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石各庄村的零工群体
来源网站:ww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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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类:劳动者处境
内容类型:深度报道或非虚构写作
关键词:零工, 群体, 女骑手, 送外卖, 房东, 疫情, 静心, 北京
涉及行业: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无
相关议题:灵活就业/零工经济/平台劳动, 失业, 就业, 新冠肺炎, 人口移动/流动
- 疫情对石各庄村的零工劳动者造成了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受到了关注。
- 石各庄村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他们长期租住在这里,从事建筑垃圾搬运、外卖配送、家政保洁工作等。
- 石各庄村的租户多是打零工的流动人口,他们为城市提供各类生活和专业性服务,成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零工劳动者的工作状况不稳定,有活儿的时候拼命干,没活儿的时候在路边等待,挣些辛苦钱,都是为了家庭和子女操劳。
- 疫情期间,很多工地都不能开工,零工劳动者的生计受到了影响,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今年年初,被网友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岳某打零工的流调轨迹引发了全网关注和同情。18天辗转20多个地方、工作至凌晨,像岳某这样的零工群体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线里。
零工群体并非新鲜人群,我们熟知的建筑工人、家政保洁人员等就是传统零工劳动者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统零工劳动者开始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取工作,同时也催生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型零工劳动者。他们为城市提供各类生活和专业性服务,成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零工劳动力市场中各个类型的零工劳动者并存,但以流动人口(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为主要构成的传统零工劳动者仍是零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对零工劳动者有哪些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岳某曾居住的石各庄村,那个“五环外农民工的天堂”,近距离接触零工劳动者,倾听疫情下他们的酸甜苦辣。
石各庄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东部,地处东五环外,一条主路南北贯穿,连接着南北两个大门。公开资料显示,该村占地面积1.8平方公里,其中绿化面积1.06平方公里。从地图上看,村南面主要是石各庄公园等绿化区域,居住区集中在北面,紧挨着主路机场第二高速。门口设有“石各庄”公交站,站牌上126路、506路、夜25路三条路线开往北京站、四惠等地,极大方便了村里人的出行。
由南门进入村内,步行500米左右,道路两侧的小饭馆传来阵阵饭香,河南烩面、川湘家常菜、四川理发……带着省份地名的招牌很是显眼。村里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石各庄村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他们长期租住在这里。至于村里的租户什么时候开始变多,没有谁能记得准确时间。也许是交通方便,也许是房租便宜,这里很快成为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的首选之地。
离北门较近的区域是一排排东西走向的平房,沿着主路大致左右对称;十字路口有大型超市、菜市场等商铺,基本满足了村里人的日常需要。环顾四周,“拆迁区域,请注意安全”的字样随处可见。石各庄村是一片拆迁区,从北京12345回复网友的消息了解到,该村于2018年7月启动腾退工作,目前尚未完成整体腾退。因而,在村里这样的场景也是司空见惯:一旁是堆砌的已拆除建筑垃圾,另一旁是照旧生活在平房里的村民和租户。
