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未昭雪,家属不言休——Aricell 事件抗争纪实

发布日期: 2025-01-12
来源网站:www.laodongqushi.com
作者:
主题分类:劳动者权益事件
内容类型:
关键词:移工, 家属, 韩国, 三星, 事件
涉及行业:制造业, 电子/仪器/计算机
涉及职业:蓝领受雇者
地点: 广东省

相关议题:人口移动/流动, 工人运动/行动, 海外中国工人, 肮脏或危险的工作环境

  • 2024年6月24日,韩国Aricell锂电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23名工人死亡,其中18名为非韩国籍移住劳动者。
  • 遇难者家属至今未能从公司获得正式道歉与赔偿,为争取正义持续在S-Connect总部外抗议。
  • 事件反映了韩国劳动市场中移住劳动者权利保护的缺失和产业安全法规的漏洞。
  • 家属和支援团体在京畿道和首尔市之间奔波,通过各种集会和活动持续呼吁社会关注和支持。
  • 由于政府和企业方的不合作态度,加上语言和医疗保障等问题,家属的抗争之路充满困难。

以上摘要由系统自动生成,仅供参考,若要使用需对照原文确认。

编按:2024年6月24日清晨,韩国京畿道华城市的Aricell锂电池工厂突发火灾,火势在短短数秒内吞噬了整层生产车间,造成23名工人死亡、8人受伤。死者中,18人为非韩国籍移住劳动者,包括17名中国籍与1名老挝籍工人。这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移工为主的重大产业事故。火灾当下,事件获得了国际等级的媒体关注。然而后续的维权之路却并不顺利,家属们至今尚未得到公司的正式道歉与赔偿。

如今,时间已经来到2025年,时间已经过去将近200天,这场灾难的受害者家属们仍在寒风中为正义发声。企业、政府的冷漠以及逐渐淡去的公众关注,使这场维权之路愈显孤独与艰难。在京畿道广州市S-Connect总部外搭建的抗议帐篷中,家属们继续在为逝者争取正义。这场战斗并不仅仅关乎赔偿或问责,它更揭示了韩国劳动市场中的移住劳动者长期处于权利真空的现状。

劳动趋势的伙伴于2024年底前往韩国,进行了一手的观察和采访。从这篇报道开始,我们将完整还原、分析、探讨Aricell事件以及背后韩国移工面临的结构性危险:产业外包体系、非正式劳工、剥削移工的制度、产业安全法规漏洞、中国工人在韩国的辛酸史……

“狗崽子,罪行太多了,判他20年都嫌少⋯⋯”

2024年6月24日,位于韩国京畿道华城市的 Aricell 锂电池工厂发生严重火灾事故,以违规方式堆放的军用锂电池短路着火,火势在短短15秒之内波及一整层车间。 23名在该层工作的工厂工人遇难死亡,8人受伤。经查证身份后,确认当中18名死者为非韩国籍的「移住劳动者」,当中17人为中国籍、1人老挝籍。其余5名韩国籍死者当中,1人为已获得韩籍的中国移民。

170日后的12月10日,摄氏零度的早上,在京畿道广州市,Aricell 火灾事件的遗属正在召开记者会。他们身处的是金属制品企业、Aricell 母公司 S-Connect 的总部门外。 10月初开始,遇难者家属已经在这里扎营驻守了整整两个月。至今,家属们连最基本的要求 —— 企业方与家属协会的正式交涉,依然悬而未决。这是他们第四次在这家企业的总部召开行动了,虽然民间团体一直在首都圈各地举办悼念活动,然而随着一部分家属返回中国,事件又淡出大众媒体的视线,运动也不复一开始时的号召力。这天到场的家属总共有6人,加上其他前来支援的团体代表,包括韩国民主劳总、建设工会、公共运输工会、韩国正义党、进步党、绿色党等等,以及致力服务中国籍移民群体的朴东灿先生,一列排开刚好能堵满S-Connect 的闸门。

