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逻辑——以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为例

本文以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为例，探讨了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逻辑。研究发现，跟车卡嫂性别观念的变迁植根于社会化过程、男性主导的职业空间与自雇生产体制的劳动实践，展现出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的不同组合。抽象性别观念相对稳定，具有一般指导性；具体性别观念来自劳动实践，具有情境性。从微观机制来看，性别观念的变迁并非线性进化式的“从传统到现代”，而是在抽象与具体之间多层次的双向动态过程。

公路货运业是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服务业。纵观近20年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统计公报，公路货运量始终占据全社会货运总量的70%以上，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路货运业的主体劳动者是从事原子化、流动性与复合型劳动的自雇卡车司机（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2018a）。近年来“夫妻车”的涌现也使得“卡嫂”出现于大众视野。“卡嫂”是卡车司机组织为了呼应“卡友”一词而创立的特殊称谓，指的是男性卡车司机的配偶，其中“跟车卡嫂”又特指与丈夫共同跑车经营货运的妻子。为了追赶时效、保证安全，一辆长途卡车原则上应配备两名司机，但是由于近年来公路货运的散户市场运价低迷，自雇卡车司机往往无力承担另雇驾驶员的费用，只得由妻子上车代替副驾。卡嫂跟车意味着货运劳动发生了三重转换：男性劳动者转换为女性劳动者，雇佣关系转换为婚姻关系，有酬劳动转换为无酬劳动。在此基础上，劳动角色的定位也悄然发生变化，显示出公路货运业性别观念独特的运作逻辑：原本非常清晰的关于“卡”的劳动者定位被关于“嫂”的家庭主妇定位所覆盖，跟车卡嫂付出的多元综合劳动被简化为单一的照料劳动。这种行业性别观念也出现在跟车卡嫂自身的话语体系中。当卡嫂们被问到上车后的工作，她们大多以“洗衣做饭”这样简单的回答一语带过。但是根据已有研究，跟车卡嫂的劳动内容至少有18项，包括驾驶卡车、寻找货源的核心劳动，与货运相关的综合性劳动，“以车为家”的再生产劳动，解决事故纠纷的情感劳动以及远距离的母职劳动等。其劳动时间之长，劳动量之大，远非“洗衣做饭”可以涵盖（传化慈善基金会公益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2018b）。那么，这种将女性劳动隐形化的性别观念的逻辑是什么？跟车卡嫂在“卡”与“嫂”之间的选择又说明了什么？非传统女性劳动的实践是否影响了跟车卡嫂性别观念的变动？要回答上述问题，仅着眼于性别观念的宏观变迁趋势是不够的，需要结合具体的职业空间与劳动实践来研究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机制。

性别观念变迁的研究也显示出相同的需要。性别观念是人们对于性别关系、性别分工、性别规范与相应行为模式的评价与看法（刘爱玉、佟新，2014）。关于性别观念变迁的研究有两条典型路径：一条是理论化的路径，将性别观念大致归为“性别意识”（gender ideology），认为它是社会化、性别系统与文化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另一条是实证化的路径，将性别观念作为可测量的“性别态度”（gender attitudes），对其变迁趋势进行长时段与宏观的考察。两条路径缺一不可，却各有缺失。理论化路径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思考与假设，但迫切需要结合实证经验去伪存真；实证化路径多聚焦于宏观趋势，以“传统—现代”“平等—不平等”的单向线性测量为主，忽略了性别观念扎根于具体而微的社会关系情境之中，其微观机制正是解释宏观趋势的重要线索。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性别观念变迁研究的深入发展，研究视角需要从宏观转向微观，以理论结合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性别分工正在发生变化的公路货运业是非常恰当的研究对象：虽然仍有95%以上的卡车司机是男性劳动者，但是在公路货运市场转型的过程之中，女性正以跟车卡嫂或独立司机的身份逐步进入该职业，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性别观念与职业性别隔离（马丹，2020），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当代性别观念变迁的绝佳棱镜。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当跟车卡嫂以“职业性别少数”的身份进入传统的男性蓝领职业时，她们如何平衡、解释传统性别角色与非传统劳动角色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的浪潮都昭示着性别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缘何走出家庭、进入非传统女性领域工作的跟车卡嫂仍然固守传统的性别观念？公路货运业的职业空间与劳动实践显示出性别观念微观变迁的何种样貌？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我国的性别观念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迁。与此同时，性别观念变迁呈现出复杂的态势，追求平等的现代性别观念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殊为不同，需要研究者提供进一步的解释。就研究脉络而言，无论是理论化的研究路径，还是实证化的研究路径，都亟须结合具体的职业空间与劳动实践来探索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机制。

性别社会化理论认为，性别观念的传递是社会化过程必不可少的内容，贯穿个体童年至早期成年的性别化期待会被带入家庭分工与劳动力市场，促使人们自我分类至“男人的工作”与“女人的工作”（Simpson，2004），形成职业性别隔离。因此，始于社会化早期的性别观念会真实地影响性别劳动分工与职业选择（England，2010）。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性别社会化的研究还需重视“终生社会化”与个体能动性的作用（Polavieja & Platt，2014）。

性别系统论将性别视为一个多层次的社会实践系统，涉及宏观制度层次、社会互动层次与个体认同层次相辅相成的过程(Risman，2004)。在多层次性别系统中，性别观念作为协调人类行为的背景式、先导式文化框架发生作用，其变迁需要宏观层次、互动层次与个体层次的共同变动（Ridgeway，2009）。因此，在宏观变迁研究的基础上，还需深入到社会互动与个体认同的层次去探讨性别观念的变迁机制。

