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流动与性别】汪淳玉 | 跨国农业女工：流动规律、劳动状况及其农政变迁意涵

摘 要：从21世纪初开始，跨国农业工人特别是跨国农业女工大量涌入中国甘蔗产业。基于在广西、云南两地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来华的跨国农业工人呈现出“女性多、男性少，节前多、节后少”的规律和特点。低效率的机械化收获水平、密植型的甘蔗种植方式使生产者更偏好雇用女工，但分工的不同使迁移中收入增长的红利更多地被男性获得。中国甘蔗产业的农政变迁呈现出“低成本劳动力依赖”的特征。由于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在地理上的隔离与区分，很大一部分跨国农业工人无法在春节或泼水节后来华，甘蔗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不能被完全满足。这些发现表明，理解中国的农村发展和变迁、谋划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方案应在全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进行，并需要将性别维度纳入审视的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是世界产糖大国之一，食糖生产约85%以上来自甘蔗，来自另一种糖料作物甜菜的食糖生产占比不足15%(1)。随着中国甘蔗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工资的迅速攀升，中国甘蔗的种植和砍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来自越南、缅甸的跨国农业工人，特别是跨国农业女工来完成(2)。据作者调查，广西、云南两地的跨境农业工人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甘蔗产业从广东、海南向西转移时期(3)。

这些跨国农业工人的到来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韦福安发现，在中国的越南砍蔗工人以女工居多，呈现出“分散进入，集中居住”的特征；其工作待遇和生活状况与本地劳工没有太多区别；因为民族相同，语言文化相通，她们更像是游走于边境的“故乡人”[1](PP72-77)。这些外籍散工大量涌入中国，既是边民长期交往、区域经济合作的结果，也有文化认同和利益博弈因素的影响。这一新现象为跨境人口治理带来新的挑战[2](PP35-43)[3](PP40-47)[4](PP118-154,PP159-160)。目前，中国学者对跨国农业工人的研究以人类学、管理学、人口学为主，重点考察外籍人口的管理和融入问题。这些研究发现了甘蔗产业中的跨国农业工人现象，也注意到这一群体以女工居多的特征，但对其农政变迁(agrarian change)的意涵关注不足。

农政变迁是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有关的经典议题。它涉及社会转型的阶级动力、路径和结果，包含农民、农业、农村、土地等诸多方面的内容[5][6](PP1-38)。其中农业雇工是讨论农政变迁方向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于中国农业正在经历的重大变迁，黄宗智教授判断其性质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即中国并没有发生类似于欧洲农业转型过程中大批农民被剥夺土地后沦为无产者的现象，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业雇工，但还是顺利地实现了农业资本积累，完成了一场隐性的农业革命[7](PP10-30)。其判断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就是农业雇工的数量。黄宗智教授计算出农业雇工(短工)仅占中国农业全部劳动投入的0.3%，长工仅占3.0%。这一数据基于谷物、蔬菜、花生和菜籽油、棉花和苹果等作物的生产投入情况计算得出，甘蔗并不在核算的范围之内。而中国的甘蔗产业恰恰高度依赖农业雇工，特别是跨国农业女工。关于跨国农业工人的讨论，就成为理解中国甘蔗产业农政变迁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跨国农业工人形成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跨国农业工人以女工居多的群体特征因何形成？跨国农业工人如何影响甘蔗产业的发展与变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农政变迁的方向产生更深入的认知和判断，从而可以在更广泛意义上回应与中国农村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相关的议题。

