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翻译】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移民工：在留下与回国之间进退失据

导读

过往十年间，中国资本在海外的投资突飞猛进，随之也带来了大量中国在外国打工者群体。相比起「润」出国的年青一代，他们或许跟国内的外出务工者更为接近——抱着终有一天要回乡的心态在外打拼，最后却与务工地形成了藕断丝连的关系。甚至，即使已经在老家买房，还仍是要回到国外打工赚钱还房贷。

人类学家 Miriam Driessen 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访谈，细致纪录了中国在非洲务工者的生活轨迹。她特别针对讲述在外务工者夹在打工地和老家之间的尴尬状态，而各种传统观念又是怎样协助形成了这种状态。在民族志的体裁中，作者并没有明确明达出对这种处境的看法，但字里行间依然发人深省：中国传统的男／女角色定型、成家立室、生儿育女的观念，造成了多少各式各样的束缚？

关键词：海外中国工人、非洲、家庭、生育

译者：小凯

校对：深海鱿鱼须

正文

原文：Chinese Workers in Ethiopia Caught between Remaining and Returning

作者：Miriam Driessen

发表：2021年

摘要

自从中国通过“走出去”战略（江泽民时代）和最近的“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时代）试图以中国主导的海外发展来刺激国内增长以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了工作而出国。非洲一直是中国公司及其外籍员工的目的地之一。虽然我们对中国在整个非洲大陆的大型项目了解很多，但对于实施这些项目的持证工程师和经验丰富的建筑工人知之甚少。是什么把他们带到了非洲？更重要的是，即使他们想回中国，是什么让他们一待好几年？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聚焦在埃塞俄比亚建筑行业工作的中国男性的生活，以展示中国国内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如何将工人推向海外，同时也危及他们的回国之路。工人的生活被双重流动性所标记。他们不仅因为宿舍制度控制着他们的时间和限制了他们的流动性而与当地非洲社区隔绝，更重要的是，他们与中国社会生活也脱节了。国内发展既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又使之更难实现，尤其对男性而言，他们被期望能为自己和家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承诺。为了实现抱负、满足与社会再生产相关的社会期望，对于无法依靠家庭财富或关系的男性来说，地域流动性成为必要，迫使他们处于一种悬浮状态。

我们会回去的。当初出国的时候，我们就下定了决心。毕竟，我们来非洲只是为了赚点钱，积累点经验，开拓一下视野。但为什么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们还滞留非洲呢？

2017年，一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的文章《离不开的非洲，回不去的中国》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在非中国工人的共鸣。作者通过扮演不同角色，例如被国内女友下了最后通牒的男朋友、以前经常和妻子煲电话粥但现在只偶尔联系的丈夫、回家后孩子都不认的父亲、以及每天被母亲催婚的成年儿子，来讲述许多海外中国男性面临的困境。这些角色代表着不同的人生阶段，但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他们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在理想中的中国生活和现实中的非洲生活之间徘徊。

我以在埃塞俄比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工人（认证工程师和经验丰富的建筑工人）为例，探讨了他们为何陷入“留”与“回”的纠结。官方话语将这群工人归类为“外派劳务人员”，但这种分类有点误导人。因为与过去根据中国派遣制度分配到海外工作的工人不同，这些工人是自主选择到海外工作的。他们与国有企业或有海外项目的私营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签订合同。工人自我定位为“在非洲生活的中国人”，或者更讽刺地说，像《离不开的非洲，回不去的中国》中的一位人物在和中国同学聚会时拍照时自称的“非洲农民工”，更能反映他们的真实感受。前一种分类描述了工人的临时身份，后一种则反映了他们相较于国内同龄人的低自尊心。去非洲工作通常被视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或者是为了创造更好的中国生活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因此，在非洲工作意味着一种“正在成为”的状态，或者一种“尚未完成”的状态。