记者会是临时召开的。按照原本日程,逢周二在首尔市中心都有 Aricell 灾难纪念活动,不过由一星期前的总统戒严令开始,整个首都圈的民间团体进入严阵以待,根本无法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家属们拉开的横幅并不是当天记者会的横幅 ,而是他们昨天在水原地方法院召开的另一个记者会。这个议题上、地理位置上都位处边缘,安排上具有相当临时性的行动,前来采访的媒体屈指可数。

站在队列正中间发言的,是Aricell 严重灾难受害者家属委员会代表、在事故中痛失25岁大女儿的李顺姬女士:

我们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家人。现在我们站在 S-Connect 门前,流着眼泪,陷入绝望,艰难地抗争着。然而,S-Connect 依然无视这场惨案的真相。拥有96%股份的管理层,难道不应该先站出来承担责任吗?在遗属们如此艰难地奋斗时,他们却推卸剩下4%的责任,这合理吗?警察也一样。他们口口声声说会每天来保护遗属,但看看他们现在的行为。他们和遗属争吵、情绪失控,甚至不遵守上级的指示,这像话吗?

京畿广州市警方派遣了一名交通警和数名身穿黑羽绒的便衣警员到场监视。扎营抗争的两个月以来,这种名为维持秩序,实则监视恐吓家属的做法,已不是第一次触动了他们的情绪。

170天过去了,我们的帐篷静坐抗议也已经超过2个月了。 在这期间,警察来来回回,明明看见了所有的受害者家属,却从未体谅过他们的心情,反而只知道威胁和以“收集证据”为名进行恐吓。 这算什么?今天我们再次感到失望!

哽咽发言的吕菊花女士,在灾难中失去了表妹。由于工厂没有妥善纪录这群临时工人的身份档案,她获悉表妹遇难时,已是灾难发生的两天后。

记者会的主题是“劳动市民社会向 S-Connect 递交抗议书记者会”,民间团体收集了2155个连署信件,要求 S-Connect 展开和家属协会的协商以及进行制度整改。公开发言完毕后,家属和民间团体代表捧着装载连署信的纸箱、横幅和标语牌,从闸门缓慢步行到办公大楼的门口。不过,和之前三次 S-Connect 总部抗议行动一样,企业最后并没有委派任何代表到门口接收连署信,而只是派了一名保安员在玻璃门前阻止示威者内进。一端是声嘶力竭哭骂的家属、一端是保安员冷峻的脸容、一端是警员一股爱莫能助的表情。陷入胶着状态的现场,众人情绪又再度激动起来。

一直没有代表到门外接收连署信,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经商讨后,行动最后以警方护送代表把纸箱送进办公大楼作结。但这不代表企业方充耳不闻的姿态有改变 —— 按照家属转述,纸箱送到办公大楼内部就只是放在地板上。在没有员工负责跟进的情况下,办公室内没有人愿意出面接收连署信。如同企业总部外飘扬的横幅、遗像和蓝色丝带,这些连署信又成为了一个没有回应的诘问……

历时六个月的缠斗

“京畿道广州这边很偏远吧?要不是因为Aricell 事故,我可能一次也不会来这里。” 从事件一开始便致力协助遇难者家属,移住民权益组织“3rd voice 研究所”负责人朴东灿苦笑道。无论是 S-Connect 的总部,还是灾难事故发生的京畿道华城市,都是距离首尔市中心40公里以上的工业区。对于前来支援的团体来说,这种工业区也是相当陌生的区域,更遑论是远道由中国赶来的家属。但是,事故发生的半年来,遇难者家属和支援他们的团体在这些地方之间奔波劳碌的生活并没有停止过。

在火灾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星期,“Aricell 严重灾害受害者家属委员会”和“Aricell严重灾害公民对策委员会”相继成立,前者由遇难者家属组成,后者则是由韩国民主劳总、移工人权团体和工伤职业病倡议团体组成的支援组。由那时开始,行动总是围绕着多个目的同时进行。一方面要妥善处理逝者的身后事,另一方面要时刻督促劳动和执法部门挖掘事故起因的真相。一方面要呼吁涉事企业获得法律制裁,另一方面,为了让运动持续获得社会支持,还要确保事件在大众媒体的关注度。