关于跨国农业工人形成的内在机制，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些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认为农业工人的跨国流动是利弊权衡下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可以放在推拉理论的框架中进行解释[8](PP227-264)；另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指出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在跨国农业工人的流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跨国农业工人的流动首先是基于流入国对廉价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易北河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的处境：经济发展趋势与政治后果》[9]中指出，19世纪德国的大地主面临劳动力短缺和债台高筑的双重压力，不得不通过引进廉价的外籍劳工来维持经营。结果是大量德国农民向发达的德国西部地区流动，而东部地区农业工人缺口则由斯拉夫人(主要指波兰人)来补充。同样，为了获得更加廉价和驯服的农业工人，种植园主在攫取土地之后将印尼本地的劳动力驱走(their land is needed,but their labor is not)，而来自遥远的马来西亚的农业工人被招揽到棕榈种植园[10](PP281-298)。移工数量的多少、劳动力的组成，是由流入国政府通过种种制度来控制和再造的。当今流入国关于边境和移民的种种制度定义了不同层次的从属关系、歧视和分割。这些制度不是单纯的排斥，而是差异性包容，旨在过滤、选择和引导移民流动。国家通常会在维持本地就业和保证资本的有效积累之间权衡[11](PP1050-1087)。韦伯曾建议关闭东部边界、通过将土地收归国有的方式取缔依靠外来劳工的大庄园，防止国土被贫穷落后的斯拉夫人蚕食[12](P10)。在大萧条时期，为保证国内就业，美国政府颁发给墨西哥农业工人的短期移工许可证(the bracero program)的数量骤然减少[11](PP1050-1087)，对非法入境的墨西哥农业工人的态度也从默许转为遣返[13]。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和内战也可能引发跨国农业工人的被迫流动，而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则使部分国家关闭了曾向跨国农业工人打开的大门。

跨国农业工人是流入国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通常是困苦、艰辛、不稳定的。研究者一般借助劳动过程理论，讨论雇主如何进行劳动控制以及如何从劳动者身上获取剩余价值，揭示工人们受剥削的实质[14](PP389-402)[15](PP40-67)。跨国农业工人的再生产困境往往与不稳定的工资、恶劣的工资条件等劳动状况有关，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部分是由流出地承担[16](PP 22-33,P 242)。跨国劳工体制的特点是劳动力的维持与更新从制度上和地理上被区分与隔离。墨西哥农业工人在劳动场所与长期居所之间的往复流动，表明劳动力维持与更新在实际上相互依存[11](PP1050-1087)。这种跨国农业工人所具有的临时性、季节性、从属性的群体特征是被国家与资本共同构建的[17](PP1-9)，同时也受到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形塑。在意大利北部，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红柿的收获已经完全机械化；而在南部，大部分的西红柿仍然由外国劳工手工收获。在零售商驱动的供应链中，为跨国农业工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意大利南部的西红柿收获者组织起来，强行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正常工资，也难以获得成功，因为他们很可能会被机器所取代[18](PP58-76)，而且正式的招聘并不一定能保证比非正式的中介提供更好的劳动条件[19](PP198-216)[20](PP58-76)。在详细分析跨国农业工人的迁移路径与生产过程的基础上，布里吉特·欧·拉芙林(Bridget O’ Laughlin)指出，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工人阶级为谋求生存和修复受损的生命而进行的持续斗争[21](PP1-20)，这既包括公开的抗争(overt resistance)，如希腊的跨国农业工人走上街头索要被拖欠的工资[22](PP1-26)，也包括隐蔽的抗争(cover resistance)，如印尼的马来西亚农业工人创造了一个“跨国社会空间”以应对不稳定的生存状态[23](PP851-874)。

跨国农业工人的到来影响了流入地的农业生产，甚至影响了全球食品体系。他们构成了脆弱、廉价和灵活的劳动力储备，为雇主减轻了成本上涨的压力，满足了农业食品链对即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的要求[22](PP1-26)。劳动力成本的压缩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挤压的南欧中小型农场得以恢复[22](PP1-26)(4)，使希腊的草莓产业得以扩大[24](PP128-144)。当地雇主利用跨国农业工人不稳定的法律地位、劳动力市场的种族分割、非正式的招聘系统以及监管人员的暴力威慑进行剥削和控制。超过220万名叙利亚难民涌入土耳其后，被当地橄榄园以30-35里拉(约10欧元)的日薪雇用。土耳其的橄榄业因此增强了竞争力，地中海盆地的农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调整[25](PP168-180)。英国脱欧之后，跨国农业工人的减少已经使多家农产品企业联合起来呼吁当局出台新的政策机制，以招揽廉价的外来工人(low-cost imported labor)[26]。