工人处于这种悬浮状态的原因在于，在经济增长放缓、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他们渴望向上社会流动并实现相应的期望，但这些目标却变得更加难以实现。这种悬浮状态既是一种生活策略，又是一种人生阶段，他们不断寻找更好的机会，不仅将日常工作，甚至家庭生活和社会再生产都搁置一旁。的确，个人抱负和社会期望与中国家庭紧密相连，迫使男性，尤其是农村出身的男性，背井离乡，不断流动，以寻找更好的机会。《离不开的非洲，回不去的中国》的作者评论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赚够了钱可以结婚成家。他们相信，如果再坚持两年，他们就能付清房子的首付。然而，当他们挣够买房子的钱时，孩子又出生了……” 换句话说，在每个人生阶段，回国似乎触手可及，但下一个阶段又需要更多资金，迫使他们留在非洲，即使他们内心渴望回去。

需要注意的是，悬浮状态并不是一种等待的状态，而是一种充满忙碌和不断移动的状态，或者用后改革时代中国用来形容缺乏方向感和自主性的边缘人群的词语来说，就是 “漂”。“非漂”或 “非洲漂一族” 的概念越来越多地用来形容在非洲的中国工人，准确地抓住了他们漂泊不安的埃塞俄比亚生活。这些 “漂”着的人试图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同时他们也被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社会压力所左右。尽管如此，他们仍抱有结束这种悬浮状态的希望，这成为他们保持着忙碌工作和不断移动的动力。

与从事公共工程的中国工人相比，从事非洲贸易、农业和工业领域的中国移民企业家对未来的期望和抱负可能有所不同。其中一些人致力于在非洲建立未来，并创造性地重塑家庭结构。在这些企业家身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定居心态。然而，我在这篇文章中介绍的工人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一心想要回去，与家人团聚，享受许多人认为在中国更先进的生活机会。

这篇文章取材于埃塞俄比亚的实地研究，我住在公路施工现场的工人营地，近距离观察了宿舍劳动制度。在吃饭时、卡车和皮卡的乘客座位上，以及晚上进行的长篇采访中，我了解了工人们的困境和对未来的希望。本文的研究于 2017 年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南部奥莫河谷进行。然而，我在埃塞俄比亚的实地考察工作长达近十年（2011 年至 2020 年），偶尔我也会引用较早和较新的材料。本文考察了整个公司层级中国工人的经历，从项目经理和土木工程师到卡车司机和机器操作员。在整篇文章中，我使用 “工人” 这个通用术语来称呼埃塞俄比亚所有中国企业的雇员，无论其公司职级或教育背景如何。尽管存在蓝领、灰领和白领工人之间的分歧，但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悬浮感。

文章开头讨论了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劳工问题。中国经营的基础设施项目吸收了大量中国工人，包括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缓解了国内就业市场的压力。接下来，我将讨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 “住在工作地” 安排，探讨后改革时代中国出现的宿舍劳动制度与其最近在海外建立的复制品之间的差异。我认为，空间和社会隔离加剧了悬浮感，尽管它们不是主要原因。工人悬浮感更重要的来源是他们感受到自己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脱节。他们尚未实现与中国社会再生产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僵化规范性人生轨迹相关的个人抱负和社会期望。然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最终陷入一种悬浮状态，既无法留在非洲，也无法回国。

非洲的中国工人足迹

中国在非洲大陆取得成功，源于许多个人做出的、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非国家利益而选择海外工作的一系列决定。我们常说的“中国在非洲的足迹”，实际上是由无数将非洲作为临时或永久家园的中国个人足迹所构成的。建筑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管理的基础设施项目雇佣了数千名以男性为主的外国员工，包括土木工程师、厨师、会计、机械操作员、实验室技术人员和现场工头。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公司通常会使用全外籍管理团队，一直到现场工头。中国员工在整个劳动力队伍中所占比例为 10% 到 20%，具体取决于当地劳动力和专业人员的可获得性。