性别观念动态论认为，性别观念本身就是多层次的，充满动态性。格尔森与佩斯将性别意识的变化描述为三种意识形态连缀而成的连续体，分别是性别觉醒、女性/男性意识与女权主义/反女权主义意识：性别觉醒是其他两种类型的基础，是对于现存性别关系体系非批判性的描述；女性/男性意识更加意识到有关性别的权利与义务，是社会互动与结构性位置共同构成的结果；女权主义/反女权主义意识则是对现存性别关系框架和意识形态明确的挑战（Gerson & Peiss，1985）。苏利文发现这是一个有益的理论框架，但需要将广阔的宏观环境与日复一日的微观互动联系起来，才能更明晰地探索性别观念的转变（Sullivan，2004）。

已有研究发现，性别观念变迁的主要趋势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逐渐趋向性别平等（Boehnke，2011；杨菊华等，2014），但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差异，例如种族差异（Dugger，1988）、民族差异（刘爱玉、佟新，2020）、城乡差异（风笑天、肖洁，2014）、性别差异（Qian & Li，2020）与城镇化境遇的差异（孙超、刘爱玉，2020）等。在性别平等的整体趋势之下，传统性别观念的回潮也同时存在（Cotter et al.，2011），有学者认为这是国家政策、快速市场转型与消费主义的结果（顾辉，2013），也有学者反思了“传统—现代”的线性发展模式，指出“新型女性气质”（new femininity）本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Budgeon，2014）。

形塑性别观念变迁的因素包括性别与年龄（Berridge et al.，2009）、生活经历（Vespa，2009）、父权制（Sultana，2010）、宗教信仰（Whitehead，2012）、人口流动（许琪，2016）、女性就业与收入水平（Zhou，2017）以及代际传递（卿石松，2018）等。刘爱玉与佟新（2014）通过实证研究总结出性别地位实践理论，认为性别观念的形塑源自个体在社会结构/关系中的位置，而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和夫妻地位关系的实践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种社会结构/关系。

有关性别观念的变迁对于性别实践的复杂影响包含了结论截然相反的两类研究：一类研究认为性别观念对于性别认同与行为模式具有显性影响，体现在家务劳动分工（韩中、吴文铠，2020）、生育偏好（Fuse，2013）、婚姻质量（Amato & Booth，1995）、择业就业（England，2010）与媒体传播（沈美华，2002）等方面。另外一类研究却认为性别观念对于实际行动的解释并不明显，平等的性别观念并不一定意味着平等的性别实践（Zuo，2004）。在以上两类研究的分歧之下，还有学者将性别观念拆分为性别角色的刻板认知与性别印象威胁，发现二者的影响不尽相同（谢桂华、刘昕毓，2021）。

理论化与实证化的研究路径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结合宏观制度环境与日常微观互动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纵深发展。一方面，已有研究对于性别观念变迁与具体职业空间和劳动实践的交叉研究深度不够，对于比白领职业“去隔离化”程度更低的蓝领职业的研究尤为不足。男性主导的蓝领职业是职业性别隔离最为严重、性别观念最为保守、性别分层最为鲜明的就业领域。为了将性别隔离的机制表露出来，研究这些职业中性别观念的变迁至为重要（Torre，2019）。另一方面，相关分析多集中于性别观念的宏观变迁趋势，对变迁过程的微观考察尚付阙如。微观层次的性别互动机制一直是性别与劳动交叉分析的研究重点，性别平等理论也需要明确结构层次与互动层次之间的关系（Chafetz，1990）。因此，在结构性的转变之外，我们需要将微观社会互动视为性别观念变迁的重要来源。

延续此理论脉络，本文将我国公路货运业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引入性别观念变迁的研究视野，着眼于该职业空间内性别观念的微观变动，为性别观念变迁的复杂性提供实证基础与理论解释。同时，鉴于性别观念的多层次性与动态性，本文试图扭转性别观念变迁研究的单向线性范式，将其转变为双向多层次框架。格尔森与佩斯的经典理论将性别意识分为三类接续的观念形态（Gerson & Peiss，1985），但其分类基于性别二元对立的框架，在近年来性别二元结构已经变得更加多元与复杂的情况下（Budgeon，2014），需更新至更具概括性与包容性的分类概念。本文受到性别与劳动研究中关于“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分类的启发（Acker，1990），结合田野资料将性别观念分为“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抽象性别观念指的是对个体而言积淀长久、相对稳定并具有一般指导性的性别观念，具体性别观念指的是个体在具体劳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情境性的性别观念。借助理论范式的转换，本文通过展示与分析公路货运业独特的职业空间和劳动实践，迈向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逻辑。

本文采取定性研究方法，收集资料的方式以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为主。2018年，笔者到河北省石家庄市、山东省青州市、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杭州市与甘肃省张掖市对38位跟车卡嫂进行了访谈。2019年，笔者在河北省辛集市访谈了2位与丈夫共同驾驶卡车的卡嫂。2021年，笔者在调查卡车司机志愿者时对2位湖北省襄阳市的跟车卡嫂进行了访谈。在上述42个深度访谈案例中，有2位跟车卡嫂与其丈夫共同接受访谈，其他40个访谈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所有访谈均以结构式访谈提纲作为对话基础，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录音，每个访谈的录音时长在1~4小时。