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跨国农业工人的已有研究中，性别维度的研究并不常见。这既是因为对农业工人性别的想象一般为男性，也是因为研究者似乎往往被一些更宏大的主题所吸引，如资本流动、土地攫取、移民融入、阶级剥削、劳动控制等。然而，农业从来都不是男性的专属，男性农业制度和女性农业制度在世界不同地区同时存在，并因经济社会的变迁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有相互转化的趋向[27](PP3-11)。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基于性别维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西班牙维尔瓦省的草莓种植业雇用的多是女性，且一般签订正式合同；而其他行业更倾向于雇用非法入境的男性工人[19](PP198-216)，但作者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希腊外籍劳动力市场从非正规走向正规的过程及推动力量，对职业性别隔离并没有做过多论述。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甘蔗种植园里，无论是长期工还是季节工，外籍男性农业工人都多于女性[28](P14)[29](PP1-16)，作者基于薪资报酬差异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同等级对此作出了解释。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甘蔗种植园提供的长期或短期工作劳动报酬较高，因此这些工作通常被男性所占据。在美国西南部生菜产业中，男性非法移民从事技术要求较高的人工收割工作，稳定的合法女性工人则从事机器收割工作，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不同性别的工人被雇主安放在劳动过程的不同位置上[30](P96)。在劳动状况方面，布里吉特·欧·拉芙林详细描述了在南非甘蔗种植园劳作的莫桑比克妇女的生产生活。高温和高湿的工作环境使蔗田女工的健康饱受伤害。她们不得不忍受没有卫生间的简陋居所和蔗田，也面临被骚扰的风险[21](PP1-20)。

综合以上文献，已有的跨国农业工人研究为我们分析中国甘蔗产业中的跨国农业工人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启示，却难以解释中国甘蔗产业中明显与其他国家甘蔗产业有别的跨国农业工人的性别比例，也未述及跨国农业工人的到来与中国甘蔗产业的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因此，基于性别维度的中国甘蔗产业的农政变迁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作者所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农政变迁研究课题组从2015年开始关注跨国农业工人。为考察越南、缅甸跨国农业工人及其与主要农业产业、农村和农民的关系，我们于2015年、2016年、2018年、2019年四次前往广西和云南的两个甘蔗大县，并于2020-2021年对跨国农业工人、甘蔗种植企业负责人、甘蔗主产区部分乡镇的主要领导进行了电话访谈(5)。课题组共计访谈了13个砍蔗工群体，其中有访谈编号记录的砍蔗工42人、工头7人，另外访谈了散户(甘蔗种植面积100亩以下的蔗农)28人、大户(甘蔗种植面积在100-200亩的蔗农)9人，以及甘蔗种植企业负责人2人。工头和砍蔗工一般来自同一个村庄，或者临近的村庄。砍蔗工中女性31人、男性11人，其中有7对夫妻。工头中男性6人、女性1人(为其中一位工头的妹妹)。访谈的散户中22人为男性、6人为女性。大户中男性8人、女性1人。两位种植企业负责人均为男性。本文为课题组调研发现的初步呈现和分析。

四、跨国农业工人的流动规律和特点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多项糖料基地建设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广西和云南的甘蔗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甘蔗种植面积1980年为47.95万公顷，1990年迅速增长到100.88万公顷，之后进入波动增长阶段，到2019年，全国甘蔗种植面积为138.19万公顷。其中广西和云南的甘蔗种植面积分别为89.02万公顷和24.61万公顷，占全国甘蔗种植总面积的82.23%(6)。

随着甘蔗产业的快速发展，广西、云南两地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甘蔗的作物特性使特定时期内该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更加显著和集中。甘蔗属于温热带作物，在广西是每年11月到来年3月成熟，在云南是每年12月至来年4月进入砍收期。甘蔗砍下后48小时内必须入厂，否则含糖量将大大降低，影响出糖率。因此，从糖厂获得蔗票(7)后，蔗农必须马上安排人手砍蔗，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送甘蔗入厂。一车甘蔗13-15吨，需要7-9人砍一整天。据本地农民估算，如果不雇工，“两公婆(指一对夫妻)勤力，能够种二十多亩甘蔗，还要亲戚朋友帮忙互砍，再多就种不了了”。因为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扩大甘蔗种植面积，在经历了较为短暂的换工和帮工后，广西、云南两地的甘蔗种植户开始大量雇用外地劳动力。