2018 年，被派往非洲中国公司承包的施工项目或从事其他劳务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为 201,047 人，低于 2015 年的峰值 263,659 人。尽管存在少量波动，过去十年间中国在非洲的工人数量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在埃塞俄比亚，中国工人数量从 2009 年的 5,378 人增加到 2018 年的 9,112 人。虽然中央国有企业 (SOE) 是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承包商，仍会雇用一些通过分配制度进入埃塞俄比亚工作的工程师，但这些老员工中的大部分已经退休。目前，国有企业员工中的大多数是正式员工，通常是在校招时招募的应届工程毕业生，或通过网络广告和偶尔通过招聘中介招募的合同工。一些老员工表示他们通过电视上的招聘广告找到了工作。

中央国有企业通常会将大部分实际施工工作外包给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转包商，这些转包商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更常见的）私营企业。中国私营转包商让人联想到中国大陆臭名昭著的劳务派遣公司。雇主或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通常基于口头协议，这种关系高度不对等，剥削工人。拖欠工资现象猖獗，肢体虐待也屡见不鲜。然而，大多数工人会忍气吞声，因为他们严重依赖雇主，并且不想冒犯通过老乡关系或籍贯关系招募他们的亲戚或同乡。

中国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的用工制度呈现出劳动力二元性特征，类似于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除了基于种族将外籍员工和埃塞俄比亚员工分开之外，企业架构还根据阶级将外籍员工区分为正式员工和临时员工。到目前为止，本地化仅适用于私营企业，它们希望通过用当地员工替代外籍员工来降低成本。尽管中央国有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领域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它们仍继续保护其正式员工的利益。事实上，这些国有企业每年都必须招收一定数量的应届工程毕业生。当一家国有或私营企业需要裁员时，临时工往往首当其冲。

尽管在工作保障和工资水平方面存在差距，正式员工和合同工实际上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几乎都出生并成长于中国农村。作为家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工程师们通常毕业于二线或三线城市的大学。另一方面，经验丰富的建筑工人，担任现场工头或机械操作员，他们之前在中国国内的建筑行业工作，被更高的薪水吸引到海外，或者正如他们所说，被更年轻、受过更多教育的同行“挤”出了原本的工作岗位。

无论是正式员工还是临时工，他们都选择移居非洲，为买房结婚存钱，或者对于年长的工人来说，是为了帮助儿子买房，改善儿子的婚姻前景。他们希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即使不是为自己，也要为他们的后代。然而，随着中国国内工资和生活成本的上升，海外薪资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吸引力，这影响到了正式员工和合同工。尽管如此，出于与正式员工选择留守海外类似的原因，合同工仍然会续签合同。他们总是想着辞职回国，但最终还是留在埃塞俄比亚，陷入了“悬浮”状态。

空间隔离与社会悬浮

在非洲的生活以及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生活，都受到工人所居住和工作的营地制约。严海蓉、沙伯力和路瑶在他们关于中国人自我隔离的概念和误解的精彩讨论中，指出了中国人在非洲遇到的结构性障碍，而非主观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语言障碍、反华歧视和不安全的环境，迫使中国外派人员生活在封闭的空间，例如唐人街或工人营地。作为对周围社会环境的回应，这些因素都具有外部性质。我认为，宿舍劳动制度以及工人专注于工作以期在中国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内部因素同样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自我隔离。在本节中，我将讨论宿舍劳动制度对工人悬浮生活的影响。在下一节中，我将把焦点转移到与中国想象中的生活相关的愿望和期望，这些愿望和期望正是导致工人产生悬浮感的主要原因。

潘毅和 Chris Smith 在研究 1990 年代中国南部工厂出现的劳动力组织形式时，提出了“宿舍劳动制度”的概念。在工厂附近提供住宿与一种新的流动制度相关联，在这个制度中，国家使流动成为可能，但限制了定居。农村民工只有在有工作支持临时居住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住在城市里。宿舍不仅方便了企业临时控制劳动力，也使劳动力顺利流动。与毛时代的单位不同，毛时代的单位容纳整个家庭并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这些宿舍旨在短期容纳单身工人。宿舍劳动制度使管理层能够严格安排和控制生产。这种制度的重点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服务，而不是像社会主义工作单位那样为了下一代劳动力的再生产。