在42位跟车卡嫂中，有7人是城市户籍，其余皆为农村户籍。她们的学历以初中（26人）与小学（8人）为主，均已婚已育，其中18位卡嫂生育了1个孩子，24位卡嫂生育了2个孩子。被访卡嫂大多是长途自雇卡车司机的妻子，与丈夫经营货运的卡车车长在6.8~17.5米，以13米与9.6米的半挂车为最多，运输的货物以“绿通”与“普货”为主，有的是整车运输，有的则是零担配货。被访卡嫂的跟车年限最长为15年，最短的只有几个月。从跟车频率来看，持续跟车者有25人，断续跟车者有17人。从年龄结构来看，被访卡嫂的平均年龄为40岁。其中“70后”有24人，“80后”有16人，“60后”与“90后”各为1人。将跟车频率与年龄结构相交互，可以发现“60后”“70后”持续跟车的卡嫂居多，“80后”“90后”断续跟车的卡嫂居多。在42位被访者中，有5位拥有B2及以上的驾驶证，与丈夫共同驾驶卡车。除了对以上42位跟车卡嫂、2位卡车司机丈夫的访谈，本文还使用了2021年山东省青州市一位男性卡车司机的访谈资料。

大部分跟车卡嫂出身于农村多子女家庭，其生命历程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她们大多读书到小学高年级或初中便辍学在家，之后外出打工，从事的多为女性劳动力聚集的服务业零工。打工到适婚年龄，她们就会接受家庭安排，回乡结婚。婚后她们很快就生育子女，生活的重心转而以母职为主。等子女稍微长大，丈夫若需要并且同意，她们就上车成为跟车卡嫂。跟车生涯开启后，有的卡嫂会持续跟车，有的卡嫂则根据家庭照料的需求断续跟车。无论如何，跟车卡嫂的生活经历都围绕家庭展开，婚前是原生家庭，婚后是婚姻家庭，子女结婚后又要顾及子代家庭。可以说，围绕几代家庭展开的社会化过程构成了跟车卡嫂认知世界相对稳定的抽象性别观念。其中，有三个典型事件对抽象性别观念的形成影响至深：一是被迫辍学，二是早婚早育，三是传统家庭性别分工。

在公路货运业，来自农村的男性卡车司机大多也只读书到初中，但其辍学原因多是“学习不好”和“家庭条件不好”，与性别因素无关。但是在卡嫂群体中，有相当比例的辍学是因为她们被迫把教育机会让给自己的兄弟，因此其辍学是城乡、地域、家庭经济水平与家庭性别观念互动的结果。河北卡嫂晓德初中辍学便外出打工，供哥哥读中专。江苏卡嫂辰萍甚至没有读完小学就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甘肃卡嫂玲慧在12岁那年辍学回家照料生病的外婆，而仅比她大一岁的哥哥却没有成为辍学人选，因为哥哥担负着振兴门楣的重任。

被迫辍学的经历是跟车卡嫂性别社会化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发现，在经济条件不佳的农村多子女家庭，父母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以性别为标准，优先考虑的总是儿子而不是女儿。这种“重男轻女”的父权意识形态（Sultana，2010）不仅影响了跟车卡嫂的向上流动，还积淀在她们的身体与认知中，潜移默化成为抽象性别观念的基础。因此，晓德从不让丈夫做家务，认为家务劳动理所当然属于女性；辰萍先后挣扎于“照顾女儿还是跟车”“跟车还是照顾孙女”的两难困境，总觉得她的人生应该全部贡献给家庭；玲慧虽然成为跟车卡嫂中掌控货运进程的佼佼者，却仍然时常体察到与女性身份如影随形的惶恐。

承袭于原生家庭的抽象性别观念又通过早婚早育的经历得到了加强。被访42位跟车卡嫂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1.7岁，与同期全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相比属于早婚（和红、谈甜，2021）。同时，她们全部在婚后两年内就生育了第一个孩子，也属于早育。早婚早育使得跟车卡嫂迅速进入以母职为主的家庭角色，在成年早期便奠定了“男主车、女主家”的性别分工模式：丈夫以围绕卡车的货运劳动为主，妻子以围绕家庭的照料劳动为主。货运劳动提供显性的经济来源，照料劳动因其无形、琐碎、无酬而处于隐形位置，因此性别二元的分工模式逐渐发展成性别等级制：男性的“养家者”地位最为重要，女性作为“照料者”处于边缘地位。即使之后跟车卡嫂走出家庭参与了公共领域的货运劳动，也依然在家庭性别再分工的过程中延续着这种传统模式。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母职与父职的差异。所有跟车卡嫂都满怀对子女的愧疚，这也是她们接受访谈时最容易落泪的话题。母职被默认为女性最主要的工作，因此跟车的选择让卡嫂背负了沉重的道德枷锁，即使远隔千里也要肩负起教导子女的重任，例如与子女的老师保持联系、实时关注子女的学习与生活、远程解决子女的各种问题，等等。男性卡车司机也会因聚少离多而对子女产生愧疚，但“养家者”的性别角色定位与“男主车、女主家”的家庭性别分工合法化了父职的疏于陪伴，父亲无须像母亲一样尽力弥补分离的缝隙，也免于道德的指责。

对跟车卡嫂来说，被迫辍学、早婚早育与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社会化过程构成了她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抽象性别观念的底色，即“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男主车、女主家”的性别角色分工，以及“养家者”中心化与“照料者”边缘化的家庭地位认定。当跟车卡嫂进入公路货运业，整个行业的霸权性别意识形态与其抽象性别观念又产生了和鸣，进一步强化了传统性别观念的作用。

