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促进工人团结的动态过程：平台经济中社交媒体与能动实践的交叉理论研究

【实证翻译】促进工人团结的动态过程：平台经济中社交媒体与能动实践的交叉理论研究

本文作者从工人运动的角度出发研究滴滴司机的集体行动。关注点不在于抗议行动的爆发、协商和变动过程，而是存在于行动之前、为行动提供土壤与可能性的基础。这些基础被作者称为“可供性”，在本文中被分为结社、话语、动员三层进行分析，分别指的是司机们互相联系彼此、形成反对话语、动员行动的可能性。作者将微信群视为提供这些可能性的基础设施，分析司机们的行动如何从零到有发展出来。此外，作者还特别发现，工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影响了他们如何团结，尤其是过去的工厂经历和男性性别霸权文化在团结过程中也产生了作用。这样的研究思路将工厂工人的行动与数字平台的工人劳动联结起来，提供了可能适用于更广泛行业范围的运动框架。

导读

本文作者从工人运动的角度出发研究滴滴司机的集体行动。关注点不在于抗议行动的爆发、协商和变动过程，而是存在于行动之前、为行动提供土壤与可能性的基础。这些基础被作者称为“可供性”，在本文中被分为结社、话语、动员三层进行分析，分别指的是司机们互相联系彼此、形成反对话语、动员行动的可能性。作者将微信群视为提供这些可能性的基础设施，分析司机们的行动如何从零到有发展出来。此外，作者还特别发现，工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影响了他们如何团结，尤其是过去的工厂经历和男性性别霸权文化在团结过程中也产生了作用。这样的研究思路将工厂工人的行动与数字平台的工人劳动联结起来，提供了可能适用于更广泛行业范围的运动框架。

对于不熟悉媒介理论、劳动研究的读者，本文前半段理论讨论阅读上可能存在难度，建议可以从“数字平台和滴滴司机集体行动”此一节开始阅读。

关键词：滴滴司机、网约车、数字劳动、社交媒体、工人团结

译者：ibrido

校对：John

目录

工人团结概念化

正文

原文：Affording worker solidarity in motion: Theorising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agential practice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作者：Yang Zhou and Ngai Pun

发表：2022年

2018 年夏天的一个下午，200 名司机聚集在东莞的滴滴司机俱乐部，抗议滴滴的 “自驾租车”计划对他们的收入造成的不利影响。这些司机流动性大，地域分散，但他们还是设法集体组织起来，要求提前终止合同（Chen，2018）。他们认为受到了滴滴的欺骗，并进一步表明了社交媒体在促进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信任，以及在加快他们彼此间的共识、制定战略和动员方面的作用。

过去十年间，全球范围内崛起了众多按需服务平台，吸引了数量巨大且持续增长的劳动力（Woodcock 和 Graham，2020 ）。这种变化的代价是工作质量恶化、剥削加剧和不稳定性增加（Sun等，2020），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抗议浪潮。Joyce等整理了自 2015 年初以来世界各地发生的 300 多起平台劳工抗议事件。在中国，根据《中国劳工通讯》，过去 5 年中发生了 200 多起抗议活动，其中 85 起涉及滴滴司机。

在媒体和传播研究领域，按需服务平台的快速发展再次引发了关于数字劳动的讨论（Gandini，2021）。目前，有两种普遍的讨论方向，即劳动剥削和工人的能动性。有关剥削的研究质询平台资本和国家如何部署数字技术并证明其合理性，从而在法律、技术和组织方面重组劳动过程。他们关注的是这些技术变革（Woodcock，2021 ）--即算法管理--在劳动控制和剥削、不稳定性和抵抗空间等方面对工人的影响（Li，2021 ；Rosenblat 和 Stark，2016 ；Shapiro，2018 ）。而工人能动性研究则揭示了面对算法控制，工人个人或集体所展现的能动能力，深入分析了自下而上的适应、修正和抵抗策略（Anwar and Graham, 2020），衡量了工人集体组织起来重塑按需平台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新政治组合的出现潜力（Chen, 2018; Sun, 2019; Woodcock, 2021）。

本研究承接后一条线索，与滴滴的案例相呼应。有观点认为，数字技术因其独特的可供性，为按需服务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自由空间，使他们能够相互认同，并为工人团结和集体行动提供了丰富的潜能（Cant, 2019; Maffie, 2020; Woodcock, 2021）。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对这种潜能进行详细评估。我们需要一种有理论依据的方法概念化这种潜力，以便更好地理解数字技术如何与工人的能动性实践相交织，从而在按需服务工作中促进或限制工人团结和集体行动。针对这一空白，本研究将分析重点从数字可供性转移到按需服务工作者的社会经济特征（Pun 等，2020 ），并分析这些特征如何与数字可供性交织在一起，从而带来团结。从理论上讲，该研究通过展示工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如何形塑数字技术的物质和话语力量，以及，丰富了我们对数字技术在按需服务平台中促进工人团结的潜力的理解。为此，本研究通过以下方式促进我们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理解，阐释了如何自下而上重塑平台劳动制度。这对于希望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进行集体组织的按需服务工作者和劳工运动组织者来说也具有实用价值（Geelan and Hodder, 2017），而随着工作日益数字化（Dencik and Wilkin, 2020）以及 Web 2.0 技术承诺加深人际联系（Bennett and Segerberg, 2012），这一点显得更加迫切。

