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招聘会，年轻人月薪3000是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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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些年“逃离北上广”的大潮里，回到家乡所在的县城工作，似乎天然地和安逸、舒适、稳定挂钩。

许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都将回县城视作人生的退路，他们期待在家乡的小企业实现“向下兼容”，过上一种与激烈竞争和996无关的平稳生活。然而真正回到县城后，不少人发现，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

2020年，在深圳工作的90后女生小李回到山西老家的县城发展。她在一家大型工厂做宣传工作，年薪从17万降至4万——这是县城职场薪资的平均水平，有工作还算幸运的，更多人想上岗却被卡在了种种条件之外。

今年年初，小李代表工厂去参加了一场县里的招聘会。小城里破天荒举办一次招聘会，涌进来的求职者让现场堪比春运般热闹。作为“大厂”代表，小李发现，县城里的招聘会犹如一个微观社会，关于县城职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线索。

2018年，我大学毕业，就近留在深圳工作。当了快三年“深漂”，2020年才回到男朋友的老家。

男朋友的老家在山西东南部的一个十八线小县城，当地人口四五十万，除了煤矿及其上下游产业，没有任何像样的产业。

回到县城后，我当了一段时间自由撰稿人，稿酬勉强能维持生计。在国企上班的男朋友嫌我没个正经工作，我只好在附近一家大型钢厂找了份宣传的职务。

我所在的宣传岗，月薪3000，早8晚6，有双休。每天发发公众号，报道些厂里的大事小情，内容单一得很。厂里满意我经验丰富，我看上了这里工作清闲。就这样干了两年，我成了大小新闻必叫的“笔杆子”。

可能是失业率再创新高，一开年，连我们这小地方也破天荒地组织起了招聘会。

作为本地大型民营企业，我们厂做传统钢材制造，有5000多名员工。各条线人员流动率很高，用人需求自然也高。每次一有这种活动，我们厂便是各区县人社局的座上宾，不管哪里有招聘会，我们都得去“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大企担当”。

厂里的宣传科主任觉得这是好事，给我打来电话，“小李，你和人事一起前往，照点相做个宣传报道。”正月里天气寒冷，我们地处山区更甚，中午的气温都不足零度，我只想在办公室烤暖气片。可领导安排下来的活儿，不去不行。

早上8点多，我和负责招聘的同事们抵达了县里政务服务大楼前的公民广场。我从车窗里望出去，广场上支着几道巨大的充气拱门，四周一排排红旗招展，中间还有红地毯大舞台，看起来像楼盘开业的盛景，一派红火喜庆的气息，比我预想中隆重多了。

整片大空地被划分成六个区，每个区域有四十多个红顶棚，棚下坐着一到三家公司。据说这次汇聚了本县大小三百多家企业，足见政府的重视程度。

大多数企业的工作人员来得比我们还早，广场上早已一片忙碌。“今天又是一场硬仗！”人事小杨把厚厚的一摞报名表堆在折叠长桌上。我问她，“这么多报名表，能用得上吗？”她老练地说，“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是个外来户，对县里情况的认知，基本都来源于我的同事。听同事们说，我们县还算不错的，除了钢厂，县里还有几个矿，解决了几万人的就业问题。剩下的人，大部分以种地为生。2022年，市统计局公布，此地人均年收入为30273元——和我的情况差不多。

在这里，谁要是能有份坐办公室、不受风吹雨淋的工作，谁就会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对象。我记得去钢厂面试前，男朋友曾问我，要不要他帮忙找找关系？我当时还挺纳闷，3000块钱的工作，居然还得托人情？后来我才知道，厂里不少同事都是凭关系进来的。周末双休、给交社保、制度稳定的企业，在县城竟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上午10点多，招聘会的启动仪式结束。广场上又涌进来不少人，用人山人海形容都不夸张。我们的用工要求是男性45岁以下，女性40岁以下，广场上的人却绝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士。粗略一看，一大半不符合要求。

凭借着“大厂”的名头，还没等我们发传单，摊位前就挤满了问询的人。男的问保安，女的问女工，零星穿插着几个年轻人问问事务性岗位。三个人事根本忙不过来，我便也加入了答疑解惑的队伍中。

好几个大叔一听保安要45岁以下的，很不屑地顶我，说，看个门儿要那么年轻的干嘛？又不是当警察。有的阿姨替自己孩子来看工作，让填资料，却一问三不知。还有一些年轻人完全不清楚自己要找什么工作，茫然地问我，你觉得我能干个啥？如此种种，县城招聘会露出了其特有的质朴和粗粝，让第一次参加的我大开眼界。