碰到房东张叔是个偶然,他正在院子外帮着租户修电表。50来岁的房东张叔是石各庄村本地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至今还没有签约腾退拆迁,村里像他这样的住户还有很多。也正是这些没有拆迁的房子,给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家”。房东张叔白天休息,晚上在公交停保场内从事看守工作,他对石各庄村比较熟悉,“村里的居住环境其实不算好,用水用电都不方便。冬天害怕水管冻住,夏天担心下水道返味。没有集中供暖,大冷天只能靠自己扛着。”尽管如此,也不影响吸引务工人员租房,用他们的话说,只要不漏雨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
石各庄村房屋出租的生意,大抵是不用在中介平台打广告,也不用贴小纸条,老乡互相介绍就能保障充足的客源。“还挺有趣的,通常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会租在同一家;久而久之,村西面住的四川人多,东面主要是河南人。外出打工,老乡能够互相照应,都是抱团取暖。”
房东张叔拉着我,指着自己家的房子说到,“村里的租户越来越多,公共厕所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建。”很难想象,在这个不大的村里有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公共厕所。网上对石各庄村人口数量的介绍是702户、1541人。“没有人统计出村里究竟住了多少人,大概能有上万人吧。”10230人,这是石各庄村年初疫情全村核酸统计出来的数字。对于这个数字,房东张叔觉得实际住的人应该更多,“疫情发生时临近春节,很多务工人员都提早回家过年了。”
“住在村里的务工人员大多是打零工,从事建筑垃圾搬运、外卖配送、家政保洁工作,也有部分开网约车,还有一些在附近的快递转运中心工作。总的来说,还是干体力活多。”房东张叔对他的租户情况十分清楚,加上他们两口子,16户20余人住在一个院子里。
“都说岳某是‘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其实住在村里的人都不容易。有活儿的时候拼命干,没活儿的时候在路边等待。挣些辛苦钱,都是为了家庭和子女操劳。”
老王是房东张叔最大的租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老王一家四口租在这里已经快6年,再加上介绍的同家族子侄辈亲戚,占了房东张叔一大半的房间。老王今年49岁,河南台前县人,他和同族的亲戚都是搬运工,装卸水泥、沙子,清理建筑垃圾,是他们日常工作。
见到老王是在房东张叔院子前的一块空地上,地上钢筋水泥零零碎碎,不难看出这里是已腾退的房屋废墟。他们几个人端着自己煮好的一盆猪肉乱炖,就着点儿花生小酒,围在桌子旁有说有笑。据老王说,这些桌子椅子都是从工地里捡回来的,缺脚的桌子拿石头一垫,这里就成了他们聚会的地方。
说实话,老王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聚会,大家围在一起喝酒意味着没有活儿可干,这是最坏的情况。“忙起来的时候我都没时间坐着,睡上3个小时,又得赶着去下一个地方。活多的时候,全北京城跑,能去好几个工地。”老王说起去年的行情要好很多,通常是干活回来倒头就睡,醒来接着去工地,不会愁缺活儿。
像老王他们这样的搬运工,一单活儿能挣200-300元,他们大多时候是晚上10点多开始干活。老王指了指他的侄儿,“你看这小伙子才22岁,背楼,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力。”背楼是他们建筑搬运工特有的词语,指的是他们背着水泥等重物上下楼。
在房东张叔眼里,老王是一个有号召力、有责任的老大哥,在外联系活儿都是他一手操持,跟着他的亲戚朋友也省心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亲戚朋友也信任我,大家一起能挣个生活费。”他感叹现在建筑工地的活不好找。因为年龄的原因,他不会从网上找工作,当然另一方面也不敢,怕上当受骗。只能依靠熟人介绍,滚雪球式地找工地。
自1月下旬石各庄村发生疫情,老王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活儿。用他的话形容现在的处境就是“大河没水,小河干”。受到反反复复疫情的影响,很多工地都不能开工。“4月份才算有些散活儿,哪儿知道5月北京疫情又严重,彻底不能干活。”虽说是日结工,也会存在有些工地欠钱的情况,老王也理解他们的难处,“疫情期间不能开工,老板手里也没钱。”
“他们家的经济压力还挺大的,又是房贷又是车贷。”房东张叔插了一句。老王有一辆大卡车是贷款买的,还在老家县城贷款买了房。他算了算,每个月20号还房贷、30号还车贷,加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还有北京的房租,这些是基本支出。在石各庄村租房,基本上是每月100元一个平方米,老王一家租的房子并不大,这样能节省一些。“房东两口子对我很好,我都6个月没钱交房租。”说到这儿,老王又觉得对不住房东一家,毕竟他们也要生活。
离石各庄村外不远处,有一家快递转运中心,常年招人。但老王从没有想过换工作,一方面是快递分拣工作时间长、工资不高;另一方面体检严格,老王害怕身体达不到那些指标。他感慨到,“年龄大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做什么工作?”