团结构成了 “情感、利益和行动的共同体”。它要求一个集体中的行动者共享相似的物质条件，并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可以通过集体的方式得到最好的实现；它具有主观和情感维度，当行动者具有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时就会出现（D'Art 和 Turner，2002: 11）。团结会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社会背景，也包括劳动关系（Beck 和 Brook，2020 年）。工人团结的基础是工人在工作中的共同经历（Pun，2022 年）。

阿齐尼（Atzeni，2010 ）提出了一种劳动过程法来理解这一经验，认为劳动过程的内在矛盾使其成为工人团结沃土。对雇主而言，劳动过程是一个由竞争驱动的生产和估价过程，需要想方设法引导和控制工人，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劳动力。由于竞争导致利润率下降，各个雇主必须通过引进新技术、降低工资或调整监管模式，不断重组劳动过程，以求生存和发展。依靠雇主谋生的工人们不得不面对既剥削其劳动能力又剥削其发展需求的劳动管理制度。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合作完成生产目标，共同寻找适应制度的方法，在争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同时使工作变得可以忍受。虽然有基于工人同意建立的意识形态，这种制度可以暂时维持下去（Burawoy，1979 年），但随着个别雇主越来越多地追求更多利润，工人同意的空间往往会被削弱。因此，随着工人们在工作中相互合作，并通过日常交流分享经验，他们有可能逐渐克服个体化，在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相互依赖，同时形成共同的不满和共同利益自觉，从根本上对抗雇主，最终形成集体认同。因此，阿齐尼（2010：28）认为，劳动过程本质上培养了 "团结的雏形"，为动员和集体行动铺平了道路。

然而，劳动过程的特点本身并不能决定工人的团结，在生产和日常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特定社会经济特点的具体工人的能动的团结实践会进一步影响工人的团结。这里的工人能动性指的是他们通过个人和集体行动争夺物质利益和控制劳动过程的能力。劳工学者区分了工人的结构性权力、组织内权力和象征性权力，它们分别取决于工人在劳动力市场、生产过程和劳工组织机构中的地位（Chun，2009 ；Silver，2003 ）。在本文中，我们的重点放在工人的社会权力植根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结构（Pun 等，2020 ），包括教育（Reay，2018 ）、性别（Kondo，1990 ；Pun 等，2020 ）、种族、民族和迁移状态（Milkman，2020 ）等因素。

此外，我们认为工人团结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萌芽到积极团结的飞跃取决于工作场所和更广泛的社会中现有的社会关系如何改造、改变工人的经验。因此，关于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出现积极团结的问题，只能通过分析其发展的不同配置来回答。

在这一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本文主要考虑平台工人的能动因素，以了解它们如何与结构性和内在因素辩证地交织在一起，在工人之间形成团结。

团结实践、数字可供性和工人的社会经济特征

上述概念框架隐含着一种工厂模式，即工人在一个地理范围有限的工作场所中共同协作。促进团结的交流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对面进行的。按需服务工作模式与此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作在空间上是分散的。按需工作的员工通常不会面对面，而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些联系和互动形成的数字媒介空间取代了车间，成为工人团结的新场所。换句话说，工人的团结实践构成了伍德科克（2021：38-41）所谓 “数字劳动的社会构成” ，现在这不可避免地以数字为媒介。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考虑数字技术、工人-用户能动性和团结成果之间的关系。社交媒体渠道是有争议的空间，市场、国家、公民社会，尤其是工人，都有自己的利害关系，也包括劳工行动的背景（Gillespie，2010）。

迄今为止，对按需服务行业工作者集体行动的研究主要是通过 "可供性"（Affordance）这一概念来展开的，"可供性 "被定义为数字技术为特定用户提供的行动可能性（Nagy and Neff, 2015）。在本文中，我们进一步构建出数字技术为按需工作者之间的团结提供的多种可供性，这些可供性既存在于物质层面，也存在于话语层面。其中还包括结社可供性，这与技术特点有关。这些技术特点使分散的劳动力能够克服个体化，作为边界清晰的集体联系在一起，并创造一种团结的感觉。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我们发现按需服务工作者每天都会使用 Facebook、WhatsApp、Telegram 和微信的群聊功能，组建以职业、平台或地区为导向的群组，相互交流（Chen，2018；Sun，2019；Tassinari and Maccarrone，2020）。

