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直很害怕

张茜我们在11月末的厦门，见到了谷雨《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的故事主人公陈直和他的妻子彭欢。距离谷雨的稿子发出已将近一个月，对网络上的讨论和争议稍作梳理，很容易看到，热烈一时的延展讨论中，却很少有思考能够超出“一位在工厂流水线上从事繁重的工作之外，坚持阅读并翻译哲学专著的农民工”单一形象所关联的意向化范围。有微博大V以陈直不记得结婚纪念日和儿子生日的细节，顺手借用性别的大旗，批评这个男人是在用哲学来逃避现实，并友好建议他当下最应该做的“是肯定现实、安分工作”。

“爱具体的人”脱离了文学和哲学的语境，成为指责一个具体的人时过于好用的教条，大多数的建议当然也没能逃出绩效社会的优化逻辑。

而早已失去现实影响力的知识精英们，在“农民工”和“海德格尔”两个标签中，条件反射般地又一次发现了“阶层”和“文化资本”的对勾所揭示的身份壁垒。

结果就是，以掉了一通书袋的方式，用左右手互搏术般的表演式批判，老调重弹了自身在文化上早已过时了的阶层偏见。

不管是哪一种，通过抽空个体生活的复杂性制造出来的观念博弈，分享着完全一样的傲慢底色。

反而是说不出大话的普通网友，从陈直的人生故事中看到了自我的挣扎，很多人为陈直在困境中的坚持而动容。赞美和肯定，伴着一些讥讽和批评，通过网络涌向陈直。

他本人当然全都看到了，针对那篇非自述的自述体报道、接受媒体采访的事宜、网友指责他不关心妻儿的批评，陈直通过社交媒体，一一作出了回应。

即使是正在吐露缠绕着自身生活的恐惧与痛苦，他的情绪也是时而平静时而冷漠的，要想抓住他不经意间的真情流露，远比让他出让自己最拒绝出让的隐私，要困难得多。为什么是海德格尔？初见陈直，是在他的住所楼下。

周六上午八九点的城中村，行人寥寥，只有村口的早餐店氤氲着一些烟火气。上白班的工人已经上工，下了夜班的工人神态疲惫，在路边小店随便吃点热食，着急赶着回家睡觉。

陈直和他的妻子目前就租住在这里，还需要再往里走五分钟，走过两个岔路口，看到一所涂了彩墙的幼托园，就是我们约定碰面的地方。他和妻子租的单间就在幼托园对面的楼上。

他从一个狭窄的巷子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Kindle，戴着近视眼镜，皮肤白净，着浅色衣服，整个人被一股文弱内敛的书生气包裹着，显得和这个以工人为主要租客的生活区环境格格不入，不用有任何迟疑，你就知道是他。

在和陈直的相处中，可以观察到，虽然来到厦门快半年，但他对自己生活的周边区域的熟悉程度，就像一个不怎么用导航的人被随机放在了陌生的街区里。他走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僻静街道上、拘谨地坐在冷清的咖啡店里，用缓慢、断断续续的语速语调，深思熟虑、近乎小心翼翼地回应着我们提出的问题。

问他附近哪里有可以安静说话坐坐的地方？他说自己对这里并不熟悉，平常非必要也不怎么出门。工作的时候，就是“工厂—出租房”两点一线，最近这一个月因为自己处于失业状态，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待在房间。

来厦门之后，陈直唯一去得比较多的地方是厦门图书馆，坐十几站公交可以到。不过最近没怎么去，因为他正在读一本关于克尔凯郭尔的书（In

Camus），没有中译本，他是自己在网上找到的电子版原文，不需要特意跑去图书馆。

他会在豆瓣上更新自己的阅读和翻译笔记，11月以来的几条笔记下面会有一些网友和他互动，讨论文本相关的内容，有零星的点赞和转发。但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即使谈到他投注了热情的哲学，他也是三言两语带过。

有了一些关注度后，有媒体联系陈直做一些问答，在和网友的文字互动中，他经常用到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

他回答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指出了存在论差异，把对存在意义的追问放置在了时间的维度上，不同于传统上强调“在场的存在”。他本人非常不认同“存在即目的”，在他的理解中，生命本身并没有什么超验的意义。

而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人的主体性不被置于超验的位置，超越了笛卡尔以来的主体主义，主体只是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但存在的意义是需要存在者去追寻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超验的真理意志，追寻的尽头也可能是无尽的迷茫。

2012年，在北京通州马驹桥的地下室里，深陷迷茫的陈直第一次通读完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但这还不是故事的起点，他和哲学的故事还要再往前倒带几年，来到他未完成的大学时期。