最初是大化县的人来砍蔗，当时的价格是包吃住，5元/天。后来天等县的人来了，(他们)能吃苦，做活好，18元/吨，把大化县的人都挤走了。再后来，就是贵州、云南的人来砍蔗了。云南本地也种甘蔗后，来得也少了。1998年以后，雇工工资逐年上涨，1999年是20元/吨，2000年变成30元/吨，在越南人大批来村里之前(2011年)，已经涨到140元/吨。越南人刚来时，是0.8元/把，900把/车，当时搬蔗200元，装车200元，计算下来是86元/吨，便宜太多了。现在是1元/把了。只有在屯里没有越南工的情况下，才会到镇上请工。(2016年1月广西调研访谈记录，BL20160113)(8)

雇工工资的涨落，可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农业经营的兴衰，更可直接表示劳动者收入的增减[31](P183)。中国甘蔗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雇工工资的上涨，并不断吸引邻近地区的劳动力涌入，之后逐渐影响到更遥远地区的农村，直至波及周边国家。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分析中，W.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曾指出，当一国的雇工工资上涨到生存线以上时，该国既可以通过引入国外的剩余劳动力也可以通过出口资本(exporting capital)来缓解和应对[32](PP139-191)。正是在广西、云南甘蔗产业快速发展、雇工工资快速上涨的背景下，越南、缅甸的跨国农业工人开始进入中国。

实地调研发现，中国甘蔗产业中的跨国农业工人呈现出“女性多、男性少，节前多、节后少”的规律和特点。在云南镇康县，砍蔗高峰季节有2万名左右的缅甸工人入境，其中80%为女性(见访谈记录ZK20190309)。在扶绥县PL屯，越南女工也超过了一半(见访谈记录FS20180103)。她们一般每年11月初或12月初大批进入中国，来年1月底临近春节时返乡。春节(或泼水节)后流入中国的越南和缅甸砍蔗工的数量不足年前的一半。这些规律和特点与中国甘蔗产业的农业转型、种植方式以及跨国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有关。

中国的甘蔗种植、砍收与搬运方式曾经历过政府和市场主导下的转型，且转型的主要方向是推动甘蔗产业朝机械化和现代化的生产模式转变。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引进国外甘蔗机械生产技术及样机，但研发和推广进展比较缓慢。2015年中国的机耕、机播、机收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分别达到88.8%、64.2%和64.9%，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3%(9)，但中国甘蔗产业的综合机械化率仅在46%左右，机械化收获率更是不足0.1%[33](P13)。

一般认为，甘蔗产业机械化进程难以推进，是自然条件复杂、机械设计不合理以及农艺条件不达标等原因。例如，切段式联合收割机机体庞大，不适宜于中国复杂的自然条件；整杆式联合收割机无法收割倒伏甘蔗且剥叶技术不成熟；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蔗区的整体农艺条件达不到机械化作业的要求，如选种不当、行距过窄、耕整地不达标、田间管理不完善等[33](PP1-13)。而农艺条件的变迁是难以骤然实现的，它需要对经营方式、人员素质、技术条件进行整体性和系统性变革。因此，除少数政府打造的“双高”基地(“双高”指高糖、高产)以外，中国的甘蔗种植仍然属于密植型。农民为尽可能地利用土地，种植行距一般为70-90厘米，株距不足20厘米。砍蔗时工人需弯腰从根部砍下，砍得越靠近根部，浪费越少，也就越能增加亩产。砍蔗所用的工具一般是木柄旋刀，需要手腕灵巧，对力气的要求不高。砍蔗工砍下甘蔗后握住根部，将刀贴近甘蔗向上滑旋，削掉蔗叶和蔗梢。在植株密集的蔗田，身形矮小的女性更占优势，女性的天均砍蔗量一般都高于男性，甚至未成年人也比男性砍得快，砍得多。我们在调研地观察到，跨国砍蔗工通常7-9人为一队，其中男性只有2-3人。7-9人一天的砍蔗量，刚好够1车(13-15吨)。