就职业空间的性质而言，公路货运业是男性主导的传统蓝领行业。男性主导有两层含义，一是从业男性的数量远远多于女性，数量的绝对优势使得入行的女性极易被他者化、边缘化、刻板印象化与性化（Kanter，1977；Swerdlow，1989），因而形成偏向男性与男性气质的霸权性别观念（Ridgeway & Correll，2004）。二是霸权性别观念的广泛存在使得女性即使跨越了宏观的性别界限入行，原有文化框架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也会被激活，性别之间的微观界限继而凸显出来（Gerson & Peiss，1985），对女性冲破职业性别隔离形成阻碍。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男性卡车司机和跟车卡嫂有关性别与劳动的表述之中。

男性主导的职业空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男性卡车司机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心理调适。就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所见，男性卡车司机展现出的性别观念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第一种是“事不关己”型，知晓女性的进入但未有更多思考，只是给予客观评价；第二种是“正面鼓励”型，赞叹与褒扬女性投入货运劳动的能力；第三种是“否定拒绝”型，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先天具有工作能力上的本质差异，并不适合公路货运业。由于性别观念具有多层次性与动态性，三种类型会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情境中交替出现于同一位男性卡车司机的表达中，但就更为稳定的抽象性别观念来看，多数男性卡车司机还是主要倾向于第三种性别观念。举例来说，无论是独自跑车的山东卡车司机永强，还是妻子跟车的湖北卡车司机元辉，都认为女性与公路货运业之间的关联非常薄弱。

被问到复杂的情况指什么，永强表示如果卡车坏在路上，或运输的路线复杂些，运输的货物多样些，女性就无法应付，因此女性只能适应“点对点”的简单劳动。笔者做过女性卡车司机的研究，尝试说明有许多女性完全可以胜任复杂的情况，永强坚决表示不可能。他认为如果有女性卡车司机“看起来”能够胜任，那么她背后一定有男性帮忙。

对女性卡车司机的看法也延伸至跟车卡嫂，永强认为她们是丈夫工作可有可无的临时补充。对于跟车卡嫂掌握货运链条中重要的劳动节点并且作用突出的事实，他给出了拒不承认女性劳动价值的父权意识形态的解释。以找货为例，他认为即使有个别卡嫂擅长找货，也无法代表女性整体。同时，擅长找货也不是因为卡嫂能力强，而是因为女性可以“耍无赖”，男性却必须要“讲诚信”（2021永强访谈录）。这种基于性别二元论与等级制来解释性别与劳动的方式，体现出公路货运业霸权性别观念典型的运行机制：女性即使能够与男性从事相同工作、创造同等价值，对其工作能力的解释与价值的认定也迥异于男性。男性从事某种有挑战性的工作被赋予的性别气质是决心、毅力、进取心与真正的能力（Leidner，1991），而女性从事同种工作所展现出来的性别气质却是幸运、偶然、耍无赖与无关能力的“小聪明”。

永强自认代表了独自跑车的男性卡车司机的性别观念，即以第三种理想型为主的性别观念。同样是1979年出生、携妻子共同经营货运的元辉则略有不同。元辉的表述体现出第二种与第三种理想类型的杂糅，但其抽象性别观念仍然倾向于第三种。元辉2014年入行跑货运，两年后他的妻子樱子开始跟车，并很快考取了同级B2驾照与他共同驾车。对于妻子的加入，元辉的心态非常矛盾。他承认樱子的劳动扩大了经营货运的范围，他的劳动时间与疲累程度均有所下降，经济收入增加了，与装卸工和货主谈判时也更具优势。但是元辉认为樱子的优势并不代表真正的能力，只是“运气好”：“她有时候说话说多一点儿、啰嗦一点儿，女的嘛，人家都让”（2021元辉、樱子访谈录）。因此，元辉对自己的定位依然是主驾，樱子只是赶路时“替一替”他的副驾。二人共同接受访谈时，元辉也频频表示，男性更有天赋，也更会处理紧急突发状况，女性并不适合这个行业。

由此可见，无论是独自跑车还是卡嫂跟车，无论是单一男性独自劳动还是混合性别的劳动形态，女性的职业进入均未撼动男性卡车司机稳固的抽象性别观念。可以说，男性主导的职业空间在货运劳动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了性别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该观念的中心内容是：男性是最适合公路货运业的劳动者，女性并不适合也无法胜任。即使她们勉强入行，也只能是男性的辅助与补充。

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广泛弥散于跟车卡嫂上车前后所感知到的行业意识形态，与她们固有的抽象性别观念也具有一定的亲和性。因此即使跟车卡嫂跨越职业性别隔离开始从事货运劳动，这两种性别观念的叠加仍然成为她们的主流意识，使得她们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职业性别隔离的自我实现（Bradley & Charles，2009）：除了将跟车卡嫂自身的劳动定位在边缘位置，她们同样认为女性不适合卡车司机这个职业。

关于女性卡车司机的话题，笔者在访谈中将其拆分为三个问题：“女性能不能驾驶卡车？”“女性适不适合驾驶卡车？”“为什么大部分卡车司机是男性？”“能不能”与“适不适合”之间的差异，揭示出跟车卡嫂关于货运劳动的性别规则：在或长或短的跟车生涯中，跟车卡嫂在路途中或短视频平台都见过女性卡车司机，并对她们抱有发自内心的崇拜。同时，有些跟车卡嫂考取了与丈夫相同的驾照，自身就是名副其实的卡车司机。客观事实说明，女性并不缺少驾驶卡车的能力。但是，跟车卡嫂并不认为女性适合驾驶卡车，原因是公路货运业历来以男性为主，女性驾车养家违背了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她们认为，卡车司机辛苦、危险、压力大，女性难以承受；相比男性，女性胆子小、体力差，缺少悟性；女性的技术不够全面，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不强等。即使那些与丈夫共同驾驶卡车的跟车卡嫂，也并不认为女性适合驾驶卡车。