由此,他们这几个月的行动范围几乎历遍了京畿道和首尔市:7月初直到11月,在华城市厅设立联合香炉和悼念处;为了敦促相关部门查明真相、辑拿责任方,在京畿道厅和京畿南警察厅举行集会;在首尔市区跟国会议员、工会代表会面,举行一连串的悼念集会;在S-Connect 主要采购商三星电子的总部集会;8月份的“希望巴士”巡游……而这一切奔波劳碌,是他们在消化丧亲之痛的同时,必须兼顾的工作。

即使是本地人也不一定能轻易承受这种行动节奏,对于中国籍的家属来说,长久参与更形困难。踏入抗争的第六个月,在朴东灿眼里,抗争能量已流失不少:“其实现在大部分从中国来的家属都已经回去了,毕竟他们还是要回到本身的生活。有些家属一直受到国内企业单位的催促,要求他们赶快回到岗位上。”

而本身已定居韩国、仍积极抗争的家属,面对社会大众关注度的下降,他们和支援团体也出现意见分歧。“对于基地设在首尔的团体,他们肯定觉得继续在首尔举行集会比较可行。在他们看来,把集会重心放在首尔也方便社会大众关注事件。但是对于家属来说,他们最主要是希望跟S-Connect 交涉嘛,所以也不能轻易放弃在京畿道广州的阵地。但其实现在还会来这边声援的群众已经少之又少。”

事实上,抗争不能持久,不仅是因为遗属的外国人身份,还肇因于市政府和企业方的不合作态度。 朴东灿说,华城市政府为外国人遗属提供的每天27000韩元(约135人民币)住宿津贴和每顿9000韩元(约45人民币)的饮食津贴,是设有期限的:“市政府很早就提出终止津贴,是我们这些团体一直跟它周旋,才能半个月半个月地延长。但现在12月20就真的是最后了。”

除此以外,遗属之一李先生的状况,也突显了另一个问题:“在韩国没有缴纳医保,买药要付三倍价钱。有的家属年龄大,是长期病患,又不懂韩语,药吃光了没法在这里买,还是得回中国养病。” 家属代表李顺姬忆述,其中一个年纪老迈的家属来到韩国之后心脏不适入院,因为没有缴交国民保险,经过一轮检查后,医疗费用达到140万韩圜(约7000人民币)以上。

另一边厢,涉事企业在表达过仅仅一次的歉意后,则处处流露出不尊重死者的姿态。在6月底灾难发生后的记者会上,Aricell 和 S-Connect 首席执行官朴淳瓘在记者会上向公众道歉。自此以后,企业方完全没有和家属委员会正式接触,也没有开展关于赔偿方案的商讨。取而代之的是 S-Connect 公司透过律师代表向每个家属家庭开出的“个人协议”。

协议最初的补偿方案是按韩国工资计算的7年收入,以及按中国吉林省平均工资计算的从第8年开始到65岁退休为止的收入。这种方案很明显是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籍工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吉林延边的朝鲜族移工。然而它并没有考虑到即使是中国籍移工,也可能没有在吉林省工作过,甚至从来没有在吉林省待过。协议中加入不再循民事或刑事起诉的条款,更是精心设计的:不起诉条款只包括了Aricell 和S-Connect,而没有加入受害者法律上的雇主 Maycell 人力公司,试图将法律责任全部推到Maycell 这家纯粹为Aricell 供给短期工而设立的假劳务中介。据8月份的媒体报导,S-Connect 甚至在 Kakao 通讯软件上以5000万韩元(约25万人民币)的“额外赔款”游说家属在指定限期前接受条款。

愿意提供赔款,与其说是显示了 S-Connect 解决事件的诚意,倒不如说是反映了企业方希望透过签订协议捞取量刑因素。然而,要在这样的协议上签名,承认 S-Connect 和 Aricell 无罪,对家属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 李顺姬说:

