢发抖音,记录了很多打零工的视频:4月10号到12号,给枇杷套袋,太阳很晒,每个人都遮得很严实;5月10号,雨天,大家穿着厚厚的雨衣,手里拿着农具站在路边,配文“再苦再累也要坚持”;5月13号,雨天,大家穿着雨衣、雨靴和斗笠 “打种子”;5月15号,拍了前往农场的路上风景,配文依然是“再苦再累也要坚持”。

40多岁的阿英,情况跟阿燕类似。阿英的丈夫在上海当厨师,一个月工资六七千。她家也有3个孩子,还有一个年近80岁,腰已经佝偻成九十度的婆婆。在邻居眼中,阿英热情爽快,非常能干,是那种“敢想敢做”的女人,邻居说“她还提过,等把车练熟了,下半年要自己买辆车来开着挣钱”。

最让大家不解的,是29岁的阿萍。她是所有遇难者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家境最好的一个,在周田镇上有好几套房子,孩子也只有一个,是10岁出头的儿子。也许是因为家境不错,阿萍和丈夫都没有外出谋生。不过即使留在家,阿萍也很勤快,经常跟大家一起外出打零工。

不过今年的零工机会不多,阿莲说,加上这次农场的活儿,她们今年只出门了3次。上次是在一家果园给枇杷套袋,工钱现在还没结,因为老板说,得等卖掉枇杷才有钱。

三雄农场的工资是100元一天,其实不高,所以几乎没有男人愿意出工。工资虽低,活却辛苦。在农场做了两天后,阿珍就抱怨过很累,下雨天穿着雨衣很不舒服。后来阿英带头,和农场里的人谈,农场承诺,下雨天可以在室内干活,合作才得以继续。

作为韶关的第一个大型农场,三雄农场原来叫三雄开心农场,建立于2003年,占地800亩,刚建成时,曾以小西瓜、水果玉米、水果青瓜等市面上很少见的水果打开了市场,还以开心农场游乐的模式,吸引了很多韶关市区及周边的家庭过来玩乐,也成为公司团建、学校出游的去处。

不过,随着周边新建的农场越来越多,三雄农场已经转型,主要生产经营蔬菜、瓜果产品及其新品种的种子。根据农场官网介绍,这里每年除了销售量达150万公斤蔬菜水果,还能生产1万公斤种子。农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他们主要生产西瓜、甜瓜、小番茄、西兰花、鸭儿芹等类型的种子,远销省外甚至国外。阿珍最近在农场里做的就是“打种子”,即把菜苗束成一把,高高举过头顶,大力往铁皮上砸,让种子掉落,顺着铁皮掉到下面的木框里。

农场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本刊,八百亩土地中,只有两百亩土地还在经营,其他的要么荒废,要么转租给了其他人。缩小规模的原因,一是“现在人工太贵了、肥料贵、运输贵,什么都贵了,但是农产品却不涨价”;二是“人工不好找,年轻一点的要两三百一天,我们只能找年龄大一点的”。

不过农场缺人的另一面,却是“年纪大”的人找工作难。三雄农场刚刚建立时,农场附近的湾头村的阿芬在那工作过,她记得当时的工资还不到20元一天。现在农场的工资仍然不高,但她想去也去不了,因为农场不想要60岁以上的老人。出事之后,三雄农场大门紧闭,不允许陌生人进入,透过大门可以看到,里面仍有人在做工。

周田镇镇内有国道106和323线贯穿交汇,来往的各地班车和顺风车很多,面包车并不是当地人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打零工的人出行地点、时间、距离都不固定,而且常常十来个人一起出行,有时还需要带上工具,只能选择面包车。

出事面包车的司机周仁也来自周田镇,年轻时和妻子一起在广州的制衣厂上班,后来为了照顾孩子回到家中。回家后,周仁给别人开过车,也做过电商,但都没挣到钱。

2020年,周田镇周边的农场渐渐兴起,在周围打零工的人越来越多,周仁便借钱买了辆面包车,专门用来接送打零工的人。阿莲说,周仁的车辆虽然准载7人,但经常超载,坐十五六个人。对此,经常坐车的阿莲并不觉得害怕,“我们都坐惯了,他开车开得稳。”

除了接送零工,周仁平时也会帮大家联系一些活儿。三雄农场其实离周田镇有35公里,对周田镇的来说,并不算近,甚至称得上“外地人”。不过三雄农场找的就是“外地人”,因为农场附近的村子离韶关市区更近,可以去市内打零工,加上土地出租,村民可以拿到分红,大家并不愿意去农场干活。阿莲记得,她们接到三雄农场的活儿之前,的确另有一拨人也干,因为太辛苦不愿做了,才轮到她们。

这也是周仁作为司机和这支零工队第一次到三雄农场做工。周仁的妻子阿秀告诉本刊,事发前一晚,周仁告诉她,自己与农场签了一年的协议,可以一整年都负责农场临时工的接送,一天220元。此外,他如果也跟大家一起干活,还能拿100元零工工资。阿秀说,“我们俩当时都很开心,因为我这半年没什么事做。他也不稳定,签了一年也就是接下来一年都有钱赚了。”

阿秀如今还在广州的制衣厂上班,她原本是做成衣的,但随着年龄增大、视力下降,现在已被淘汰到流水线上的“包装”环节,就是把一件折好的衣服放进包装袋里。“包装”一件普通衣服5分钱,高档衣服两毛。因为最近工厂不景气,接不到单,今年迄今为止,阿秀只开工了半个多月,挣了不到2000元。

但家里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大女儿去年大学毕业,申请的助学贷款至今还没还完,小儿子正在读中专,也是用钱的时候。采访时,也能看到阿秀家的拮据,村里的房屋一栋连着一栋,大多为三层,高的有六层,唯独阿秀家的还是平房。对自家的情况,阿秀有些激动,“别人住的是什么房子,我们家是什么样,厕所和厨房现在都还漏水。” 她说,她跟周仁原本打算,今年多挣点钱,修一下房子。

如今,事故的鉴定、责任和赔偿方案尚未划定。对丈夫的事,阿秀不想多说,只是反复强调,他需要挣钱。作为镇上少有的,由丈夫回家照顾孩子,妻子仍在外打工的家庭里的女主人,阿秀看起来对家中的变故显得有些迷茫不安,大多数时候,她只是沉默地坐着听大哥和小叔讨论,眉头微蹙。她不知道,接下来自己靠微薄的工资,要如何撑起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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