在陈述原因时，跟车卡嫂同男性卡车司机一样，经常采取“将失误的女性个体上升至整体”的解释路径，该路径是职业性别隔离机制的例行操作（Swerdlow，1989）。例如说，某位女性司机驾驶卡车发生过事故，跟车卡嫂就会认为所有的女性都不适合。但是个体女性的成功却不会被上升至整个女性群体，而是被简化为零星个体的天赋异禀。在这个意义上，跟车卡嫂内化了男性主导的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认为成功的女性卡车司机少之又少，其个体的成功也无法证明女性整体具有准入资格，而男性身份与公路货运业的紧密捆绑却是无须证明、不言而喻的。

通过对男性卡车司机与跟车卡嫂性别观念的梳理，可以窥见我国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性别差异论的水平维度，其认为男性与女性在货运劳动中存在先天的本质差异；二是性别等级制的纵向维度，其认为男性比女性综合能力更强，更适合公路货运业。卡嫂上车之后，她们来自社会化过程的抽象性别观念与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迅速完成了“双向吸收”：一方面，为了满足传统性别角色的期待，跟车卡嫂内化了行业霸权性别观念，使其原有的抽象性别观念在家庭性别分工之外拥有了全新的阵地；另一方面，作为公路货运业新入行的劳动者，跟车卡嫂个体的性别观念也被不断吸收至行业性别观念动态的循环重构。在此“双向吸收”的过程中，跟车卡嫂传统保守的抽象性别观念不断强化。但与此同时，职业空间的变动性与自雇生产体制下紧迫的社会关系情境又为她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

公路货运业的核心霸权观念显示出抽象性别观念的稳固性：男性主导不可动摇，后入行、人数少的女性很容易内化行业性别观念，变成传统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但是，随着女性在公路货运业所扮演的劳动角色越来越重要，抽象性别观念也显示出松动的迹象，跟车卡嫂在劳动实践中同时生发出情境性的、不同于抽象性别观念的具体性别观念。性别观念微观变迁的动力来源有两个：一是职业空间作为涉及不同职位与劳动实践的社会空间具有变动性（Huppatz & Goodwin，2013），虽然嵌入于职业空间的社会关系情境总是激发出先前就存在的抽象性别观念，但同时也以开放性的姿态迎接日常劳动与生活带来的微观变革。二是我国公路货运业独特的自雇生产体制带来了社会关系情境的紧迫性。自雇生产体制指的是卡车司机自购车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结构性劳动体制，它与原子化、流动性、不确定性与紧迫性的劳动过程结合在一起，形成迫切需要反传统劳动性别分工的社会关系情境，从而削弱了霸权性别观念的影响，激发出充满现代性与性别平等意识的具体性别观念。

卡嫂上车是一种非常无奈的现实选择。大多数卡嫂都不喜欢跟车，原因很多，例如需要牺牲自己的本职工作；离开子女无法完全履行母职，无法照顾老人，反而需要老人帮忙照顾子女；与家乡的现实生活脱节；跟车太累，危险又辛苦等。但是众所周知，近年来“零首付”的销售贷款政策与挂靠制度使得个体经营的卡车司机家庭背负了沉重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公路货运业的低门槛导致过多卡车司机进入，引发激烈竞争，致使运价低迷。而油价与路桥费却居高不下，重重压力使得自雇卡车司机拼命赶路与疲劳驾驶成为常态，事故的高发率与致死率触目惊心。在这种情况下，当卡车成为家庭经济收入唯一或最重要的来源，而丈夫雇不起驾驶员、单驾上路危险性又高时，卡嫂作为可以同时提供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免费劳动力，就成为最适合的跟车人选。

对于跟车工作的不可或缺性，跟车卡嫂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河北卡嫂艳涵的丈夫2010年购买了一辆卡车，运货半年后在路上发生了事故，艳涵只好放下本职工作开始跟车。她深知如果自己不跟车，丈夫就无法独自完成他唯一擅长的货运工作。跟车4年的江苏卡嫂辰萍与丈夫惯于跑夜路，当丈夫连续开车困到极点时，在旁边细心观察的辰萍总能第一时间发现丈夫的疲倦，她会跟丈夫说说话，或者让丈夫停车休息以保证行车安全。甘肃卡嫂燕翎的丈夫独自跑车时总是丢油、丢货、丢轮胎，也不擅长点数，只能运输运价较低的简单货物。因此，在粮站做过保管员的燕翎就决定跟车，由她全权负责找货、谈价、订货与装卸，而丈夫只负责开车。

卡嫂上车显示出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遭受到了来自自雇生产体制的挑战。自雇生产体制使得经济需求与劳动实践的紧迫性成为最重要的考量，而是否契合传统的抽象性别观念这个问题则被置于一旁。于是，性别社会化的知识与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在叙说“女性不适合公路货运业”的话语，而此时跟车卡嫂已经坐在卡车的副驾或卧铺上开始记账找货了。因此，非传统女性劳动实践本身就是撼动抽象性别观念、意识到女性力量的开始。

公路货运劳动并非简单的体力劳动，也不仅限于驾车这项核心劳动，还包括找货、配货、装车、卸货、结算等生产劳动，以及与货主、信息部中介、装卸工、交警、路政等进行互动的情感劳动。在所有的劳动实践中，找货与驾车是最核心的劳动，也是卡嫂入行后最难跨越的职业空间内部的微观性别界限。根据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找货决定货运流程的效率与质量，驾车承担货物运输的主体过程，是卡车司机所有劳动形式中最核心的部分，理应由男性承担，也只有男性有能力承担。但是跟车卡嫂的经验却说明，找货与驾车并非男性专属，女性也可以胜任。只是盘桓于男性主导的职业空间内的女性要跨越性别劳动分工的微观界限，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更高昂的代价。