这两天会社那边老打电话来,说是要我们签协议嘛,我跟他们说我不要那个钱也行,但是这个无罪的证明我签不了。

对于本已移居到韩国的李顺姬来说,还有能力坚持下去。但对于从中国过来的家属来说,面对日益严峻的滞留条件,坚持不签并非易事。时间拖得愈久,就对 S-Connect 愈有利 ——直至截稿为止已经只剩9名死难者的家属还未接受协议条件。

从辑拿到定罪仍有漫漫长路

8月28日,水原地方法院对涉嫌违反《重大灾害惩罚法》和《派遣法》的 Aricell 和 S-Connect 代表朴淳瓘及其儿子朴重彦总部长批准了拘捕令。这一方面是警方和雇佣劳动部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对于已经举办多次记者会和连署要求尽快拘捕 Aricell 负责人的家属们,拘捕令也象征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随着警方调查触及更多 Aricell 的违法行为,被起诉的名单在11月增至12人,除了疏忽安全管理,也被括非法使用派遣工以及调包国防部质检品的涉案者。

尽管如此,对于即将开审的刑事审讯,Aricell 严重灾害公民对策委员会的法律支援小组成员、专职服务移工的崔晸圭(최정규)律师仍抱乐观态度:“尽管我们对警方调查记录的访问权受限,但通过新闻报导能够了解多方面的调查结果。我们相信检察机关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被告的有罪行为。”

对于委员会来说,在2025年1月6日的首次公审前有两点要务,一是为了让被告受到更严格的惩罚,在警方和雇佣劳动部的控告状以外,以遗属代理人身份向检察厅提交多一份控状。另一方面则是要确保受害者和遗属在公审的参与:“针对这一公审日,我们已经向法院请求,让受害者和遗属们能够亲自出庭作证。如果说此前的意见是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交的话,那么这一次,我们将能够以口头的形式,当面向法院表达我们的意见和立场。”

针对检察院对朴淳瓘代表的起诉内容,即疏忽安全管理导致死亡,被告的反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主张安全管理疏忽与这次火灾没有因果关系,二是认为朴淳瓘本人只是名义上的代表,并非实质的“经营责任人”,因此不在《重大灾害处罚法》的追究对象当中。崔律师认为这两点将会是刑事审讯中的重大争议点,而在这两点上,检察院的立场基本上与家属和民间团体一致。量刑方面,崔律师认为被告有可能循两方面寻求从轻处罚,一是《重大灾害处罚法》只在2024年初才开始适用到Aricell 一类的中小型工厂,公司未有时间充份适应新法律;二是以私下达成“个人协议”的家属数量作求情理由。而这两方面对量刑的实际影响仍是未知数:

只有部分受害者接受了和解,因此这些和解的影响可能会相对有限。我们的预测是,未与对方达成和解的受害者的意见,可能会在量刑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部分的考量将更为重要。

以重大产业灾害而言,这次的起诉对象范围较广。“这次起诉的被告中,有些人并未直接对火灾事故的死亡承担责任,但他们因涉及非法派遣的责任,仍然成为了被告,这一点已经十分明确。” 然而崔律师亦强调目前韩国著重事后处罚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这类问题往往是在事后进行处罚,而不是在事前进行预防。事实上,韩国的雇佣劳动部如果能够提前对不稳定就业和非法派遣问题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或许本次灾害可以提前被预防,避免造成大规模的牺牲。即使在事后进行了处罚,也无法弥补已经失去的生命。

刑事犯罪以外,构成事故的远因近因

Aricell 管理层被捕,是基于警方和雇佣劳动部作出的初步调查报告。 6月25日,事故发生的1天后,韩国警方成立了由130多人组成的 ”Aricell火灾事故调查本部”。接近2个月后的8月23日,警方发布了第一份事故调查报告。但从媒体采访所得,调查结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 为了满足军方要求的供货量,Aricell 由5月开始设定了比往常高一倍的生产目标,因而招聘了比正式员工数更多的派遣工人。他们在未经培训的程况下投入生产,使电池不良率提高了3倍,而员工对于突发情况的疏散方针也完全不熟悉;