此外，应用程序还提供了话语可供性：这些功能促进了预示集体身份形成的框架的生成过程，例如，应用程序提供的各种话语形式。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群组中，食品快递员和应召司机不仅用文字信息交流，还分享和创造性地组合图片、截图和视频，以交流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发泄不满、相互支持并制定组织策略。这些非正式小组通过这些日常活动形成并强化自身，成为集体认同的重要催化剂（Cant，2019 年；Lei，2021 年；Soriano 和 Cabañes ，2020 年）。最后，还有动员的可供性，这使得工人在达到集体主义的时刻后，能够传播罢工信息，促进与目标、潜在支持者和旁观者的联系，并创造新的抵抗形式（Moore and Woodcock, 2021）。

虽然现有研究从技术特点方面为数字技术促进平台工人团结的潜力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我们的目标是了解这些潜力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实现，尤其关注工人的行动因素和实践如何影响这一过程。这就需要认识到可负担性的社会基础：它们并不是由技术特征预先决定的，而是产生于用户的特定社会物质实践，这些实践涉及这些特征，通过他们对这些特征的感知、解释和利用来达到特定的社会结果（Nagy 和 Neff，2015），这些结果 "与特定的、历史上的参与模式和生活方式密不可分"（Bloomfield 等，2010 年：415）。根据这一思路，Davis（2020）提出了一个细致入微的模型，有助于对用户、技术和社会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复杂的分析，其中可供性被定义为在技术特征和社会结果之间进行调解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技术的物质特征要求、允许、鼓励或阻止用户的某些做法，而可供性则逐渐发挥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社会结果，当然这取决于用户的目的、看法、灵活性以及其在文化和制度的合法性，这些都与他们在历史、传统和文化交汇处的结构性地位有关。

借鉴这一模式，我们的媒体承受能力框架与 Schradie（2021 年）的 3 C 框架相呼应。在她看来，数字技术使工人能够在动态社会环境中组织起来。以数字劳动工会为重点，她考虑了工人的阶级地位、社区位置以及组织工会的社会背景。本文探讨了工人更广泛的团结实践，包括在日常工作中和起义时刻的实践。这就需要关注工人更广泛的行动因素，尤其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学意义上的身份，这些因素可能会通过工人所代表的潜在文化和制度背景，对工人的数字团结实践起到协调作用。

方法和数据

该分析主要借鉴了本文第一作者对滴滴司机进行的两个阶段的田野调查。第一阶段于 2018 年在东莞一家工厂内进行，旨在了解在中国经济快速数字化的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体验。工厂农民工积极拥抱滴滴是田野调查中出现的一个特点。为了捕捉这一现象，我们通过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了解到了工人出身的司机对平台劳动制度对他们的支配以及他们的反抗的主观经验。在为期 10 个月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对滴滴司机进行了 46 次访谈。此外，我们还参与了滴滴司机的日常工作和例会，观察了他们的微群讨论。追踪了他们的集体行动。

第二阶段的田野调查主要包括对 2020 年深圳 25 名外来滴滴司机的访谈。一个核心主题是他们团结一致反对滴滴和车辆租赁公司（VLCs，VLC为Vehicle Leasing Companies的缩写）的经历。我们收集了滴滴司机的社会经济特征，并观察了这些因素如何与社交媒体群组讨论交织在一起，塑造了滴滴司机的日常行为和集体行动。

71 名受访者中有 68 名男性。所有受访者都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其中 21 人在成为滴滴司机之前在深圳和东莞经营过小吃摊、便利店和其他小生意。22 人曾是工厂的基层管理人员，7 人是工厂的普通工人，9 人是熟练的建筑工人，9 人在低端服务行业工作。大多数人的年龄在 28 至 45 岁之间，已婚，有 1 至 4 个子女。三名女司机年龄在 40 岁出头。

我们准备了完整的访谈逐字记录以及观察和经验数据，用于详细分析工人在形成、动员和扩大团结时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与他们的各种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在访谈和现场记录的基础上，我们还收集了滴滴司机在过去五年中发生的争议事件的社交媒体数据，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滴滴司机抗议行动的驱动因素、模式和趋势。此外，我们主要参考了《中国劳工通讯》（CLB）的罢工地图，这是关于中国劳工活动的可靠资源，以及热门新闻网站、工人聚集的社交媒体网站（如贴吧）以及专攻打车行业的媒体渠道的补充。

我们研究了中国滴滴司机的能动因素和实践如何放大或局限了社交媒体在促进工人团结方面的作用。我们认为，像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渠道和内容平台（抖音、快手等）为滴滴司机的团结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因为它们具有结社、话语和动员的可供性的能力。在日益商品化的媒体环境和国家对劳工活动的监控的大背景下，滴滴司机团结的形成和扩展反过来又受到他们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同乡和同事网络、先前的工作经验、性别和批判性媒体素养以及国家对激进劳工活动的监督。

