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违规、监管不力、工会缺位：致丽大火三十年，类似事故仍上演

1993年11月19日，在深圳的港资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事故，造成84名工人死亡、20人重伤、25人轻伤。这场大火是八九十年代众多珠三角工厂事故之一，标志着工人缺乏安全保护、企业缺乏工会监督。1990-1992年间，每年有超过两万人死于工业意外。约三十年后，中国的制造业及商贸事故大幅下降，但《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22》显示，每年仍有超过2000人因此死亡，大型事故仍不时发生。比如2022年11月22日，河南安阳的凯信达商贸公司发生火灾，造成42人死亡、2人受伤，伤亡人员均为服装厂工人。两起事故中，伤亡者多为女性农民工，1993年致丽大火中，有82名死者是打工妹，年纪最小的仅15岁。2022年的安阳大火中，死伤者多是附近村里的中老年女性。两场大火中，除了有许多人失去生命，还有人失去了一条腿和健康的皮肤，有人失去至亲，有人幸运没有受伤，却还是为了生计继续去厂里工作。事故一宗也嫌多，中国工厂的安全生产问题仍需不断改进。

图片来源： DKai / Shutterstock.com

从1993年和2022年这两起事故的官方调查报告可见，这两起大型火灾的成因有许多相似之处：使用无证技工作业，仓库与车间挤在一起，缺乏防火分隔，缺乏消防设备，缺乏对员工的防火安全培训，厂长未及时组织疏散，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而在安全生产管理上有诸多妥协，各部门不是没检查隐患就是没跟进。

2022年的调查报告很详尽地说明企业、地方党委政府及六个监管部门的责任与问题。30年来，中国的安全生产体系确实有所进步。2002年开始实施的《安全生产法》，对企业、各级政府及各个监管部门的职责及法律责任作出详细规定。不过，2022年的调查报告却没有说明企业有没有工会、企业和各级工会有没有履责。反而，1993年致丽大火调查报告的“教训与建议”部分，其中一条是“要建立健全企业工会组织”。工会在安全生产有重要角色，监管部门无法时刻观察一个企业的安全隐患，一线生产的工人却可以，但个体的工人容易受压而不愿指出企业的安全管理问题、要求改正，这时候便需要与工人紧密联系的、代表工人的工会发声、督促企业整改。

直接原因相似：无证作业、下库上厂、缺乏防火建设与培训、负责人未组织疏散

根据调查报告，1993年致丽大火的直接原因是，仓库里的电线明线短路，引燃仓库。致丽厂雇用无证电工，电线电器安装不符合安全要求，长期超负荷用电。电线没有套管绝缘，电源线下堆放大量可燃物品。总电闸用了25毫米粗的铜线代替保险丝，短路时无法熔断。

仓库引燃后，迅速蔓延至车间。致丽厂有三层，一楼是车间兼仓库，用了木板（可燃物）间隔，二楼和三楼都是车间。起火初期，火势不大，一楼的职工试图使用消防栓和灭火器扑救，但因不懂操作而未能见效。一楼职工全部逃出。

火势迅速蔓延到二三楼。在二楼的厂长黄某不组织工人灭火、疏散，自己打开窗户逃命。二三楼近300名职工慌乱逃生。致丽的厂房设计有许多安全问题。全部窗户都安装了铁栏杆加铁丝网，职工无法跳窗逃生。四个出入口有三个封死，只有一个开放，而且进出必须通过一条用铁栅围成的长约8米、宽仅0.8米的打卡通道。加上车间人员密度过大，燃烧的化纤物散发出大量有毒气体，许多滞留在厂房的职工吸入毒气致死。最终这场大火导致84人死亡、45人受伤。

2022年安阳大火的直接原因与致丽大火有不少相似之处。根据事故调查报告，起火的两层建筑是凯信达公司持有的，分隔出租给各个公司。布局也是仓库与车间挤在一起，而且只用耐火等级低的单层铁皮进行分隔。凯信达公司负责人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却在一层仓库内进行电焊作业，焊渣引燃货架下的包装纸箱，导致仓库内大量可燃物品燃烧蔓延，并产生大量高温有毒浓烟。