这种只关注劳动力的特点也适用于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工人营地，并体现在名称上。营地居民通常将他们的营地称为“营地”，在军事语境中表示营地或兵营，作为动词，“营”表示建造或经营，“营地”描述的是工作或商业活动（营业）的地方。事实上，即使营地由宿舍组成，它也不是住宅区，首先它是一个生产场所。

埃塞俄比亚的中国营地与中国常见的白色墙壁和蓝色屋顶的预制房屋建造而成。砖墙、铁丝网、铁链围栏、临时挖的沟渠或仙人掌篱笆将中国营地与直接的物理环境隔开。空间隔离将居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而卡拉OK、篮球场、墙上的春节装饰和吃饭时打开的监控摄像头等大量物品则时刻提醒他们中国的生活——一些人已经离开中国十多年了。

更重要的是，不仅工人被认为是流动的，他们的营地也是如此。建筑工作的流动性在营地居民和当地社区之间筑起一道鸿沟。如果一个道路项目完成，工人就会转移到下一个项目。专业人员的需求在其他项目上出现时，他们的流动性可能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培养归属感。事实上，流动性会产生一种冷漠感。项目 的临时性以及工人创造更好生活的首要目标，使他们不愿在非洲社会进行经济、社会或情感方面的投资。中国仍然是他们的参照点。当然，中国国内的建筑行业也要求工人搬到中国偏远地区。然而，我采访的工人认为这有很大不同：“在中国，我可以随时给我妻子打电话。这里有时间差。” 确实，在埃塞俄比亚结束一天工作后，工人留在中国的家人都已经睡着了。身体上的距离和对环境的更大陌生感进一步加剧了工人与中国社会生活隔离的感觉。

由于没有家人，营地居民会通过与同事的亲密关系发展出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工人解释说，男性之间的纽带、与男性同事密切的个人关系是忍受“住在工作地”并偶尔享受它的核心。集体生活会产生一种“共同体意识”（communitas），即一种同志情谊或同伴精神，通常由一起经历阈限状态或悬浮状态的人感受到。然而，公司等级制度仍然渗透到营地里的社交生活中，并影响个人互动，即使是在乒乓球桌或篮球场上也是如此。低层管理人员不愿与项目经理较量，如果他们较量了，他们也不能让上级输。

如果中国是参照点，那么非洲在移民的想象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呢？非洲与其说是目的地，不如说被认为是一个提供宝贵机会、让人们得以向上流动的中转站。魏某到埃塞俄比亚担任物流官时，没有告诉父母他去了非洲。相反，他告诉他们他去“外地”工作——这个词可以指任何不是老家的地方，但通常用于指称中国国内的地方。由于移民的前沿正在发生变化，“外地”现在涵盖了更远的地方。为了避免让父母担心（非洲在中国人眼中普遍被认为是不安全的），魏某巧妙地扩大了“外地”的含义。事实上，这种分类方式揭示了像魏某这样的男性工人如何看待他们工作地点的所在位置。对他们来说，非洲只是更长迁移轨迹中的一个停留点。他们并不是为了搬到一个理想国度而改变自己的生活。相反，他们拼命工作想赚快钱或容易的钱，以便参与中国快速的发展。

尽管中国在非洲的宿舍劳动制度会受到所在国的监管环境影响并具有独特之处，但它仍然让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的同类制度。在这两种宿舍劳动制度中，空间上对劳动力的限制都有利于实施更严格的管理制度，涵盖工作时间、流动性和纪律方面。雇佣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与地理位置相关的规范、工会、国家监管框架以及“通常在地域限定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有助于形成劳工群体和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地方化实践”脱节。这种脱节在海外更为明显，因为中国工人不熟悉国家和非国家监管体系，缺乏社会支持网络，可能还不会说当地的语言。的确，他们对社会环境的陌生感会增加他们对雇主的依赖。