数字平台和滴滴司机集体行动

滴滴是中国最大的打车平台。滴滴成立于 2012 年，在 2016 年相当自由放任的监管环境下，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滴滴通过并购和价格战迅速崛起，成为市场领导者。此后，滴滴通过减少补贴和提高乘车/佣金率来谋求利润。到 2021 年，滴滴已经吸引了超过 4000 万名司机，其中大部分是虚假的个体户（Xiaoju Kuaizhi，2021 ）。2018 年，政府开始介入并加强监管，对汽车和司机提出了牌照和户口要求。作为回应，滴滴允许潜在司机注册租用有牌照的汽车，在全国各地催生了租车公司。2020 年，2020年，新玩家加入竞争，从陷入困境的滴滴手中夺取市场份额，滴滴随后发动了价格战，通过推出新的预算单位和定价规则来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自 2019 年以来，该公司的共享出行业务一直保持盈利。2020 年，尽管疫情肆虐，滴滴仍获得了 10 亿美元的净利润（Xiaoju Kuaizhi，2021 ）。然而，这些措施也引发了司机们的强烈不满，正如我们统计的 107 次司机集体行动所显示的那样，尽管国家进行了严格监视，但其中有近 40% 的行动参与者都超过了 100 人。抗议形式包括停工、集体注销、公开信和示威游行。引发大多数抗议活动的是司机们对收入受到不利影响的担忧。他们抱怨报酬减少、补贴减少、订单减少以及佣金和成本上升。租车司机经常要求立即终止租赁。社交媒体渠道在滴滴司机的团结和集体动员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微信脱颖而出（Chen，2018；Lei，2021）。我们遇到的所有司机都使用微信。微信最初是一个即时通讯应用程序，通过文本和实时语音通话促进人际交流和群组交流，后来又增加了其他媒体形式，包括图片、表情符号、语音信息、视频和基于网络的文章。该应用还进一步增加了各种社交网络功能，包括 视频号、公众号和小程序。不同于推特（Twitter）有利于广泛公开分享意见，微信上的交流模式表现出 Harwit（2017：451）所说的 "一对多的熟人、有限的群体导向"，它允许用户组织和协调紧密的群体活动，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

抖音、快手、头条等内容平台也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内容平台的媒体形式和技术设计各不相同，但都能为草根用户提供简单易用的内容创作和分享模式。在这些平台上，人们可以开始用智能手机捕捉真实的生活瞬间，添加视听效果，并通过简单的点击进行上传。创建后，内容的发布由机器学习算法决定，该算法根据内容的质量、安全性和/或创作者身份进行评估，并根据创作者与粉丝的关系、受欢迎程度和地理位置将内容推送给用户。用户不得在应用程序内转发他人的创作，但可以转发到微信等其他应用程序。

这些社交媒体渠道及其在结社、话语和动员的可供性方面的优势有利于滴滴司机之间的团结。如下文所示，他们的能动因素，特别是性别、农民工和同龄人网络、先前的工作经验和批判性媒体素养，既放大又限制了这些平台在特定环境下所提供的潜力，反过来又塑造了所出现的团结纽带的性质、稳固性和影响范围。

结社可供性：滴滴司机在微信群中走到一起

滴滴司机空间分布分散，流动频繁，他们主要依靠微信的群聊功能来克服个体化，实现相互认同。在我们的受访者中，可以发现两种主要的微信群：基于聚集点的微信群（GP 群，GP为Gathering-Point的缩写）和基于租车公司的微信群（VLC 群）。这些微信群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网络，将更大地理区域内的多数司机联系在一起。司机的性别、农名工和同事网络极大地影响了这些群体内部沟通的形式、性质和动态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

GP微信群从聚集点兴起。在 Uber 和 Deliveroo，算法驱动的劳动流程产生了准时/地劳动，使公司能够应对需求的时空峰值，工人，作为替补，在（指定的）公共区域等待订单时会花费大量时间（Cant，2019 年）。这与滴滴的情况类似。在东莞和深圳，滴滴司机经常聚集在中央商务区和公共交通枢纽附近的空地上，尤其是在非高峰时段，每个人都固定去全市 2-4 个这样的点。受访者强调，选择聚集点的一个关键标准是现有的熟悉程度。由于脱离了当初的圈子，他们往往会求助于熟人、老乡朋友和前同事组成的熟人网络。由于他们每天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预备（接单）状态，与熟人呆在一起可以让他们通过聊天或打牌来排解等待的无聊。这些看似琐碎的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亟需的同伴，聚集点如同磁铁一样吸引着司机们。深圳一个聚集点微信群的群主老庄描述了他的群是如何发展壮大的：

我和一位老乡、一位老同事建了这个群。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渐渐地，我们加了新朋友和老乡，也有老乡来加入我们。