我一天大概能砍120-130捆，每捆1块钱，1个月差不多能挣1千万(越南)盾。有时候下雨或者生病受伤，就砍不了了。我老婆砍得快一点，能挣1千4百万(越南)盾。这笔钱够我们家过春节(Tet)了，买肉、买衣服和买糖都够了。(越南砍蔗工，侬族,30多岁，男，来自越南谅山省右陇县Huu Lung。访谈记录FS20180130)

我家有5英亩地，我和妻子什么都种一些，豆子、水稻都种，但年成最好的时候，田里的收入也只抵得上我在中国干一个月的工钱。所以今年我把我儿子也带来了，他15岁了，砍得比我还快。(缅甸砍蔗工，30多岁，男，来自实皆Sagaing State，电话访谈记录20200508)

我们发现，机械化收获难以推广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糖厂和农民都更倾向于用人工砍收甘蔗。一是用人工砍收更便宜。跨国农业工人的工资远低于本地工人，按照雇主的计算，在使用越南工的情况下每亩砍蔗成本至少低80元(10)。二是人工砍收的得蔗率更高。若用人工砍收，每亩可收获4.5吨，用机械砍收就只能收获4吨。三是机械砍收的扣杂率高于人工砍收(11)。这进一步降低了农民使用机械砍收的积极性。糖厂也更愿意人工砍收的甘蔗入厂，因为杂质少，每吨甘蔗的得糖率更高。

可以预见，在跨国农业工人的人工成本超过机械成本之前，中国南部甘蔗的机械化收获很难得到推广。这也意味着中国甘蔗产业的收获环节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需依靠人工，特别是依靠跨国农业女工来完成。在机械化收获方面推广较为成功的机械只有装车爪机。而这一类机械的使用进一步减少了甘蔗产业对强壮劳动力的需求，使女性进入甘蔗产业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跨国砍蔗女工已成为中国甘蔗产业发展和农民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

(二)季节性流动：劳动力再生产的困境跨国农业工人的另一个流动规律是春节(或泼水节)后，从越南和缅甸流入境内的人数骤减，中国农民很难请到工人。春节后天气转暖，广西的蔗农尤其急于砍蔗，以便抢种西瓜(12)。西瓜早一天种下，早一天成熟，就能早一天上市，赶上好价钱。这促使蔗农愿意抬高砍蔗工价，因为“季节不能等”。春节前100元/吨的砍蔗费，在节后能涨到120元/吨。有些散户甚至能给到150元/吨。云南的蔗农在泼水节后也为请工发愁，节后的工钱往往比节前高出1/3左右，还不好请到工人。一部分种蔗大户不得不使用机械砍收。

从调研资料来看，跨国农业工人的季节性流动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困境有关。与中国南方的农时相似，节后越南和缅甸的农田也到了开耕时节。越南砍蔗工多来自靠近边界的北部山区如谅山(Lang Son)、谭朗(Tan Lang)、文浪(Van Lang)、那岑(Na Sam)、北江()等地；缅甸砍蔗工多来自缅甸南部，而不是靠近边境的果敢地区。这些跨国农业工人家中一般有农田(但是不多)，以种植水稻为主，并不足以维系一家人的生活。

我来自内比都(Naypyidaw)附近的农村，这里80多个人都是我带来的，一个村的，不到30个男工，50多个女工。泼水节之前我要把他们带回去。他们带回去的钱大部分都吃用掉了，也有一部分留着买种子、化肥。(缅甸工头，40多岁，访谈记录20190310)