- 为了通过国防技术品质院的安全检测,制作了专门用于检测的电池样品。以掩盖产品不合规格的事实;

- 工厂没有就已知的安全风险采取特别措施。电池厂在事发前两天已发生过一次电池爆炸事故,但工厂未有采取停产或其他特别措施。

这份报告,确立了刑事追责的对象就集中在疏忽安全管理、调包质检、以及透过 Maycell 假派遣公司作违法派遣的涉事人物上。

两个星期后,公民对策委员会的 “真相和复发预防小组” 发表了民间调查报告。相比起直接构成惨剧的人为过失,这份报告更多是集中在形成惨剧的制度问题。当中第二章提出了三个问题:

- 尽管以前已发生过锂电池相关的火灾事故,但这类含有多种危险成份的产品,并不在《危险品管理法》列明的危险品名单之中,因此并没有法律规定其在工厂存放的标准。而 Aricell 的车间面积较小,也被排除在《消防法》的重点管理对象之外。

- 现有的职安风险评估体系无法察觉 Aricell 的安全问题。 Aricell 长期存在职安培训、建筑结构、存放安排等问题,但在韩国产业安全保健公団(한국산업안전보건공단)的评核当中竟然在2021到2024年连续三年获得“优秀工作场所”评级。

- 大量使用派遣工,招聘和解雇的灵活性使员工只能短期在厂内工作,以满足赶工期间的短期需求。这种短期用工容易出现培训不足的情况,无法积累经验也使员工意识不到工作场所的危险。再者,这些派遣工人大部分都是非韩国籍的“移住劳动者”,陌生感和语言隔阂阻碍了突发情况下的沟通。

对策委员会的调查方案反映了他们对应 Aricell 事件的基本立场:只找出违法者是不够的,还要将所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方找出来。 “仅仅关注‘过度生产’和‘安全教育缺失’这两个方面,这与警方的调查性质及其固有的局限性有关,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这些问题。” 韩国职业安全健康研究所常任活动家、积极参与民间调查的孙辰雨(손진우)先生说:

我们希望通过对雇佣关系和结构的分析,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所以,我们尝试探讨并提出对这些责任的质疑,并推动相关的改革。

不过,找出了一些制度上的缺陷,是否代表 Aricell 事件能够成为改变这些制度的催化剂?回望2018年青年劳工金容均因工业意外过身的事件,引起了3000人以上在光化门广场参与悼念会,甚至间接促成了《产业安全保健法》修正案和《重大灾害处罚法》,是否足以借鉴?对于金容均基金会运营委员长、同样活跃在 Aricell 事件调查的权美精(권미정)女士来说,仍不敢乐观:

金容均工人的社会性斗争之所以能成为全社会的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年轻人面临的就业问题,这些问题被视为与自身利益相关,让他们能够与金容均的处境产生共鸣。这种认知上的“同一性”使得许多人认为“这也是我的问题”。然而,Aricell 的情况中,移住劳动者作为参与行动的主体,涉及的问题又多了一层,社会大众无法与之产生同样的“同一性”。这种隔阂成为一堵墙,这便是我们面临的限制与瓶颈。

除了制度问题,其他跟 Aricell 维持紧密关系,甚至可以说是间接造成事件发生的责任方,至今尚未有渠道追究它们的责任。当中,作为 S-Connect 的主要采购商,三星 SDI 在事件中的责任,一直是家属和对策组的施压点。

半导体劳动者健康与人权守护联盟的李钟兰(이종란)律师认为,即使在法律上无法追究三星,对它施压仍是有意义的:“法律上,Aricell 事件无法问责三星。但为什么现在要在三星做行动呢?是因为三星内部有规范,如果有供应商违法,最大的惩罚是断绝往来。而现在S-Connect 的子公司Aricell 发生重大事故,它还是跟S-connect做交易。它的供应链规范写的特别好,但是没有被执行。”