出去,他们用这个简单的词给流动生活下定义。“家里挣得没有大城市多,所以我出去了。”老王表示在家要是能挣7000左右,谁也不愿意把老人小孩扔在家里。“来北京不想别的,只想把咱们自己的生活过好,磕不着、饿不着、有房住,过上好日子就行。多挣些钱,等两个孩子成家就能回去了。”这就是他的愿望。
老王的微信昵称叫做“老王沙子水泥轻体砖+自己的手机号”,这样的设置是方便对方找到他,偶尔他也会在昵称前面加个大写字母“A”。他有一个习惯,会把每日装卸工作的场景拍个短视频,配上“马上装完了”“还是人多装车快”的文字发到朋友圈,这些视频发布的时间一般在晚上12点左右。
当夕阳的余晖洒满了整个村庄,石各庄村也逐渐热闹起来。 一群背着行李包、拎着工具箱的人快步走向北边的出入口,等待着公交车到来,或是坐上早已在路边等待的面包车,或是到更远处整理好小货车上的工具,开向城市的四面八方,好似这座城市黑夜的“守护人”。 与此同时,另一波同样打扮的人陆陆续续回到石各庄村,他们熟练地排队、扫码、测温……完成一系列常态化防疫要求,一气呵成。 村里的人行色匆匆地走出去,村外的人有说有笑地回家,两队人的交替就这样发生在每一个落日里。
在小饭桌不远处,穿着骑手服装的中年妇女正在水槽处冲洗掉整日的疲劳。房东张叔看到,立马向我介绍:“这是小杨,也是我的租户,平时很难见到她,今天她有事提前结束工作了,女骑手挺不容易。”杨静心来自河北邯郸,是一名外卖配送员,53岁的她看起来很腼腆,但和她交流起来,脸上总带着笑容。与那些租住在石各庄村好些年的人不同,她去年才搬进来,“以前和几个老乡租住在离快递转运中心不远处的公寓,房租一个月1800元,再加上水电费,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时间一久,合计着房租不划算,就找到这里,省了好多钱。”
穿过不到两人宽的过道,左边第一个房间就是杨静心从房东张叔处租下的住处,3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房间里除了两个外卖配送箱外就只剩下一张靠墙的床。从楼房到平房,她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应,反而觉得更加方便,早上10点出门,第二天凌晨2点回来,不用再担心因为外卖工作的作息打扰到别人。
这几年,在男性占大多数的外卖行业里,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其中。有专家认为女骑手增多是受到外卖行业“多劳多得”薪酬模式的吸引;也有专家认为外卖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有弹性,女骑手能够兼顾家庭;还有专家认为由于疫情对传统产业冲击增大,灵活就业成为很多女性的就业选择。总之,女骑手的身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愈发常见,她们正在打破职业性别偏好,也许有一天“外卖小哥”的称呼需要改一改了。
只要穿上骑手服,都是一样地跑单、赚钱。在从事外卖工作前,杨静心干过保洁还在饭店打过零工,她觉得这些工作都不如现在满意,“虽说送外卖是累一点儿,但时间上更加自由,送一天至少就能赚200-300元,挣得也比之前多。”工作中,也有令杨静心头疼的地方,“刚开始送外卖,不太能认识路,靠导航也会影响送餐速度;偶尔会出现因不注意送错餐的情况;还有些时候顾客拿错餐,当我反应过来早已经来不及……”
送外卖的过程中时常会有些误会,现在想起,杨静心还会感到心酸,但不愉快只是少部分,遇到的好人还是很多。“雨雪天,外卖快要超时,我会提前打电话给顾客,对方没有抱怨,更多是理解,还会叮嘱我注意安全。”说到这儿,杨静心嘴角上扬,“还有一次,年初送外卖路上,一不小心撞到前方刚停下的小汽车,事故判定我负主要责任,司机在收到平台意外保险赔付后,就没有再让我赔钱。”
问到疫情对外卖工作的影响,杨静心直言这段时间外卖订单没有变少,反而增多。“刚开始会有些顾虑,不太敢接单,大数据筛查这么厉害,怕误入疫情发生区域,导致健康码不能使用耽误工作。现在送单时,会提前通过地图查询封控区、管控区的范围和防控要求。首先要保证自己安全,才能保证送餐安全。”
一边要遵守防疫要求,常态化做核酸;一边还要面临着弹窗等风险继续穿梭在城市里,保证居民的日常需求。疫情期间,外卖订单需求量猛增,杨静心她们的工作量也随之加大,她称她们是负重前行。