跟车15年的甘肃卡嫂玲慧是当地公路货运业的名人，她曾孤身挑战收甜菜时在农户的秤砣上动手脚的糖厂采购员，也曾在丈夫做他雇司机时上门讨薪、舌战群雄。丈夫入行时，是玲慧做出购买卡车的决定并四方筹措资金。玲慧跟车之初，由于受到抽象性别观念的限制，并未参与找货，但是经历了多次无货可拉的窘境后，她在信息部女性中介的鼓励与帮助下开始学习找货。最初她每天趴在信息部等货源，后来逐渐积累起老客户，只需通过微信与老客户保持联系就可以找到合适的货源。

对于擅长找货的能力，玲慧总结为她与丈夫“共同的魅力”，但是她也承认，对外找货与谈判是她的工作，丈夫负责的主要是“车的安全”。这种违背了传统性别观念的劳动分工提高了货运效率，也带来许多家庭内外的矛盾。家内矛盾来自玲慧“抛头露面”去找货，丈夫一度觉得贬损了他的男性气质，因此玲慧经常能体会到丈夫莫名其妙的愤怒，她深知原因在于“别人家找货是男人完成的，我们家找货是女人完成的，他觉得没有面子”。家外矛盾则来自同行男性卡车司机的污名化：一方面，他们认为玲慧抢了男人的工作，不符合传统女性美德，“没有个女人样”；另一方面，他们又忌惮玲慧找货的能力，并用这种能力去贬损自家卡嫂，引发女性之间的猜忌与矛盾。这种对于女性同时兼具合格职业角色与传统女性气质的“双标要求”（Denissen，2010），是玲慧入行后跨越微观性别界限最大的阻力，玲慧自己也说：“我不由自主男的女的都惹了”（2018玲慧访谈录）！

为此，玲慧采取了多种方式冲破污名，包括在言语上边缘化自己的劳动，突出丈夫的贡献；帮助同行男性卡车司机找货；带领被丈夫贬损的卡嫂一起找货，以缩小女性之间的差距，等等。与此同时，自雇生产体制下挣钱养家的紧迫性与原子化、流动性的劳动过程无形之中极大地消解了污名化带来的压力。在日常货运过程中，丈夫是玲慧唯一的工作伙伴，“二人一车”的劳动实践大大降低了玲慧直面同行压力的概率，而玲慧与丈夫基于能力而非性别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使丈夫逐渐变成她的支持者。在经年累月的找货实践中，玲慧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并主动去合理化这种能力。她清楚地知道，她不仅非常适合公路货运业，还能胜任许多男性无法完成的工作。这种与抽象性别观念相悖的具体性别观念是在荆棘之中开出的花朵，虽无法让她完全脱离传统性别意识的影响，却塑造出更为自信与平等的性别认同。

山东卡嫂美林是一位既能找货又能驾车的卡嫂，但是她没有B2驾照，只能在半夜的高速路段替丈夫开一段车。替代驾车的社会关系情境是与货运劳动的紧迫性紧密相关的，因为“没办法，你赶时间！一家人的希望都在这个车上”。在替代驾驶的过程中，美林发现自己驾驶重卡全无问题，这也给她找货、配货与谈价等其他工作提供了信心，甚至改变了她的身份认同。在具体性别观念中，美林更认同自己是“响当当的卡友”，因为她“一点都不比男人差”（2018美林访谈录），而“卡嫂”这个称谓所体现出的依附性与边缘性并不符合她在货运劳动中的中心地位。

跟车卡嫂正式考取卡车驾照的初衷也与自雇生产体制下货运行业的市场行情息息相关。为了提高货运效率、赚取更多运费，夫妻共同驾车是最为理性的选择。一旦掌握驾驶卡车这项核心技能，跟车卡嫂对于工作的叙说在性别维度上就显得更加平等。河北卡嫂敏冲的经历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她从在驾校接受培训时被刻板印象作祟的男性教练歧视，到如今可以跟丈夫平分运输“绿通”的驾车时间；从只能在高速公路上驾驶，到可以应付高速与下道两种线路；从对货物运输一窍不通，到可以跟丈夫共同找货订货。走出家庭、进入非传统女性行业的劳动实践让敏冲获取了宝贵的自信心，提升了她的家庭地位与话语权，也让她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

找货与驾车的社会关系情境携带着货运劳动的紧迫性开阔了跟车卡嫂的视野，让她们有机会对自己的性别角色与工作能力进行全新的反思，生发出与自己的劳动实践更加相符的具体性别观念：原来女性也可以走出家庭，与丈夫一起承担“养家者”的责任；原来女性也很适合公路货运业，能够通过找货掌控货运流程，也能驾驶庞大的卡车跑遍全中国。

与找货和驾车相比，跟车卡嫂参与更多的货运劳动是一些被她们称为“操心”的工作，例如记账与点数、看油与看货。这些工作是非核心的、细碎的、片段式的，却是保障货运顺畅必不可少的。记账属于财务管理的范畴，有助于厘清整个劳动过程的进项花费；点数属于劳动管理的范畴，可保证货物装卸有序进行；看油与看货属于安全保障的范畴，是对抗货运路上偷油偷货等违法行为最有效的手段。