三人组成立时建了一个微信群，用于组织深夜聚餐。随着线下组的扩大，线上群组也随之扩大，两者基本重叠。在微信中继续安排线下活动的同时，群成员也开始诉说不满、互相通报交警信息和分享路况。就这样，线上群组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不受管理人员控制的司机们交流、联合和无形组织的空间（Woodcock，2021 年）。

再例如，租车公司群是由租车公司为招聘管理目的而建立的。这些群通常由被招募的司机和潜在司机组成，他们之间通常并不熟悉。然而，民工和同事网络也确实存在，因为公司要依靠这些被招募者之间的网络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因此，司机的民工和同事网络是形成和扩大聚集点微信群的基础。这些因素进一步塑造了群体内的关联动态。由于司机之间没有管理等级之分，群体内部关系平等而紧密，信任度高，这对于网络活动，尤其是数字劳工组织活动至关重要（Dencik 和 Wilkin，2020 年）。司机们认为，群内部关系的特点是同伴间的兄弟情谊和同志情谊，而不是等级地位和对资历的尊重，其中的交流往往是直接、积极和民主的。然而，对线下人际网络的依赖也限制了聚集点微信群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因为这些团体往往规模较小，而且以几个活跃的核心成员为中心。虽然我们的每个受访者都加了 2 到 4 个聚集点微信群，但没有一个群的成员超过 40 人。我们加入老庄的群的申请被婉言谢绝，在很大程度上就解释了这一点：

作为群主，我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能发出新的邀请。毕竟，这是兄弟们的共有的群......没有严格的规定，但通常我们会接纳那些我们经常遇到的人......善良、有素质、容易相处、愿意提供帮助......

相比之下，租车群的规模往往更大。然而，群内部关系往往松散，等级森严，互信不足。司机们在这些群中通常并不活跃，讨论也仅限于分享新闻、咨询滴滴和租车公司的纪律政策以及请求支持。虽然存在民工和同事关系，但司机们一般更愿意组成 聚集点群来进行更密切的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聚集点群和租车群并非完全互不关联。我们发现，不同的群体中经常会有重复的成员，这有助于将原本互不关联的群连接起来，编织成一个网络，使串联式信息传递和动员社交网络中的弱联系成为可能。这些处于节点的司机此前担任低级管理或小型供应商职位，往往比较活跃，对滴滴和租车公司的剥削行为表现出较低的容忍度，并且熟悉管理实践、地方政府事务和集体行动，为激进化提供了丰富的潜力。

性别因素也影响着这些群的形成、扩大和组织动态。聚集点微信群的形成通常始于男性司机，他们对男性圈子里的女性 "感到奇怪和不便"，而且与中国男权社会中“糟糕的女司机”的传说（李和罗，2020）相呼应，他们根本不相信女性能提供有意义的帮助。因此，这些群往往由男性主导，充斥着与工作相关的话题和更衣室话题。因此，女司机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即使加了群，许多人也选择保持沉默，因为她们对其中的日常讨论感到不自在。还有一些人担心，与其他男性交往过密可能会引起关乎她们清白的谣言。东莞的一位女司机金玉告诉我们：

我关闭了消息通知功能。男人们喜欢交换色情图片和招妓信息。真恶心！靠近他们，谣言就会淹没我。

话语可供性：在微信中进行的集体构架

与 "可供性"能力相关的是社交媒体的话语权，滴滴的工人利用社交媒体发展集体认同感和共同利益，这是工人团结的一个关键方面，也是成功动员的必要条件。只有当这些特定的工人开始了解他们的经历、表达他们的经历并与其他工人共同构建他们的经历时，他们才有可能一起理解导致他们陷入困境的原因（即诊断框架）和潜在的解决方案（即预测框架）（Benford 和 Snow，2000）。因此，集体身份的形成是个人意义建构和集体框架搭建的交流过程，是个性化和共享互动的过程，目的是分享并塑造一种主旋律。（Bennett 和 Segerberg，2012）。

在滴滴司机中，这种交流过程主要发生在聚集点微信群中，它提供了一个互动分享和讨论的话语空间；微信和内容平台提供的丰富媒体形式有助于表达复杂的想法，并使个人经历的生产和分享更加好上手、可信、有趣，即使是受教育程度较低也能做到。正是在微信和内容平台的推动下，司机们在日常工作中倾诉不满，讨论对滴滴政策变化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既能诊断又能预测的集体身份框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之前的工作经验、性别、民工和同事网络以及媒体素养都影响了可供性的运作方式，这反过来又塑造了集体框架的形成过程，并由此产生了诊断性和预测性框架。