第二，海外的宿舍劳动制度形成了陈一峰和Ulla Liukkunen所说的“法律真空”。驻在国法律很少渗透到这些营地的内部运作，使它们成为半自治的领土单位。因此，营地居民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他们的权利也不确定且无法执行。当他们与雇主发生争执时，无法诉诸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司管理层实际上变成了营地的统治者，不仅主导着员工的工作生活，还支配着工人的个人时间和空间。许多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工人，尤其是受雇于私营公司的蓝领工人，在谈话和面试中抱怨了恶劣的就业条件。他们表示，即使是埃塞俄比亚工人的劳动条件也比他们好，尽管埃塞俄比亚的建筑工人也没有工会的支持。但至少他们可以依靠地方当局和国家法院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社会陌生感和法律脱节的直接后果，是第三个不同点：在海外为中国雇主工作的劳工被限制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的时间段。潘毅和 Chris Smith在他们位于中国阳光带（他们研究地点）的研究中发现，女工厂工人的工作流动性很高，跳槽很普遍。宿舍劳动制度本身使劳动力能够流通，不仅使雇主受益，也使雇员受益。在非洲，中国公司可以将劳动力控制更长的时间。工作流动性低，跳槽的可能性也低。这不仅是因为地理上的孤立阻碍了人们寻找工作，还因为外派人员的技能往往与国内的职位需求不匹配。因此，许多永久员工和合同工都在非洲为同一个雇主工作多年。

因此，中国公司在非洲的宿舍劳动制度会导致劳动力长期被控制，这对社会再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直关注宿舍劳动制度对生产力的影响。这种制度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同样重要。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海外宿舍劳动制度版本不仅使再生产与生产分离，而且完全中止了再生产。

社会停滞与社会再生产的缺失

中国工人的停滞状态源于紧迫的个人渴望和与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期望。当代中国社会正见证着向传统异性恋规范家庭的回归，这一趋势被称为“新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催生了僵化的生命阶段模式。男女双方都期望在达到一定年龄后，能顺利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生命历程的规范性会给那些偏离规范或无法达到规范的人带来巨大压力。对于许多中国男性来说，要想达到社会规范变得愈发困难，因为他们不仅要承担婚姻的经济负担，还要在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建立和维持一个家庭。为了实现与强烈社会期望密切相关的个人渴望，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只有通过国内或海外的务工，他们才能在中国扮演孝顺儿子、能干丈夫或负责任父亲的角色。然而，即使迁移是达到男性成年期期望的一种途径，但也同时导致了一种停滞状态，推迟了这些期望的实现。

Fran Martin讨论了停滞概念，他对象是中国社会截然不同的一部分群体：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她们将海外学习经历视为一个“阈限期”，这段时期可以自由尝试并推迟婚姻等重大的人生大事。尽管如此，她们仍然在中国国内更僵化的生命阶段模式和更开放的生命历程之间摇摆不定。与埃塞俄比亚的中国男性工人相比，澳大利亚的年轻女性在停滞期蓬勃发展，她们沉迷于停滞期所带来的自主性。正如Martin所称，她们的“停滞区”（在时间和地理的意义上) 为她们提供了自我发展的时间。然而，对于非洲的男性工人来说，停滞会带来焦虑和挥之不去的落后感。

每个群体出国的原因各有不同，能够解释他们体验的差异。年轻男性前往非洲是为了实现他们在国内的社会期望，而中产女学生前往澳大利亚则是为了逃避这些期望。然而，这两个群体相通的是当代中国僵化的生命阶段安排，再加上性别意识形态，引导了重大的人生决策和地域上的流动。

挥之不去的房贷

在谈话和访谈中，男性工人经常列出他们在中国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例如买房、结婚、成家。年轻的父亲们在这个名单上添加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挑战：维持家庭。每个人都同意，婚姻的第一步是买房，考虑到房价飞涨，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工人能够支付首付，他们也会被长达 30 年的房贷所困扰。

