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飘”在广东的中年女农民工

5月1日深夜，梁霞拖着疲惫的身体正准备上床休息时，又收到了老板催她回去上班的消息。梁霞原本是向老板请了5天假，回来处理老家的事和陪孩子过五一假期。今天是梁霞回家的第2天，她看着老板发来的信息，想到还没装修好的房子和孩子上学的费用，她决定第二天晚上下广东。

为了省钱，梁霞下广东时很少坐高铁，而是挑便宜的直达大巴车，但大巴车的车票很紧张。外出打工多年，梁霞已和车站一位司机很熟悉了，只要梁霞提前联系，他就能为梁霞暂时预留位置。

梁霞躺在床上，来回滑动着手机通讯录里的联系人，看了看屏幕上的时间，叹了口气后便把手机熄屏了。翌日清晨六点左右，梁霞就醒了，“心里藏着事，我就很难睡安稳。”一直到七点后，梁霞才敢打电话给司机，得知还有车票时，梁霞才放下心来。

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4.1%，女性占35.9%。女性农民工总人数为10501.109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上农民工占比51.8%。

梁霞，今年47岁，在广东打工近20年了，老家在广西玉林一个小村子，现在广东佛山一家陶瓷厂里做管理工作。“这个岗位听起来挺厉害，但实际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厂子小，老板为了少招点人节省成本，厂里的活，比如接待客户、审核单号、记账这些我基本都要做。”

1994年，梁霞的丈夫与朋友合作做养殖生意，先后养过蛇和鸡，但都失败了，还欠了一大笔债。直到1999年梁霞与丈夫结婚后，夫妻二人也没攒下什么钱。丈夫执着于做生意，不愿出去打工，家里没了经济来源。

“一分钱都没有，真是没钱难做人。”梁霞说。没结婚前梁霞也在广东打过工，广东那边也有她的娘家人，这让她更坚定了下广东的决心。

2004年，梁霞决定去广东打工，一干就干到了现在。在找工作这件事上，梁霞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当时很多厂都是私营的，他们比较倾向于用知根知底的人，只要有熟人推荐，基本都能进。”

覃深是梁霞的同乡，比梁霞大5岁。2004年，当地政府严抓超生，覃深一家因此被罚了一大笔超生费。当时覃深的丈夫在当地开了一家摩托修理店，但这家店并未给覃深一家带来太多的收入。“来修摩托的都是村里的人，每次修完，很多人都说要赊账。”覃深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那时我一家家上门收，都没能收回多少钱。”没过多久，覃深的丈夫就把修理店关了，开始在村子附近打零工。

起初，单靠丈夫一人打零工、干农活还能勉强维持生计，但随着孩子长大，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夫妻俩不仅要负担4个孩子的教育和生活，还要攒下盖房子的本钱。直到最小的两个孩子上了幼儿园后，覃深才决定去广东打工。

文娟今年45岁，之前一直和丈夫在村里种桉树、给人做床板。这些活极其考验人的腰力，几年下来，文娟的腰越来越疼，有时候稍稍弯下腰都会觉得难受。后来，文娟开始在村子附近做保洁，但收入并不稳定，原因是周围没有多少人有这个需求。

“当时的陶瓷厂很热，手指被烫伤过，每次出厂都像被水泡过一样。”梁霞没有放弃向上走，她想闯敢拼，一步步做到了领班的位置。后来，梁霞还被领导外派到其他陶瓷厂学习和工作。然而，由于文凭限制，梁霞也只能在工厂的一线挣扎，没办法到达管理层的位置。

2016年，梁霞听说按摩技师容易学来钱快，她考虑再三后，辞去了广东的工作，在广西南宁找了一个按摩技师培训班。但还没有学够一个月，梁霞便打起了退堂鼓。

梁霞来到南宁后，发现按摩技师这个行业在当地并不景气。后来，她慢慢意识到，按照她现在零基础的水平，每月只能领到最低档的工资，根本比不上在广东的工资。“如果我还年轻，我是愿意闯一闯的，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这点工资根本养不活我们家。”不到一个月，阿霞选择回到广东，经熟人介绍进了新的陶瓷厂。

当时梁霞的丈夫并不支持梁霞换工作：“在广东做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去做一份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呢？”阿霞对此并没有太多反应，“即便当时失败了我也没有后悔去尝试这个工作，我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当下我认为好走的路”。

2008年，经梁霞介绍，覃深进入了梁霞所在的陶瓷厂工作。后来厂里管理层进行人事调动，新领导要将主要生产线上的领班工人换成自己人。覃深这样的老员工首当其冲，被调换到工厂流水线。如果接受了这个安排，她每月工资不仅要减少三分之一，还要经常倒班。覃深不愿意，便回了老家。

覃深回到家后，开始寻找其他出路，她偶然听到有姐妹转行做了月嫂，待遇还不错。“我年纪大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不太能适应高强度的工作了。”覃深觉得做月嫂应该比厂里轻松，加上她擅长做家务，所以便想着试试月嫂这份工作。