在滴滴的算法机制下工作，就像他们的 Uber 同行一样，日常司机在群聊中表达的不满分为五大类：

- 不透明的派单和服务点机制；

- 乘客的无理取闹或异常行为；

在日常聊天中，他们将这些不满归结为滴滴对利润的无休止追求，并强调了这些劳动过程是如何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以广为抱怨的 "雷锋单"（收入微薄的订单）为例，在他们的讨论中，司机们经常上传司机版的滴滴应用的截图，抱怨订单质量与服务评分之间的差距，抱怨过长的工作时间与少得可怜的收入之间的反差。其他司机也会赞同，上传自己的例子。随后，他们会在对话中试图解释这种反差。虽然滴滴一直试图让他们相信，服务分数越高，订单量越大，但司机们却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正如老王所说：

无需了解算法。他们的小把戏只能骗骗 3 岁的孩子......算法在他们手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滴滴就像一个工厂。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主管总是给新员工发放易于操作的材料，以留住他们。工厂也好，平台也罢，归根结底，滴滴要的是利润。

在无法获得滴滴算法的情况下，老王毫不怀疑这种差异是滴滴为了自身利益而故意操纵算法造成的。他得出这一结论并非通过仔细阅读滴滴的算法，而是通过与自己的工厂经历进行类比。滴滴和工厂对他来说具有可比性，因为两者都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实体。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工厂经历使老王这样的司机熟悉了盈利实体的逻辑和管理实践，有助于他们理解这些逻辑和实践是如何通过剥削工人来获取利润的。这反过来又加深了他们对滴滴、滴滴的管理实践以及他们作为滴滴司机的不满的理解。微信提供的共享空间和多样化的媒体话语有利于集体身份的形成，而司机之前的工作经验则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在集体框架形成过程中对这些特征的使用。

以往工作经验的影响还体现在司机对滴滴政策变化的集体表述中。图 1 显示了我们发现的一个此类案例的细节：滴滴试图操纵其奖金政策，以激励司机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延长工作时间。滴滴的理由是，新方案使司机有可能获得更多奖金。然而，在群聊中，司机们很快就反驳了这一说辞，并再次借用了他们在工厂的经验：

这是新瓶装旧酒。在工厂里，你有指定的配额，而滴滴设定的是最低订单量......在工厂里，他们给你虚假的希望，推动你多劳多得。滴滴也不例外.. .一天完成 30 次出车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司机加入。他们想要的只是司机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正确的地方......他们没有底线。(小周，前建筑工人）

群里的其他司机很快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同样使用了截图来展示订单数量、奖金和一天中的工作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截图还会与调整前的同一组统计数据进行了对比。

滴滴司机表达不满的另一种方式是强调滴滴是如何利用他们的尊严和男性特质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援引在中国占霸权地位的性别规范，即男性应养家糊口，对工作和生活拥有自主权和控制权（Choi，2018）。在小组讨论中，通过视频、图片和语音信息，司机们经常抱怨乘客的虐待和武断的管理让他们感到不公正和不被尊重。还有人抱怨说，为了家庭生计而不得不忍受不公平待遇是一种耻辱；他们感叹失去了一个 "大 "丈夫应有的对生活的掌控。在微信群里，大多数司机都认为滴滴的剥削性劳动制度是根本原因，尤其是滴滴无休止、无情地追求利润，没有道德底线。

以往的工作经验和司机认同的性别规范进一步影响了他们对状况是否可以和应该如何得到改善的认知。受访者反复阐述的一个预测框架是 "敢于挑战"。在群聊中，司机经常分享自己对滴滴纪律处分提出异议的故事，例如，他们如何大胆地与滴滴争论，成功索回不公正的罚款。这让小组成员感到滴滴是可以挑战的。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框架是 "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扭转局面"。

司机们认为，虽然个人的反抗可以帮助解决个案，但只有集体行动起来，才能扭转滴滴长期以来不断榨取利润的定局。在群聊中，这种框架往往出现在滴滴政策变化的时候，而发起和引导讨论的总是那些曾经是底层管理人员或小供应商的司机。

老罗曾任车间主任，是一个拥有 32 人的聚集点微信群群主。在 2020 年初深圳发生集体抵制滴滴特惠快车的事件之前，他在自己的群里重构了集体构架过程。此前，乘客搭乘滴滴快车需要支付起步费、里程费和时间费，而特惠快车则为每次搭乘设定了固定低价，导致司机收入大幅减少，立即引发了强烈不满。小组讨论充满了愤怒和沮丧，司机们大骂滴滴贪婪和冷漠。老罗担心价格很快会被压得更低，率先在群里提出集体抵制：

在特惠快车制度下，乘客省钱了，平台订单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增加了，收入却减少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价格会越来越低。为什么？当我还是车间主任的时候，我从不允许流水线减速.......我们能做什么呢？就像放慢我们在流水线上的进度可以减缓它的加速一样，我们必须集体抵制新的服务。如果乘客得不到廉价的乘车服务，滴滴就会放弃。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我们只能自掘坟墓。