8月份,三星SDI 在月份,三星 SDI 在回答国际机构「企业责任资源中心」(BHRRC) 的质询时,只用了短短一句“三星SDI 和Aricell 没有业务往来”来回应。然而李钟兰强调这样划清界线是不符事实的:

三星自己的说辞是,Aricell和三星没有关系,跟三星有关系的是S-connect。起初,对策组也很困惑,但是随着调查进行,我们发现Aricell不是独立公司,一切财务等都由S-connect管理,更像是作为一个业务部门而存在。所以对策组和家属认为S-connect 和Aricell 有绑定关系。

崔晸圭律师也抱持相同观点:“我们的核心诉求是,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角度出发,要求三星就这一问题表明立场,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作为供应链的上游企业,三星应该有义务对其供应链进行监督和管理,这也是现代企业在国际社会中被广泛认可的责任。”

另一个同样与 Aricell 保持紧密联系,但远比三星更难施压的,是韩国国防部。李钟兰表示:“国防部也发生过电池爆炸,不只一次。如果它正常运作的话,它应该停止和供应商的业务往来,至少应该进行全面的调查究责。但是没有发生。Aricell事故有企业责任,但是国家责任更重。有一点说不清的是:国防部自称它们被愚弄了。因为Aricell 把检测品调包了。这样它就从所有责任逃避出来。我们应该更深究这一切,这不是国家无能吗?这一部分我们现在还未有深挖。”

然而,即使对于警方来说,这部分的查证也并不容易——10月16日,警方调查调包行为而传召的三位Aricell 管理层,其中一人在当天早上被发现倒毙在自己家中。

60万中国籍朝鲜族劳动者和无数个未解的难题

12月13日,在首尔,对策组成员和其他民间团体举办了一场名为“从 Aricell 事故探讨移住民安全权”的研讨会。获邀发言的朴东灿在会上表达了他的忧虑:“我们对于中国同胞劳工的讨论还远远不够深入。相比起学术研究,我们这场讨论更像是参与运动的当事人心声。”

这不是朴东灿第一次表达这种观点了。对于有关移工的官方统计数字,特别中国籍移工的数据,他称得上是倒背如流。但谈到比较仔细的数据,例如中国籍移工与家人在韩国同住的比例、缴纳社保的比例、韩语水平,就只是令人无奈的一片空白。对于这个群体,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研究仍然严重不足。截至2023年,包括无证移工在内,韩国的“移住劳动者”总数约144万人,当中约70万人是中国籍移工。而70万里面有61万以上都是中国籍的朝鲜族劳动者。对于韩国公民社会来说,Aricell 事件揭示了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韩国移工群体中占最大份额的这个族群,却正正是最欠缺研究、最欠缺组织的一群。

由 1980 年代末开始,他们在韩国社会上有一个听起来体面的名称 ——“中国同胞”。然而,从大众媒体营造的刻版印象,到劳动市场上的分化,对这群“同胞”的差别对待总是无处不在。而后者的影响往往更难在广大社会上察觉。研讨会上,家属委员会的李顺熙女士这样说:

劳动者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历了两周的极端工作,遭到歧视,然后反复地失去生命,这样的社会,对我来说已经存在了20年……直到这次的Aricell 灾难,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一切。这些劳动者连基本的安全教育都没有,没有灭火器,也没有出口……这样的恶劣公司竟然真的存在,这本身就让人非常痛心。

中国籍朝鲜族群体涌入韩国源于1980年代末。自中韩关系解冻后,以探亲名义到韩国打工的人群,成为了先头部队。 1999年,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为了吸收外来资金,国会通过《海外韩国人法案》,来自美、日的韩裔人士列为「海外韩国人」,并享受长期居留、工作权等权利。这种歧视性的法律,加上大量在韩中国籍朝鲜人没有合法身份的事实,导致了2000年代初声势浩大的平权抗争。韩国宪法法院在2001年裁定《海外韩国人法案》违宪后,推出了H-2访问签证,允许「中国同胞」以每逗留三年回中国一年的条件在韩国合法工作。同时,专门适用在商业、专业人士,能长期滞留及多次出入的 F-4 同胞签证亦适用在中国朝鲜人群体,只要符合特定条件即可从 H-2 转换为 F-4。