离过婚的杨静心在北京没什么亲戚朋友,只有一个女儿在房山区从事幼教工作,逢年过节会见上一面。“杨静心这个名字是女儿帮她改的,因为自己的脾气有些暴躁,女儿希望我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心平气和。”提到自己的女儿,杨静心没有开始那样腼腆,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女儿学习成绩很好,最近又在备考会计证。我多跑一单就能多挣一点儿钱,创造好的条件,今后女儿结婚也能找到生活幸福的家庭。”
自年初石各庄村“封村”后,钟点工罗重能的丈夫一直没有找到活儿,原本找好的工地也因为疫情原因暂时没有开工。与普通搬运工不同,他在工地做加固拆除等工作,还需要点儿手艺。这几个月里,丈夫唯一的工作就是提前做好饭,等着罗重能下班回家,而今天妻子比往常回来得早了些。
“今年钟点工的活特别不好找,以前我一周能有固定的四家钟点工订单,现在一天只能固定去两家,周末还能休息了。”罗重能从事钟点工已有了年头,经验丰富。在她看来,钟点工就要心细,眼里要有活,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每一刻都不能歇着。她现在上午干4个小时,每月3000元;下午干3个小时,每月2800元,这些订单都是通过网站平台获取。相比于石各庄村其他打零工的人,罗重能觉得钟点工更加固定,疫情期间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多订单,但也不像那些零工一天跑来跑去还不一定能找到活儿。
与很多行业不同的是,家政行业必须进家入户,疫情期间无法通过无接触来解决。因此,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必要的月嫂、育儿嫂等需求,钟点工的订单也会受到影响。“很多雇主也会有这方面的顾虑,钟点工去这家、到那家,具有流动性。疫情期间,他们也害怕钟点工来回穿梭增加风险,很多人更愿意找进入家庭服务同雇主居住生活的钟点工。”因为家人在北京,罗重能不想住雇主家,但又必须工作。出于安全考量,她会选择离石各庄村不远处的订单,好处是既能及时把握防疫动态,也能让雇主放心。
“以前早上6点,我还为有些公司做保洁,但这些公司也逐渐关闭了。”如今,罗重能也不用早起去工作。至于关闭的公司属于哪些行业,她也不清楚,自己关注的是赶快做完保洁、奔向下一家。但她知道疫情这几年,那栋楼的灯再也没有亮过,“当老板也不容易,他们公司没了,我的订单也没了。”
罗重能夫妇是四川达州人,来北京已经23年,他们租住在房东张叔小院最靠外的屋子里,上下两层的房间,摆放着冰箱和新装的空调;屋外有一处临时搭建的小厨房,比起其他租户,这里更像是个家。“回老家说起在北京住的平房,他们都不相信。虽说是装了空调,电费1块3毛钱一度,不到热得受不了,一般也不会开。在外打工挣钱,能省就省。”
提起房东,罗重能夫妇连连称赞,“房东两口子很热心,看到我们的难处后,今年房租每月降了500元。”罗重能家里有一儿一女,女儿已经结婚在北京打工;儿子下半年高三,在老家读书。“这些日子,不到6000元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人,日子过得有些拮据。”罗重能半开玩笑半埋怨地催促丈夫早点儿找到工作。
“儿子一个人住校读书,很懂事,学习也很努力。他想考个好大学,有这个念头,我们再辛苦一点儿也值得。”他们两口子也想过回四川工作,方便照顾儿子生活。但打听到儿子学校食堂工作的工资,不够一个人生活开支;又问了问家里钟点工的行情,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北京。
“迟早一天还是要回家的。”罗重能收拾着饭碗说到,“石各庄村属于拆迁地方,现在只拆了三分之一,如果全部拆完,那时候又找不到好住处,只能打道回府。”此时,丈夫从床底下找出了一个箱子准备把工具拿去修理,说是接到工地明天可能复工的电话。尽管房间里的灯不算明亮,也遮不住他脸上露出的一丝高兴。
晚上8点整,石各庄村再次寂静下来。房东张叔推着电动车准备前往工作的地方,去做公交的“守夜人”。不远处,高楼的霓虹灯闪烁,显得石各庄村的夜晚更黑。但从村里人忙碌的身影中似乎看到了一丝光亮,那是一种张力,不抱怨也不踟蹰,毫不畏惧、不遗余力地努力着、奋斗着,是一种向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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