2008年的时候，他考到了杭州一所二本院校的数学系。因为对存在问题感兴趣，加上他自己极度内向敏感的性格，图书馆成了他在大学里的精神栖息地。

在大学之前，他根本不知哲学为何物，新世界的大门打开来，对哲学的专注淹没了他，他不去上专业课、也不去参加考试，不在意绩点，更别提任何社团活动。对外在世界规则的习惯性漠视，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

对于大多数出身于贫困农村的大学生来说，从大学主动退学，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当时的陈直，即使家里有个阴晴不定的父亲，还有个“把生活的意义建立在家庭和儿女身上的母亲”，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校园。

在公开的回答中，他并没有直接承认过自己是否后悔，只是说：“假如我回到退学那个时刻，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以我当时的环境和状态来看，也可能不会。”

我们只知道，31岁的陈直至少是向往再次回到大学中去的，蜷缩在底层社会，从一份劳累的短工到另一份更劳累的短工，自己的“不会来事”、他人的歧视、需要赚钱谋生的生存压力和灰暗前景交织在一起，他所求不多，只是希望能有一份稳定一点、可以不耗费他那么多时间的工作，这样他可以专注在哲学上。

他说需要做工的日子，在工厂车间里一站12个小时，会累到没有时间和力气去读他要求自己必须读的书，这让他觉得痛苦。陈直的英文日记中，全是无力的崩溃和沮丧。所以他才会在豆瓣小组中主动发帖，想知道能否靠自己的译稿、凭同等学力考取哲学的研究生。

他说网友的跟帖和之后自己的了解，让他明白了这个想法的不可能：“我理解的同等学力，和规则中的同等学力是两码事。”也有教授给他提供读研的offer，但他没有本科学历，无法进入招考程序，老师只能建议他先去自考。

很多人通过评论和私信给他各种各样的建议，但他不觉得那些建议中有他可走的路。他并不是完全不想尝试，但尝试在这个阶段的生活中，限于主动找到他的一些机会，但他很难行动起来，为自己争取些什么。

他强调了不止一次，自己水平很差，即使是面对自己所痴迷的哲学，也始终担着很多“害怕”，他觉得自己也不具备行动的力量。

他条理清楚地列了三点：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专业能力、进行哲学思考所需要的领悟力和创造力。他自认自己是个“低能儿”。

有限的英文水平和难以理解的文本，会在阅读过程中随时随地给他带来挫败感。做翻译的初衷，也是因为他想写论文，结果发现自己拟好题目，什么也写不出来，那种状态让自己显得像一个“精神上的口吃者”。

有人说陈直对哲学的痴迷，不比酒鬼对酒精的沉迷更高级。但对哲学的热忱只是让他深陷无止境的拉扯和分裂中，酒鬼至少可得一夜安眠。

陈直自己是清楚的，从出身就被抛入的“底层生活”，充斥着暴力和情感绑架的家庭生活，是造成他今日之痛苦的根源，生活自带的重力把他拉向哲学的同时，又残酷地拒斥他。

陈直当然无法代表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精神面貌。“底层”是陈直自己会用到的表达，代表的只是他个人对自身处境的理解。

电子厂的工资，同样的劳动量，短工要比老员工拿到稍微多一点的钱，所以他签了三个月的合同。他和妻子彭欢在同一家厂里，但分属不同的车间。

陈直在厂里，是维修机器的。工人进入车间，什么都不能带进去。机器出问题的时候需要他去修，但机器也不是时时坏，不忙的时候就只能放空熬时间。

工厂默认所有人都必须加班，如果想一天只工作8个小时，也可以，但只能领到1800元的最低基本工资，而且也没有工厂会愿意雇只工作8小时的工人。

吃饭时间会扣掉一个小时，小跑去食堂，快速在放置了隔板的餐桌上吃完自己的饭，再小跑回工位，是休息时间的常态。也有人不想被扣一个小时的工时，所以会饿着不吃饭。

做完三个月，陈直觉得自己太累了，整个人因为作息和无法读书的焦虑，要崩溃了。他跟妻子提出，他想休息一段时间，她就让他休息了。

进入大学接触到哲学，是一整个哲学世界的大门朝他打开的开始。但他挨过了很多时间，才走到这扇门外。

他憎恶自己的父亲。从陈直记事起，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混蛋。他说自己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有拳脚交加的肢体暴力，也有无缘无故的冷暴力，当然还有毁人不倦的言语暴力。

他更愿意将那个所谓的父亲称作“那个男人”，在家里也从来不会叫爸爸。他的父亲和自己的父亲之间，也是同样的亲子模式。似乎是因为早年结婚的时候，因为太穷拿不出来结婚的钱，所以陈直的爷爷对自己的儿子极尽羞辱。

毁灭式的代际关系顽固地“传承”了下来。陈直不愿回顾太多的往事，只提到自己高考出成绩前，那个男人莫名其妙说“你不要妄想上什么大学”。

在他的认知中，他从大学辍学，又赚不到钱，给自己的妈妈造成了他无法抚平的痛苦。自己的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安于穷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把生活的意义全部建立在家庭之上。而陈直本该用自己的“会读书”给她带去一些荣誉感，可他却偏偏长成了“没用处的孩子”。