在老罗看来，司机集体抗议滴滴快车优惠的行动不仅可行，而且必要、迫切。之前的工作经历不仅帮助他理解了营利性实体的逻辑和管理实践，还让他看到了通过自下而上的反抗来改善工人状况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方法。这使他产生了集体抵制的想法，并阐明了其在滴滴背景下有效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三个预测框架是 “男人面对屈辱和不公正，应该勇敢并富有远见的采取行动，无论结果如何"。在司机将集体行动描述为解决其不满的必要手段时，持怀疑态度的人不断对不行动者的存在以及面对大众批评的困难表示担忧。作为回应，支持者进一步援引了性别规范，即男性应勇敢地面对不公正，具有长远眼光，将更广泛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自私自利。他们认为不行动者是可以原谅的，但无论如何还是认为他们是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懦夫：

不行动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短视和自私的。他们可能暂时获得了更多单，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和我们都上了滴滴的当。这种情况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发生。我们不应该被眼前的利益蒙蔽，像个叛徒一样，吞下苦果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男人应该始终保持清醒，捍卫我们的共同利益，不惜一切代价。

除了性别和以往的工作经验，司机们的批判性媒体素养（被定义为批判性分析和评估媒体信息的能力）（Christ 和 Potter，2006 ）也在形成集体框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截图、视频、文字和语音信息，司机们在小组讨论中引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来自内容平台的文章，包括：（1）赞美滴滴技术进步、扩张和影响力的材料；（2）企业战略和行业趋势分析；（3）同情司机处境的自由主义倾向记者对滴滴的批判报道；（4）司机针对滴滴的个人纠纷和集体行动的故事和报道，多见于草根自媒体。孙（2014）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日常媒体消费中表现出了足够的媒体素养。同样，滴滴司机在日常讨论中也没有对内容平台文章照单全收，而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验进行反向阅读，批判性地判断内容背后的意图，评估自己的观点，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框架中。

在租车微信群中，很少出现框架化过程。相对平等的群内关系、高度的相互信任以及聚集点群中没有企业管理者的存在，以上都使司机们舒适地发表意见、表达不满和谈论集体行动等政治敏感问题。他们每天都在群聊中这样做，逐渐意识到他们的不满具有共同性，并将彼此认同为一个共同利益与滴滴对立的集体。滴滴公司的言论将滴滴描绘成一个高科技、中立、有社会责任感的工作岗位创造者和调解者，而司机们却认为自己是在为滴滴工作，依靠滴滴维持生计。他们将滴滴比作一个贪婪、邪恶和不道德的 "吸血鬼"，企图吸干他们的收入和尊严；滴滴无休止地、无情地追求利润，造成了他们的悲惨境遇；他们可以而且必须通过集体手段来挑战滴滴。

动员可供性：争取更公平的工作条件

在滴滴的案例中，行动的触发点往往是滴滴、车辆租赁公司或地方当局发布了对司机收入产生不利影响的新政策。滴滴司机最关心的问题是报酬减少、单方面更改合同条款或平台规则。在动员过程中，微信的私聊和群聊功能有助于传播罢工信息（Chen，2018），并为进一步行动奠定广泛基础。在受访者报告的案例中，发起抗议的决定往往是在聚集点微信群的线下会议上达成的。然后，核心小组成员会在司机群、前同事群、共同爱好群或老乡群中传播罢工信息。小组成员可以跟随转发。因此，这些信息的传播范围取决于司机社交网络的影响力。由于司机们是通过相互连接的聚集点群和租车群聊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这些信息往往会在全市范围内病毒式传播。罢工信息包括诊断框架和预测框架，并附有二维码，司机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组建新的群组。由于对加人进群组没有限制，是否加入就取决于司机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可行性、安全性和必要性的评估。

这些小组主要用于集思广益，制定行动战略。小组中会产生一个核心领导小组，通常包括迄今为止分散在不同聚集点的参与者。然后，他们会创建一个临时微信群，通过在线讨论和线下会议进一步完善行动策略。核心小组吸纳其他司机的两个标准是投入程度和相互信任程度。由于担心滴滴和专车公司的间谍可能会渗透进来，并认识到在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下进行集体行动的政治风险，他们很少接受完全陌生的司机。因此，被邀请加入核心小组的人往往来自现有的农民工和同事网络，包括老战友关系。

此外，微信和内容平台都有助于促进与潜在支持者和旁观者的联系，从而使司机们能够为自己的事业赢得合法性，并通过向更广泛的受众宣传自己的主张来扩大动员。在这方面，司机们经常向记者和知识分子寻求帮助。如果说以前工厂工人的求助没有特定的对象，而司机往往会将他们的求助范围限制在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身上，而由于微信能够在他们中间维持一个社群，这些知识分子很容易就能被找到。由于司机们的悲惨处境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公众关注，如今许多记者、学者、学生、艺术家、公益律师和活动家都选择了与他们相关的项目。通过微信，一个松散的司机-知识分子社群逐渐形成并得以维持。从起草罢工信息到提供法律建议，这个联盟在争议时刻为司机提供了宝贵的智力和后勤支持。

