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员工涌入外包：中年失业，外包已是我最好的选择

在当代互联网语境中，从正编到外包，无疑是一场职业生涯的坠落——做出这样选择的人，似乎亲手斩断了未来升职加薪的机会。

对冯可欣而言，外包是内卷的反义词，是帮她夺回业余时间、逃离高压环境的钥匙。对刘炜来说，外包是生存的同义词，是支撑年过35的他，继续负重前行的基石。

教育培训、社区团购、生鲜电商......延续至今的裁员潮，无声宣告大厂非理性扩张的时代已经落幕。

刚过完35岁生日没多久的刘炜，从得知自己失业那天起就在马不停蹄地物色下一份工作。年薪40万又如何？有家有娃有房贷，每月开支近3万。

他其实有些羡慕身边没有房贷和家庭压力的小年轻，他们被裁后虽然也无可奈何，拿到赔偿金后可以休息一阵子，不着急重新出发。“我不一样，银行不等人，征信不能花。”

翻看各大平台的offer比较贴不难发现，大多数网友对外包公司持劝退态度，刘炜也是如此，不接受外包曾是他最后的倔强，“一开始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无论是初出茅庐、渴望在职场乘风破浪的年轻人，还是打拼许久、希望更进一步的互联网老兵，外包经历几乎等同于简历污点：职业天花板太低，且几乎没有转正可能。它就像一张无形的证明，诉说着候选人手握二等船票踏入大厂的曾经。

当刘炜询问周围好友是否有合适岗位推荐时，收到了整整一屏的否定回答，除了一个着急用人的外包项目。

由于经历和项目的用人需求完全匹配，刘炜的面试过程非常顺利，而他们给出的待遇和之前的工作几乎持平。“这已经是我目前能拿到的、薪资最高的offer，不能为了面子跟钱过不去。”放下内心的骄傲，成为他从云端坠落后学会的第一课。

众所周知，35岁是大厂员工绕不开的年龄节点，一不留神就可能被优化。在此之前，刘炜也曾担心过这个问题，当时思考的结果是：暂时没有答案。

当那一天真正来临时，他的内心反而有一丝平静，那只靴子终于落地。就业市场中，这个年龄段的打工人选择确实不多。

这几年，刘炜身边到小公司带团队或者自己开公司创业的朋友，都没有取得理想结果。“大家跨行业之后才发现，互联网那套方法论不是万能的，我们自身的经验极其有限。做外包虽然比上不足，但比下有余，这可能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35岁以上一线员工在互联网企业的最后一站。再往后，大概只能去跑网约车了。”

入职后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刘炜上手速度很快。和此前相比有时候甚至觉得轻松。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工作能力，只是嘲笑从前对自己的未来过于乐观。

“事实证明，永远保持高速增长是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一种美好想象，但谁都没有预料到变化会来得这么快。”

受不了无止境加班，又缺乏00后整顿职场的勇气，于是很多90后过上了仰卧起坐的45°人生，冯可欣也是其中一员。

去年夏天，经过多轮面试后她成功入职一家以年终奖丰厚著称的知名手机厂商。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那段日子，冯可欣的社交媒体总离不开新东家：照片中不经意间露出的工牌、办公室外的景色、各类节日礼盒......

这份甜蜜没有持续太久——与大厂光环共存的是弥漫在空气里的压力。月度考核、季度考核、半年考核、全年考核，名目不一的考核让她透不过气。

职工在岗位上作出的每一分贡献，都要在固定的节点由明确的量化指标呈现。“那段时间，一想到试用期转正答辩我就寝食难安。”

对项目组的付出说起来很虚，但有一个直观数据：为了达成KPI的加班时长。“部门内互相卷，有时想走也不敢走。”项目收尾前，冯可欣只能看着身边的外包同事到点下班，心里浮现出羡慕二字。

和各项考核一同让人头疼的还有开不完的会。无论多忙，每天的早会谁也别想逃。就算是入职没多久的新人，也有名头不一的分享会要参加。

会要开，活要干，干不完，就加班，冯可欣好像掉入了跳不出的时间循环。她不知道自己在这种疲于奔命的状态下能撑多久，只是隐约觉得此地不宜久留。

放不下互联网的光鲜，又受不了高压环境，她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职业选择上进行一次消费降级：做外包。