他知道，母亲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选择，但这不妨碍她表达自己的失望。在家闲聊的时候，母亲会劝他不要老是闷闷不乐，至少应该过得开心一点，她说“‘我’这样的人生是很不值得的、没有意义的”。

他说自己是随便结了婚，结婚主要是为了不让母亲再增添更多的伤心和痛苦，他清楚这些年，她因为这个儿子所承受的恶意和嘲讽，已经太多了。

这些互相交织的苦痛，是和陈直的本名勾连在一起的一张大网，他被黏在网上，可是他不具备在网上自由行走的能力，或者说没有人费心培养过他，至少告诉他，生活如网，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应该用尽全力，保证让自己不掉下去。

来自外部世界的所有评价，他都照单全收，并且像动物回刍一样，全部内化成了自我认知，当他说自己没有力量、没有本事、没用、软弱的时候，他都是真心的。

他的妻子说，陈直在家中时常会焦虑地快步走来走去，有时候会莫名其妙问她：“我是不是对你不够好，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累，还要这么辛苦地工作！”

他说他绝对不是，在一个“他人即地狱”的世界中，他所感受到的，全都是来自外力的否定和压抑，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普通人，有几个人能在全盘的否定和自我否定中找到生命本身的意义？

“主观和客观都规定了你要长成一头会产奶的牛”，可是你偏偏长成了一头犀牛，只听说犀牛角很贵重，但普通人的生活好像用不到这份贵重。

陈直说，他走向哲学，是问题导向的，因为他想找到存在的意义，所以他继续读克尔凯郭尔论“本真性”，继续找，但完全无法预料，这束光将把他带向何方。

通过高度自觉地建构出“陈直”的存在，他试图用此刻对“除了读书之外的所有事情都很后悔”的陈直，用陈直的苦闷和挣扎，来否定自己十年前的选择：从大学叛逆退学，之后又因为生活境遇触底，沦为被别人看不起的、无用的、失败的、不值得的“我”的选择。

可是，一个人只靠内化他人对自己的全盘否定式评价、靠纵身跃入鼓励从“内在性”出发追寻本真性存在的哲学汪洋，来看到“我”。

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自父母家庭的全盘否定和经年累月的自我压抑，造就了陈直的“软弱”（他的原话）。冷漠的恨、难以弥补的愧疚、双重焦虑和无底线的自我否定，几乎可以用来概括他所有的情感体验。

同行的同事在结束采访后，说他是一个完全不关注外部世界的人，婚姻生活也处在他的外部世界，而他本人，对所有的一切都兴趣缺乏。

他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但那些属于基本生存方式层面的问题，并不会影响到他对“内在性”的追求与感知。

此刻的他，沉迷于海德格尔和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这种沉迷和十年前的不管不顾，区别在哪里呢？

被低估的妻子在一上午的相处和采访中，除了对自己过往的讲述，会涉及一些早年生活的细节之外，他大多数时间回答问题，倾向于用高度抽象化的词句给出简短的回应。

“如果只是我自己的感受......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可能......可以让我超越平庸社会的价值规范和评价体系”。

他提到“把钱作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自己的生物本能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个社会把这样的满足称为自由，但我认为这恰恰不是自由，对吧？”

韩炳哲在《精神政治学》中也讨论了这个问题，现代社会对体验和情绪的强调，无益于帮助主体摆脱自己的屈从性，相反，只会让人在屈从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陈直并不熟悉韩炳哲，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社会产生类似的观察。这里又放着另一个悖论，为了他安慰他母亲而结的婚，由他母亲操办的结婚仪式，完全违背他声称想去超越平庸社会的努力。

在那篇稿子中，他不记得婚礼的具体日期，也不清楚儿子具体的生日。这个生活细节冒犯到了很多读者。

作为陈直的妻子，一见面，我们并没有问相关的问题，但彭欢还是想做些解释：自己的丈夫并不是网友想象的那样。她举了很多生活中的例子，怀孕的时候陈直对她的照顾，生产的时候他和阿婆等在医院，给孩子哄睡、冲奶，如果看到她很累，会让她把脏衣服放着，说他来洗。

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笑着说其实自己也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结的婚。不过儿子的生日，她记得，因为很痛，身体大概有自己的记忆。

“焦虑是肯定有的，这个月没有来自他那一份的经济来源，但孩子在老家的尿布和奶粉开销一日也不能停，也会有压力。”不过她的焦虑只限于此，她对丈夫的评价，要远远高于陈直对自己的评价。