透过砍蔗工人的资金用途，我们发现，维系家庭的生产和再生产是跨境砍蔗工人的主要流动原因，所获资金除维持家庭的开支外，主要用于购买农资。单靠家中的农田或单靠砍蔗的工钱都不足以支持一个越南或缅甸家庭的再生产。这一重要原因决定了他们在华的停留时间。有些越南工人也会在春节后来砍蔗，停留约40天，但很少夫妻两人一起来华，“总要有一个人留在家里开田”。而且在缅甸，田地是村民身份的重要标志，与修建居所、子女教育、社区林地的使用权等有重要关联[34]，这使他们不敢也不能放弃国内的土地。只有一些因战火失去土地的缅民，才可能在中国停留更长时间。在华务工的现金收入和在缅(越)劳作的实物收入、为数不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以及社区网络共同支撑了跨国农业工人家庭的生产与再生产。

虽然与欧洲、美国的跨国农业工人一样，来华的跨国农业工人也因劳动力再生产的困境不得不在中国和缅甸、越南之间往返流动，但不同的是，希腊的草莓采摘工、意大利的西红柿采摘工、美国的苹果采摘工一般都会在整个收获期停留在流入国，而来华的跨国农业工人并不是整个收获期都停留在中国，这意味着跨国农业工人并不能满足中国甘蔗产业对廉价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

总体而言，从流动规律来看，与男性相比，跨国农业女工确实得到了更多的流动机会。这种机会的释放源于中国甘蔗产业的机械化转型不成功，使中国境内甘蔗密植型的种植方式得以保留。劳动力再生产的压力使跨国农业工人不能在整个收获期停留在中国，这抬高了中国甘蔗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也可能促使中国甘蔗产业发生新的变迁。

在中国出台跨境劳务合作试点工作的政策文件(13)之前，越南和缅甸的劳工一般通过非正式渠道来华，中国政府对此并没有执行严格的遣返制度，而是持默许、容忍的态度。2013年后，中国云南、广西开始推进跨境劳务合作试点改革，允许缅甸、越南边民通过劳务公司代办合法证件，并在中国边境地区规定范围内从事临时工作。到2018年，我们访谈的跨国农业工人大部分有正式的务工证(14)。他们的雇主通常有农业企业、大户和散户三种类型。下面我们分析来华渠道和雇主类型对跨国农业工人劳动状况的影响。

(一)不同的来华渠道和雇主类型，相似的劳动条件跨国农业工人通过不同渠道来华，为不同的雇主所雇用，他们的劳动条件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无论是通过正式还是非正式渠道入境，工人都只能获得最基础的居住条件。他们用塑料布隔开男女宿舍，用砖头和木板搭床，有些工人甚至就睡在地上。雇主和工头会为跨国农业工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即受伤或生病时会带他们去卫生室买药，或者去附近诊所看病。

农业企业一般会安排跨国农业工人住在企业闲置的仓库内。工头提供锅碗瓢盆铺盖等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如砍刀、麻绳)，并负责为工人买菜(15)，菜钱之后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工人自己做饭，自备午饭带到蔗田。工作时间一般从7点到17点，天亮出发，天黑返回。企业负责人安排车接送工人上下工。

我们发现，散户不愿意通过正式渠道雇用工人，与规范的务工制度增加了用工成本有关。用工成本的增加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招工成本增加。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入时，雇主向工头支付介绍费(50元/人)，工人向工头支付带路费(300元/人)。通过正式渠道流入时，劳务公司向雇主收取办证费(450元/人)，一个月续签一次。二是管理成本增加。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入时，越南和缅甸的工头会跟随入境并提供管理服务，如买药、清点捆数、发放工钱；通过正式渠道流入时，劳务公司会派遣工作人员进行管理。但劳务公司人手有限，不能长驻地头。雇主要花时间来管理工人，或者从工人中选拔一个工头，并按天支付管理费。三是额外成本增加。正式务工签证一个月续签一次，工人需要花至少一整天时间或更长时间奔波于路途，不但不能砍蔗，还需支付续签费6元/(人/天)。以往一些有关南北移民的研究也表明，移民的规范化并不能改善移民的生存条件[19](PP198-216)[20](PP58-76)，因为颁布移民权利的政策法令是一回事(de jure rights)，而政策和法令的实施与落地又是另一回事(de facto rights)[17](PP1-9)。