甘肃卡嫂燕翎与玲慧是同乡，在玲慧的帮助下逐渐开始找货。为熟悉货运流程，燕翎自上车起就仔细记录每一笔收入与花费、每一次行车路线与货物类型、各地的路桥费与高低起伏的油费。记账为燕翎找货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每当与货主通电话时，对方只要报出吨数与价格，她就可以迅速计算出是否能赚钱。河北卡嫂敏冲也发现，记账不仅让她准确计算出成本与结余，还能为日后找货提供线索。每当敏冲与丈夫找不到合适的货源时，她就翻看自己的记账本，看看往年同期哪里货多、去哪里更合算，还能规避货少价低的路线。

与记账一样，点数也是影响跟车卡嫂具体性别观念的劳动实践。点数是在货物装卸时监督货物的数量与质量，其功能依据货物类型的多样性而有所不同。对于箱袋包装的普货，点数的作用是防漏与防丢；对于相对容易破损碎裂的货品，点数的同时还要监督装卸工轻拿轻放；若装载的是零担货物，则需要一边点数一边标记不同货主的货物量。除此之外，点数还意味着与装卸工讨价还价，保证装卸工作的顺遂。

看油与看货也是跟车卡嫂重要的工作内容。长途卡车运货行走在路上，极易成为违法活动的目标，许多不法之徒会使用专业的作案工具盗货盗油借以牟利。卡车的油箱较大，一箱油便价值不菲，而保证货物的完好无损本就是货运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规避风险、减少损失，在高风险地区时刻警觉地看油与看货成为每一辆卡车的必备工作。山东卡嫂静晓带着3岁的儿子一起跟车，她白天照顾幼子并兼顾多项劳动，半夜则需要看油与看货。静晓与丈夫的卡车车厢装有防偷盗的“四路监控”，静晓的工作就是整晚盯着监控屏幕，“不能走神”，尤其要注意附近来往的轿车，因为偷窃者大多乘坐小轿车进行偷盗。看油与看货的工作相比找货与驾车更为隐形，表面看来毫无技术含量，但是跟车卡嫂却要在万籁俱寂、本该入睡的夜晚保持清醒，精神高度集中地盯着卡车周围，还要在面对违法分子时机智应对，如咳嗽一声表示有人看车，或直接出声警示。看油与看货使得跟车卡嫂经常处于一种精神紧绷的状态，即使到达安全地界，她们也总是半夜惊醒，醒后习惯性地检查一下油箱与货物才能安心入睡。

记账与点数、看油与看货这些“操心”的工作并不处于货运劳动的核心位置，如不仔细梳理甚至很难察觉，但对于复杂的货运劳动来说缺一不可。在这些细碎的劳动实践中，跟车卡嫂逐渐意识到，如果说找货与驾车是创造价值的显性劳动，那么“操心”的工作就是保障价值创造的隐形劳动。因此，女性也可以在男性主导的公路货运业发挥女性的能力，创造与保障劳动的价值。

在公路货运业自雇生产体制具有紧迫性的社会关系情境中，跟车卡嫂通过微观劳动实践展现出女性的工作能力，不仅动摇了心中传统的抽象性别观念，还挑战了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形成了更为平等的具体性别观念。但是，跟车卡嫂的经验还表明，性别观念的微观变迁过程并非具体性别观念对抽象性别观念的完全替代，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关系情境展现出两种性别观念的不同组合。其中，最主要的组合是从抽象到具体与从具体到抽象。

第一个组合从抽象到具体的性别观念的变迁伴随着跟车卡嫂不断扩大范围的劳动实践而展开。按照传统抽象性别观念，卡嫂理应留守家中扮演照料者的性别角色，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丈夫无法独自完成自雇生产体制下还贷与挣钱养家的责任，卡嫂只好上车参与货运劳动，这本身就挑战了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卡嫂上车后，她们的劳动从洗衣做饭等再生产劳动开始，进而扩大至记账与点数、看油与看货等边缘性劳动，最终逐渐进入找货与驾车的核心劳动。虽然并非所有的卡嫂都会找货与驾车，但其劳动范围的逐步扩大是毋庸置疑的。在劳动范围升级扩大的过程中，每一次面临紧迫的劳动需求，她们都需要悬置职业空间中传统的抽象性别观念，在不断增长劳动技能的基础上逐渐生发出具体性别观念。

第二个组合从具体到抽象的性别观念变动涉及跟车卡嫂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即她们的具体性别观念与丈夫的“养家者”男性气质之间的对立。对于这个困境，跟车卡嫂无一例外选择了相同的应对方式：维护丈夫的男性气质。维护的方式有很多，其一是突出丈夫的工作能力。湖北卡嫂樱子与丈夫共同驾驶卡车，她自认车感很好，与其他卡嫂一起聊天时，也会感叹跟车卡嫂“什么都会，干什么都跟男人一样”。但是在与丈夫共同的访谈中，樱子一再表明跑货运是以丈夫为主：“他是主心骨呀，我得围着他转”（2021元辉、樱子访谈记录）。其二是边缘化自己的付出。许多跟车卡嫂会在访谈中表示，虽然子女的课业生活由她们远距离负责，但孩子还是跟父亲更为亲近。她们在叙说自己的跟车劳动时，也普遍使用“洗衣做饭”这样简单的概括代替复杂多样的劳动。其三是让渡决定权。找货的卡嫂在订货的最后一刻将选择权交给丈夫，驾车的卡嫂在规划行车路线时听从丈夫的安排，与交警、路政、装卸工讨价还价的卡嫂在解决纠纷后将丈夫推出来代表他们共同经营的卡车。在这个意义上，跟车卡嫂又在抽象性别观念松动之际感受到具体性别观念的摇摆与不稳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摇摆主要是为了维护丈夫的“养家者地位”，从而抚慰他们高风险劳动的艰辛。它已经不再是抽象性别观念的完全回归，而是从抽象性别观念过渡至具体性别观念，又裹挟着具体性别观念返回抽象性别观念的微观变迁机制。这种循环往复从微观角度说明了性别观念变迁的情境性与动态性，也说明了与亲密关系相关的性别观念变迁的迂回与复杂（Jackman，1994）。

