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如何应对？

2022年4月份和5月份，16岁～24岁求职者失业率快速飙升。4月份青年失业率由今年3月份的16％大幅跳升到18.2％，创造了自2018年1月该指标公布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去年底这一指标约为14％。5月份青年失业率也在18.4％的高位。目前中国该指标不同程度显著高于美国与欧盟水平。

由于青年求职者绝大部分是高校与职校毕业生，考虑到季节性因素，青年失业率在今年7月～8月可能进一步上升，之后到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会显著回落。

当前，青年就业压力显著上升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疫情期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020年2月的6.2％一路回落到2021年3季度末的4.9％；此后失业率触底反弹，今年4月增长到6.1％，5月才小幅回落到5.9％。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4月飙升到6.7％，远超2013年该指标公布以来5.9％峰值。

研究显示，青年群体不仅相对整个劳动力面临较高就业压力，而且近年来压力高出整体失业率的相对程度也在波动中趋于上升。用同期青年失业率除以整体失业率可得到一个比率指标，受青年在劳动力市场上结构特点影响该指标值一般大于1。2018年以来该倍数值在波动中上升，特别是去年下半年至最近约为3，显著高于2018年的2.0～2.5区间。

中国16岁～24岁青年求职者绝大部分是各类学校特别是高校毕业生，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高，达1076万，更多毕业生代表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和长期素质改进，同时，短期内也意味着岗位需求密集增加，由此带来“泄洪效应”也给青年就业带来压力。

从经济学规律看就业形势与宏观经济阶段景气度存在联系，当前宏观经济增长不如预期是就业形势困难的关键原因。由于疫情冲击等多方面原因，近年经济增长总体低于潜在增速。今年3月和4月局部疫情反复使得部分经济指标再次回落甚至负增长，加剧本就存在的青年就业压力。据有关机构发布的报告，一季度，平均而言中国对一个毕业生求职者提供的岗位量只有0.71个，明显存在总量关系不平衡。

另一点影响青年就业形势的因素是，新生代农村户籍青年求职者，不再具有早先农民工在农业与非农两类工种、农民与工人两类职业之间切换的行为特征，或者说以“Z时代”年轻人为主体的青年求职者总体已“去农民工化”。这一变化本身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不过在面临阶段性岗位供不应求的环境下，也会在客观上增加供求调整刚性与就业压力。

过去40余年中国曾遭遇知青回城、国企改制、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就业挑战，均通过针对特定环境实施改革、逆周期宏观调控和就业促进政策等得以较快化解。应对目前棘手的青年就业形势，需坚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把短期和长期政策结合起来，综合采用改革-宏观-结构措施。

首先要加大积极就业促进政策力度，政府、企业、高校、个人四方合力多策并举。如政府可拿出一些资源与企业合作建立一定期限实习工作岗位，减少部分年轻人进入职场的初始磨合成本。政府还可以补贴设立公益性临时工作岗位，帮助年轻人获得进入职场的过渡性安排机会。采取短期干预举措时仍要重视市场化原则，尊重年轻人求职诉求与意愿，提升短期救助措施可持续性及其与长远目标兼容性。

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加强就业辅导和支持，积极帮助向企业和用人机构牵线推介，对部分暂时难以就业的毕业生提供延长保留档案时间等相关服务，平滑就业困难对毕业生的冲击。引导毕业生务实看待就业形势、灵活调整求职目标，较早进入职场通过在干中学历练提升，分阶段实现职业和事业诉求。

提升教育系统与高质量发展现实用工需求的匹配性，降低自然失业率或防控其趋势性上升。鼓励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提供更多通识教育，使新一代毕业生人力资本更具灵活适应性。针对失业救济金领取比例过低问题，降低领取失业救济金的程序性限制门槛，扩大失业救济的普惠性与民生托底作用。

稳增长是稳就业的前提。面对近来加大的宏观经济“三重压力”，要用足可供选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现有政策加快实施落地，增量政策尽快设计出台，完善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巩固发展最近宏观经济边际好转形势，对稳就业提供支撑。

长期看，仍需深化改革消除抑制内生增长活力的体制政策因素，使潜能充分释放，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加强监管措施长远看需更重视采用法治化程序推进，兼顾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兼容性，避免客观上对增长和就业造成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