打定主意后，覃深便开始行动起来，她先是去咨询了丈夫的大姐，后在网上查询到玉林市有相关的培训班，她马上就和丈夫商量起来，“他当时还是很支持我的，特地陪我去到玉林实地咨询，等我安定之后他才回家。”考到证后，她很快就在广州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没过多久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覃深的丈夫不幸遭遇车祸，摔断了一条腿。覃深只能匆匆辞职，回家照顾丈夫。2018年，覃深在家照顾了丈夫大半年，等丈夫能下地后，她开始考虑就业的事。之后，她接了一份南宁的家政工作，一直干到现在。“如果当初没发生那件事的话，我就会在广州一直做下去了，现在也挺好的，钱少了点，但是好在工作比较省心。”

文娟在去广东之前并未做太多的准备，她对家政行业了解并不深，且考取相关证书费钱又费力。“当时听别人说在广东做家政的话，人家主要看你会不会做，并不看你有什么证书，所以我就想着去广东试试看。”

今年年初，文娟在中介公司等了十几天才找到一份家政工作。“可能是因为疫情吧，单少了很多，有些单开的工钱低于我的预期。”后来，文娟在广东找到了工作并通过了试用期，但这家雇主并不想雇佣文娟做长期工，只想让她做钟点工。“长期工每个月能有四五千，临时工每个月最多只能得到一两千块钱。”文娟是本着求稳的心态来城市找工作的，不愿意做钟点工。

当时陶瓷厂需要24小时生产，全体工人每天需要工作八小时，轮流换班。下班后，大家累得只想休息，鲜少有娱乐活动。每年的晚会只是厂里管理层的狂欢，一线工人根本无法参与。有一年，梁霞因为业绩比较突出，获得了在晚会上唱歌的机会，“那时候觉得很开心自豪，感觉自己是厂里很重要的一份子。”

覃深在这家陶瓷厂工作长达八年，梁霞更长，工作了十二年。当两人得知自己要被换掉时，梁霞第一反应是懵的。“一开始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能说换就换？”梁霞和其他工人气不过，便找了律师想维权，却被告知这样的案件并不好打，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赢。“那时候感觉既寒心又无力。”大部分工人出来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干一天拿一天的钱，维权的事也就作罢了。

“像我们这种没有文化的人，去到哪里都是要做最底层的工作的。就算你在厂里做了这么多年也没用，人家领导说要换，你就得换。”覃深很坦然地看待这件事，她没打算在这家厂一直干下去，“我也是要赚钱养家的，不可能在这里一直耗着。”

干着家政的文娟，也并不轻松。雇主处处提防着她，不让她用洗衣机，要求她手洗，因为雇主觉得洗衣机细菌比较多而且费电，“其实就是想让我多干点，不想让我太轻松。”而且不让她买菜，怕她赚差价，连煮饭都要盯着她。有一次，雇主亲自做饭，当时米饭煮得比较少，而她通常要等到雇主一家先动筷子后才能吃饭。于是，她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向雇主提醒道：“您看您做饭已经生疏了，连量也把握不好了。”此时，锅里的饭已经被雇主一家吃得所剩无几，雇主看到后也没有表态。说到这里，文娟叹了口气，“有时候找工作还是挺看运气的”。

转行后的覃深比较幸运，遇到了不错的雇主。“雇主一家对我都挺好的，也很信任我，从来不会过多地干涉我做事，就感觉像是对待家人一样对待我。”说到这时，覃深的语气稍显轻松。有一次雇主出差回来，不仅给他的家人买了礼物，还给覃深买了一份，“当时他说，这个家每个人都要有礼物”。

覃深的小女儿诗彤去年刚上大学，从她记事起，妈妈就在广东打工了。诗彤小时候基本没有零花钱，每次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学买零食吃。“那时候经常盼着妈妈回家，因为她会从广东带回很多零食给我们吃。不过每次她回家后又要去工作时（我）心里会很难受。”

从前，诗彤并不了解母亲的工作，两人平时聊天也从未提及过这个话题，“一般我们聊天，她只会问我的学习和生活，如果我说缺什么，她都会转账给我让我自己买”。如今，诗彤越来越能够理解自己的母亲，“小时候怨过我妈，但长大后，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就越能够理解她”。

在外工作多年，覃深最牵挂的还是她的孩子。“我当然是想回家多陪陪他们的，但是回家又赚不到钱，根本没有选择。”覃深仍然坚持留在大城市，但她选择了离家比较近的南宁，方便她回家陪孩子。

梁霞的丈夫是支持梁霞出去打工的，“在以前那个年代，村子周围根本没有适合她干活的地方，她留在家就只能种种田、养养鸡鸭，这样根本没有办法赚钱。”近些年来，梁霞的家乡陆续建了些工厂，但大多是需要高强度工作的工厂，“这些工作甚至要比她在广东的工作还要累，而且工资又比较低，回来不值得。”梁霞的丈夫说。

梁霞也有过回家工作的念头。去年，镇上新开了一家大超市，急招收银员。梁霞去那家超市买东西时顺口打听了工资，一听到不包吃住，一个月才一千多块钱，她就不再想这回事了。“或许等我老到干不动那边（广东）的活，我再来考虑这个工作吧。”

梁霞在外打工多年，在老家盖了新房子，买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具。这些年，梁霞为儿女的房间不断置办家具，可她自己仍然用着结婚时的床和旧桌子，“等再过几年手头宽裕了，我一定要给自己买一个梳妆台。”

回到老家时，梁霞经常抱怨丈夫落后，现在还没学会用微信聊天。她丈夫有时候也会反驳，梁霞出去就“飘”了，整天穷讲究。不过，梁霞并不在意，还是时不时就教丈夫如何用微信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