综上，跟车卡嫂复杂多样、不断扩大范围的劳动实践表明，我国公路货运业的性别职业空间依据市场环境、雇佣体制与劳动过程而展现出变动性与包容性，而自雇生产体制作为核心的劳动实践为具体性别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与物质基础。同时，从抽象到具体的性别变迁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因抽象性别观念的稳固性以及维护丈夫“养家者”男性气质的实际需要，跟车卡嫂还展现出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向的变迁轨迹。因此，跟车卡嫂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机制是在抽象与具体之间多层次的双向动态过程。

性别观念的变迁是达成性别平等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变职业性别隔离的必要步骤。里奇薇与柯雷尔认为，性别观念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情境中都会发生作用，尤其在两种情境中特别显著：一种是不同性别的行动者混合在一起；一种是在性别类型化的情境当中，性别刻板印象的特点与情境的中心行为相关（Ridgeway & Correll，2004）。当跟车卡嫂以“职业性别少数”的身份进入公路货运业，便进入了性别观念发挥显著作用的社会关系情境。以男性主导的职业空间与自雇生产体制作为主要特征的公路货运业既延续、强化了她们社会化过程固有的传统抽象性别观念，又在她们的认知世界激发、形成了更加现代与平等的具体性别观念。跟车卡嫂性别观念的变迁并非“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线性机制，而是多层次迂回式的双向动态过程，展现出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叠加、冲撞的多元组合。

从跟车卡嫂的经验来看，其抽象性别观念主要来自原生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婚育经历、职业履历与行业性别意识。跟车卡嫂多来自农村多子女家庭，被迫辍学与早婚早育的生活经历在她们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重男轻女”的印记与“男主车、女主家”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文化观念。因此，即使从家庭私人领域的照料者转变为公共职业空间的生产者，她们的抽象性别观念依然与男性主导的公路货运业由来已久的霸权性别观念产生了和鸣，传统的性别差异论与等级制成为她们性别观念的底色。其具体性别观念则形成于劳动实践充满紧迫性的社会关系情境之中，再通过日复一日的社会互动得到加强，进而对抽象性别观念形成冲击，形成性别观念变迁的契机：卡嫂上车后，在公路货运业自雇生产体制的社会关系情境中，经济需求的紧迫性超越了传统性别分工的限制。随着劳动经验的积累与劳动范围的扩大，跟车卡嫂对于性别分工与性别角色的认知有所转变，她们的个体能动性与非传统女性的劳动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更加平等与现代的具体性别观念。

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叠加、冲撞的多元组合体现在性别观念变迁的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抽象为主，固守抽象性别观念作为表达与实践的主要原则；二是抽象与具体的拼接，将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连缀在一起，以应对不同的表达与实践需求；三是以具体为主，将具体性别观念作为表达与实践的主要原则。三个发展阶段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地有机结合于跟车卡嫂的性别观念之中。当跟车卡嫂们被一般性地问到对女性卡车司机和丈夫男性气质的看法时，她们会选择固守抽象性别观念，声称女性不适合驾驶卡车，男性才是最适合该职业的“养家者”；当被细致地询问货运劳动的进程时，她们一边继续声明女性不适合公路货运业，一边又不经意地详述了她们充满个体能动性的劳动内容与具体性别观念的形成；当与熟悉的跟车卡嫂进行“局内人”的谈话时，她们又充满反身性（Wailing，2019）地以具体性别观念表达出对抽象性别观念的反思与反抗。因此，跟车卡嫂在“卡”与“嫂”之间的挣扎、平衡与充满矛盾的表达，显示出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多元组合之间的博弈、交替与转换，展示了性别观念变迁在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动态性和迂回性，也解释了性别观念与性别实践之间复杂张力的来源。

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告诉我们，关于性别观念的研究，将其简化为量表式的态度测量或空悬于晦涩不明的理论脉络都有所欠缺。宏观性别观念趋势的测量固然重要，但是通过具体社会关系情境中实践与互动的呈现去探索性别观念的多层次与动态性也非常重要。唯其如此，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性别观念的变迁忽快忽慢，总是回流，且偶有停滞。当我们知晓抽象性别观念的广泛存在，知晓它在不同时空中与各种社会结构的亲和性，就会明白它为何如此难以消除。当我们知晓特定职业空间与劳动实践中社会关系情境的紧迫性如何挑战了抽象性别观念，就会明白具体性别观念闪现的契机为何如此宝贵。抽象性别观念是具体性别观念形成的底色与基础，具体性别观念的出现与反复积累则是抽象性别观念得以更新换代的动力。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日常的、零碎的，并非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却在女性破除职业性别隔离和改变自身与行业性别观念的意义上代表了质变的方向（Sullivan，2004）。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之间叠加、冲撞的双向互动始终存在，贯穿于跟车卡嫂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只是公路货运业独特的职业空间与劳动实践使得这种互动更为明显，性别观念变迁的动力更为充足。同时，“抽象—具体”性别观念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现代”性别观念，它视乎不同的社会关系情境而展现出传统性别观念与现代性别观念不同程度的结合。因此，关于其他行业性别观念在抽象与具体之间多层次的双向动态变迁，还需结合其特殊的职业空间与劳动实践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