她试图用很多理由说服自己留下：年终奖还没拿到、正编总比外包稳定、留下来对未来职业发展更有帮助......但人一旦动了离职的心思，行动只是时间问题。

收到另一家大厂的外包offer后，一切变得顺理成章：降薪离开，逃离内卷。“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在这里最开心的两天，是入职那天和离职那天。”

现在，冯可欣已在新公司待了近一年，过上从前自己羡慕的生活：踩点上班，到点下班，没事摸鱼，有事加班——因为她对职责外的工作有了明确说不的理由：外包权限有限。

“其实工作内容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只是强度小了很多。对我来说，现在的生活就是理想状态。”她几乎不会错过公司组织的每一堂免费瑜伽课。“天气好的时候，背着垫子去上课的那段路，枝头的叶子会挂上一层金边。”

主动选择也好，被动接受也罢，无论招聘时HR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外包和正编之间依然有壁。差别是无形的，拥有特权的人却很容易对已有的东西视而不见。

“各类福利自然和以前比不了，年终奖从6个月变为1个月，公积金也少了。”离职后，冯可欣才意识到五险一金按照实际工资缴纳的公司并不多。但世上没有完美的工作，用降薪换时间，她认为值得。

“身边有一起做外包的朋友，会因为部门同事去食堂吃饭不叫上自己而委屈在意，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

在冯可欣看来，与工作有关的事情总让人身心疲惫。“我的性格说好听点叫文静乖巧，说难听点叫不会来事儿，所以为打工付出的精力大概是普通人的两倍。不就是一顿饭吗？和朋友聚餐不香吗？为什么非得和同事一起吃饭？”

当她发现做外包之后大大减少了和同事之间不必要的社交简直高兴坏了。对她而言，这并非减分项，而是大大的加分点。

“虽然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但大家名义上是两家公司的员工。”特殊的用人关系，使得每个外包员工都或多或少缺乏归属感，觉得自己游离在团队之外。

但工作上的沟通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冯可欣坦言，部分甲方员工确实存在一种优越感：不接受反驳、听不进意见、用命令式的语气布置任务......遇到这种情况，只能靠自己调整心态。“就算留在大厂，也有难搞的领导。”

刘炜也隐约感觉到一些细微的差别：关于称呼、关于福利......那是他此前从未在意过的东西。处在食物链底端的外包，沟通上一开口就容易矮半截，遇上强势的甲方，一不留神就会成为最后的背锅对象。

而保持自身职场竞争力，成为刘炜对抗外包身份不稳定性的有效手段。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技术的追求，无论是以什么样的身份留在企业。

“现在接手的项目有些棘手，有很多问题是以前遗留下来的。但是对于有价值的项目我并不反感加班，工作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积累经验的过程。”

去年离职后几个月，原东家就传来裁员的消息，冯可欣暗自庆幸自己躲过一劫。但没多久，她所在的部门也传来减员风声。

大厂职工被裁还有数量可观的赔偿金，外包职工项目结束离场，赔偿金约等于没有。“那笔没拿到的年终奖和差距不小的赔偿金，大概就是躺平的代价。”

有人岁月静好，也有人选择主动996，刘炜身边就存在着一批自愿加班的“卷王”同事，把想转正的欲望写在了脸上。“他们在技术层面问题不大，当初只是因为经验、学历等方面原因没有进大厂。”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外包公司每年都有野心勃勃的新鲜面孔出现，最后成功的寥寥无几。对少数幸运儿来说，在转正这件事上机遇和努力同样重要。

包括曾经的刘炜在内，互联网大厂对年轻人依然存在天然吸引力。事到如今，成为一颗昂贵的螺丝钉已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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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四十万到手不超过28万，还不算五险一金，一个月开销3万估计缺口还有十万左右每年，这个写文章的村炮根本不懂年薪是啥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