她说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读书和休息对他来说很重要，那她就尊重他，他也尊重她在生活中的喜好，休息时间他看他的书，我戴着耳机刷我的抖音，互不打扰。而且他也不是耍赖的那种人，休息够了，他就会自己去找工作，之前也是这样的，休息半个月之后，自己待不住，就会重新开始工作。

彭欢说因为用的是化名，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她周围的人没人知道陈直的存在，她要求给她化名，除了隐私暴露可能会有无畏的闲言闲语之外，其他没什么影响，和我们见面，接受两个小时的采访，回去早点休息，明天正常7点起床，吃过早餐去工作。

她是一个非常具体可爱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和规划的年轻女性，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平安长大，然后考个好大学，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过一生。

我们送她回家的路上，问她在流水线上的工作日常会有什么不愉快吗？然后她就很热闹地讲了起来，一人分饰三个角色，描绘了一出工厂里两个部门间的扯皮小剧场，最后的结尾是作为质检员的她也不去和他们掰扯了，不会影响到她的KPI，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很上火。

至于陈直，她唯一的期望是他可以把握住一些机会，留在外面找一份安稳一点的工作。在彭欢的规划里，到了孩子的入学年龄，她会回去江西照顾孩子，肯定没有现在这样的收入，丈夫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至少可以免去她部分经济上的压力。

她不会太去想，她的包容对陈直来说有什么意义，也不会太去想，别人会怎么解读她的包容。

在夜色中和彭欢道别后，她的体面和脚踏实地，好像才让我和同事稍稍松了一口气。陈直近乎愚蠢地，低估了这个相亲认识的妻子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他的角度可以理解成屈从的婚姻，像一根结实的绳子一样，保证了他不会被淹死在抽象的哲学术语中。

很多人，很多境遇要比陈直好得多的人，生活中却不敢奢望这样一份陪伴。陈直所住的城中村（摄影

陈直或许题目本身显得较为“不合时宜”。因为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那些所谓的“宏大叙述”已经被解构，不再受欢迎。

人人平等，这也意味着，每个人的生活或者人生的意义，都没有价值上的差异，一个著名数学家完成数学工作的意义不比纯粹酒徒喝酒的意义更为重要，人们说，他们是从意义上平等的，没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

然而我总是不太能认同这种看法。在我看来，那些创造了现代所有一切（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互联网等）工作的价值不能被“还原”为是与平庸社会中那些“工作”（比如洗盘子）一样的东西。或许可以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些开创了互联网时代的工作是一种存在，通过创造这些高科技的原理与现实产品，我们人类社会的存在整体本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是不能被还原为普通工作的。

这些被我称之为“非平庸的工作”的创造性活动需要某种使命感（commitment）与激情（passion），使命感与激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唯有真正的使命感才具有真正的激情，而唯有真正的激情才能够让使命感（而不是理想、梦想、情怀之类）真正地呈现出来。

当1400年前的玄奘法师做出了前往印度求学与“取经”的决定时，他已经做出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决断，这包含使命与激情。因为玄奘法师前往印度并不如我们现代人出国留学那样简单，他在前往印度的过程中需要遭遇众多会有生命危险的困境。玄奘法师非常清楚这些（因为在他之前已经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他为了自己的使命，为了寻找到真正的佛教精神或佛法（Dharma），为在中国的佛教追随者提供更准确的佛教文本（佛经），从而让这些佛教信徒受益。为了传播真正的佛法，让他那个时代的人以及未来时代的人（包括我们）能够从真正的佛法中找到解脱痛苦的方法，玄奘法师决意哪怕只有一丝的成功希望，也愿意付出一切。这就是需要对他自己的使命具有最为热忱的投入。

对于玄奘法师来说，他的这些使命感就是他最为本真、最为本几的人生意义。为了让这种人生意义发生出来，他甘愿冒一切的危险，甘愿放弃一切在平均社会中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财富、社会地位等等）。玄奘法师对于自己的使命（真正的使命感、精神的使命感，而不是虚假的“使命”，比如有人会说，“我的使命是要去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求”，这种使命是不是真正的使命）的最为热忱的行动在我看来是人生意义的最真正之处。

其实像玄奘法师这样的人在历史中有很多。在非佛教领域，人们所熟知的海瑞先生也是一位真正的本真的、本几的人，他会为了实现“为生民立命”这个真正的使命而甘愿冒一切危险，甘愿付出一切代价，这在皇权时代中是需要具有最为强烈的使命感与最为热忱的激情才能够做到的。近代的谭嗣同，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的使命。他本来有逃亡机会，但是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因此他甘愿自我牺牲。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使命是人生的意义”的含义。当然我们作为“普通人”（这个“普通人”的自我设定或许本身就应该得到进一步思考），无需像玄奘、谭嗣同与海瑞那样“惨烈”，但是我们或许也需要一些较为“私人”的精神使命，从而让我们的人生生发出真正的意义。