这次死亡的工人全是二楼尚鑫服装厂（尚鑫公司）的工人。由于缺乏防火分隔，从仓库着火到楼上尚鑫公司室内楼梯被浓烟封堵，只用时3分钟。此前尚鑫公司的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被人为关停。尚鑫公司负责人没有组织疏散员工，通过自己熟知的室外楼梯逃生，而许多员工平时未经演练，不知道室外楼梯可以逃生，被浓烟困住而死。

间接原因相似：地方政府放松审批、各部门整治不力

两起事故的间接原因也很相似。1993年致丽大火的调查报告指出，深圳葵冲镇政府为吸引外资，不敢严格要求外商做好安全生产管理，“甚至向消防整治小组行贿说情”。根据中国劳动关系专家常凯的文章，1993年上半年（致丽大火之前），消防检查小组判定当地一半工厂（近50家）为消防不合格单位，其中致丽厂为火灾隐患严重的单位，对其作出13条整改意见。镇长却提高了检查小组的“伙食补贴”3000-4000元，换取了消防检查小组给50家工厂发合格证。镇政府此举的原因除了“支持葵冲的经济发展”、担心“港商将会集体上访，直接向市政府投诉”，也是因为镇政府贪污。镇政府在上报的协议中，规定致丽厂老板月租2500港元，在另一未上报的补充协议中，则规定港方实际月租24000港元。两者租金相差近10倍，1988年致丽厂投产至火灾发生的五年以来，隐瞒的厂房租金达140余万港元。

2022年安阳大火的调查报告未指出有贪污问题，但也提到地方党委政府“项目审批安全红线意识缺乏，把关不严，引进项目有‘挖到篮子里都是菜’的盲目发展冲动”。凯信达公司从2010年入驻安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的12年来，“按规定需要的土地、规划、建设等许可证一个都没有，也没有办理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备案，却能照常经营。” 另外，各部门不是检查不力，就是查到隐患后又没跟进。安阳市仅在大火后几天才排查类似凯信达这样仓储危险和可燃物品、“下库上厂”的企业，关停整治了275家，证明此前便有诸多隐患。当地应急管理局曾委托第三方机构在2021-2022年对对凯信达公司、尚鑫公司等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指出多项问题。不过应急管理局没有进一步核查、推进整改到位，也没有将火灾隐患等问题移交其他部门处理。

工会应在安全生产发挥更大角色

在安全生产的问题上，一线工人最受影响、也最为重视。企业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方便管理而漠视生产安全，地方政府部门有可能为了招商引资而放松把关。地方监管部门有心排查、整治有隐患的企业，也未必能时刻观察每一家企业。一线生产的工人却可以，但个体的工人容易受压而不愿指出企业的安全管理问题、要求改正，这时候便需要与工人紧密联系的、代表工人的工会发声、督促企业整改。

图片来源： chinahbzyg / Shutterstock.com

根据常凯的文章，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关于1993年致丽大火的指示中，提出“在深圳特别在外资企业中，(应)加强工会工作，保护工人权利。” 致丽大火的事故调查报告也指出“必须在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维护工人权益，依靠工厂员工，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

常凯指出，当年在深圳的“三资”、“三来一补”企业中，工会组件率仅约20%，会员人数仅占工人约10%。即便是有工会的外资企业，工会主席多由厂长或经理担任，不会敢开罪老板。致丽厂没有工会，厂长却“兼职工会主席”。“许多工人不知工会是干什么的，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去找工会或者找不到工会或者找到工会也解决不了问题。” 建立工会只是第一步，还要令工会为工人服务、为工人的安全负责。

2002年实施的《安全生产法》，第七条指出“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六十条指出“工会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侵犯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纠正；发现生产经营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发现事故隐患时，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研究答复；发现危及从业人员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生产经营单位建议组织从业人员撤离危险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即作出处理。” 不过近年的事故调查报告以及官方关于生产安全的指示，鲜少提及工会的角色和责任。中国的安全生产体系在30年来有所进步，在工会代表职工参与安全生产方面，却似乎在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