正如在埃塞俄比亚南部一家私人建筑公司担任物流经理的魏某一样，有时出国是唯一的选择。魏某来自山东农村。在政府学生贷款的帮助下，他考上了山东艺术学院，学习市场营销传播。然而，他毕业时，他所在行业的就业市场人满为患，魏某只好成为了一名销售员。

他大学时认识的女朋友希望在山东省会济南定居。在城市定居意味着要买房，而济南的房价让魏某望而却步。当魏某开始考虑买房时，他还是个销售员，月薪只有三千多元人民币，而济南的平均房价从 2013 年的每平方米 8500 元人民币 (合 1382 美元) 上升到 2016 年的 9500 元人民币，并在 2019 年初创下每平方米 17500 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从那以后，房价有所下降。魏某犹豫不决，女友因此变得焦躁不安。

魏某决定出国打工是他唯一的选择。他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份在沙特阿拉伯的一家中国钻井公司 (中石化的分包商) 做技术员的工作。他被录用，并获得了一份工资，是他在中国工资的三倍。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女朋友恳求他回家，他屈服了。然而，回到中国后不久，女友就跟他分手了。魏某决定他不能呆在中国，于是申请了他在埃塞俄比亚目前这份工作，并坦言“这是买房的唯一途径”。

中国有句俗话：“有房才有家。” 在当代中国，人们期望男人结婚后拥有房子。过去，农村家庭会在村里扩建房屋，以容纳新婚夫妇。如今，新娘的家人期望在城市里有一套公寓，至少也要在县城里。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男性工人通常会将他们的收入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进行比较，在中国，拥有住房已经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尤其是在婚嫁方面。购买住房象征着男人养家糊口的能力，是男人生命历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房屋的面积、质量、风格，最重要的是价格和地段，在婚嫁谈判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已婚男性也摆脱不了房贷的压力。一旦他们偿还了第一套房子的贷款，他们可能又会觉得自己需要购买第二套房产，作为未来回报的投资，或者为儿子的婚房做准备。

迫在眉睫的婚姻

房子是结婚的先决条件，而结婚又是建立家庭的先决条件。在中国，婚姻几乎是普遍现象，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期望在达到一定年龄后结婚。为了找到一个结婚对象并说服她嫁给他，一个在非洲工作的年轻人面临着两难困境：如果他留在非洲，就很难找到中国新娘，但是如果他回到中国，他就无法赚到购买婚房或支付彩礼的钱。来自江西农村的化验员梁某就陷入了这种情况。他既想找到结婚对象，这促使他回国，同时也想留在埃塞俄比亚，因为他在这里能挣到更高的工资。

32 岁的梁某受雇于一家私营建筑公司。在来埃塞俄比亚之前，他在赤道几内亚的一个公路项目上工作了四年多。梁某喜欢开玩笑，但有一件事他很严肃：结婚。“我在国外的时候，只能靠相亲，” 他叹着气吐露心声。相亲是由他母亲和老家里的亲戚在他每年休假回国时安排的。梁某总结道：“在这种情况下，娶妻就像买一块肉：一斤一块钱，差不多就是这样。人们开门见山，这和谈恋爱完全不同。”

梁某解释说，像他这样的男人婚姻前景黯淡。“一个女孩可以从五个男孩中挑选。当然，她会选择最有钱的那个！” 梁某认为自己现在还没有足够的钱结婚。他把大部分积蓄都花在了哥哥的彩礼上。在梁某看来，婚姻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中国男人太多了。结婚变得非常困难和昂贵。” 他哥哥的彩礼是 30 万人民币，梁某出了三分之一。此外，他还把自己在赤道几内亚以前的工作让给了哥哥。

梁原计划在 2014 年江西省省会南昌买一套房子，以提高他的婚姻成功率，但那年他的假期太短了。从那以后，南昌的房价飞涨。他向我保证，下次他计划买房，只要雇主同意他离开。这似乎不太可能：他的雇主一直在压低工资，并且不允许任何工人直到项目完成才能回国。