我们10个人都来自塔赫丹(Thach Dan)，我们是一个村的，8个女人，2个男人。我是领头的，不砍蔗，只集堆，每10捆有1.2元。砍蔗工人拿1.2元/捆，我不从中抽成，每天雇主给我200元管理费。工人们最担忧的是生病，生病就砍不了蔗了。我们希望能尽可能多带钱回家。(越南工头，侬族，男，30多岁，访谈记录20180202)

在劳动报酬方面，无论是流入渠道还是雇主类型，都不是影响劳动报酬的最主要因素。决定跨境农业工人最终能拿到多少工钱的，是越南和缅甸的工头。工头通常为男性。雇主与工头商定工钱，并给付工头，工头再下发给工人。这一过程中，工头一般要抽成。在云南镇康，工头带的工人多，大工头下面还有二工头、三工头。层层下来，每捆1.5元的工钱，工人只能拿到1.2元左右(2018年数据)。在广西扶绥，2016-2018年砍蔗的工钱年年上涨，从110元/吨涨到125元/吨(节前)，而工人拿到手的工钱一直是1.1元/捆。我们访谈了广西和云南的多个砍蔗队。同一时期、相同蔗区、同类雇主和相同的流入渠道，砍蔗工资都可能会有差异，大约相差0.1-0.2元/捆。集堆的工钱相差更大。广西扶绥的集堆价格在某些砍蔗队是1.2元/10捆，在另一些砍蔗队可能是1.5元/10捆，甚至2元/10捆。因为不同砍蔗队来自不同村庄，而且蔗田之间相距较远，砍蔗工人无法比较价格。工头也会叮嘱雇主，不要理会工仔问他给工头多少钱这类问题。而且，跨国农业工人来自多个民族，很多工人与雇主语言不通，根本无法交流也无法问询。工头一般是在砍蔗结束后才跟工人结算工钱。如果提前回国，工人只能拿到1/3的工钱。这是工头控制工人的常见方式。

就雇主类型而言，跨国农业工人更愿意为农业企业而不是农户打工。因为农业企业的蔗田面积大，工作量大。而为农户打工，农户的蔗票不一定天天有，有时会没有甘蔗砍。这时大户就会把工人出租给散户(出租的工仔每砍一吨，大户向散户收50元)。这种工作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报酬不稳定性，是跨国砍蔗工人所极力避免的。因为她们“抛下丈夫孩子来这里，如果砍得少、挣得少，就不值得了”。另外，为农户家打工时可能会被要求完成一些额外的无酬劳动，如背回蔗叶喂牛等。在按件计酬的劳动体制下，无论为哪种雇主工作，跨国农业工人都有过度劳作的倾向，“我们没算过每天砍多少小时，我们都在尽量多砍”。

集堆是比砍蔗收入更高、更轻松的工作。集堆的工人一般是男性。砍蔗的跨国农业工人需早上4点多就起床做饭吃饭，然后上工，午饭则带到蔗田吃。而集堆的工人不用像其他工人起那么早。据工人反馈：“只有跟工头关系好、身体好的男的才能拿到集堆的活。”2018年调研时，我们遇到跨国砍蔗工人之间发生纠纷。集堆的工人要求砍蔗工人自己捆甘蔗，砍蔗工人不肯，就打了起来。这场男女混打在工头的干预下才停手。

在实际劳动过程中，跨国农业女工依然要承担更多的无酬劳动，如做饭、洗衣等。这些社会再生产活动是维系有酬劳动、剩余价值积累的必要条件[35]。她们在男性工头的监督和指挥下工作，到哪里、为谁砍蔗由工头决定。报酬更高的集堆一般被分配给身体更为强壮的男性。所以，尽管流动几乎总是带来性别关系的重新协商[36](PP99-117)，在跨国农业工人的流动中，女性也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机会，但流动后所带来的收入红利更多地被跨国农业男工所分享。