看着年轻人过来，我总愿意多聊几句。哪怕有一点经验，我都想让TA填写资料，多个机会。来的大部分是女孩子，大专生居多，问的岗位不是行政、财务，就是客服。

也有很多在校的大学生，6月份才毕业，现在就想签单位。人事小杨再三提醒，3月份会有校招场，不必着急，他们却依然恋恋不舍地徘徊在摊位前。这让我想起，我2017年上大四时，每天只知道玩儿，和他们相比毫无规划。这一届毕业生的紧张和急迫，都写在了脸上。

来应聘的年轻人中，小青是难得的本科生，毕业于江苏一所二本院校，大学时学的是设计专业，之前还在南京有过一年工作经历。我们科正好缺人，我自作主张留下了她的简历，想拿回去和主任申请。结果她和我说，你拍个照吧，我就只有这一份简历——她甚至不知道多备几份简历来参加招聘。

小青在简历上写的期望薪资是6K，我实在不忍心告诉她，妹妹，想开点，能给你一半就偷笑吧。我现在的工资也不及在深圳时的零头。我们厂这几年业务稀薄，去年还裁了一批员工，能招人已经是进步，开出高工资等同于天方夜谭。

但我不想打击她。回乡第一步，是适应自己的价值降低。若不是有一些稿费贴补，钢厂的薪水也令我万分沮丧：原来回来的我，是那么不值钱。

县城里也有相对高薪的工作，但是难度也高。我们隔壁的展位是县里一家国企下辖的传媒公司，招编辑和记者，起薪5500。不少人兴致勃勃地来，一听要本科起步，还要会写、会拍、会剪，都摇摇头离开了。我和那主编聊得火热，他有意把我挖走，我听说工作量很大，需要每天到处跑以后，笑了笑，婉拒了。我给主编的理由是“五千诚可贵，自由价更高”，但真实原因是，上班的工作强度过大，会耽误我写稿的副业。

不只是我，工作清闲的县城年轻人里，确实也有上进分子。同事虎哥，除了上班，还盘了一间快递店，店里平常由老妈和弟弟照料，虎哥下班之后，开辆小面包到处送快递；另一个同事黄姐，在公司负责摄影，做做抖音，周末还拿公司的照相机去拍婚庆，能挣几百是几百。

在县城，三千块是肯定不够生活的——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微商大业落寞后，我还见过有同事下班后在朋友圈卖自家熬的皮冻和粉条。更多同事本身就是农民，车间里上完班，回家接着务农，夏天4点多放班，一点不耽误种地……

放眼望去，高高低低的厂牌能看出县城的产业生态：基础服务业为主，本地的大型超市、快鸟驿站和饭店都被拉过来了。招聘需求也惊人的相似：上班26天，工资2600—3500元，年龄在35—45岁左右。

也有一些劳务输出型的公司，招人去北京、天津、江苏的铁道部和地铁部做外派员工，承诺包吃包住，到手能拿七千元，还给交社保。但这些公司门口都没什么人，估计老百姓们一想到背井离乡，大部分还是不愿意，更何况我们山西人是出了名的难离故土。钢厂的公众号后台，很多在上海、北京的知名媒体工作的老乡发来私信，问回来是什么待遇。好几个人都说，只要能拿到过往薪资的一半水平，就辞职回家。

很可惜，咱们这边顶多能给到三分之一。县城里的高薪岗位很少，我一眼扫过去，破了万的就是下井，俗称煤矿生产工人。下井是山西男人们万不得已的选择，想进能安全生产的国企大矿，难如上青天，一些私人小矿三不五时出事故，随时有生命危险。要不是确实有困难，大部分女人不会让自家男人下井。

女性的高薪工作居然是住家月嫂，这让我很意外。只要培训45天，月嫂证拿到手，包办工作。工资开得还不低，普通一点6、7千，好一点的上万。据我了解，男朋友的一个同事生了孩子，提前四个月去订阿姨，只剩下了中档一点的，7000块，只照顾妈妈和孩子，不做饭，也不打扫家里。如此看来，月嫂确实是县城女性未来的职业新选择，如果能摒除偏见的话。

兜兜转转逛了一大圈，我没看见几个适合我的岗位。是啊，一个学社会学的文科女生，在县城里有何用武之地？我想尝试找找，有没有不需要学历且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哪怕是体力劳动呢？接着，我看到了一个影楼在招募化妆师助理，月薪1000—1500元，远低于本县的最低工资标准1800，也是我在这场招聘会里看到的薪资下限。

我鼓起勇气上去问，像我这样没有化妆经验的，可以来应聘吗？对方一边玩手机，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复，不需要经验，可以跟着学，一个月上26天班，每天工作8小时，就是帮化妆师拿一下装备，拍拍照就行。我跃跃欲试，登记了自己的信息。末了，我问，如果我去的话工资能给多少？人家说，没有经验的话就是1000左右。