自 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婚姻花费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已经显着增加。在农村，婚房和彩礼已成为农村家庭的一大经济负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性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的婚姻前景。因此，贫困被视为婚姻的一大障碍。中国的人口失衡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竞争。据预测，到 2025 年，中国 20 至 49 岁男性将比女性多出 3000 万以上，到 2035 年将多出 4000 万，到 2040 年将多出约 4400 万。虽然人口统计学家仍在就男性剩余人数的准确数字进行争论，但像梁某和魏某这样的在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工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失衡可能带来的困境。

婚姻被广泛认为是家庭的基础，对实现家庭梦想至关重要，通常被视为对父母和亲属的责任。孝道在中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魏某承认，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他也不介意单身。尽管社会经济转型显着地改变了代际关系，但也同样促使孝道成为一种理想。成年子女要求父母提供支持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实际上也很普遍，但没有结婚则让人难以接受。这些影响着重大人生决策（包括出国务工）的思考，是基于Charles Stafford所说的“情感预测”，即人们根据家庭成员的感受所做的预测。因此，考虑到这些感受，婚姻就成为一种道德义务，而对于像梁某和魏某这样的男性来说，担心一辈子结不了婚的恐惧挥之不去。

对家庭的渴望

“既然爱家人，你为什么选择离开他们呢？” 这是程度在埃塞俄比亚工作了六年的中国测量员程赫的妻子经常问他的问题。“这也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 他同意。“我们都知道答案。我离开是因为我爱我的家人。” 为了家庭的安全和福祉，男人们搁置了家庭生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数百万中国公民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而背井离乡。许多人仍然在不停地流动。虽然程赫已经成家，但他仍然认为他需要在埃塞俄比亚赚取的工资来改善他和家人的生活。

程赫的同事高飞告诉我，对于像他这样的男人来说，社会期望一生都会成为负担。当你满足了一个期望，另一个期望就等着你去满足，例如为儿子创造更好的生活。高飞解释说，养孩子很花钱。“我不敢生第二个孩子。要是又是个男孩怎么办？我一辈子都回不了中国了。” 他儿子是高飞留在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原因。

采访时，高飞已经克服了第一个和第二个难关。他于 2010 年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土木工程专业大学生来到埃塞俄比亚，并在埃塞俄比亚遇到了他现在的妻子，她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幸运的是，她愿意毫无保留地嫁给他。2017 年初，他在妻子的家乡福建省厦门市购买了一套房子，每平方米人民币 4.8 万元。“正赶上房价高峰期，” 他同意，但他补充说，他的公寓位于厦门大学和一所好的小学步行范围内，既是学区房又是海景房。他确信他的房产不会贬值。与此同时，房贷以及儿子的未来让他留在埃塞俄比亚。

渴望回家与妻子团聚的高飞在 2014 年辞职，尝试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和交易员。但结果是赔钱而不是赚钱，他被迫重返埃塞俄比亚。虽然一些回国人员取得了成功，但许多人并没有。回国人员通常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或改变行业，这在经济上可能存在风险。高飞别无选择，只能回去继续漂泊。因此，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新的目标：他打算将每年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时间从十个月减少到八个月，从而可以更多地陪伴家人。到目前为止，他忙碌的工作日程和新冠肺炎限制措施阻碍了他实现这一目标。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经常用自我实现来解释移民的动机。当然，摆脱有时令人窒息的大家庭束缚，独立生活，一直是中国农村青年离开家乡前往城市的重要动力。然而，尤其对于年轻男性而言，流动也同样受“家庭实现”的驱动，这是一种提升（未来）家庭繁荣的道德责任，与中国新家庭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对于那些永远在流动的人来说，家庭被想象成最终的安全港。与此同时，异性恋规范的新家庭模式强化了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柱，要为家庭提供安全保障的观念，迫使他们外出寻找机会来满足这些期望。

简而言之，年轻男性被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方向所吸引。买房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积累大量资金和储蓄。在中国，稳定且薪酬高的工作很难找到，而且一开始就很少能挣够买房的钱；然而，结婚要求男人拥有房产。像伟、梁和高飞这样男人的高度流动性，正是源于社会期望或与僵化的规范性男性生命阶段模式相关的责任所带来的焦虑的体现。由于无法实现生命周期事件，他们最终陷入了停滞状态。