司机们经常接触的另一个群体是关注打车行业的草根 KOL（意见领袖） 和自媒体渠道。但一般情况下，除非他们有私人关系，否则这些请求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拒绝，因为如果KOL发布被当局认为不恰当的内容，他们的账号将面临被永久封停的风险。老罗提到了两个 KOL 提供支持的案例，这两名 KOL 都是劳务中介。但结果表明，这些信息被歪曲了，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招聘目的。还有一些司机用自己的抖音或快手账号传播罢工信息，直播集体行动，希望获得民众支持。得益于平台的算法，这些帖子往往能迅速触及附近的用户，但往往存活时间很短，而且由于平台的监控，影响往往有限。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按需服务劳工如何利用数字技术反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特权，从而为数字劳动讨论做出了贡献。在平台资本主义之下，通过数字技术重组的新的阶级，其构成特点是算法管理者的崛起、人力管理的不可见化，以及工人在社会、空间和合同层面的个体化。尽管有人认为这些因素使得按需服务平台的工人之间的团结变得不可能，但本研究与许多其他研究（Cant，2019；Chen，2018；Moore and Woodcock，2021；Woodcock，2021）一致认为，首先，按需服务平台工人的团结并非不可能，平台只是重构了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的阶级对抗，工人有能力发展出新形式的组织，想象出应对资本的新模式；第二，数字通信渠道在工人团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说，本研究推进了我们对按需服务平台中数字技术与工人团结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现有文献通过 "可供性"（affordance）这一概念强调了数字技术的物质和话语权力，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解释了技术力量如何与工人的社会力量相交叉以产生团结。

图 2 总结了本研究的结果。研究认为，微信为滴滴司机的团结提供了核心基础设施。它主要通过微信群功能和多样化的媒体形式，在形成、激活并扩大滴滴司机团结的过程中提供了联合、讨论和动员的能力。抖音、快手和头条等内容平台则发挥了补充作用，通过它们提供的内容和评论功能促进了与广大受众的交流。这些可供性为高度流动和分散的司机形成大范围内部交流网络提供了便利，使他们能够在劳动过程中重新获得集体参与感，提供互助，并集体表达共同的不满，为预示集体行动的集体身份认同奠定基础。在争论焦点时刻，数字可供性和内容平台有助于传播罢工信息、形成核心领导团体、组建更大的活动同盟，从而增强其事业和行动的影响力与合法性。

我们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在滴滴这个案例中，技术力量对实现团结的帮助在性质、范围和稳固性方面进一步受到司机社会力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滴滴司机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农民工、同龄人网络有关，也和性别、以往工作经验和批判性媒体素养有关，这些特征赋予了他们不同形式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最终实现团结，即使在中国政府日益压制劳工行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具体而言，微信群可实现跨越时空界限的联系，而他们的农民工和同龄人网络则有助于为这种联系注入高度的信任和相对平等的群内关系，使其成为司机们感到可信、安全和舒适的空间，以表达个人观点、宣泄不满和谈论罢工行动等政治敏感问题。尽管微信提供了多样化的话语表达，但使思想的表达和交流变得更加容易的，正是他们之前在 "世界工厂"共同的工作经历和他们所认同的中国男性性别霸权规范，使他们能够形成一种针对滴滴的性别化的并且激进的集体身份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内容平台传递了关于滴滴及其与司机关系有矛盾的信息。如果具备足够的批判性媒体素养，他们就能解读这些信息背后的意图，并将正确和有用的元素纳入其中，以增强他们的集体认同。最后，微信和内容平台都能帮助他们提高诉求和行动的影响力和合法性。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能调动的资源主要局限于他们的个人安全社交网络和与之相连的关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滴滴司机的行动往往非常激进、引人注目，但却局限于相对较小的区域。

阐明这些因素使我们能够更直接地考虑工人本身，并承认他们在面对数字劳动力平台的力量时行使的权力。他们展示如何自下而上对平台提出挑战。虽然本文的重点是滴滴，但也为数字技术在更广泛的平台经济中促进团结的潜力提供了启示。Bucher（2017：10-13）强调了用户的 "算法想象"--关于算法运作的心智模型和理论--在塑造他们对算法平台的定位以及重塑算法社会力量的行动中的作用。按需服务平台无一例外地依赖算法来（重新）构建工人的劳动过程，这有助于增强平台资本对工人的控制力。本研究表明，工人可以通过对按需平台的 "算法想象"来质疑和重塑按需服务平台的权力，这种“算法想象”与数字可供性在他们的团结实践和集体行动中相交叉。本研究进一步追溯了这些 "算法想象 "的根源，即工人的行动和实践。未来的研究应探索不同背景下的资源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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