我期待着对方通知我面试，可招聘会结束一周了，还迟迟没有消息。毕业五年，我从深圳超一线城市“打拼”回了县城，从月薪上万“奋斗”到了月薪1000元，结果人家还不要我。生活呈现出荒诞的本质，一瞬间我哭笑不得。只好安慰自己，幸好我不缺工作，就是问问罢了。

如果不是为了男朋友，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越活越倒退”：从小长在省会，成年后去大城市学习工作，快三十岁了奔赴县城生活。任谁的眼光看，都是头脑糊涂的恋爱笨蛋。我有时候也会这么自嘲。但实际上，很多选择都是迫不得已。

2020年是我和男朋友相恋的第六年，也是异地恋的第六年。能维持这么久，其中耗费的精力财力和心力我不忍细算。大部分是男朋友在付出，他比我年长几岁，父母在体制内，又是家中的独生子，条件比我家强。我虽生在省会的郊下，可父母一直没个正经营生。我爸开大货车，隔三差五就停运，我妈一直务农，偶尔打打包子铺的零工。家里还有个弟弟，不听话，不爱读书。两家人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可比性。

我曾一度自卑到想分手，倔强得只想赚钱证明自己。男朋友没有放弃，往返两地来看我，成了我朋友圈里的模范男友。其中他多次劝我回乡，我都以工作忙为由逃避，实则根本不敢考虑，回乡后我该怎么办？像我们这样家里没有背景、自己也没有实力的农村孩子，除了大城市，哪里还能出头？

直到2020年，某天我被关在深圳的出租屋隔离，晚上突然开始心绞痛，身边没有一个人，给男朋友打电话，他也干着急，我只能忍痛独自去了医院，结果却被告知，不接收任何除发热外的病人。

夜晚放大了我的脆弱和孤独，那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彻夜难眠，想了很多“人为什么要活着”之类的遥远命题，生怕哪天死在了出租屋没人知道。男朋友趁势说，回来吧，就当是休息一段时间，健康才最重要。我听进去了，想过有人陪伴的生活。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两个人一起在外面打拼的可能。男朋友也曾试图放弃稳定的工作，去深圳、成都、杭州面试金融公司。可是他已经毕业了十多年，外面风云变幻，新秀四起。“我马上就要35岁了，很多企业都直说不要”，他给我看一大串的拒信，我很心疼。说这话时还是三四年前，现在他已经过了35岁，更是没有了一丝机会。

他的好朋友，几乎都在县城里的体制内，情况基本雷同：工资不高，顶多4、5千，靠着父母的退休金帮衬，勉强维持着小家庭的生活。他们的学历都不差，最次也是本科。想过逃离县城，像我一样出去闯一闯，只不过还没有付诸实践，就被现实打趴下了——闲了多年，简历都写不出来。

在深圳，我有事业，有梦想，只要肯努力，我相信我能探上房价——我的师姐是我的榜样，她出身安徽农村，靠着写作攒够了四十多万，又找朋友们借了钱，终于在深圳远郊，买到了一间四十多平的属于自己的房子。但县城也不是全无优势，我工作清闲，家人常伴，还有大把的时间追逐爱好。不只是我，很多在外漂荡的年轻人都面临着同样的纠结。

我的好朋友小羊，在深圳做医疗美容，光景好的时候一年能有30万收入。可作为独生女的她，一提到回乡，就有种深深的不安。她和我说，她早就看过家乡的工作，每看一次就窒息一次，她不敢停下脚步，只想在深圳多挣点“回乡本”。小羊说，她很羡慕我，说放下就真的撒手离开了。看我的朋友圈，感觉比在深圳时精神状态好很多。

我苦笑，是好很多了，下午6点一到，领导跑得比你还早。只不过，工作轻松是真的，穷也是真的。我以前想去哪里玩儿，看到合适的机票，抬脚就走。现在早没有了这种洒脱。我要为将来计划，两人要结婚，要生孩子，房子也需要买一个，哪里都是花钱处。可悲的是，需要花大钱的时候来了，我却没有机会挣大钱了。

某种程度上，我还是幸运的，相比在招聘会上碰见的更年轻的弟弟妹妹们，我好歹曾经有过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回到县城，虽有诸多无奈，但也属于自主选择。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微博上看到“上海211硕士吐槽招聘月薪5500”的新闻，突然觉得对于即将走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县城，似乎都令人进退两难。

招聘会结束一个星期后，我加上了小青的微信，告诉她简历过关了，方便的话下午来做个面试。没想到小青婉言谢过了，说考虑了一下，还是先不上班了。她说前一段时间她也报名了公务员，最近正在全力备考中，至于哪一个能上岸，就听天由命吧，反正肯定不会在县里找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