保持富足

维持家庭和保持其富足的压力贯穿于个人整个生命历程。埃塞俄比亚的一场咖啡仪式上，送水司机方师傅告诉我，为什么许多中国男性选择出国打工。“在中国，三个人分享一杯咖啡。在非洲，我们可以享受自己的一杯咖啡。中国人口太多了。这就是我们外出打工的原因。” 引用中国人口太多的普遍说法，方师傅描述了他和许多其他人所经历的激烈资源竞争。

方师傅有两个儿子，这是高飞害怕生孩子的原因。方师傅的两个儿子都二十多岁了，他们都不能独自承担买房的负担。方先生的大儿子是司机，小儿子是销售员。父亲选择来埃塞俄比亚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儿子们。

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即子女（尤其是儿子，但不限于儿子）在经济、社会和情感上赡养父母，已经让位于阎云翔所称的“向下家庭主义”。在这种模式中，资源向下流动，子女和孙子女成为关注和关心父亲的焦点。像方师傅这样的父亲，以及母亲和兄弟姐妹，通过无条件的支持，帮助儿子和兄弟在自己的努力难以达到标准的情况下，达到当代中国社会男性标准。

方师傅自己就是在一个有七个兄弟姐妹的农场长大的，他排行老大。他的一些兄弟姐妹仍在种地，而另一些，像他一样，选择了离开农村生活。2015 年，47 岁的方师傅来到埃塞俄比亚，加入了一家安装输电线路的国内企业。他被分配去开一辆送水卡车，工资比他在中国被电气承包公司解雇之前挣得多得多 - 他自己用“被挤出局”来形容这种情况。他的专业技能不再适应快速变化的能源行业，以及向太阳能和风能的转变。事实上，他和他所有在埃塞俄比亚的同事，都超过 35 岁，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出国是为了继续从事他们一生所从事的一些工作来谋生。

方师傅在埃塞俄比亚挣到的收入使他能够帮助儿子们出人头地，过上体面的生活。正如魏、梁、高飞和方师傅的故事所示，实现家庭理想会导致巨大的经济压力，海外收入可以帮助减轻这种压力。魏某、梁某、高飞和方师傅都认为去非洲工作并呆上几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同时在中国建立生活，创造了一种许多人厌恶的停滞状态。然而，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有限的就业机会迫使他们推迟回国，至少要到退休为止。

总结

中国人员流动到非洲与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国家发展轨迹息息相关。自 1990 年代末以来，在中国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例如江泽民的“走出去”战略和最近的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纷纷走出国门。中国工人追随他们的脚步，担任从低层到高级的管理职位。他们出国工作以及滞留海外的动机，与他们在中国社会边缘化的地位以及与家庭生活和社会再生产相关的向上社会流动期望的提升密切相关。

实现男性规范化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从结婚到为儿子的婚房提供经济支持，都变得更加昂贵；因此，许多男性在经济负担面前被迫背井离乡，更糟糕的是被迫四处漂泊。虽然海外务工及其带来的更高收入使年轻男性能够履行孝顺儿子、能干丈夫和负责任父亲的角色，但流动性同时也阻止他们承担这些角色。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这种停滞状态的产生是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两位数增长后放缓以及新家庭主义抬头、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意识形态将男女一生的道路设定在一个经过仔细衡量的轨迹上。中国社会的压力被转移到了非洲。

除了憧憬中的中国家庭生活所带来的渴望和期望之外，海外宿舍劳工制度及其与当地社区的空间隔离进一步加剧了停滞感。宿舍劳工制度侧重于生产，有时甚至是专制性的劳动条件，几乎没有空间进行社会再生产。它迫使男性工人推迟关键的人生大事：买房、结婚或组建家庭。工人被迫延迟满足感，无法享受劳动成果，无法在中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既不能留在非洲，也无法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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