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当电子厂迁往内地之后，工人怎么样了？

本研究通过对四家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迁移的电子企业的案例研究探讨了资本（产业）转移与工作政体变迁的关系。作者指出，资本由沿海向内陆转移时，生产管理制度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由外来劳动力转变为了本地劳动力，这种转变增加了劳动力的能动性。同时，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当地政府出台的劳工政策等也影响了工作政体的形成。本研究挑战了关于产业转移过程传统的“逐底竞争”理论解释，也为我们理解该过程中工作实践的具体演变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全面的新视角。

Zhang, Lu. 2021. “A ‘Race to the Bottom’ or Variegated Work Regimes? Industrial Relocation, The Changing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Worker Agency in China’s Electronics Indust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在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关于资本转移、劳工权利和发展前景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生产性资本为提升劳动控制、降低劳动力成本从高工资地区向低工资地区的转移导致了工人工资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并为全球范围内的工人斗争敲响了丧钟。由于中国在全球生产及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关于资本转移的讨论往往会与中国的现实情境相结合。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近年来对大量廉价劳动力储备的动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工资及工作条件的逐底竞争，导致工人的权力和福利的螺旋式下降。

尽管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很受欢迎，但资本的自由流动及资本转移与逐底竞争的逻辑关系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不完全可靠。事实上，我们对资本转移如何与劳动力相互作用以及工人在塑造全球生产格局、影响企业劳动控制策略方面所起的作用的了解是有限的。以往关于资本转移的研究大多缺乏对处于特定条件下的公司内部的生产组织及劳动控制的系统实证研究；此外，大多数学者也倾向于仅仅将劳动力视为一种客观的“生产要素“，或资本寻求廉价劳动力趋势下的被动受害者。然而，劳动地理学的研究显示，尽管工人与资本之间确实存在权力及空间上的不对称，工人提高自身相对地位的能动性（agency）却是不可被忽视的，他们有意无意地通过自己的行动重塑了资本主义地貌。

在对电子产业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地理迁移及扩张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基于能动性的全球生产网络（GPN）分析，探讨了工人自身及地方政府在工作政体（work regime）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为资本转移过程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更细致的解释。

电子产业是中国近期资本西进转移与产业升级浪潮的先行者。作者选择了四家处于电产业生产网络中不同位置的企业，将它们向西南地区两大都市——成都、重庆迁移及扩张的过程作为研究案例。近些年来，电子内的大部分生产者都同这四家企业一样，经历了从长三角向西部内陆转移的过程。通过实证调查，作者发现，随着资本从沿海向内陆的转移，生产管理制度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由外来劳动力转变为了本地劳动力。作者认为，这种转变增加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并引发了资本的劳动力控制问题，而这是中国自东向西的资本转移过程所特有的。更具体地说，由于大多数工人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工作，他们往往比沿海地区的外来农民工拥有更多，来自家庭与社区的社会网络支持。

这样一来，工人自身的能动性有所增加，他们更有可能通过辞职、跳槽等手段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面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体系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内陆省份地方政府必须在建立适应全球生产网络的当地劳动力体系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包括补贴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及消费成本，以稳定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在主要服务于资本的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一些地方性的，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公共住房建设工程在内的政策也促进了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和能动性。工人们不再愿意放低身段寻求工作，而这些新的当地劳动力状态反过来又影响了企业的本地化战略，使其不得不更重视劳动力的稳定性。

但是，由于不同的企业处在电子产业生产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企业管理者采取了的劳动控制策略也各有千秋。作者发现，迁往西部的电子生产企业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工作政体，而究竟何种工作政体占据上风，往往是由公司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特定位置及工人嵌入于国际生产网络及当地特定劳工制度的能动性所共同决定的。这种多元化的趋势显然不能为单一的“逐低竞争”理论所解释。

在作者研究的平台企业，一个位于成都的芯片组装测试工厂中，具体的工作政体是在追求高质量生产的前提下，通过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协商产生的。在这一案例中，工人们有效地利用自身的能动性与管理层谈判，并积极影响了企业的本地化政策。工人们以全厂罢工的手段迫使管理层为获取工人的合作而改变原先的劳动力管理策略。

在核心企业中，工作政体是高度分裂的，同时，工人表达不满的方式也相对较为分散。一方面，精细化的生产过程被广泛采用；另一方面，管理层采用“核心-外围”的二元人员配置策略来划分和控制工人，平衡核心工人提供的“职能灵活性”及外围工人提供的“数量灵活性”。这样一来，工作压力带来的不满情绪被分散在外围工人之间，相较于通过集体行动来公开挑战管理权威及不公平的待遇，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了个性化的应对策略或日常抵抗来行使他们的能动性。

代工企业位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低附加值位置，他们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利润空间也相对有限。通过将科学管理与灵活的生产实践相结合，管理者们不断以效率最大化为目的调整管理方法。作者将这种工作政体概括为灵活的泰勒主义、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及激烈的工人抵抗。

从个性化的应对策略及日常抵抗到罢工和抗议等集体行动，不论在哪类企业中，工人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来改善自身的工作待遇。但工人能动性的表达方式受到企业在生产网络中位置的影响，从而各不相同。因此，即使平台企业和代工企业的工人都举行罢工以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前者往往能够迫使管理层在劳资协商下改变工作政体，而后者往往只能获得有限的经济补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更先进、利润空间更大的公司会自觉地采取更有利于工人的劳动控制策略。相反，工人的能动性在影响企业劳动控制策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多样化的工作政体不仅是企业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多样化地位的结果，更是资本与当地工人之间动态的斗争关系以及政府行为的结果。作者指出，中国内部自东向西的产业的转移绝不仅仅是由追求廉价劳动力的全球资本推动的。相反，它植根于国家主导的、旨在缩小东西经济差异、平衡产业盈利能力及政治合法性的经济发展基本战略。

作者的这一观点挑战了资本迁移的逐底竞争理论的基本假设，揭示了中国西部产业转移及工作政体变迁背后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发现为基于能动性的国际生产网络分析思路提供了支持，即强调地方政府、国家及工人在影响企业工作政体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此项研究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力及地方发展问题有若干意义。首先，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保持竞争力，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建立一套综合性的劳工制度，以提高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在劳动力方面为生产提供适当的条件。换言之，某一地区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竞争优势建立一套能提高劳动力整体竞争力的综合性劳工制度上，而不是仅仅建立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上。对于中国而言，随着用工荒及工人本土化趋势的深入，地方政府和国家需要制定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政策，以更好地安置工人并削减其再生产成本。过去建立在地区差异及对农民工超额剥削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现在看来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积极的国家政策来实现特定生产网络结构内的产业升级，从而获得更理想的发展成效。诚然，如果不通过前瞻性的政策有效引导世界增值体系的转变，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有效地改变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然而，本研究表明，产业升级并不一定会导致社会层面上劳动权利及工作条件的改善，事实上，在制定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时，地方政府往往只对提升产业生产力及盈利能力感兴趣。因此，即使中国成功地使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上移动，在没有超越传统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转而采取更注重民生、劳工权利、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平衡发展战略的情况下，中国要摆脱能源密集的“大生产、大消费”发展模式的希望仍有诸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