近年来,F-4 签证的申请门槛有所下降,不准从事 “简单劳动活动” 的规限也渐渐松绑。然而,Aricell 事件揭露了这种政策转向的实质:F-4 门槛的调整,并没有增强对移工的保护,而只是打开了他们从事 “3D 行业” —— 脏、危险、困难的工作 —— 的大门。火灾中丧生的23人中,有12人是 F-4 签证的持有者。令人心寒的是,持有F-4 签证从事临时工的事实,竟成为了Aricell 法律代表用来恐吓受害者家属的把柄,指出死者本身属于非法逗留,并以此要求家属尽快接受和解条件息事宁人。

这种签证身份的复杂性,让劳工觉得虽然有问题需要解决,但不一定非得投入精力去解决。这样的结构性问题使得他们无法主动改变现状。那么,是否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来帮助他们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以中国同胞之间的社群为例,这些社群大多并非以劳动问题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韩国的公共服务也未有发挥有效作用。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公民社会参与,来促进相关发展。

研讨会上的权美精女士说。

研讨会上派发了一份90页的报告集,在席的权美精和孙辰雨也是报告集的研究团队成员。完成了 Aricell 事故民间调查报告后,他们就着手这份研究报告。报告集三个主要篇章探讨的主题包括:移住劳动者在韩国的历史和轮廓、韩国社会面对移住劳动者工伤问题的态度、如何确保中国同胞移工的工作安全。对于这个亟待开拓的议题,虽然珊珊来迟,但韩国的移工团体和工伤职业病机构总算是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了逝者必须战斗到底

12月14日是韩国国会第二次表决弹劾总统尹锡悦的日子,数以十万计首尔市民涌到汝矣岛的国会大楼外集会声援。这天,家属委员会和其他声援 Aricell 家属的团体也筹办了一场遗像游行,计划游行结束后与国会大楼外的集会汇合。不过在万人空巷的这一天,要额外办一场游行并不容易:原定的游行起点是首尔火车站,后来又改到了靠近国会大楼的汝矣岛公交转乘站。到了游行当日早上,地点又改到更靠近国会的基督教完备救恩会教堂外。

一直受尽尹氏政权打压的民间团体,由12月初的戒严令开始,就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 “倒尹”自是义不容辞的要务,但即使是工伤职业病团体、移工团体、工会组织,在有如风暴的一个多星期里面,也必须在弹劾和本身恒常关注的议题之间作出平衡。同样地,Aricell 家属也处于复杂的环境。一方面是睽违多年的社运总动员,另一方面,在巨大的弹劾声浪当中,这群家属的声音又难免被淹没。跟“大台”以大型音响广播的口号相比,坐在民主劳总队列之间的 Aricell 维权团队,其声音显得更加微小。

也是因此,他们在集会现场开拓了另一个阵地:在国会议事堂地铁站设置摊位收集连署。一整个下午,朴东灿、李顺熙和其他支持 Aricell 维权的人员,在这个游行人士稍作小休的空间,抓紧机会向途人讲解 Aricell 案件的现况和收集连署。连署信正是前几天他们向 S-Connect 递交,要求 S-Connect 与家属委员会谈判的信件。

这天他们一共收集到1352个连署 —— 这已是之前收集到的连署的一半以上。随着弹劾议案在下午5点多通过,街道上、地铁站里一片欢腾的景象,与 Aricell 案件的形势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或许是这样,也或许是为了赶在交通涌挤前先离开,Aricell 摊位很快就收拾离场了。毕竟,保留体力还是很必要的:3天后的12月17日,他们将回到首尔三星总部门前集会;12月18日,光化门广场外会举办国际移工日纪念活动;再一个星期后的12月24日,则是三星总部门前的Aricell 奋斗文化祭。与此同时,在 S-Connect 门外的帐蓬依然耸立。

直到死者沉冤得雪之前,这场战斗并没有完结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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