跨国农业工人的研究迁移创造了多层面的农政变迁[37](PP845-872)，并且这些变迁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丰富的形态。但在关于农政变迁的讨论中，性别的维度往往被掩盖了。不是因为这一维度不重要，而是长期以来，阶级、种族等维度似乎更具有公共领域性质，更能激发集体行动，更容易引发剧烈的社会变迁，也更能够得到社会关注。但是，“人口、夫妻、代际矛盾不应当被视为家庭内部或性别之间的龃龉，而应将其视为时代激烈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性挤压与张力”[38](PP23-45,PP226-227)。

透过来华越南和缅甸农业工人的流动规律和劳动状况，我们发现，谁流动、流动多长时间确实不完全是家庭内部或个人的理性选择，而是受到更宏大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种植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一南南迁移的具体情境中，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吸引了相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入，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促使中国的农村人口外流，中国农村地区的结构性劳动力缺口不得不由跨国农业工人来补足。而恶劣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艰苦的劳动条件使跨国农业工人的社会再生产必须在本国内完成。这使跨国农业工人的流动呈现出“女性多、男性少，节前多、节后少”的规律和特征。跨国农业女工虽然在甘蔗产业内得到更多的迁移机会，但工资收入增长的很大一部分红利仍然被男性跨国农业工人和工头所获得。跨国务工的正规化没有能够改善跨国农业工人的劳动状况，反而增加了雇主的用工成本。

其一，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解、对乡村振兴的策略的谋划，需要在一个全球性的背景下进行。跨国农业工人的到来影响了中国甘蔗产业的资本积累方式和农政变迁的方向。例如，缅甸的战乱使众多缅民失去了土地，这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双重自由”的人并不能被本国的产业所完全吸纳，而是借由相对便利的边境交通大量进入中国。事实上，只要中国能够持续吸纳国外的廉价劳动力，只要人工收获成本持续低于机械化收获成本，那么从经济和社会层面上来看，机器就难以代替人工，中国甘蔗产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进程也难以推进。单纯从技术层面改进机器的应用范围和效率，或许有一定的作用，但这已经不再是左右中国甘蔗产业农政变迁方向的关键性力量。中国甘蔗产业近50年一直推进机械化收获，但效果并不显著，与跨国农业人口的流入有深刻的关联(17)。中国甘蔗产业的农政变迁因此具有“低成本劳动力依赖”的特征。

其二，生产和再生产可能发生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它进行解读需要整体性视角。跨国廉价劳动力的获得，是以遥远的输出国国内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福利支持为代价的。这种生产和再生产在地理上的区隔与分离，一方面使中国的甘蔗产业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无法满足甘蔗产业在整个收获期对廉价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整体性视角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生产与再生产在时空上既分离又关联的特性，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甘蔗产业的发展所受到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农业工人受到雇主、工头、劳务公司的层层剥削，而跨国农业女工在其中所受的控制和压榨更为深重。她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处在工头的监督和安排之下。通过控制工资的发放和交通路线的安排，通过把持与雇主沟通的权力以及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工头牢牢地掌握了跨国农业工人的劳动，使她们承受着雇主和工头的双重剥削。但这种剥削还没有激起有组织的斗争和反抗，对工头的不满只是表现为隐约的耳语和偶尔的打斗。

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绝大部分越南和缅甸的跨国农业工人离开了中国，并在2020-2021年制糖期无法入境。原本不引人瞩目的跨国农业工人的现象因此凸显出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政策作为一种新常态深刻地影响了跨国农业工人的生产生活，也影响了中国甘蔗产业的生产方式。尽管跨国农业工人急于回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34](PP 139-191)，因为这部分务工收入已经成为他们维系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少的部分，但他们显然已经无法在短期内入境。中国的甘蔗产业又暂时回归到帮工、换工的阶段。一方面农户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高价雇用本国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的带领下积极组织帮工队和换工队，相互砍蔗(18)。这一现象是否会进一步改变中国甘蔗产业的农政变迁，例如是否有可能促使中国甘蔗产业更顺利地推动机械化转型，还有待密切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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